從《紐約時報》看美國對恐怖主義的雙重標準

　　原標題：思考美國反恐持雙重標準： 話語安全與國家身份

　　來源于《國際論壇》2014年6期

　　（原編者按：文章通過主流媒體《紐約時報》呈現的有關恐怖主義的兩種完全不同的安全話語，再現美國對恐怖主義持有完全不同的認知，并引入國家身份的視角詮釋美國為何對打擊恐怖主義持有雙重標準。這對加強中美在反恐議題方面的合作，減少相互誤解，促進兩國關系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摘要] 在近期國內少數民族暴恐事件頻發的情勢下，在中美加強反恐合作的會議上，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所持的“雙重標準”反復被提及。本文從學理層面提出思考美國反恐緣何持雙重標準，從話語安全的研究途徑，呈現美國有關“基地”組織和“東突”組織的安全話語。文章通過主流媒體《紐約時報》呈現的有關恐怖主義的兩種完全不同的安全話語，再現美國對恐怖主義持有完全不同的認知，并引入國家身份的視角詮釋美國為何對打擊恐怖主義持有雙重標準。這對加強中美在反恐議題方面的合作，減少相互誤解，促進兩國關系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 恐怖主義; 雙重標準; 國家身份; 話語安全; 美國

　　2014 年7 月28 日凌晨，新疆莎車縣發生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嚴重暴力恐怖襲擊事件，致數十名維漢群眾傷亡，數十輛車輛被打砸，其中6 輛車被焚燒。〔1〕《中國日報》海外版陸續刊發題為《新疆恐怖襲擊巨大損傷》、《新疆恐怖襲擊后數十人傷亡》的報道。〔2〕以CNN和VOA 為首的西方媒體在報道“7·28”新疆暴恐事件時在標題中使用“騷亂”( riot) 或者“動蕩”( unrest) 而非“恐怖襲擊”( terror attack) 等詞。〔3〕報道正文也慎用“恐怖襲擊”或者“恐怖分子”等字樣，它們均出現在“新華社說”或“中國政府稱”的語境中并加用引號。美國媒體報道發生在中國的暴力恐怖事件時一貫筆下“仁慈”，與對發生在波士頓、倫敦或者馬德里的恐怖襲擊口誅筆伐形成鮮明對比。這就是美國反恐雙重標準的體現。

　　隨著近一年來國內暴恐事件頻繁上演，再加上2013 年12 月31 日美國政府單方面將關押在關塔那摩監獄的中國維吾爾族嫌犯移交給斯洛伐克，美國反恐的雙重標準被反復提及。〔4〕盡管美國政府否認對恐怖主義持雙重標準，但從其對中國“3·14”事件、“7·5”事件借題發揮，到稱俄羅斯車臣恐怖分子為“起義者”，美國搞“雙重標準”已是他們的“一貫標準”。在2014年7 月15 日首次中美副外長級反恐磋商會談上，中方再次要求美方擯棄“雙重標準”，理解和支持中國打擊以“東伊運”為代表的“東突”恐怖勢力的努力。〔5〕人們不禁要問，為何美國在恐怖主義的認定與應對方面持雙重標準? 僅出于國家利益的考量? 又或是意識形態驅使? 筆者將借用國際安全領域中安全化的理論，通過實證研究證明美國關于恐怖主義呈現了不同的安全話語，從國家身份的視角詮釋美國反恐為何持雙重標準，試圖從學理性層面理解美國反恐雙重標準。理解美國反恐雙重標準的深層次原因，對加強中美反恐合作，提升中美戰略對話，促進中美關系有著積極貢獻。

　　一、國際安全研究中的話語安全

　　國際安全研究的不斷演進豐富了人們對“安全”的認識。在之前的客觀安全和主觀安全的兩個概念外，還增加了“話語安全”。客觀安全概念強調物質層面的安全，比如一國威脅他國或威懾敵人的物質或軍事能力; 主觀安全往往駐足于觀念層面，承認歷史和規范、恐懼心理在威脅中的重要性; 話語安全認為安全是一種自我指涉的實踐，是一種言語行為，是一種話語建構，即安全是通過話語這種特殊行為對威脅的建構。

　　安全化理論便是通過話語建構“存在性威脅”( existential threat) 的出現和存在。安全化理論的提出者奧利·維夫引入英國語言哲學家約翰·奧斯汀( John L.Austin) 的“言語行為理論”( Speech Act Theory) ，〔6〕將安全話語作為分析對象進而考察安全化。奧斯汀“說話即行事”的思想進一步說明定義安全的話語是定義安全的行為，分析安全話語是分析建構安全議題的過程，也即說什么是威脅的話語，也正是話語發出者在建構某項問題為安全議題的行為。安全化是一個將某項議題成功提上安全議程的過程，即是一個成功的安全話語。它是語言與社會的完美結合。在語言層面，它需要遵循一般的語法規則、合乎文法規范，構建一個“存在性威脅”并陳述擺脫威脅的可能方法; 在社會層面，它依靠言語者的社會資源以及與威脅連在一起的外在條件。“存在性威脅”的建構是為了使得國家行為體以“存在性威脅”為由，打破既定的政治規則要求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更特殊的權力治理這種“存在性威脅”。這是安全化的邏輯。然而，安全化是否可以用來分析所有的安全議題?

　　正如現實主義學者阿諾德·沃爾弗斯( Arnold Wolfers) 很早就提出“研究安全可以既接近客觀性( 一種真正的威脅的存在) ，又接近主觀性( 一種意識到的威脅存在) 。”〔7〕而恐怖主義這一研究對象，恰好滿足了諾德·沃爾弗斯所謂的“既接近客觀性，又接近主觀性”。它是公認的且具有可塑性的社會實踐。恐怖主義古已有之，于今為烈。在比較分析傳統恐怖主義與新型恐怖主義〔8〕的特點之后發現，在不否認恐怖主義作為客觀存在的物質性事實的前提下，恐怖主義是話語為媒介下社會建構的產物。〔9〕

　　如何從話語安全的路徑分析恐怖主義這一安全議題? 如何進一步理解美國反恐的雙重標準? 安全化理論認為安全議題是通過話語建構的，本文首先將分析“恐怖主義”這一安全議題是如何通過話語被建構的。

　　二、國際媒體關于“恐怖主義”的安全話語

　　福勒認為，新聞是一種再現的話語。〔10〕新聞是新聞工作者在一定的社會政治、文化等語境中運用語言系統敘述與建構新聞事實的產物。〔11〕以媒體話語為分析對象的安全議題建構方面的研究少有人問津。安全話語中以考察政治話語居多，集中在政治精英的講話、國家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的官方文件中，也即“言語”行為的施動者恰是安全化實施主體，通常都是政治家。〔12〕這必然會導致安全化理論帶有行為主體的中心主義。事實上，政治話語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任何話語還與話語所處的社會背景下的其他話語有關，比如是否被其他話語支持，是否為公眾所接受，有無與其他話語沖突等。除政治精英外，媒體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話語主體。媒體是人們獲取信息、了解世界最容易接觸的渠道。它也是人們解讀事件、形成認識的最直接的話語主體，其受眾由不同階層、不同種族的人群構成，分布于社會的各個角落。因此，媒體話語建構安全議題時有其特殊的優勢。

　　( 一) 研究方法

　　鑒于主流報紙在國際新聞報道中的權威性及其對普通民眾國際認知的影響力，本文將選取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以該報對“基地”組織和“東突”組織的報道為研究樣本。研究的時間段設定為2001 年9 月11 日至2011 年9 月10 日整十年。“9·11”事件對恐怖主義問題的研究以及反恐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和意義。從中國國情來講，這十年是世界經濟的重心逐步從西方轉移到東方的十年，是中國的國際地位上升的十年，是中國對國際事務高度參與的十年。中國，作為地區大國，與世界大國美國開展反恐合作對非傳統安全的全球治理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恰逢2001 年“9·11”事件開啟全新反恐的國際格局，在“飛躍十年”的大背景下分析恐怖主義這一全球關注的國際安全議題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本文從《紐約時報》下載了新聞正文含有關鍵詞“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Xinjiang riot”、“Uighur”的有關“東突”組織的報道27 篇。同時采取了“建構星期”〔13〕的抽樣方法，從《紐約時報》抽取了新聞標題和導語中含有關鍵詞“Al-Qaeda”的有關“基地”組織的報道79 篇。報道下載和抽取均在數據庫LexisNexis 完成。本文將采用梵·迪克的社會認知的新聞話語分析方法對新聞文本作定性解讀。

　　( 二) 研究發現

　　1. “基地”組織于美國———具有“新型恐怖主義”典型特征的恐怖組織

　　《紐約時報》的新聞話語建構了怎樣的“基地”組織? 我們可以從恐怖主義思想、恐怖組織、恐怖分子三個角度解讀“基地”組織在美國主流媒體中呈現的形象。

　　“圣戰”的極端思想： 英文中“Jihad”可譯為“吉哈德”或“圣戰”，是指穆斯林人為維護伊斯蘭教與異教徒發生的護教戰爭。這種極端的思想在恐怖分子“不惜一切”的極端行為方式中充分地體現。在與西方部隊交火時，恐怖組織的作戰頭目鼓勵士兵繼續和美軍作戰，“為圣戰而戰，為伊斯蘭的光榮而戰，為我們的國家而戰，直至我們最后一口氣。我們寧在光榮中死去，不在屈辱中活著。”〔14〕這些恐怖分子表現出一副“寧死不屈”的腔調，為“圣戰”寧可戰死也不投降。一位采訪過許多年輕穆斯林男子的人類學家解釋到： “這些犧牲的年輕男子視抵抗為光榮和英雄的行為。即便與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作戰也不會令他們退卻。”〔15〕

　　一種新型恐怖主義： “基地”組織被建構為一種“新型恐怖主義”，〔16〕具有“新特征”： 全球范圍的襲擊目標、先進專業的作戰技術、跨國多元的資金來源、交錯復雜的組織網絡。

　　“基地”的襲擊目標是美國甚至全球的地標性機構。這種破壞不僅是地區性的，更是全球性的，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受“基地”影響較深的一些當地組織在歐洲各個國家內部活躍，主要襲擊法國、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和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

　　恐怖分子具有先進的武器裝備和專業的作戰策略。美軍方面已經對數十個藏匿在洞穴和地道里的“基地”和塔利班分子使用了專業的隧道爆破炸彈和射彈，“基地”成員不再像從前一樣游擊，他們挖掩體，藏匿在山洞和地道中。〔17〕掩體克星，即激光制導鉆地導彈GBU-28 被大量使用于阿富汗境內的洞穴和隧道戰場。還有無人駕駛飛行器、激光目標指示器和地獄火導彈都是在阿富汗戰場上首次使用。〔18〕將“基地”和塔利班的作戰策略與朝鮮戰爭中朝鮮的作戰策略相提并論，足以顯示這場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交戰在規模、戰略方面都不亞于與國家行為體之間的戰爭。

　　恐怖組織的資金來源渠道多樣化，有政府背景的資金資助，也有來自個人的資金支持，也有其他非常規、不合法的渠道，更加凸顯了“新型恐怖主義”的資金跨國性。有一篇關于恐怖分子接受審判的報道透露，美國政府已經對“9·11”撞機事件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并跟蹤事件的資金去向，發現資金分別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歐洲流向了劫機者在美國的賬戶。〔19〕另有報道明確指出卡塔爾的統治家族為該組織提供資金。〔20〕

　　“基地”組織的成員國籍多樣化、身份復雜化。“基地”組織成員有來自也門的政府官員，〔21〕也有伊斯蘭軍事雜志的編輯，〔22〕還有以難民身份在英國居住了20多年的激進的穆斯林神職人員，約旦國籍的巴勒斯坦人。〔23〕

　　“基地”的頭目本·拉登是獨裁的，對該組織的行動策劃等事務完全一個人說了算。他又是神秘的，無法得知其下落。拉姆斯菲爾德比喻到： “這就像在倉院里抓一只小雞。除非你抓住了他( 本·拉登) ，否則你無法知道他的位置。”〔24〕一般的恐怖分子則是“邪惡的”、“殘暴的”，他們近乎以瘋狂的方式對待被抓捕的美國軍人。〔25〕

　　從恐怖思想、恐怖組織、恐怖分子三個角度來解讀《紐約時報》有關“基地”組織的新聞話語，發現“基地”是一個具有全球范圍的襲擊目標、先進專業的作戰技術、跨國多元的資金來源、交錯復雜的組織網絡等新特征的新型恐怖組織，具有極端的宗教主義恐怖思想，有著集權專制的組織頭目和殘暴邪惡的組織成員。

　　2. “東突”組織于美國———訴諸沖突以表達民族主義情感的弱勢群體

　　《紐約時報》又呈現了一個怎樣的“東突”組織?

　　從人口數量、經濟水平、社會地位三個方面而言，這群“維族暴亂分子”在《紐約時報》中是弱勢群體。維族人口的數量無法與中國漢族人的數量同日而語。在1949 年建國時期新疆地區漢族人口比例為15%，這個數字現在已增長至40%，新疆自治區的省會城市烏魯木齊的80%人口是漢族。〔26〕雖然計劃生育政策限制了漢族人口的增長而政府對少數民族卻實行相對寬松一些的生育政策，但是這樣的生育政策仍然無法保證維族人口的增長能趕上政府資助政策下新疆地區漢族移民的增長; 新疆地區的人口政策最終將導致維族文化被同化。〔27〕維族人迫于生計，來到上海等一線城市生活，做起了販賣葡萄干、哈密瓜等的小買賣。但他們害怕上海的城管。在抓捕小攤販時，警察會將它們直接送回新疆，或送到靠近上海北部的城市徐州的流動人口接待所。〔28〕總之，維族人民在經濟階梯的最下層徘徊，飽受排擠和歧視。〔29〕

　　《紐約時報》對這群“維族暴亂分子”制造的暴動也做出了解釋： 它們并非恐怖活動，只是民族主義情感的一種表達，對中國政府不滿的一種抗議。在承認確實實施暴力行為的同時，“東突”組織頭目艾山·買合蘇木辯解道使用暴力是“毫無選擇、被逼無奈”，因為“和平對抗在中國是非法的”。〔30〕維族人民是說突厥語的穆斯林人，但是他們多數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毫無興趣。〔31〕這種低級程度的沖突是因維族和漢族的民族和文化差異而起，并非是宗教因素。〔32〕他們訴諸沖突僅僅為了維護民族身份和保護文化傳統。〔33〕他們的騷亂都是即興的，并非有預謀的。〔34〕據人權觀察和大赦國際組織〔35〕記錄，中國對新疆恐怖主義的打擊目標是“一點也不暴力”〔36〕的維族人。〔37〕

　　同被聯合國列為恐怖組織的“基地”組織和“東突”組織在《紐約時報》中呈現的話語絲毫沒有共性。可以說，這是兩根沒有交叉點的線。對于“基地”組織，讀者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存在性威脅”，而對于“東突”組織，于美國，于全人類，它在《紐約時報》中的呈現與“存在性威脅”沒有關系。安全話語的呈現反映了美國對兩個恐怖組織存在的完全不同的認知，也進一步體現了美國反恐的雙重標準。如何理解這種截然不同的安全話語?

　　三、思考美國反恐的雙重標準：從國家身份視角理解安全話語

　　( 一) “存在性威脅”： 對國家身份構成威脅?

　　社會文化視角下的安全政治研究認為，“安全的含義不僅涉及包括領土疆域在內的國家實體完整，而且還涉及作為體現國家主體特征的自我政治身份。”〔38〕換言之，國家的( 不) 安全不僅表現在物質和軍事方面，而且還體現為價值、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 不) 安全。這種論斷與話語安全概念的“安全”內涵不謀而合———安全是一種自我指涉的實踐。“身份往往成為一個國家對外政策及安全戰略的來源，而安全則成為一種劃分國家之間不同身份界線( 而非國家領土邊界) 的標志。”〔39〕行為體之間身份的不認同往往是不安全的來源。當一個國家感到不安全，感到自身受到威脅時，這種威脅感并非是客觀存在的真實寫照，更多的是國家行為體感到“我”受到排擠和沖擊，感到一種被動性甚至強迫性的變化。這種威脅感來自于“自我”受到不一樣的“他者”的顛覆，其實質是對國家自有身份的一種威脅。對自我身份的挑戰會爆發行為體內成員最強烈的情緒，引發沖突，甚至戰爭。德國政治理論家卡爾·施米特從身份政治的角度討論了社會“威脅”問題。他認為與“我們”不同的“他者”和“外來者”是敵人，并且“他者”對“我們的生活方式加以排斥”，因此，“必須加以拒絕和打擊，以便維護自我存在的形式。”〔40〕可見，國家行為體因某客體產生的不安全感往往來源于該客體對國家身份的挑戰，甚至顛覆。

　　一旦國家行為體對不安全有所感知，那么行為體試圖對該客體進行安全建構，將其推置公眾視域的中心，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優先將其解決。行為體對客體實施安全化先需要將其建構為“存在性威脅”。齊美爾指出統治者的社會管理智慧體現在通過建構“威脅”凝聚國民意志、確保社會高效運轉，而且吸引國民圍繞在以統治者為中心的政治權威周圍符合國家和個人的核心利益。〔41〕那么建構何種“存在性威脅”會有效地凝聚國民意志，成功地對議題實施安全化，達到高效地治理社會的目的? 建構一個對行為體自有身份的威脅。因為對自有身份產生嚴重威脅的客體才能凝聚國民意志，激起人們為身份而戰。因此，安全話語建構的“存在性威脅”往往是對自有身份的一種威脅。

　　( 二) 從國家身份視角理解美國反恐的雙重標準國家身份，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政治行為體———國家行為體———的身份。本文認為國家身份是在國家行為體之間劃分的一種相對穩定的且動態的界線，它幫助國家行為體確定自我和認識他者在國際社會中的位置，是使國家行為體成為“我”而非“他”的一組屬性。

　　美國的國家身份是什么? 它是美國人常說的“美國信念”( American creed) 。它是美國國民的自我認同和增強認同的基礎。究竟美國信念的內核是什么呢?亨廷頓說美國人可以在“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找到國民特性。〔42〕可以理解為： 高度一致的政治信念和濃厚的宗教色彩。更具體地說，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和“天定命運觀”的基督教色彩，這兩個不可分割的元素構成了美國自有身份的靈魂。它是大憲章精神和新教倫理相結合的產物。美國的政治信念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亨廷頓說： “讓美國人走到一起的最強烈的東西是我們自覺選擇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實驗，而不是我們歷史文化的總體性……我們是從政治上界定民族的，我們所共有的是一套憲法規定的權利體系。美利堅合眾國源發于一種自覺的政治行動，源發于對一些基本政治原則的維護。”〔43〕除自由主義的政治信念外，宗教是美國自有身份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宗教是一種世俗宗教，亦是一種政治宗教。早期美國政治家經常將美國的天定命運與自由主義聯系在一起。宗教與自由主義政治信念相融并相生。對于年輕的美利堅共和國來說，這兩者的結合就成為了美國信念的內核。

　　《紐約時報》對于“東突”組織呈現了一個以民族沖突為途徑，表達民族主義情感的弱勢民族群體。這種呈現直接受美國的國家身份影響。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對于美國而言，這些在中國制造暴亂的維族分子，他們和漢族相比處于弱勢民族的地位，然而不同于漢族的維族需要表達屬于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這是一種基本人權的體現，因此維族人民只能訴諸于低級別、小規模的沖突。《紐約時報》對于“基地”組織呈現了一個殘暴、專制、邪惡的具有新特征的典型的新型恐怖組織。它對美國核心信念的挑戰是清晰明確的，同時也是不能容忍的。而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美國信念使得一個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的“東突”恐怖組織在美國看來只是被剝奪言論自由、被壓制的弱勢群體。

　　四、結語

　　對于美國在恐怖主義問題上搞“雙重標準”的“一貫立場”，學術界并未有專門的討論。在近期國內少數民族暴恐事件頻發的情勢下，在中美加強反恐合作的會議上，美國反恐所持的“雙重標準”反復被提及。本文對《紐約時報》從2001 年9 月11 日至2011 年9 月10 日10 年間對“基地”組織和“東突”組織的報道解讀后，發現對于“基地”組織，媒體話語呈現了一個具有新特征的典型的新型恐怖組織，具有極端的宗教主義恐怖思想，集權專制的組織頭目和殘暴邪惡的組織成員，構建了一個“存在性威脅”; 而“東突”組織則是“一群訴諸沖突表達民族主義的弱勢群體”，是一群為了“維護民族身份和文化傳統”的“一點也不暴力”的維族人。身份決定了對外政策。對于具有“威脅”的組織團伙，美國將其列為恐怖組織進行打擊。對于不具有“威脅”的弱勢團伙，美國認為它是屬于他國內政的弱勢群體，處理時需要態度透明化、行為制度化。

　　通過兩種不同的安全話語再現美國對恐怖主義持有完全不同的認知，引入國家身份的視角理解美國對恐怖主義搞雙重標準的行為，可以斷定，對國家身份構成挑戰的“存在性威脅”讓國家行為體感到不安全。《紐約時報》將“東突”組織構建為一個以民族沖突為途徑，表達民族主義情感的弱勢民族群體，直接受美國的國家身份影響，因為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同時媒體呈現了一個殘暴、專制、邪惡的典型的新型恐怖組織“基地”組織，它對美國核心信念直接構成挑戰。

　　【注釋】：

　　〔1〕《新疆莎車縣發生一起嚴重暴力恐怖襲擊案》〔N〕，新華網， 2014 年7 月29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2014-07 /29 /c_1111854523. htm，訪問日期： 2014 年7 年31 日。

　　〔2〕“Heavy Casualties Reported in Xinjiang T error Attack”，China Daily. July 29，2014; “Dozens Left Dead or Injured afterT error Attack in X injiang ”， China Daily， July30，2014.

　　〔3〕William Ide，“China Censors Web Posts Following Xinjiang Unrest Rumors“，VOA，July 29，2014.

　　〔4〕孫長棟： 《普京指西方反恐實行雙重標準》〔N〕，《文匯報》2013 年4 月26 日; 侯麗軍、許棟誠： 《外交部： 暴力恐怖主義問題上采取雙重標準只會害人害己》〔N〕，《新華每日電訊》2013 年7 月3 日; 田聞之： 《反恐問題決不能搞雙重標準》〔N〕，《北京日報》2013 年11 月8 日; 張楊： 《界定恐怖襲擊不能用“雙重標準”》〔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 年11 月22 日; 張喆： 《中方促美棄反恐“雙重標準”》〔N〕，《東方早報》2014 年1 月3 日。

　　〔5〕《首次中美副外長級反恐磋商在華盛頓舉行》，新華網， 2014年7 月16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4-07 /16 /c_1111644141. htm，訪問日期： 2014 年7 月31 日。

　　〔6〕言語行為理論認為一個完整的言語行為中應該包括相互聯系的三個行為： 以言表意( Locutionary acts) 、以言行事( Illocutionaryacts) 、以言取效( Perlocutionary acts) 。就說什么的行為本身( an act of saying something) 達到以言表意;在說什么的行為之中( an act in saying something) 達到以言行事; 通過說什么的行為( an act by saying something) 達到以言取效。言語行為理論可以簡單概括為說話即行事。

　　〔7〕[英]巴瑞·布贊等： 《新安全論》〔M〕，朱寧譯，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譯者序第16 頁。

　　〔8〕自“9·11”事件之后，“新型恐怖主義”的概念就頻繁出現在政治和學術話語中。

　　〔9〕詳見方芳： 《恐怖主義的媒體話語與中美國家身份》〔D〕，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論文第一章， 2013 年。

　　〔10〕Roger Fowler，ed. ，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7，pp. 10.

　　〔11〕曾慶香： 《新聞敘事學》〔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版，第8 頁。

　　〔12〕Holger Stritzel，“T oward a T heory of Securitization： Copenhagen and Beyond”，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13( 3) ，2007，pp. 357-383.

　　〔13〕“建構星期”的抽樣方法參考Douglas A. Luke，CharleneA. Caburnary & Elissia L. Cohen，“How Much is Enough?New Recommendations for Using ConstructedWeek Sampling in Newspaper Content Analysis of HealthStories”，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Measures，2011： 5 ( 1 ) ，pp. 76-91; Yunya Song and T san Guo-Chang，“SelectingDaily Newspaper for Content Analysis in China： A Comparisonof Sampling Method and Sampling Sizes”，JournalismStudies，2011： 9 ( 1 ) ， pp. 1-14; Hester， Joe Bob，Dougall，Elizabeth，“T he Efficiency of Constructed WeekSampling for Content Analysis of Online News”，Journalism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December 1，2007. 筆者在2001 年至2011 年這10 年期間，以隨機抽取日期的方式建構了20 個星期，每兩個星期代表一年。2002 年至2010 年這9 個完整的自然年，每年隨機抽取14 天建構兩個星期代表一年。2001 年和2011 年各隨機抽取了7 天建構一個星期分別代表2001 年和2011 年，共建構了20 個星期。具體操作可見官方網站： http： / /www. randomizer. org /，訪問日期： 2013 年8 月5 日。筆者在該網站操作后生成的結果，也是隨機抽取樣本的依據。另外，對于隨機生成的日期，筆者在抽取過程中忽略時差因素，均按當地時間的日期抽取新聞報道。

　　〔14〕John F. Burns，“Americans Battling Closer to Qaeda Bunkers”，New York Times，March 6，2002.

　　〔15〕Scott Shane，“Wars Fought and Wars Googled”，New York Times，June 27，2010.

　　〔16〕在有關恐怖主義的研究成果中，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型恐怖主義”的概念。學界認為雖然很難明確“新型恐怖主義”源于什么時間和什么地點，但是許多學者指出20 世紀90 年代中后期的恐怖活動具有一些“新特征”。那個時期典型的恐怖活動有1993 年紐約的世貿中心爆炸案和1995年由奧姆真理教制造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案。

　　〔17〕〔25〕T om Shanker，“U. S. T ells How Rescue T urned Into Fatal Firefight”，New York Times，March 6，2002.〔18〕T om Shanker，“More American T roops Are Ordered toJoin Cave-to-Cave Search for Al Qaeda”New York Times，December 22，2001.

　　〔19〕〔21〕David Johnston and Philip Shenon，“Man Held Since August Is Charged With a Role In Sept. 11 T error Plot”，New York Times，December 12，2001.

　　〔20〕James Risen and Patrick E. T yler，“Interview With bin Laden Makes the Rounds”New York Times，December12，2001.

　　〔22〕Elaine Sciolino and Don Van Natta Jr.，“For a Decade，London T hrived As a Busy Crossroads of T error”. NewYork Times，July 10，2005.

　　〔23〕Dennis Overbye，“French Investigate Scientist In Formal Terrorism Inquiry”New York Times，October 14，2009.

　　〔24〕Eric Schmitt，“T alking the T alk His Own Way，by Golly”New York Times，May 26，2002.

　　〔26〕〔27〕〔28〕Craig S. Smith，“Fearing Unrest，China Presses Muslim Group”New York Times，October 5，2001.

　　〔29〕Erik Eckholm，“U. S. Labeling of Group in China as T errorist Is Criticized”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3，2002;Edward Wong and Keith Bradsher，“As China Girds forOlympics， New Violence”，New York Times， August4，2008.

　　〔30〕〔34〕Erik Eckholm，“China Muslim Group Planned T error，U. S. Says”New York Times，August 31，2002.

　　〔31〕Elisabeth Rosenthal，“Beijing Says Chinese Muslims Were T rained as T errorists With Money from bin Laden”NewYork Times，January 22，2002.

　　〔32〕Erik Eckholm，“China Seeks World Support in Fight WithIts Muslim Separatists”New York Times，October 12，2001.

　　〔33〕Jim Yardley，“China Brands Muslim Groups as T errorist”New York Times，December 16，2003.

　　〔35〕原文是“Human Rights Watch and Amnesty International”。Human Rights Watch，人權觀察，是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總部設在美國紐約，以調查、促進人權問題為主旨。AmnestyInternational，大赦國際，是一個人權監察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由世界各國民間人士組成，監察世界各國人權現狀。

　　〔36〕原文是“. . . Uighurs who are completely nonviolent”。

　　〔37〕Nicholas D. Kristof，“T errorism and the Olympics”，New York Times，May 29，2008.

　　〔38〕〔39〕〔41〕劉永濤： 《重新思考朝鮮核問題： 安全與身份》〔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 年第3 期，第45 頁，第45 頁，第121 頁。

　　〔40〕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George Schwab with a new forward by T racy B.Stro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p. 27，轉劉永濤： 《建構安全“威脅”： 美國戰略的政治選擇》〔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 年第6 期，第121 頁。

　　〔42〕[美]塞繆爾·亨廷頓： 《我們是誰： 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M〕，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 2005 年版，第19 頁。

　　〔43〕[美]塞繆爾·亨廷頓： 《失衡的承諾》〔M〕，周端譯，東方出版社， 2005 年版，第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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