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作為歷史上唯一崛起的世俗文明，在西式話語霸權和世界宗教文明體系下，中國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在快速崛起階段，無法借助公共外交消除人家的擔心——人們對日益增長的實力天然敏感，并伴隨不安全感。因此，中國公共外交的使命，不能因噎廢食，陷入硬-軟實力的二元對立，而在于讓增長的中國實力更具世界性，因而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所心悅誠服，最終實現中西方的相互包容。
【關鍵詞】中國 外交 悖論
西方學者提出了“中國悖論”這個課題——中國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甚至還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為何能夠實現經濟三十余年超常增長?中國模式挑戰普世價值，只是西方的中國悖論之一。“對我們而言，中國是一個洲”，比利時一位男爵曾這樣對筆者說。在歐洲人看來，中國就如羅馬帝國未解體。歷史上，帝國的解體總是導致民族國家的獨立：一戰結束后的奧匈帝國，二戰結束后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冷戰結束后的蘇聯帝國，莫不如此。按照民族國家觀，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大一統的歷史意識與身份認同。對“中華民族”這種超越傳統民族觀的身份，西方人更是難以理解。這些都是中國外交需要切實回答好的問題。中國外交面臨西式話語霸權，因而呈現中國特色的外交悖論。
悖論一：他者化悖論——如果你不能表達自己，就將被別人去表達
馬克思曾經這樣描述19世紀的法國農民：“他們無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實際上，中國作為后發國家，也面臨著類似的窘境。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新聞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識形態來表達的，并且被英語媒體所主導。中國享有經濟和文化的權力卻在政治上受到歧視，這使得中國往往面對西方話語霸權的困境。比如“和平崛起”，我們強調“和平”，人家側重“崛起”，致使我們想當然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
正如中國人的外國觀其實是其中國觀的折射一樣，外國人如何認識中國，也是基于“鏡像原理”加以類比和想象的。只有你的表達能力足夠強，抵消其類比可能和想象空間，才能隨著我們的意志建構自身形象，否則，就成為他者的想象。中國如何有效表達自己?俗話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針對不同國度，針對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平衡狀況，中國公共外交應該分門別類，順勢而為，追求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推行巧公共外交。
悖論二：異化悖論——類比容易理解，但異化；不類比，又無法理解
當中國嘗試自我表達又如何?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指出，“民族彼此之間的理解也像人與人之間的了解一樣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創造的關于對方的圖景去理解對方，具有深入觀察的眼力的個人是很少的、少見的”。這一點，對于中國公共外交更突出。中國概念太中國化，不了解中國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國人很難理解。也因此，很難把中國的政治語言翻譯成他國語言。到底是遷就西方的理解還是讓西方遷就中國的理解，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典型悖論。
與此相關的又一個問題是，文化相似的國家更容易接受本國，還是文化差異大的國度更為本國所吸引?即所謂自然界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的法則是否適用于公共外交?針對人際交往也有“由于了解而分手，不了解而走到一起”現象，中國公共外交是創造差異性還是共通性?文化差異、價值共通是公共外交致勝法寶，畢竟人們對文化差異大的國度更感興趣，但更認同價值相通的國家。這樣，傳統中華文化傳播不應成為中國公共外交重點，因為早已成為吸引力——無論與中國文化差異大還是共性強的國家都認可中華文化，但不能與今天中國身份和形象劃等號。中國公共外交應該追求基于共享價值的認同，并將共享價值轉化為人類共同價值，即從和而不同向殊途同歸演變。對像美國這樣的具有強烈宗教情結、希望中國皈依之的公共外交對象，我國公共外交目標更要實現從理解、寬容到認可、認同轉變。
悖論三：實力與形象的悖論——崛起的硬實力往往導致軟實力受損
中國的崛起，在打破西方的話語霸權?，F在中國一言一行，國際社會不說洗耳恭聽，也是十分在意。那么，中國能自主表達又如何?歐洲人長期希望規范中國，近年希望日益落空，于是在歐洲流行的看法是“我搞不定你，所以你是威脅;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你更是威脅”。換言之，中國能自主表達自己，也未必能如愿改變歐洲人的中國觀，因為后者是歐洲人歐洲觀的折射;對于像美國宗教情結濃重的國家，中國的形象與其實力往往成反比。正如亨利·盧斯基金會副主席特瑞·羅茲所言，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是一個愛恨交織的歷史循環。“我們對中國的態度是充滿矛盾的。當中國國力衰弱、疆土分裂時，中國在美國的形象往往比較正面，但是當中國強大起來并開始具備外向發展的潛力時，美國的中國形象則趨于負面。”
作為歷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崛起，在西式話語霸權和世界宗教文明體系下，中國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的境地。在快速崛起階段，無法借助公共外交消除人家的擔心——人們對日益增長的實力天然敏感，并伴隨不安全感。因此，中國公共外交的使命，不能因噎廢食，陷入硬-軟實力的二元對立，而在于讓增長的中國實力更具世界性，因而為外部世界所欣然接受、所心悅誠服，最終實現中西方的相互包容。
不表達、不能自主表達、能自主表達，均面臨悖論，這就是中國公共外交的處境。從根源上說，這是中國公共外交的“歷史-現實-未來”困境。中國公共外交做得再好，中國在國際形象上仍然面臨很多挑戰，主要的障礙來自三個層面：一是基于歷史記憶，比如，中國的鄰國印度、朝鮮和越南仍然深深地受到朝貢體系的影響;二是基于現實顧慮，比如，中國近年走進非洲，被歐洲視為侵入其“后院”，被美國視為破壞其以對外援助治理世界的挑釁之舉;三是基于未來擔憂，比如亞洲版本的門羅主義說、中國如一戰前的德國等?？傊?，中國力量存在本身就是威脅，何況這種力量以一種他們無法把握的方式在快速增長。
以崛起為目標的大戰略存在三大問題
對中國崛起的中外認識反差往往會導致“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矛盾言論在國際社會的流行，同時也體現出崛起視角的局限性。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以崛起為旨趣的大戰略存在三大問題：
其一，全球影響與地域文化。換言之，傳統文化、現代化如何包容“全球中國”?傳統文化是“傳經”文化而非“送經”文化，不足以支撐中國的“走出去”戰略。歷史上，我們只有“西天取經”的故事或“萬國來朝”的壯舉，很少有傳教士精神，即便鄭和七下西洋，也只是傳播皇恩浩蕩，并未積極輸出中國觀念。現在的“孔子學院”積極走出去是一種大膽嘗試，但孔子是一種萬世師表的象征，絕非儒教教主。中國世俗文化的內斂性是我們公共外交缺乏積極進取心的重要制約。相比，美國商業擴張是以傳教士為鋪路石的，其公共外交具有濃厚的“天定命運”情結，因而不僅為外交官所踐行，甚至為普通民眾所傳播。
其二，內政為大，外交為小。內陸型文明、獨特的政治體制使我們養成了以內政為主軸的執政理念。在當前社會某些問題突出的階段，更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統籌內政與開展外交這兩個大局如何積極協調，這在外交上形成我們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二分法思維。“戰略機遇期”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國無戰爭基礎之上的，它擔憂的是西方遏制中國的發展，將我們與西方對立起來，我們應該從內心確立與西方可以在更大層面實現相互包容的殊途同歸觀。
其三，為了趕超，不怕拖延。基于“外交是內政延續”的觀念，將國內發展的線性進化論思想搬到外交層面，有可能會拖延國內改革的進程，其目標將陷入只是贏得發展的戰略機遇，以便盡快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但是，這種以趕超為目標證明、以后發優勢為依托的GDP線性發展模式將遭遇愈來愈多的挑戰。這些挑戰呼吁中國確立現代世界觀與國家觀，改變線性進化思維與歷史經驗論，實施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發展模式。
筆者認為，種種崛起問題都是思維問題的折射。傳統中國文化認為，有四種力量境界：諸道同源之理、萬法歸一之道、綱舉目張之法和提綱挈領之術。以崛起為旨趣的中國戰略研究，追求的只是術、力、法等低層境界，局限于自我實現、歷史對比與橫向比較。其實，當今中國之態勢，豈能“崛起”一言以蔽之?從大歷史角度看，中國崛起承載三重使命：其一為國強;其二為民富;其三為文明復興。國強，改革開放三十余年雖大踏步前進，然而總體上仍是大而不強，可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民富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文明復興，雖初露端倪，但仍要擺脫以西方思維審視中國的慣性，塑造真正的多元世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王義桅：《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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