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式全球化正在終結)
今年5月3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發表演講，聲言“美國的國力比任何時候都更強盛”“全世界都期待美國出手相助。所以，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這是上一個世紀的現實，也將是下一個世紀的現實”。很顯然，美國人至今還認為，21世紀仍然是美國的世紀。
現在，全世界的戰略觀察家，包括美國的一些學者，都對奧巴馬的這一戰略判斷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來自各方面的嚴酷事實恰恰要求我們負責任地得出這樣一個判斷：美式全球化正在終結。
美式全球化的“春夏秋冬”
說美式全球化終結，不是美國的終結，也不是美國強國地位的終結，而是說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周期終結了。這意味著，美國不再是獨步一時，能夠稱霸世界、主導全球的超級強權了，而只是世界幾個大的力量中心之一了。美國也許會繼續強大，甚至像奧巴馬等人希望的那樣繼續保持世界第一，但此第一不是彼第一，它不能再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而要與其他大國或國家集團合作，來共同處理世界事務。從最近的敘利亞、阿富汗、烏克蘭、伊拉克等事件看，美國包打天下、通吃利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美國必須學會分享實惠，學會與非盟國的大國平等合作，就此意義可以說，美式全球化已經窮途末路。
回顧現代世界體系五百年的歷史，不難發現它存在一個周期律，像之前的西班牙周期、荷蘭周期和英國周期，每一個都是一百多年。美國周期也只是全球化歷史中的一個階段。就像生命體一樣，有誕生、成長，就會有衰亡。這是歷史的規律，世界歷史上沒有千年帝國。具體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一場終結美式全球化的體系危機，甚至可能是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走向衰落的整體性危機。
過去一百年的美國體系，可以用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來形容它的不同階段：“實業春天”，1890年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產業盛夏”，1945年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實業國家，成為軍事強國;“金融秋天”，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推出金融衍生品;“危機之冬”，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標志著美國體系進入“終結階段”。
1971年是美國周期進入“金融秋天”的重要轉折點。此前，美國主要是以實體經濟占優，此后開始向金融服務業發展。那一年，美國芝加哥交易所推出了第一個金融衍生品，就是美元和英鎊的貨幣指數。芝加哥交易所主席梅蘭梅德花了5000美元，請《美國貨幣史》作者——著名的弗里德曼教授寫了一篇文章，談金融期貨問題。梅蘭梅德說，這是芝加哥交易所有史以來最劃算的一筆交易。他拿著這篇文章去游說美國財政部，開始做金融衍生品。當時，有個計算機程序員做了一個演算，跟梅蘭梅德說，根據我的演算，你們這樣做，世界金融體系將會崩潰。梅蘭梅德說，我們管不了那么多，那是以后的事，我們先把貨幣期貨推起來再說。1971年以前，美國所有的貨幣投資和金融活動80%和實業有關，20%和實業無關。到1976年后反過來了，只有20%和實業有關，80%沒關系了。這意味著實業地位的下降，體系周期的金融秋天來臨。現在看來，真被那個計算機程序員言中了。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引發了2008年的金融大海嘯，幾乎把整個世界經濟掀翻了。
美國吞食了虛擬經濟的苦果，現在提出“再工業化”，希望重振實體經濟。這種可能性有多大?能不能幫它走出危機冬天?我認為，這個冬天不會輕易過去，因為按以往的周期律，必須進入一個新的實業春天，整個世界體系才能走出來。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制造業的生產效率低于德、日等工業國家。在產業競爭和金融投機的雙重壓力下，美國資本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率，開始產業轉移，走上金融化的道路。幾十年過去了，美國除了航空航天、軍事工業等少數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還在維持外，多數民用制造業已經無法與其他國家競爭。這也證明，進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國，已經不能也不愿意再充當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更不可能重新推動實業經濟的發展。所謂“再工業化”，不過是某些政客一廂情愿的選擇，甚至只是他們爭取選票的噱頭。
美國不可能再工業化了。就像動物進化一樣，如果說制造業國家是“食草動物”，美國已經是金融“食肉動物”，不可能再去食草了。目前的工業化根本無法提供金融資本所期望的利潤率，資本不可能大規模向實業轉移。從國家行為和經濟模式的角度來說，一旦過了那個階段，再想回頭不容易。就像一個年邁體衰的富翁，要重新去當打工仔、恐怕很難做到。
美國走到這一步，是有政治原因的。作為國家行為，有一幫利益集團在鎖定這個結構。重新發展實業，金融集團怎么辦?華爾街同意嗎?要發展實業，就得遏制金融資本的利潤，哪個美國總統能做到?做不到的。比較一下奧巴馬在競選前后對華爾街態度的變化就能看出，如今美國政治的現實是，總統為仆、資本為王。
據達拉斯聯儲統計，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僅在美國就造成14萬億美元的直接損失，平均每個美國家庭損失5.12萬美元。如果把對全球其他國家造成的損失統計在內，數字更是難以估量。但是金融危機發生6年后，只有一位華爾街人士在2014年為此進了大牢。而且在媒體、金融界和法官眼里，此人只是個倒霉蛋罷了。文章得出的結論是，“美國這架勢，是在往‘只要有錢，怎么作都不會死’的方向發展”。
這就是美國不可能再工業化的政治性原因。它整個的政治運作模式主要是靠金融資本支持的，產業資本的地位比較低，發言權越來越小。再加上危機之后的“新常態”——高失業率等問題，都很難改變。美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7%，我問過經濟學家恩道爾，他認為在20%左右，比統計數據高得多。所以，美國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狀況決定了它已經沒有力量再去拉動全球化這駕大車了。如果說，它以前駕輕就熟利用金融杠桿的方式去推動全球經濟體系的進展，但現在已經做不到了。
在危機的沖擊下，美式全球化體系出現了全面瓦解的態勢。以關貿總協定和后來的WTO為基礎的全球貿易程序開始向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和TTIP(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協議)的小圈子轉變，顯現美國已無力控制全球貿易，卻還想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窘狀，曾經不可一世的世界銀行成了食之無味的雞肋，難以發揮世界性的影響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歐洲所控制，成為另外發聲甚至是向美國貨幣霸權叫板的機構。長期堅挺的美元貨幣體系漸失信用，因債臺高筑和財政懸崖而風雨飄搖。聯合國安理會常常議而不決或決而不行，其權威受到普遍質疑和挑戰。美國的軍事力量雖然強大，但是用布熱津斯基的話說，長久以來沒有打贏一場戰爭。美國逐漸失去傳統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為2014年全球第一大風險。產業外移導致美國逐步失去產業標準的制定權，金融危機使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受到廣泛質疑。
從美國國內情況看，高失業率正在成為“新常態”。美國主導的文化、教育、傳媒體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來移民并不認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領華爾街”運動更暴露出美國社會在99∶1財富結構中的深刻裂痕。
作為一個經濟體，美國的資源比較豐富，人口資源比較好，科技發展水平也比較高。但它最大的問題是，華爾街的金融力量太強，吃相太難看，99∶1獨占利益，絕不允許任何政治力量對它進行制衡，美國政府也不行。金融資本集團擁有的權力太大，占有的利益太大，這個問題恐怕是最終戳破美國氣球的那根針。吉普林說，帝國的毀滅不是轟隆巨響，而是撲哧一聲。美國最后的衰亡可能就是撲哧一聲。
持這種看法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國的一些政治精英們。
著名政治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去年10月在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時坦承，美國的全球霸權正在走向“終結階段”，未來的世界將在“無序和混亂”中形成多邊主義。為此，美國必須學會與其他大國相處，需要“尋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來共享在經濟和社會穩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2013年12月發表了一份報告——《全球趨勢2030：變化的世界》。報告指出，從危機發生到退出杠桿的時間推測，此次危機還將持續至少10年。危機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種前景：一是美歐轉向國內，導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滯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為經濟嚴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現非國家行為體主導的世界。在美國的政治精英看來，“‘單極時刻’已一去不復返，國際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即將結束”。這句話與一百年前“英國治下的和平”終結遙相呼應，可見，美國的戰略家們已經感到，帝國衰落周期律的死神在敲門了。
世界變化趨勢：三分天下
目前美國對未來世界秩序的設計，是希望鞏固并維持以它為核心的“兩洋格局”。也就是，以北美自貿區為核心，一邊是跨大西洋的TTIP，把歐洲整合起來;一邊是跨太平洋的TPP，把西太、東亞整合起來。從世界地圖上俯視，有點像一只巨大的蝴蝶：北美那個長帶為蝴蝶的中間部分，左邊一個翅膀，右邊一個翅膀，形成兩洋格局。這兩洋不是平均布局，據美國的判斷，亞太這邊分量更大，更重要——這就是希拉里說的要締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原因。一百年前美國偏重于大西洋，如今則側重于太平洋。美國希望一肩挑兩洋，左右逢源，亞歐通吃。
這就是美國的設計，是它對未來的希望。核心是美國繼續主導世界，控制全球核心地區。問題是，美國還有力量主導世界嗎?它已經越來越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它想通吃利益，搞小圈子，卻又沒有冷戰時期當大哥一擲千金的實力與魄力。胃口依然在，能力在衰減，這就是美國的戰略困境。
美國當然想繼續當老大。TTIP是什么?是它想利用歐洲的短板——軍事與政治，在經濟和安全事務上控制歐洲，建立傳統發達國家俱樂部來影響世界。同時排斥俄羅斯，因為歐洲“澡盆”裝不下俄羅斯。可是歐洲不聽它的，自己抱團。特別是德國，欲利用全球危機對歐洲進行全面深度整合。歐洲從20世紀50年代的煤鋼聯盟開始，到1970年利用空中客車搞產業聯盟，再到1985年的申根協定、1999年的歐盟，已經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圈，內部貿易占80%，歐系貨幣體系占世界貨幣量的40%。地緣上也在悄悄擴張，逐漸納入了中東歐和非洲。歐洲想擺脫美國，成為世界獨立的一極，而美國還想繼續主導和控制歐洲，美歐的戰略目標難以調和。推進跨大西洋合作，需要美國讓渡更多的權利，這是讓美國越來越難做到的事。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就難以形成緊密、一體化的共同體，所以美歐之間只能是相互競爭和博弈。總的趨勢是，雙方從貌合神離到漸行漸遠，最后歐洲脫美，成為歐洲人的歐洲。
那么，亞洲的情況怎么樣呢?201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東亞大多數民眾認為，目前在亞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尤其與中國大陸鄰近的國家和地區更是如此。參與主持這項調查的臺灣大學教授朱云漢撰文稱，東亞民調為美國重返亞洲潑了冷水，令美國的政策精英們大感驚訝。從這些情況看，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也并非是什么明智之舉。
美國重返亞太，把太平洋地區視為“美元湖”，體現了它對當下及未來世界中心的看法和利益認識。美國推進TPP有三個目的：一是阻止亞洲形成統一的貿易集團，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二是全面介入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確保美國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三是重塑并主導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這些目的能否實現?我認為，美國的環太平洋戰略——利用TPP搞經濟小圈子，再加上美日澳等安全同盟來主導環太平洋區域的最大問題是，這個設計忽略了中國和其他東盟國家的利益，使這些國家成為環太平洋區域的邊緣國家，這就可能產生離心力，導致這些國家脫離美國主導的體系。
從東亞來看，自2010年中國和東盟形成自貿區，開始貨幣互換，內部貿易量大幅上升，已經到50%左右。中日韓在談自貿區，也在談貨幣互換，內部貿易量也在逐步上升。這種情況下，東亞就逐步形成了一個雖然沒有脫離美國，但是內部貿易量越來越大，整合越來越多的經濟圈。美國因為經濟能力退化，已經難以用經濟手段扭轉這一趨勢，而只能憑借過人的軍事能力來攪局，挑起主權爭端，利用安全議題在亞太地區扮演“隔岸平衡手”的角色。這樣做的結果，可能加速中國和部分東盟國家的脫美化進程，導致環太平洋區域分裂為東亞與北美兩大經濟圈。
上述這個“天下三分”的趨勢可以概括為，從一超到兩洋、再到三圈，以前是美國一超獨大，經過一個過渡期，變為兩洋戰略，現在正在向三圈過渡：北美一個圈，歐洲一個圈，東亞一個圈。“三生萬物”，世界將走向多極化。
三大經濟圈各自在世界經濟中占多少份額呢?
北美經濟圈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占世界經濟的26%。歐洲圈包括歐盟28國，歐元區18國，內部貿易80%，占世界的25%，東亞和西太圈(中日韓、東盟)則占世界的23%。目前這三大經濟圈已經占世界經濟的75%。2001年以后，北美、歐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都顯著下降，只有東亞地區在穩健提升。如果東亞圈把俄羅斯、印度、伊朗以及中亞和中東資源圈整合進來，將達到世界GDP的40%以上。
這就是未來世界經濟格局可能的發展趨勢，由一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變為三個經濟圈，也可以叫三大經濟區。由此，美式全球化周期將走向終結。
有人會說，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走完了，是不是輪到中國主導的全球化周期了?我覺得不是。首先，我們不能超越歷史階段，在全球化的退潮期，就憧憬著當弄潮兒，有些不現實。更何況，中國目前還沒有主導新的全球化的力量。中國的目標，是推進多極化世界，因此不是一個與美國競爭全球權力的新興大國。中國的任務，就是當好東亞區域的核心，把東亞發展成為能與歐洲、北美比肩的經濟圈。只有當這三大經濟圈或更多區域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可能進行一體化的整合，進入新一輪的全球化。新一輪全球化將是一種什么方式，由誰來主導，現在還看不太清楚。
可以確定的是，未來世界的大趨勢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多極化和世界體系發展的多元化。不只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多極化，也包括發展路徑和模式上的多樣化。沃勒斯坦在最近一次訪談中預言，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很快會崩潰，對這一預言可以繼續觀察，但至少說明資本主義不會成為唯一的模式，還會有社會主義模式或其他模式成長的空間。人類文明將進入一個百花齊放的階段，不光是歐美的西方文明，還包括中華文明、歐亞文明、伊斯蘭文明，等等。這些文明不會總處于邊緣地帶，而將成為世界體系中平等的一元。從一超獨霸到兩洋格局，再到三大經濟圈，這是世界大勢，中國應該順勢而為，積極推進多極化，而不是幻想自己去當老大。這一點極其重要。誰爭當老大，結局定是全球共擊之。也就是曹操說的，是自己用火烤自己的蠢舉。
美國追求排他性利益將逼迫中國去美化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全球趨勢2030》報告預測，未來一個可能的前景是，“美中合作，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這說明美國對中國是一種很復雜的心態。作為一個曾經的，或者說現在仍然試圖繼續主導全球化的國家，可能會有一種大勢漸漸遠去的悲涼感。對于任何有可能取代它，或者在它衰落時期不斷上升的國家，它很難以一種平常心去看待。對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包括其他金磚國家，它多多少少都有這種復雜心態。前些年對日本也是，有一種警惕甚至打壓。日本對美國說“不”，美國就說“日已西沉”。現在中國在崛起，美國就總想遏制。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也就是帝國的醋意。它不解決心態問題，就無法放下身段去談合作，更不要說讓渡部分利益。
怎么判斷中美合作的可能性?說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可如果畫一張太平洋地區的圖，再畫一個美國的利益圖，你會發現，太平洋很大，但美國占了99%，留給中國不到1%。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圈是這樣的：日本是盟國，韓國是盟國，臺灣它要保護，有《對臺關系法》，然后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一直到澳大利亞。在這種情況下，怎么想象兩國能夠合作呢?何況在這個合作體系中，中國做的工作肯定不止1%，美國恨不得90%的工作都交給中國來做，總是說你得承擔更多的責任，但是幾乎沒有利益分享，對中國的統一和領土、領海主權也要指手畫腳。這就是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的天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排他性的利益。趙汀陽在《天下體系》一書中說，現在世界體系的問題就在于，主導國家追求排他性利益，而且是最大化的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談什么合作呢?一看太平洋地區美國的利益圈就知道了，中美很難合作，更何況還存在著兩國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合理。
上面是從空間結構和份額來講，從法理上講，二戰后根據雅爾塔協定等，中國的合法權益如臺灣、釣魚島，包括南海，是國際法規定的。這是高于《舊金山合約》的法，規定了中國的合法權益，但美國也不承認。我的合法權益你非法占有，占到99%，那你說跟中國合作，這叫口惠而實不至，甚至是口惠而行惡。所以我認為，中美如果想合作，美國必須改變態度和行為。關鍵不在有沒有合作的表示，而在于在一種平衡權利與義務的框架下，以分享利益的機制去穩定地推行合作。沒有利益分享，就沒有合作。
美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們有些短視。他們做了力量分析和判斷，認為太平洋必須由美國來主導。前段時間，中國和東盟整合，包括中日韓整合，影響了美國的既得利益。因為美國視太平洋為“美國湖”，誰要改變這一點，就觸動了美國的利益。1905年，美國與日本秘密搞了個“塔夫脫—桂太郎協議”，劃分彼此在亞洲的勢力范圍;20世紀50年代，美國又劃了一條“艾奇遜線”;今天美國的利益線比那時范圍還大，更不公平，整個太平洋都成了“美國湖”。可是美國得明白，你不可能通吃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如今主權國家平等，我承認你的利益，你也得讓我得到我應得的一份。把你的國家安全寄托在其他國家不安全的基礎之上，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美國現在的問題是，想通吃安全與經濟利益，但它債臺高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財大氣粗了。它靠什么來通吃呢?軍事力量。美國唯一一個強大的杠桿就是軍事力量。因此，它就對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進程進行了一種反設計，我稱之為“制造并維持可控的緊張”——利用亞太地區原來缺少安全框架的設計，制造主權爭端，在安全問題上拉偏架，使它這個“隔岸平衡手”獲得干預的可能。當然也不能讓局面完全失控，那樣也會沖擊美國的利益，所以最好維持可控的緊張局面，制造矛盾爭端，阻斷東亞的合作進程，再通過安全杠桿讓東亞整體處于美國的控制之下。
這和英國當年在歐洲大陸做的是一樣的。德國強了幫法國，法國強了幫德國，永遠不讓一個大陸強國來統治歐洲，否則就意味著英國的被邊緣化。美國現在也是玩這手，絕不允許亞太地區進行整合，更不能讓中國來主導，中國主導就意味著美國的邊緣化。可是美國忘了一點，就是東亞與歐洲的最大不同——歐洲四分五裂，而東亞大陸只有中國一個大國。利用日本來制約，在地緣上很難實現。中國只要保持統一，美國這個“隔岸平衡手”就只能在海上搗亂，但搗亂又無傷大局。
美國目前在亞洲地區所做的就是不斷挑事兒，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包括利用釣魚島問題。釣魚島是怎么回事?基辛格非常清楚。當時是一個大家有意擱置的問題，現在美國把這事兒挑起來，看起來得計，結果很可能導致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安全事務上脫美化、去美化。你不跟我玩兒，我還不跟你玩兒呢!美國對待中國，不過就是開放一般商品市場和國債市場，其他方面，高技術不轉讓，政治上不斷指責，網絡上實施監視，軍事上拉偏架，還老在周圍耀武揚威，施加軍事壓力，利益還不讓渡，那中美之間還可能合作嗎?基本成了緣木求魚。
美國這樣做，促使中國加強與俄羅斯合作，中俄一起對美國說“不”。中俄在戰略上接近，可能會形成一個以中俄為核心的東亞，或者西太平洋地區。普京在今年5月亞信峰會的設計是，中俄印三方統合。這些國家有人口，有制造業，有資源，也不缺少獨立的金融體系，發展下去，將成為一個脫美化的經濟體。亞信峰會開始解決安全問題，不讓美國來“打楔子”，不讓域外的國家軍事干預。相關各國之間，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可以商量，安全可以互保，這就儼然形成了一個大的體系。
如果美國不跟中國合作，可能一段時間后，中國在美國的市場份額會越來越小。但是中國不用太擔心，無非就是一個3億人的市場。中國沿海發達地區5~6億人口，消費水平、消費能力已經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如果我們把13億人的大市場開發好，將是世界上最大的統一的單一市場。13億人的市場相當于什么，比一個3億人的美國市場加一個5億人的歐洲市場人口總和還大。如果再加上俄羅斯和中亞，包括阿拉伯地區，還有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這是新時代的亞歐大陸合作網絡。歷史上，這個網絡維系了這一區域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時代再現輝煌。
中俄存在共同利益，這是雙方成為戰略伙伴的基礎。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下，中俄具有相似的命運，這是雙方互信合作能夠長期化的關鍵。當然，領導人的共同認識和相互信任也是一個重要條件。
另外，中俄戰略合作的互補性更高、穩定性更強。中國是制造業大國，最缺的是資源，而俄羅斯是世界最大的資源國家，兩國合作對雙方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從最近中俄簽訂的天然氣協議看，雙方在能源領域形成了相互保障的背靠背關系——俄羅斯為中國的能源供應提供長期的保障，中國為俄羅斯的能源提供穩定的市場。這就是說，今天中俄之間是互補互助、合作發展的關系，不是沙俄與滿清的領土競爭關系，也不是斯大林與毛澤東時期大哥與小弟的關系。
特別是，中俄在與美歐日等金融國家的幣緣政治競爭中具有共同利益。中國的制造業體系和俄羅斯的資源及工業體系合作，可以在金融國家、制造業國家、資源類國家的全球幣緣政治博弈中形成強大競爭力，對處于總體優勢，因而傾向于利益通吃的全球金融資本集團形成有效反制。而俄羅斯的人口結構與中國和平傳統的內在制約，可以從根本上避免雙方間的矛盾走向戰略沖突，因此有可能在持續合作的互動中成為應對海權國家、金融資本國家壓力的“命運共同體”。因此，中俄合作可以走得長遠。
也就是說，中俄有共同利益，又能優勢互補，中俄背靠背相互借力、彼此支撐，可以形成對美國和西方的制衡。我認為，美國如果不抓緊，它跟中國合作的機會就會失去——目前正在失去。這是美國的戰略家們需要反省的。最近因為網絡安全問題又來起訴中國軍人，也太健忘了!你自己斯諾登事件鬧得天怒人怨，還沒完呢，這樣下去的話，大家怎么合作呢?先不講別的，就講利益。如果美國想通吃利益，始終把別人作為小伙計壓著，不能平等待人，人家就會用腳投票，自己去抱團。到那時，你美國還能主導世界嗎?甚至還能主導太平洋地區嗎?沒有了中國的配合，沒有了東南亞，還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嗎?再說，為什么不能是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太平洋世紀呢?為什么讓你美國獨占，利益通吃?通吃，就找不到真正的合作伙伴。
所以，美國的戰略家們需要反省。美國利用東海、南海爭端遏制中國，在烏克蘭事件中打壓俄羅斯，幻想通吃利益，結果只能是眾叛親離。如今美式全球體系已經丟掉了半個歐元區，現在又失去了俄羅斯，如果再失掉中國的合作，或許日后還會有印度、土耳其、沙特等中東國家甚至是韓國、日本的背離，美式全球化體系就將完全土崩瓦解。
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 一個重要的戰略轉變
眼看中國越來越去美化，美國會采取什么樣的戰略手段來對付中國?
可能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向中國施壓，迫使中國讓步;二是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平等待我，與中國分享亞太地區的利益。前一種方式，目前美國正在做，我認為一定碰壁。原因是從長期趨勢看，美國越來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快。同時，在原來的格局下，中國已經沒有什么可退讓的。我賣東西的錢都買你的國債了，然后你的國債不斷貶值，我還能一直這樣買下去嗎?其他實體貿易，包括高科技，你不給我，那我肯定得另搞一套。這次中俄大飛機合作，就有可能在航空產業體系和標準上形成自己的一套。為什么?你美歐想壟斷，老卡我，我當然要另起爐灶。到最后就是三足鼎立，你肯定通吃不了。你舉起大棒，肯定就一拍兩散了。中國絕不會屈服!朝鮮戰爭美國占據那么大的優勢，中國也沒有屈服。
美國目前的對華戰略，還是兩面下注的對沖性戰略。這讓中國也只能以兩手對兩手——你想合作，歡迎;你要遏制，反對。以前我們的外交戰略總說以美國為重中之重，現在提出新型大國關系。表面看是強調不對抗，實質上更深層的含義是，中國在追求實現平等的中美關系。以前的重中之重，在某種程度上是把美國放在一個不可替代的地位，而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提是咱倆得平等。這是重大的戰略轉變。美國要認識到中國的這種變化，不是你美國打壓中國，中國就會服你。中俄戰略接近，就是中國采取的戰略對沖，在很大程度上是制約美日破壞雅爾塔格局的舉動。當年尼克松拉中國合作對抗蘇聯，獲得了大三角關系中的有利地位，如今美國把中俄逼到了一起，這絕對是美國地緣政治的夢魘。中俄通過產業鏈整合，形成東亞圈的核心，并發展與區域國家間的資源、制造和金融等多層次合作，這也將成為美元幣緣政治體系的夢魘。
我說過，通吃無法合作、獨占沒有伙伴。中國和美國的關系老是講“伙伴，伙伴”。伙伴是什么?伙伴要一塊干活，分享成果。你不分享成果，卻總使絆子，制造矛盾拉偏架，誰跟你合作?這個問題美國不改變，中國很難與美國保持長期穩定合作關系。
在國家關系中，歷來是實力決定地位，地位決定利益份額的大小，也決定在產業鏈和消費鏈上支配與從屬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經濟依存關系中誰騎馬和誰牽馬的問題。實力一旦轉化為制度，就很難改變;當出現重大實力變化或嚴重危機而必須對制度進行調整時，難免會出現殘酷的競爭。2013年美歐等6國建立的“貨幣互換網絡”，就是試圖通過“金融泡沫國家”間的抱團合作，提升與實業國家和資源國家競爭的能力。在TPP等新貿易談判中，有意將中國這樣的國家排斥在外，就是想用新的制度性安排迫使中國出讓更多的利益。這也說明，在圍繞改變制度和體制的競爭中，發達國家很難改變“贏者通吃”的觀念，更不愿意放棄“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這樣只會加劇各國擺脫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體系的努力，“脫美化”將成為一種長期趨勢。
中國要成為美國的朋友，首先要當美國打不敗的敵人——不打不成交。打，主要不是軍事交鋒，而是戰略博弈，是精神、物質、行動的博弈，在博弈中實現合作。這樣可能促使美國對中國采取第二種選擇，即承認中國的崛起，以分享的姿態重新跟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如果是這樣，中美還能走得更遠，在太平洋共同發展。為什么呢?美國已經不走工業化的路了，它對資源的需求不大，不會跟中國爭資源。它爭的是制成品后面的利潤，是金融配置。那中國可以繼續把美國作為市場，可能還繼續持有它一部分國債，用它的金融杠桿來做一些投資。但前提是，美國必須改變，讓渡一部分利益。像現在這樣99：1是不行的，必須往70：30、60：40、50：50的比例讓。中國13億人，美國3億人，即使50：50，美國也比我們多得多。
如果美國以強硬的方式對付中國，中國的脫美化會越來越快，最后徹底斷纜;但如果以拉的方式、合作的方式對待中國，中美關系就能走得更遠，甚至形成新型大國關系。中國與美國是有不同戰略利益的兩個國家，絕不是“夫妻”。中美之間，以博弈求合作，合作就可能出現，因為他認為你是合格的對手。如果你退讓，結果就是不斷被他欺負。就像毛澤東當年談統一戰線，以斗爭求合作則合作存，以退讓求合作則合作亡。中美之間，如果我們以退讓求合作，就沒有合作;以博弈求合作，合作可能會存在。中國的戰略家們要看到這一點，堅持博弈論和辯證法，所有的利益都要靠博弈來獲得。通過不斷博弈，來爭取利益，實現合作。
中國對美戰略，當前要強調一點：中國經濟要自主，要脫美化，不要再依賴美國。作為戰略，從長期來講要脫美，擺脫美國控制;作為策略，脫美示形，美國就會拉中國，再跟他討價還價。如果求他，他就會吊起來賣。在資本主義全球危機的背景下，美國一定會轉嫁危機，這時候再接軌，就會見鬼。中國要準備脫鉤，不要對美國的市場、技術抱太大希望。不抱希望，也許還有點希望，這就是辯證法。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當然希望繼續跟美國合作，能走多遠就走多遠，但是決不能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去委曲求全。中國現在是在底線上跟美國進行利益博弈，美國再不讓，中國也不可能再讓了——你不能指望我把臺灣給讓了!美國如果繼續不讓，一個可能是雙方發生對撞;一個可能是僵持下去，慢慢漸行漸遠，最后“分手”。目前來看，后一種趨勢越來越明顯。美國現在還占據著合作的主動權，再折騰下去，中國就不能指望與美國合作了，而是集中力量與周邊合作，形成東亞合作圈。將來的中美合作，就是東亞的中國與北美的美國合作，是更為平等的合作。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