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正值中國甲午戰敗后和美國剛剛崛起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時，李鴻章出訪美國。一群在華傳教士的后代圍著他提出了中美兩國有何不同的問題。
李某人憑其對中國和世界的了解不假思索答道：我們中國人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祖訓，而美國人則相信己之所欲，必施諸于人;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100多年來，中美兩國正是按照自己的這種不同的處事理念進行相互交往的。孤立地看，兩種理念本身無所謂好壞優劣，因為它們都植根于彼此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之中。
今天，在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可能上演一場中美兩國爭奪亞太地區貿易主導權的“暗戰”。
外媒稱，中國希望在本次峰會上推動各方就亞太自貿區(簡稱FTAAP)進行談判，以凸顯自身不斷提升的國際地位。APEC執行主任博拉德(AlanBollard)說，中國希望重啟FTAAP。但中國的努力遭到了美國的阻力。
雖然奧巴馬所屬的民主黨在美國中期選舉中看上去有些灰頭土臉，但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總統，奧巴馬在外交問題上仍然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可以預見的是，最大的交鋒將在中美之間進行。
據信，美國主導的TPP協定成員國將在北京舉行例行會議，而中美在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問題上的較勁將延續到此次峰會中，即令是東道主恐也難以為所欲為，將自己的議程強加給會議，如果受到美國的強力阻撓的話。
克里在故鄉波士頓溫情款款地款待了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毫無疑問，美國將更倚重中國，而且美國在諸多議題上需要中國的配合。但看來在中方關切的亞投行擴容問題上并未取得美方的諒解。
事實上，中美兩國不僅僅在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化上存在差異，在經濟、教育和國際問題等方面有著廣泛的分歧和合作，這就決定了美國方面能夠非常輕松地找到對付中國的可稱之為“牌”的工具，奧巴馬會帶來哪幾張APEC“王牌”?
第一，經濟牌。
根據需要，這張牌會以不同形式或面貌擺上桌面，即匯率問題、反傾銷和反補貼問題、知識產權問題、高科技產品禁售問題、經濟間諜問題或TPP與亞太自貿區問題等。
有美國媒體稱，中國希望在APEC峰會上推動各方就FTAAP進行談判，以突顯自身不斷提升的國際地位。APEC執行主任博拉德表示，中國希望重啟FTAAP，但遭到美國方面的阻力。
有代表稱，在美國壓力下，中國已從擬于會議結束時發表的APEC公報草案中刪掉了兩個條款。公報將不再提議對FTAAP進行“可行性研究”，也不會提及建成FTAAP的目標日期;中國設定的目標日期是2025年。
但此說法，很快遭到中國商務部長助理王受文的反擊：“中方將考慮在推動FTAAP建設方面，發揮APEC在推進區域一體化方面的協調和領導作用，完成《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路線圖》的制訂。”
美國國內經濟低迷導致失業率上升美國最低層民眾生活越來越困苦，美國國內的就業崗位遠遠滿足不了需求以致于將此矛盾轉嫁給中國，認為中國的不合理競爭損害了美國企業的利益導致美國國內經濟加速緩慢，所以才有了針對中國的“雙反調查”和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中國企業收購美國控股公司等措施，造成美國政府負責任的維護美國經濟的正面形象以村托中國不合理競爭的反面“事實”。
事實上，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經常打匯率牌，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大造文章，對中國頻頻施壓，橫加指責，屢屢要求加快升值步伐，其實是藉此轉移其國內視線、紓緩經濟不景帶來的壓力。
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目的也是摧折中國經濟。中國經濟以政府投資為主導，制造業產能過剩危機被投資長期拉動的需求掩蓋。遲滯的改革與過多的“特色”管制導致制造業無法走出國門跨境投資，實現產業國際化，改變中國制造業來料加工低端的生產方式，降低中國產業能耗，推動制造業終端服務業化，擴展社會就業范圍，增強國內消費總需求，實現消費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沒有產業的國際化，就沒有國際化產品。沒有國際化產品，中國制造業就沒有核心競爭力，激勵自主創新不過是關起門來竊食公共財政的借口。
來料加工制造業再繁榮，也不能將人民幣推向國際化：當全球經濟因地緣沖突變得動蕩不安，全球需求進入下降通道，外向型制造業將出現大面積衰退，國內對國際能源和生產原材料的需求也將同步下降，人民幣成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基礎將不復存在，人民幣國際化失去根基，談何國際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讓中國從一個產品需求大國變成了產品供給大國，大洋彼岸的美國由產品供給大國變成了產品需求大國。次貸危機爆發前，“中國制造”形成的這種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并未引起中國足夠的重視。
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開始扭轉中中美之間的這種經濟格局。這種扭轉是晦暗的，并以不知不覺的方式進行：先是借力中國四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其次減少對國際事務的直接干預，再次是宣布并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
奧巴馬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本質其實就是“亞太經濟去中國化”。
第二，軍事牌。
主要包含三個方面。一方面是舉行軍演或與中國周邊國家聯合軍演;比如，據日本防衛省的消息稱，11月，美日APEC期間舉行代號“利劍”(Keen Sword)的聯合“奪島大演習”。
第二個方面是鞏固已有軍事基地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設備和武器的更新換代;另一方面是強化與中國周邊國家軍事同盟關系，比如美日、美韓以及美澳軍事同盟。過去幾年，美國把這張牌打到了極致，已經將其全球軍事重心順利地轉移到了亞太地區。
美國在重返亞太在中國周邊到處插“釘子”防范、壓制、監視中國，另一面突防亞洲3國以拉幫結派共同圍堵中國。美國排兵布陣如潮水般涌入亞太60%的兵力，各式先進武器齊聚各個美軍基地以威嚇中國。以致現在美國一面保持“中立”立場一面鼓動日本、菲律賓等國與中國唱“對臺戲”。
美國不久前公布的《國家情報戰略》指出，中國非常希望東亞國家的局勢能夠保持穩定，但卻不急于公開自己在該地區的戰略目標。然而，中國投資大量資金，快速實現軍隊現代化，引起了華盛頓的嚴重擔憂。
在東北亞，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成為年度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并遠超南海爭議問題，由于中、日、韓三國防空識別區相互重疊，使東北亞面臨大量的戰略壓力。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劃定導致中、日兩國在亞洲地區的長期對抗，而美國的態度明顯傾向于日本。
而且，安倍再次上臺執政后，積極推行新軍國主義政策，把中國作為主要的競爭對手，使亞洲再度陷入“冷戰”的邊緣，中、日兩國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上的對立有可能加深雙方軍事沖突的可能性，東亞地區安全局勢有可能出現失控的局面。
在東南亞，美國積極插手南海問題，力圖使南海問題國際化，以從中獲取更大利益。近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指責中國試圖攔截菲律賓前往仁愛礁“換防士兵”的船屬于“挑釁及引發動蕩的行為”，要求中國克制。同時，美菲聯合軍演也將繼續進行，規模或超出《菲美共同防御協定》框架。美國希望東南亞國家聯合起來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而且，美國還通過與東南亞國家聯合軍演加速重返東南亞進程。
在南亞，美國積極拉攏印度，借重印度抗衡中國，聯合印度遏制中國崛起。而印度希冀通過美國影響力借機擴大本國的勢力，在全球戰略中充當美國的遏制中國的伙伴。美國主動向印度提供了最先進的武器裝備與安全合作計劃。還把軍民兩用的美國技術轉讓給印度，與印度簽訂了后勤支援協定和通訊、協同合作和安全備忘錄。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積極支持印度東進太平洋共同遏制中國。
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積極鼓勵印度在亞洲和太平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美國全力支持印度的“東向”戰略。同時，美國鼓勵印度與日本和澳大利亞建立更緊密的安全關系，加強防務關系遏制中國。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不斷推進使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更為惡劣。
第三，價值觀牌。
人權問題、宗教信仰問題和網絡自由問題將是其三張面孔。
根據外媒報道，早在幾個月前，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負責人就與“占中”的“靈魂人物”見面，討論“占中”事宜。這位負責人名叫路易莎•格雷夫，系NED負責亞洲和西亞北非地區事務的副會長。
多年來，經常可以看到她同“藏獨”、“東突”、“民運”等勢力攪和在一起的報道，近年來也可以看到她主持或參加有關“阿拉伯之春”或其他地區“顏色革命”的研討會等活動。
當然，美方不會承認操控“占中”，正像他們不會承認操控其他反華勢力一樣。他們用“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來描繪自己行動的正當性。
美國一些非政府組織和智庫對“占中”傾注了很大精力，積極地出謀劃策。美國和平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大西洋理事會特聘研究員史蒂芬發表了題為《香港抗議者如何能贏》的文章，用一個世紀以來“公民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所謂研究數據，特別是十幾個國家“公民抗爭”的所謂經驗教訓，為“占中”支招。
表面上，美國支持“顏色革命”是在踐行“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確實也有不少美國人和非政府組織篤信自己具有“普度眾生”的“天賦使命”。
但只要審視“顏色革命”的后果就會發現，本質上，美國是著眼于自己的戰略利益，借此搞垮不喜歡、不聽話的政權。用美方自己的邏輯來說就是，“民主”的國家和政權符合美國的利益。
第四，統一戰線牌。
在中國的周邊利用東海和南海等領土邊界爭端問題分化、瓦解周邊國家對中國在經濟等方面的依賴，構建對華統一戰線。在臺面上打的是民主旗幟，多采用締結伙伴關系形式。最近，日本也跟著起哄，在東南亞國家搞起“價值觀外交”，其目的與美國的當然是不一樣的，屬于戰術層面，主要是想通過此舉擺脫其在對華關系上的困局。
面對正在崛起的中國，美國已難以再通過強硬施壓和單邊制裁等方式，迫使中國在重要議題上與其合作。對于中國的難以合作，美國近年來在某些議題領域開始逐漸調整其對華外交方式。具體說來，就是將以往的那種強硬的直接施壓方式轉變為較為和緩的、間接施壓方式。
這種方式最突出的體現就是美國對華的“統一戰線”外交。這種外交方式更加迂回、巧妙，既是中美關系正在“國際化”的一種反映，也是美國“巧實力”戰略的重要體現。它給中國外交帶來了新難題，也考驗著中國的外交智慧。
這種外交策略在伊朗核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由于美國構建了一個以美歐合作為“核心層”基礎，以加、日等盟友構成“次核心層”，以俄羅斯和其他中小國家構成“外圍層”的“統一戰線”，使中國站在了一個兩難選擇上，要么支持制裁伊朗，要么反對制裁。如果反對，那就站到世界各大國的反對面。
可以說，美國對華“統一戰線”外交就是要將中國置于這樣一種“要么與美國合作，要么站到國際社會反對面”的尷尬困境中。
第五，分裂牌。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馬戎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中國在21世紀將要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國家分裂。
美國運用對臺軍售以制造臺海兩岸緊張情勢，通過會見達賴或熱比婭之流支持中國境內民族分裂勢力。
俄羅斯對中國的領土完整的態度這事件前也是屬于模棱兩可的，一方面對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印度、越南、日本的態度曖昧，一方面對印度、越南的軍售武器技術級別高于中國，這讓中國政府心里隱隱作痛，無法言表。
中國目前最大的鄰國已經無領土之爭，這也是強強聯合的主要原因。
中國面臨美國的強大軍事力量重返亞洲，美國為首的亞洲盟國韓國、日本、菲律賓，美國引誘的印度、越南、馬來西亞、文萊等國也在虎視眈眈。
深圳大學國際經濟法律與政策研究所所長葉興平告訴BWCHINESE中文網，在今后或未來更長時間內，中美關系中風和日麗的時候會比較少，而疾風暴雨的機會會比較多，特別是當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經濟規模逼近美國的時候，情況更加如此。中國方面當未雨綢繆，智慧應對。
可是在評論人士梁石川看來，透過對習近平在外交上的表現，抑或美國這位“跛腳總統”即使拉來一車“王牌”，來與習近平攤牌，仍不見撈到什么實質性的好處。何況現在奧巴馬還在作著垂死掙扎，他不會甘心這次在本國的中期選舉中的失利。
上次美國政府短暫停擺之后，在對待中國上，他反而變的更強勢了。這一點，從后來他與安倍明里暗里的表現和言論，就可以窺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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