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奧巴馬政府的軍事太空戰略

　　【作者簡介】唐笑虹，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副教授(洛陽 471003)。

　　【內容提要】奧巴馬政府的軍事太空戰略將目標繼續定位于有效控制太空、充分利用太空賦能作用，針對現實作戰打擊對象與戰略防范對象，重點發展實戰型軍事太空力量，主要應對“反介入/區域拒止”行動。相較于小布什政府，奧巴馬政府的戰略具有跨域協同、積極防御、重視盟國作用等特點。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戰略的“中國針對性”將更加明顯，軍事太空力量發展將更為謹慎，防御性太空控制作戰將趨向常態化，我們無法排除美國實施天對地打擊的可能性以及太空作戰“先發制人”的可能性。

　　【關 鍵 詞】奧巴馬政府/軍事太空戰略

　　進入21世紀以來，在陸海空戰場日益飽和的態勢下，制天權的爭奪已經成為其他作戰空間制權爭奪的先決條件，成為奪取和保持戰場主動權的關鍵。奧巴馬上臺后，美國的軍事太空戰略也隨著戰略形勢的變化而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太空強國，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太空力量，其軍事太空戰略的調整不僅對全球安全態勢，而且也對中國安全產生重要影響。為此，我們需要及時跟蹤其戰略走向，以便有針對性地確定自身的戰略，確保在新的太空時代仍然能夠有效護衛國家安全，為國家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從國內外對奧巴馬政府太空戰略的研究成果看，盡管相關成果相當豐富，但均非從嚴格意義上聚焦“軍事太空戰略”，國內更傾向于對美國“國家安全太空戰略”的研究，而美國的研究成果則更多落腳于戰略涉及的具體問題，如太空武器化、太空戰原則等，國內外均缺乏從“軍事太空戰略”角度展開的整體分析。①本文旨在以美國眾多相關文件及實踐活動為基礎，揭示奧巴馬政府的軍事太空戰略，為深入理解美國當前及未來的軍事太空構想與活動提供基本框架。

　　一、奧巴馬政府軍事太空戰略的基本內容

　　一般說來，戰略包括目標、方針與手段三要素，而在實際分析時，則具體涉及戰略形勢判斷、戰略目標、戰略對象、力量建設以及力量使用等。而所謂“軍事太空戰略”，是指導軍事太空活動的整體性長遠謀劃。②國內學術界常將其簡稱為“太空戰略”或“空間戰略”，并將其界定為“籌劃與指導太空軍事力量建設與運用的方略，它從屬于國家的軍事戰略并受軍事戰略的制約和指導”。③美國軍事太空戰略與其他相關戰略之間的關系如圖所示：

　　圖-1　美國戰略層級圖示④

　　(一)對太空戰略形勢的判斷

　　1.美國日益依賴太空，太空成為重心之一

　　在國家安全宏觀層面，美國認為，在國家決策、軍事行動以及國土安全方面，太空力量為美國及其盟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勢。太空系統賦予國家安全決策者全球自由進出能力，并通過對全球挑戰的快速反應創造了決策優勢。此外，太空系統對于監控戰略和軍事發展動向、支持條約監控和軍控核查都至關重要。太空系統對于應對自然、人為災難以及監控長期環境變化趨勢也非常關鍵。⑤具體到軍事層面，太空已成為軍事行動的一大重心。“太空與網絡空間能使美國在空、陸、海域實施有效全球作戰，而且它們本身也已成為戰場”⑥。美國防務與情報界在進行軍事行動、情報收集以及相關活動時將繼續依賴太空系統。“考慮到對太空資產的依賴，對聯合部隊指揮員而言，太空應當被視為重心之一”⑦。

　　2.太空環境日益惡劣

　　2011年美國《國家安全太空戰略》在分析當前與未來太空戰略環境時，明確提出所謂3C概念，認為“擁擠”(congested)、“對抗”(contested)與“競爭”(competitive)是最主要的三個趨勢。⑧同年發布的美國《軍事戰略》認同這一判斷。而2012年《國防戰略指南》也強調太空環境的對抗與擁擠兩大特征，認為航天國家的增長導致太空環境日益擁擠，對抗性日增，正威脅太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⑨就作戰環境而言，2012年《聯合作戰介入概念》(JOAC)指出，全球范圍內反介入與區域拒止能力的增長、變化中的美國海外防御態勢、太空與網絡空間作為對抗性領域的出現這三大趨勢，將使美國聯合部隊面臨更為復雜的挑戰。⑩

　　3.美國在太空面臨非對稱威脅

　　美國認為，太空環境的這些變化使美國變得脆弱，其他行為主體反太空能力的發展不僅破壞太空環境的安全與穩定，更威脅到美國的太空體系，美國面臨重大的非對稱威脅。2009年《太空作戰》聯合條令指出：“美國軍事、民用以及商業部門對太空能力日益依賴，而這種依賴是潛在的軟肋。”(11)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也認為，除在傳統戰場上面對敵人，美國現在必須準備對付非對稱威脅，例如那些旨在摧毀美國太空及網絡空間恢復力的威脅。(12)2011年《國家安全太空戰略》將美國太空資產面臨的人為威脅總結為所謂的5D威脅——拒止(deny)、削弱(degrade)、欺騙(deceive)、破壞(disrupt)或摧毀(destroy)，并認為在未來十年，隨著更多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發展反衛星能力，美國太空系統面臨的威脅會增加。(13)2012年《聯合作戰介入概念》則進一步指出，太空和網絡領域破壞能力不斷擴散等因素極大改變了軍事平衡。(14)

　　(二)軍事太空戰略目標

　　盡管美國并未出臺專門的軍事太空戰略文件以闡明其戰略目標，但奧巴馬政府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國家安全太空戰略》、《美國軍事戰略》、《美國國防戰略指南》、《聯合作戰介入概念》，以及2009年1月奧巴馬就任前夕參聯會發布的《太空作戰》聯合條令等諸多文件，為我們考察其軍事太空戰略目標提供了重要文本分析素材。而美國戰略層級體系中各戰略之間的內在關系，則為文本分析以及洞察美國軍事太空戰略目標提供了基本依據。

　　根據前文所提供的美國戰略層級圖示，從美國太空戰略體系看，軍事太空戰略的上位戰略是國家安全太空戰略。2011年美國國防部長與情報總監聯合發布《國家安全太空戰略》，將美國國家安全太空目標明確界定為以下三項：增強太空的安全與穩定;維持并提高由太空賦予美國在戰略上的國家安全優勢;強化那些能支撐美國國家安全的太空工業基礎。(15)軍事太空戰略就是以軍事手段落實《國家安全太空戰略》的戰略目標。

　　從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體系看，國家安全戰略為軍事力量與其他國家權力工具協調使用提供了廣闊的戰略背景。國防戰略勾勒出國防部完成國家安全戰略的途徑，并通過確立一套總體防務目標以指導國防部活動，并為國家軍事戰略提供指導，國防戰略支持國家安全戰略。國家軍事戰略支持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并落實國防戰略，它描繪了武裝力量達成近期軍事目標的計劃并為未來提供構想。(16)而軍事太空戰略“從屬于國家的軍事戰略并受軍事戰略的制約和指導”，因此軍事戰略的目標任務落實在太空領域則構成軍事太空戰略的目標任務。2011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國家安全戰略》與《四年防務評估》指導確立了國家軍事目標——抗擊暴力極端主義、威懾并擊敗侵略、強化國際和地區安全、塑造未來軍隊。”(17)2012年《國防戰略指南》又將這四大軍事目標細化為十大基本任務，其中第五項基本任務即為“在網絡空間和太空有效作戰”。(18)

　　戰略體系中的上層戰略目標設定決定了軍事太空戰略的目標所在。結合上述目標，美國軍事太空戰略的總體目標可總結為：有效控制太空，“不讓那些可能會拒止他國進入或用于敵對目的的國家使用，確保負責任地使用太空”，(19)維持并提升由太空賦予美國的軍事優勢。其具體目標是：將太空視為獨立作戰領域時，在太空有效作戰并贏得勝利;將太空作為賦能空間時，以太空優勢輔助其他軍事戰略目標和任務的實現，如贏得反恐和非常規戰勝利，威懾并擊敗侵略，克服反介入/區域拒止進行力量投送，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維持安全可靠有效的核威懾等。從奧巴馬政府的軍事太空戰略目標看，美國關于軍事太空的基本主張顯然保持著很強的連貫性。

　　(三)戰略對象

　　從各類文件及實際軍事活動來看，美國軍事太空戰略所針對的對象可分為兩大類。其一是現實作戰打擊對象，如朝鮮、伊朗等國家。此類國家被認為是直接威脅地區穩定與安全的因素，是現實作戰打擊對象，是美國運用太空能力輔助開展陸海空行動的作戰對象。盡管這些國家已經接近擁有獨立太空發射能力，但近期并不構成爭奪制天權的主要對手。不過不排除它們通過商業等渠道獲得軍事太空非對稱能力，進而在太空對美國構成一定威脅。其二是戰略防范對象，如中國、俄羅斯，尤其是中國。從美國全球戰略和亞太戰略大調整來看，美對華防范進一步加強，中國被認為是美國潛在的全球戰略對手，現實的地區戰略對手，亞太地區具有反介入能力的主要對手。中國不僅是傳統作戰空間的防范對象，也是制天權爭奪的重要對手。《四年防務評估》在“太平洋”地區部分專門提及要“應對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提高海空天和網絡空間的進入能力”。(20)2011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認為，“中國數十年的經濟增長促進了其持續的軍事現代化，使其利益在亞洲區域內外擴張。”(21)2012年的《國防戰略指南》再次針對中國，強調美國要保持地區進入和作戰能力，信守條約義務。(22)2011年9月美國成立“太空防御局”，美國國家偵察局局長布魯斯·卡爾森表示，打造新部門的想法與美國所面臨的威脅日益增長及擁擠的太空逐步軍事化有關。尤其令他擔憂的是中國，其太空實力正在不斷提升。(23)

　　(四)力量建設與發展

　　1.發展何種力量

　　從四大任務領域(24)角度分析，在太空支援方面，強調快速支援與快速恢復能力建設，要求提高開發、采購、生產、操作及維持太空的能力;在太空控制領域，加強太空態勢感知與太空系統的防護能力，確保進入太空并能使用太空資產;在力量增強領域，以健全完善關鍵的天基C4ISR系統為牽引，強化太空聯合作戰能力;在力量運用任務領域，繼續推進導彈防御系統的發展與部署，大力發展空天飛機。

　　從戰略與戰術力量發展角度分析，側重打造美國實戰型、戰術型軍事太空力量。推進發展“快速響應太空”(ORS)能力成為重點之一。“快速響應太空”計劃旨在盡快將衛星發射入軌或實現太空系統快速修復，主要由小型運載器、小衛星平臺、機動快速發射設備等組成。早在2007年5月，美國國防部就在卡特蘭空軍基地設立了“太空作戰響應辦公室”(Operationally Response Space Office)，以加快推進快速響應太空進程，并相繼啟動實施了以“獵鷹”(FALCON)為代表的快速響應飛行器、以“戰術星”(TacSat)為代表的快速響應衛星等重要項目。奧巴馬執政后，進一步強化了上述太空快速響應能力的發展。奧巴馬在其國家太空政策中指出，“快速響應太空計劃”以低成本、更靈活的方式使美國太空系統更加牢固化且不易受攻擊，這是保護美國太空資產的有效手段。美國分別于2009年、2011年成功發射“戰術星-3”與“戰術星-4”，完成原定“戰術星”發射計劃。與此同時，著眼于2030年快速響應太空技術的發展，由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提出并開始執行的配套計劃——F6(Future, Fast, Flexible, Fractionated, Free-Flying)分離模塊航天器驗證項目——在奧巴馬時期也得以繼續推進。此外，奧巴馬時期，天基紅外系統(SBIRS)(25)也得到大力發展。2010年12月，天基紅外系統團隊成功完成首顆靜地軌道衛星“GEO-1”的最終集成系統測試;2011年5月7日，美國空軍第45太空聯隊從卡納維拉爾角的第41發射臺成功將天基紅外系統靜地軌道衛星“GEO-1”送入軌道;2012年2月13日，美國天基紅外系統總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宣布SBIRS系統的“GEO-1”衛星已經轉移到最終目標軌道，開始交付用戶使用。在預算受到限制的情況下，該項目仍然是空軍現代化建設重點。2012年2月，空軍在《預算緊縮下的美國空軍戰略優先選擇》中仍然強調，為保住對未來作戰制勝意義重大的那些項目，投資的重點應放在高優先項目上，如天基紅外和先進極高頻衛星等。(26)奧巴馬時期繼續發展空天飛機項目，2012年6月18日，美國空軍軌道實驗飛行器“X-37B”完成468天13小時2分鐘、環繞地球7000圈的絕密飛行返回地面。

　　2.如何發展力量

　　奧巴馬時期，美國以開發低成本太空項目提高太空資產的生存能力，更加倚重與國內商業、民用太空部門及國際伙伴的合作來實現軍事太空力量的建設發展。《四年防務評估》指出，“通過落實《太空態勢評估》確定的優先項目，國防部將充分利用日益豐富的國際經驗和商業技術，幫助美國增強能力，降低太空系統及其地面保障設施的脆弱性。國防部還會擴大并深化同其他國家和私營企業的關系，建立互利共贏的伙伴關系，在能力、系統、技術和人員方面共享合作，同時仍要確保美國的涉密材料和做法不會外泄。通過雙邊和多邊合作，國防部將進一步提高航天飛行安全。”(27)《國家安全太空戰略》明確要求美國最大限度地依靠可靠的商業能力，只有在缺乏合適的、高性價比的商業備選方案時，或是在國家安全需要不容選擇商業方案時，國防部與情報界才會另行開發太空系統。(28)與國內商業、民用太空部門以及外國伙伴的合作關系增強了美國軍事太空能力，使美軍獲得長期的穩定成本效益。這些依靠合作關系獲得或增強的能力主要分布在太空支援、力量增強領域，前者如商業太空運輸，后者則包括情報搜集和戰術預警、衛星通信、指揮與控制等。如美國防部下屬的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早已經成為“地球之眼”、“數字地球”等商業公司所發射的商業成像衛星的重要客戶。目前美國戰略司令部已經與19家公司簽署協議，共享太空態勢感知數據。(29)此外，一旦美國軍用衛星遭擊落，五角大樓將利用在軌商業衛星加以彌補，以降低太空系統的脆弱性。在具體采購時，國防部提出實行“太空效率漸進式采購”(Evolutionary Acquisition for Space Efficiency, EASE)戰略，以成批購買衛星、固定價格方式來采購軍事太空系統。2012財年的“先進極高頻項目”(Advanced Extremely High Frequency, AEHF)和2013財年的“天基紅外線系統”兩個衛星項目都采用這一戰略。

　　(五)力量運用

　　奧巴馬時期著眼太空控制任務、強化力量增強任務，主要圍繞應對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30)來應用軍事太空力量。

　　太空控制是反介入/區域拒止應對行動的關鍵環節之一。2009年《太空作戰》聯合條令對太空控制任務領域做出重大修訂。之前，太空控制任務被定義為太空監視、防護、預防、拒止等四項子任務，而新條令明確將太空控制分為進攻性太空控制、防御性太空控制、太空態勢感知三項子任務。這三項子任務對于繼續增強重要天基能力的恢復能力和有效性，支持反介入/區域拒止應對行動的勝利十分關鍵。其中進攻性太空控制是使對手失效的行動，具體包括拒止、欺騙、破壞、削弱、摧毀五種活動。(31)通過進攻性控制行動確保進入并利用太空，對獲得太空戰略主動權十分關鍵。“空海一體戰”旨在贏得反介入/區域拒止應對行動的勝利。在“空海一體戰”設想中，美軍將運用進攻性太空控制力量，實施反太空作戰，致盲對手天基海洋監視系統，從而阻止對手打擊美軍海軍航母等高價值目標。防御性太空控制強調探測、識別、成功抵御攻擊的能力，既包括人為攻擊，也包括應對太空碎片、電磁干擾等無意攻擊。防御性太空控制對于反介入/區域拒止應對行動也至關重要。美軍認為，盡管“反介入行動意在針對主要從空、海進入的部隊，但也能針對支援他們的網絡、太空和其他部隊”，(32)“對手關鍵的反介入能力包括動能與非動能反衛星武器，它們能破壞對美國投送兵力至關重要的太空系統”，(33)“任何反介入戰役的合理的起始行動都將使美國太空資產無效”。(34)因此，在反介入/區域拒止應對行動中，美國將實施防御性太空控制行動來應對對手的反衛星武器打擊。從太空控制行動的作戰時機看，通常會在戰斗之前啟動。太空部隊將在大部隊到達之前提前部署進入被拒止地帶，以便為大部隊展開作戰行動創造條件。太空態勢感知涉及對在地面環境和太空領域行動的太空能力的定性，包括情報、偵察、監視、環境監測及太空通用作戰態勢圖繪制等五種活動。發展良好的太空態勢感知對于保護友方能力、破壞敵方能力十分關鍵。

　　美軍還進一步強化了力量增強任務領域，以太空力量有效支援其他作戰域的行動，突破對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贏得相關作戰行動的勝利。在偵察監視方面，增加了由太空輔助進行跟蹤、瞄準和打擊目標的功能;在環境監測方面，強調對可能破壞美軍太空設施和太空活動的太空環境進行監測;在通信方面，強調衛星通信對全球信息柵格、關鍵情報傳輸、傳感器—射手鏈、敵后救援等的支持;在導航定位授時方面，強調精確授時對同步聯合作戰、提高通信安全有效性的支持，以及通過導航戰以確保己方擁有天基導航定位授時能力，阻止對手擁有該能力。

　　二、奧巴馬政府軍事太空戰略的主要特點

　　(一)對軍事太空行動的要求從聯合協同邁向跨域協同

　　美軍聯合作戰拱頂石概念(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CCJO)曾提出“聯合協同”(Joint Synergy)思想，(35)數十年來“聯合協同”一直是美國聯合部隊的力量所在。小布什時期，美軍就大力推進軍事太空力量與其他作戰力量的融合，促進聯合協同作戰能力。2009年1月，美軍發布修訂后的《太空作戰》聯合條令，就體現了太空作戰中的聯合協同原則。2009版條令特別強調太空軍事行動的聯合性，認為太空軍事行動能夠增強聯合部隊力量的有效性，是聯合作戰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條令要求作戰人員“普遍而清晰地認識到，太空力量如何有助于聯合作戰以及軍事太空行動應如何融入其他軍事行動以達成美國國家安全目標”。(36)條令廣泛使用“聯合太空作戰”這一術語取代“太空作戰”，把太空作戰行動置于聯合作戰的大環境中來考慮，凸顯了“聯合”在太空軍事行動中的重要地位。在太空軍事行動遵循的九大戰爭原則(37)基礎上，聯合條令增加了“克制、持久、合法”(restraint, perseverance, legitimacy)三條聯合作戰原則。條令還將作戰原則放在首章并用作標題，進一步突出了聯合太空軍事行動原則的重要性。

　　在聯合太空作戰發展成熟后，美軍開始推進“跨域協同”(Cross-Domain Synergy)。2012年，美軍通過概念文件，開始強調跨域融合的重要性與必要性。跨域協同發展了原來基于軍兵種能力融合的聯合作戰概念，進一步強調各作戰空間領域的融合協同，要求實現跨域融合而無需考慮哪個軍種提供行動或能力。(38)跨域協同是美軍應對反介入/區域拒止行動的主要措施。美軍認為，“一些敵人可能僅僅擁有有限的能力，但另一些將使用全面融合的先進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包括統一指揮控制系統指導下的空海陸天和網絡部隊，他們相互支援，在擊敗一種能力時可能會暴露在其他能力打擊之下。”(39)因此，保護太空和網絡資產，同時攻擊敵方的網絡和太空能力只是跨域協同的原則之一，概念文件設想太空行動更充分、更靈活地融入傳統陸、空、海戰場，“規劃設想部隊能通過實施陸、空、海、天及網絡空間的全領域合成戰役，在一個地區全面粉碎一個國家的進攻目標”。(40)跨域協同意味著全維融合、全域攻防。太空戰場與傳統的陸、海、空戰場以及網絡空間戰場緊密配合，運用軍事太空力量為整個戰爭系統提供全天時的偵察、導航、通信、指揮、控制等各方面的作戰支援，進而運用天基武器系統對地面、海上、空中、空間和電磁領域的目標實施攻防。簡言之，跨域協同是對聯合協同的升級，跨域協同“創造并利用(美國)聯合部隊所固有的非對稱優勢”。(41)這意味著在保持對稱性優勢的同時，聯合部隊可利用非對稱優勢，實現以太空力量壓制地球表面力量，以空中力量擊敗反艦武器，以海上力量壓制空防，以地面部隊壓制針對空海部隊的陸基威脅，以網絡行動擊敗太空系統等等。

　　(二)戰略基調從“積極進攻”轉向“積極防御”

　　奧巴馬時期的軍事太空戰略基調由“攻”轉“守”，從激進極端趨向穩步務實，著眼保護太空資產，側重積極防御。奧巴馬軍事太空戰略的背景是美國對太空能力和太空資產的日益倚重以及美國優勢的相對喪失，因此戰略更側重以積極防御態勢保護美國太空能力與資產，保護太空領域本身，這與小布什時期咄咄逼人的太空進攻態勢形成鮮明對照。小布什時期的軍事太空戰略以排他性國家太空政策為基礎框架，明確要求國防部“確保美國在太空的行動自由，阻止敵方擁有這種自由”。(42)而奧巴馬的國家太空政策要求國防部“阻止、防范并在必要時挫敗旨在干擾或攻擊美國或盟國太空系統的嘗試”。(43)美國的積極防御措施將從勸阻(persuade)、威懾(deter)、自衛(respond in self-defense)到擊敗(defeat)，逐步升級。具體而言，在主要以外交努力勸阻無果后，美國軍事太空力量將通過提高追查攻擊來源的能力等方式以加強對敵對者的威懾，同時增強設施的快速恢復能力以降低攻擊的收效，威懾一旦失敗則行使自衛權并最終在作戰行動中挫敗攻擊。在這些逐步升級的措施中，美國尤其重視太空系統恢復能力建設與太空反擊能力建設，以確保美軍太空能力與資產在遭受第一次攻擊的情況下，仍能保持關鍵的二次行動能力。為加強恢復能力建設，美國明確表示，投資時將把“恢復能力”視為評價備選體系架構的關鍵性標準，并通過采取高性價比的太空系統防護措施、跨領域解決方案、在不同軌道的不同平臺上托管有效載荷、運用國際和商業伙伴的能力、發展太空響應能力等方式，保證美國太空系統的恢復能力。對于反擊能力，美國強調“必須準備好在惡化的環境中作戰并擊敗那些針對美國太空系統及其支撐性基礎設施的攻擊”。(44)為此，所有相關人員與流程都必須為應戰做好準備，美國將通過教育、訓練與演習以及新的條令、戰術、技術與程序來增強軍事與情報機構在惡化的太空環境下采取行動的能力。值得指出的是，美國對太空攻擊行為的反擊不一定在太空中發起，在其太空資產遭受攻擊的情況下，美國可能全面動用軍事力量并借助相關盟友實施反擊。由此，針對潛在的太空競爭對手，美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多層級威懾體系。在此基調下，同樣是太空控制(space control)任務，小布什時期追求的是絕對制天權(space supremacy)，而奧巴馬軍事太空戰略更側重圍繞具體作戰任務、作戰環境追求相對有效制天權(space superiority，或稱太空優勢)，即只在作戰時間段與作戰區域實施對太空的控制，并不追求永久性控制或太空全域控制。(45)

　　(三)重視盟國作用，拓展與盟國的軍事太空合作

　　自進入新世紀以來，“重視伙伴關系建設”一直是美國戰略的重點。但小布什時期，由于技術的局限以及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思想傾向，美軍與盟國在太空的合作并沒有實質性推進。奧巴馬上臺后，鑒于國防預算進一步削減、美軍需要借助更多外力以及新政府整體的多邊主義傾向，美國加速了與盟國展開軍事太空合作的步伐。在新的形勢下，美軍認為，在太空日益擁擠和充滿競爭的時代，信息共享和能力整合是未來軍事同盟的重要方面，“跨域協同不僅源自聯合部隊內部，也來自于外國友軍的融合”。(46)負責太空事務的國防部副部長舒爾特曾指出，“軍方必須開始考慮在太空與盟國共同行動，在其他每個疆域——海上、空中、地面——我們都與盟友、伙伴一起行動。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在太空也如此。”(47)奧巴馬的軍事太空戰略重視倚重盟國力量，從合作對象、合作領域兩方面拓展、加強與盟國的軍事太空合作。從合作對象看，北約國家一直是美國開展軍事太空合作的首選。在奧巴馬時期，大西洋兩岸對太空環境的判斷更為接近，太空領域利益進一步交融，太空合作有了更堅實的利益基礎。2009年北約聯合空中力量能力中心(Joint Air Power Competence Center)發表《北約太空作戰評估報告》，提出23條建議，以此推動北約將太空能力更有效地整合到軍事行動中。(48)2010年北約發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防務與安全戰略概念》，首次承認“阻止進入太空技術的發展將會產生顯著的全球影響，而這將影響北約的軍事計劃與行動”。(49)北約內部文件《北約太空行動雙邊戰略指揮職能計劃指南》則將合作落實到作戰層面，直接為“作戰計劃中的太空能力整合提供了指南”。(50)美國國防部于2011年2月與法國簽署協議，共同應對來自外部的衛星威脅。除北約外，日、韓、澳等亞太盟國也成為美國軍事太空合作伙伴。美國將與日本聯合研究一個共享太空監視數據的框架，作為兩國加強太空領域合作的組成部分，擴展美日軍事同盟。美國和日本達成協議，日本太空監視雷達系統的數據將與美國五角大樓的聯合太空作戰中心實現信息共享。2012年11月美國與澳大利亞宣布，美國軍方將在澳大利亞西北部部署一套強大的雷達系統與一架太空望遠鏡。這是美澳兩國在太空領域加強合作的重大步驟。在合作領域上，制定互惠協議是軍事太空合作的重要方面，美國通過這些協議來提高各盟國之間的兼容性和一體化程度，支持信息共享與集體行動，保證在危機與沖突中共享太空能力。2011年美國國防部稱美國“正與一些重要的盟國簽署有關太空態勢感知的‘原則聲明’，為合作與信息共享奠定政治基礎”。(51)在此基礎上，奧巴馬政府將軍事太空合作拓展至太空作戰聯合軍事演習等領域，以進一步促進與盟國的太空協同作戰能力。在德國的北約進修學院已經開始為北約國家參謀人員與作戰規劃官員提供太空作戰規劃課程，教授如何將太空能力整合到作戰行動策劃過程中。(52)2012年4月，美韓進行了太空領域軍事演習，以豐富美韓傳統聯合軍演的形式和內容。而此前在兩國的聯合軍演中，太空領域都是由美軍單獨進行。韓國軍方有關負責人表示：“通過太空領域的聯合軍演，兩國可以在利用美國情報衛星收集情報等方面進行全面合作。”(53)此外，從2013年開始，韓國將派軍官到美國空軍太空司令部下屬的高級太空作戰學校進修太空作戰基本課程，學習太空作戰基礎理論和太空戰略相關知識。2012年4月的“施里弗2012”太空戰演習，是“第一次由北約部隊和澳大利亞部隊組成的聯合團隊進行”，(54)來自澳大利亞和9個北約組織成員國的30個機構約270名軍地專家參加了演習，(55)美國主導的軍事太空聯合作戰初現端倪。

　　三、奧巴馬軍事太空戰略的發展趨勢

　　奧巴馬連任后，其軍事太空戰略的基本要素不會發生突變，但一些重大的漸進性發展趨勢值得關注。

　　(一)美國軍事太空戰略將更加針對中國

　　首先，從全球戰略格局角度看，太空將是美國為防范中國成為其全球戰略對手而極端重視的領域。世界軍事發展歷史與大國爭霸歷史表明，戰爭的勝負與霸權的興衰往往直接取決于誰能在戰爭空間和相關軍事技術、力量的轉換中先人一步。當前中國太空力量迅速發展，并且擁有與美在太空進行長期競爭的經濟實力，這使得中國在美國戰略中的重要性急劇上升。其次，從地區格局看，整體實力發展使中國成為亞太大國，已經對美國的地區主導地位構成了所謂的“威脅”，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也要求具體落實到太空這一領域，太空將成為美國重返亞太的重要“新邊疆”。第三，從具體軍事作戰需求看，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太空反制能力，對美形成“非對稱平衡”。2007年1月中國進行了首次反衛星試驗，2010年1月與2013年1月27日兩次進行陸基中段反導試驗，這使得太空能力成為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核心構成，因而構成美國需要特別應對的問題。綜合這些因素判斷，美國軍事太空力量的部署將更加有針對性，注重對中國的監控與防范。2012年美國宣布將在澳大利亞部署C波段雷達是這一趨勢的最新注釋。這將是美國空軍首次在南半球部署該系統，部署到位后，美軍能觀測到整個亞洲范圍內一切離開或進入地球大氣層的物體。但美國軍事太空戰略的“中國針對性”并不必然導致中美直接的太空軍事對抗，兩國之間更有可能形成“太空相互威懾”。(56)中國通過發展太空能力獲得對美的非對稱打擊能力，但形成的悖論是，當太空日益成為中國的力量“重心”時，它也將成為中國的“軟肋”所在。“中國發展先進軍事技術的結果，反倒使中國部隊也容易遭受那些同樣的非動能‘非對稱’手段的傷害，而這些措施中國原本是用來抗衡美國軍事優勢的。能夠確定海上艦艇方位并用于導彈瞄準的先進監測技術容易遭受美國網絡戰技術和反衛星能力的打擊”(57)。“中國沒有達到能打贏一場對抗美國的戰爭而自身損毀又可以承受的程度”(58)。

　　(二)美國在軍事太空力量發展上將更加謹慎

　　美國在軍事太空力量發展上愈加謹慎，主要原因如下：(1)安全考慮。目前，全球共有近900顆在軌運行衛星，其中美國擁有400多顆。如前文分析，盡管太空資產為美軍提供了巨大能力，但美國太空資產變得越來越脆弱。如果太空武器化和太空沖突不可避免，受到威脅最大的是美國。因此不少美國軍事專家認為，如果美國向太空武器化方向推進，效果和效益均不顯著，無助于降低美國太空資產的脆弱性。(2)經濟因素。因為經濟危機，美國無力大規模投資軍事太空力量研發。由于國防預算連年下調，美國軍事太空力量開發面臨窘境。2013年美國軍事太空預算預計80億美元，比2012財年下降了22%。(59)美國太空機構將于2013年終止預算為50億美元的新氣象衛星和空軍的太空試驗項目，甚至提出要關閉“作戰響應太空辦公室”等太空戰機構。(60)在建設途徑上，依靠非國防部門的傾向會更加明顯。當前美國國防部一半以上的衛星通信都依靠商業衛星實現。在未來10年內，鑒于軍方對通信能力的需求將是目前20千兆每秒的三倍，在國防經費削減的情況下，美國國防部正考慮進一步加強與私營公司的合作。在緊急情況時，軍方只需支付一筆費用即可購買商業衛星的優先使用權或在商業衛星上增加軍用載荷，如加載紅外傳感器以探測全球彈道導彈發射情況。這種“寄生載荷”的方式將得到廣泛使用。而美軍重點建設的“快速響應太空”計劃、F6計劃等具有成本低、周期快、技術難度適中的特點，為小型私營企業進入軍事太空領域提供了契機。類似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等小型私營公司參與競爭，有效打破了由聯合發射聯盟(ULA)等大公司形成的壟斷局面，為美國進一步降低成本和提升技術能力形成了良性競爭環境。

　　(三)防御性太空作戰常態化

　　從目前仍然有效的太空作戰條令來看，美軍的太空防御理論已趨于成熟，相關條令對于進攻性太空控制只做了簡短說明，但對于防御性太空控制卻規定得詳細具體：強調利用政治、經濟、外交等多種手段，阻止對手使用美國或第三方的太空設施;強調對太空系統的所有組成部分(包括發射部分)采用加密、備份、冗余、偽裝、欺騙、機動、加固等方式進行保護。如果防御失敗，太空設施受損，美軍也可利用太空支援任務領域的各項能力進行彌補，如采用太空接近和交會方式修復受損衛星，采用快速響應發射方式應急發射衛星，采用太空力量重構方式恢復太空能力等。這顯示太空防御作戰將逐漸成為聯合作戰的常規組成部分。

　　(四)太空力量運用任務領域的能力將繼續發展

　　對于太空力量運用任務領域，美國1999年國防部太空政策將其界定為“在太空、經由太空或從太空發起的作戰行動，旨在通過威脅地球表面目標來影響沖突的過程與結果”。(61)參聯會認為，太空力量運用行動包括通過在太空的或經由太空的軍事武器系統實施的對地球表面目標的攻擊。(62)因此，所謂的太空力量運用實際上就是天對地的打擊行動。這個任務領域是最為保密的領域。公開文件對此只有概念界定，而國防部文件《太空力量運用》(DODI 3100.13)有詳盡的職責描述，但該文件一直處于保密狀態。因此，對于美軍該領域的情況，除彈道導彈(經由太空)外，其他具體任務、目標和資源等都是未知數。但是，盡管美軍目前并不具備通過太空投送兵力或從太空直接攻擊敵方目標的能力，隨著航天技術的發展，其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掌握這種技術和能力。美國空軍和戰略司令部一直從事涉及常規彈頭洲際彈道導彈或先進空天飛機的“快速全球打擊”(prompt global strike)項目研究。奧巴馬政府在財政極其緊張的情況下依然堅持推進“X-37B”軌道飛行器的研發，至少表明獲取天對地打擊能力是美國堅持的目標。從空軍任務發展歷程推斷，并不能排除在國家政策和軍事戰略允許的情況下，美軍將來可能在戰爭中直接從太空對敵地球表面目標發起攻擊，使用太空火力壓制或摧毀敵方部隊和作戰能力，并可完成類似美空軍目前擔負的戰略空襲和遮斷等任務。

　　(五)太空作戰不排除“先發制人”的可能

　　美軍將首先發起進攻性太空控制行動取得制天權，以保證全域制權的獲得。在美軍當前設想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應對行動中，參聯會已經明確要求，為確保介入，美軍“需要在太空和網絡空間提前展開預備行動”。(63)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先發制人”是軍事上的需求，而軍事邏輯與政治意愿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在當前政策下，此類行動的授權可能無法獲得，尤其是在危機之前的階段”。(64)但是，一旦有必要，當前的美國國家太空政策無須做重大調整，就能給此類行動提供足夠的空間。

　　奧巴馬政府將美國軍事太空戰略重新拉回穩步務實的軌道。雖然較小布什時期更為保守謹慎，但奧巴馬政府繼續推進軍事太空力量建設，拓展力量運用領域，這將無益于阻止或逆轉太空軍事化與武器化進程，國際安全形勢、大國關系將因此更趨復雜。此外，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繼續轉移以及戰略部署的調整到位，美國將持續保持對中國的軍事太空優勢，從而對中國構成持久的壓力。

　　【注釋】：

　　①在2011年發布《美國國家安全太空戰略》后，國內學界針對奧巴馬政府的太空戰略掀起了研究小高潮，其代表性論文有：夏立平：《奧巴馬政府的太空戰略及其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12年第1期;何奇松：《脆弱的高邊疆：后冷戰時代美國太空威懾的戰略困境》，《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程群、何奇松：《美國〈國家安全太空戰略〉評析》，《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3期;張茗：《評奧巴馬太空新政》，《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4期等。美國學界對太空戰略的關注早在奧巴馬戰略成型前就已展開，并一直持續至今，具體可參見Adam E. Frey, "Defense of US Space Assets: A Legal Perspective",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2, No. 4, Winter 2008; Michael Sheehan, "Counterspace Oper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US Military Space Doctrine", Air Power Review, Vol. 12, No. 2, Summer 2009; John E. Shaw, "Guarding the High Ocean: Towards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US Maritime Strategy",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3, No. 1, Spring 2009; Scott A. Weston, "Examining Space Warfare: Scenarios, Risk, and US Policy Implications",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3, No. 1, Spring 2009; Trevor Brown, "Soft Power and Space Weaponization",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3, No. 1, Spring 2009;Susan J. Helms, "Schriever Wargame 2010: Thoughts on Deterrence in the Non-Kinetic Domain", Air Force Space Command High Frontier, Vol. 7, No. 1, November 2010; Vincent Manzo, "Deterrence and Escalation in Cross-domain Operations: Where Do Space and Cyberspace Fit?" Strategy Forum No. 272,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December 2011。

　　②按照活動目的，太空活動大致可分為軍用和民用兩類，但美國將其更加詳細地分為國家安全太空(其下再分為軍事/防務太空和情報太空)、商用太空、民用太空三大類。

　　③洪兵、梁曉秋：《關于空間戰略理論的幾個基本問題》，《中國軍事科學》，2002年第1期。

　　④此圖示框架受《關于空間戰略理論的幾個基本問題》的啟發。本文并不贊同《奧巴馬政府的太空戰略及其影響》一文中的認識，即“美國的太空戰略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從和服務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它包括國家太空政策和國家安全太空戰略……美國國家太空政策和太空軍事戰略之間有很大的相通性”。

　　⑤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January 2011, "Preface", p. i.

　　⑥Ibid., p. 4

　　⑦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January 6, 2009, V-3.

　　⑧參見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⑨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3.

　　⑩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January 17, 2012, "Executive Summary", p. i.

　　(11)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II-1.

　　(12)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 17.

　　(13)參見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p. 3。

　　(14)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50.

　　(15)參見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16)參見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2, 2007; Incorporating Change 1, March 20, 2009, "Executive Summary", p. xi.

　　(17)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February 8, 2011, p. 4.

　　(18)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 5.

　　(19)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49.

　　(20)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 66.

　　(21)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p. 3.

　　(22)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 2.

　　(23)《美官員稱成立太空防御局對抗中國太空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5781928.html，2012年11月24日登錄。

　　(24)這四項任務是太空力量增強(space force enhancement)、太空支援(space support)、太空控制(space control)與太空力量運用(space force application)。參見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這四項任務的劃分自1983年確立后一直延續至今。

　　(25)SBIRS將通過對以下四個任務領域的支持，為保衛美國及其盟友提供關鍵能力：導彈預警(MW)，導彈防御(MD)，戰場空間感知(BA)和技術情報(TI)。SBIRS團隊由美國空軍太空與導彈系統中心的天基紅外系統中隊領導，洛·馬太空系統公司是主承包商，諾·格電子系統公司為有效載荷集成商，空軍太空司令部負責運行SBIRS系統。

　　(26)US Air Force, Air Force Priorities for a New Strategy with Constrained Budgets, February 2012.

　　(27)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p. 33.

　　(28)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p. 9.

　　(29)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DoD Initiatives, 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1/0111_nsss/, 2012-10-20.

　　(30)反介入通常是指長距離的行動和能力，旨在阻止敵對力量進入作戰區域。區域拒止指的通常是較短距離的行動和能力，并非旨在阻止敵對力量的撤出，而是限制其在作戰區域的行動自由。美軍常用A2/AD指代反介入/區域拒止。參見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Executive Summary", p. i.

　　(31)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II-6.

　　(32)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6.

　　(33)Ibid., p. 9.

　　(34)Ibid., p. 50.

　　(35)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6.

　　(36)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1-2.

　　(37)這九項原則是：目標、進攻、集中力量、節約兵力、機動、統一指揮、安全、出其不意、簡單(objective, offensive, mass, economy of force, maneuver, unity of command, security, surprise, simplicity)。參見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V-6.

　　(38)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6.

　　(39)Ibid., p. 10.

　　(40)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 4.

　　(41)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6.

　　(42)The White House, US National Space Policy, 2006, p. 3.

　　(43)The White House, US National Space Policy, 2010, p.4.

　　(44)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p. 11.

　　(45)關于優勢(superiority)與制權(supremacy)的區別：優勢指在給定的時間和地點對某個領域的控制程度，以允許實施安全可靠的行動，排除對手的禁止性干涉，無需永久性或針對整個領域;制權是在某領域的優勢達到這樣一個程度，即對手無法有效干涉。參見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5.

　　(46)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16.

　　(47)Cheryl Pellerin,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Targets Safety, Stability",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February 4, 2011,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 id=62698, 2012-10-20.

　　(48)參見Thomas G. Single, "New Horizons: Coalition Space Operation",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Vol. 24, No. 2, Fall 2010。

　　(49)NATO, Strategic Concept for the Defence and Secu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article 14[th], http://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index.html, 2012-11-20.

　　(50)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V-10.

　　(51)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52)參見Thomas G. Single, "New Horizons: Coalition Space Operation"。

　　(53)參見《韓美將首次在太空領域進行聯合軍演》，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28/c_123054539.htm，2012年11月27日登錄。

　　(54)張睿、李智、熊偉：《美軍舉行第七次“施里弗”太空作戰演習》，《國際太空》，2012年第7期。

　　(55)9個北約組織成員國有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土耳其、英國和美國。30個組織機構包括北約總部(NATO HQ)、盟軍作戰司令部(ACO)、盟軍轉型司令部(ACT)、聯合部隊司令部(JFC)、聯合空中力量能力中心(Joint Air Power Competence Centre, JAPCC)等。

　　(56)關于太空對中美戰略態勢的影響，參見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7; Jan Van Tol with Mark Gunzroger, Andrew Krepinevich. and Jim Thomas,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0;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Washington, DC: DOD, August 2010, pp.22—37; David C. Gompert and Phillip C. Saunders, The Paradox of Power: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James Dobbins, et al., Conflict with China: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1; Robert S. Ros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U. S. Security and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http://www.airpower.au.af.mil/apjinternational/apj-c/2012/2012-2/2012_2_11_ross-E.pdf。

　　(57)Robert S. Ros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U. S. Security and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58)Ibid.

　　(59)"Military Space R&D Cuts Threaten New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http://www.aia-aerospace.org/newsroom/publications/aia_eupdate/march_2012_eupdate/aia_national_security_space_committee_update/, 2012-12-01.

　　(60)Stephen Clark, "White House Budget Would Cut Military Space Research", http://spaceflightnow.com/news/n1202/13afbudget/, 2012-11-28.

　　(61)轉引自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II-10。

　　(62)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3-14, Space Operations, "Executive Summary".

　　(63)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Version 1.0, p. 38.

　　(64)Ibid.,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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