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聯”為何越走越遠？

　　隨著境外媒體開始迫不及待地用“雨傘革命”命名香港“占領中環”事件，以及人民日報刊文明確指出，想通過香港在內地搞顏色革命是“白日做夢”，香港已進入大攤牌的階段。

　　在港臺腔看來，“占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學生團體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搶戲程度之深，讓“占中三子”都黯然失色。或許感受到了外界“誤讀”的厚望，體味到領導“占中”力不從心的壓力，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日前發表聲明，重申此次運動絕非“顏色革命”，單純就是為了爭取民主。隨后“學聯”發表了致政務司司長林正月娥的公開信，展現出愿意跟特區政府溝通的彈性姿態。

　　這些，都讓一度淡出公眾視野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再次引起外界關注。“學聯”是香港最大的學生組織，由8個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原本成立目的是推動學生運動的發展和增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然而，這兩年“學聯”給香港市民印象最深的，是其狂飆突進的激進立場。

　　今年6月，“學聯”聯同多個激進組織以響應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為由，暴力沖擊立法會。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政改決定一錘定音，連“占中”發起人戴耀廷也承認策略失敗，但“學聯”卻繼續堅持對抗路線，一路走到今天的“占中”行動。有人說，“占中”到如今，戴耀廷等人對運動的主導能力已可忽略不計，“學聯”與“學民思潮”才是主力。他們急速激進化的行徑青出于藍勝于藍，甚至較“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港媒調查發現，近年來反對派與“學聯”互動緊密，學聯已變質成為反對派的“打手”以及培訓第二梯隊的基地，兩者甚至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旋轉門”關系。而“學聯”骨干在離任后就可以加入反對派政黨，受到“重點培養”。部分人更成為反對派的受薪職員，不虞因為抗爭而影響就業，令他們可以在無后顧之憂之下全力為反對派服務。通過這種合作關系，反對派也可以牢牢控制學聯的路線和立場。如果細數，“學聯”中人成為反對派政黨核心的有不少。早年便有前學聯秘書長陶君行，他后來加入民主黨并成為黨內少壯派代表人物，之后成為社民連主席;另一名前學聯秘書長蔡耀昌，現為民主黨副主席，這些足證學聯與反對派的關系。

　　頗為反諷的是，如果時光倒流40年，那時的“學聯”不是這個樣子的。當年，英國統治香港時，中國一窮二白，港人反而有一股樸素的家國情懷。“學聯”領袖雖然各自擁抱不同的意識形態，但都有一種濃得化不開的中華情懷。譬如，他們高舉反殖民主義旗幟，冒著被港英政府鎮壓拘捕的風險，率先走上街頭高喊“誓死保衛釣魚臺”，讓全球中國人動容。

　　然而，這種中華情懷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淡化。比起上世紀80年代的“認中關社”(即認識中國、關心社會)，今天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學聯”領袖，在“本土要優先、國情靠邊站”的取向下，所追求的民主越來越局限在香港本土。例證很多，比如在葵青貨柜碼頭罷工和反國民教育中，“學聯”領袖們都沖到了最前線。

　　更值得深思的是，近年香港民間開始冒出一股“港獨”聲音。當大部分泛民政黨尚不敢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反而是香港大學的學生報《學苑》今年初推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封面專號，首次打出了分離主義與“港獨”的旗號。而最新一期《學苑》，又進一步制作了20頁“港獨”專題，公然主張要“突破港獨禁區”，實行“香港民主獨立”云云，讓人瞠目結舌。不過，再回過頭來觀察“學聯”在“占中”中不遺余力的過火表現，也就見怪不怪了。

　　翅膀堅硬的“學聯”，在激進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有消息說，早在“占中”局面失控之初，“學聯”和“占中三子”曾經進行內部商談，三子當時提議以“集體自首退場”結束行動，并獲泛民支持，但學聯認為行動未有成果，退場難以服眾，擔心行動更無組織，最終否決。

　　最新消息說，“學聯”和特區政府就其提出的三點要求達成共識，但前者態度依舊強硬。比如強調要就所有原則和框架達成共識，及政府確保不會武力清場，才會正式展開對話，且不接受閉門會談;而就“占中”撤離與否，也繼續堅持要待對話有成果后再決定。但另一邊廂，有觀察家認為，集會組織者姿態強硬，但畢竟年輕，政治經驗不足，控制局面和突發事件能力十分脆弱。“學聯”與政府重啟對話進程當然是好事，但萬一對話大門因為意見不合再次關上，“危機仍會在眼前”。(文/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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