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國不宜直接打擊“伊斯蘭國”武裝

　　占據了伊拉克和敘利亞各1/3領土的“伊斯蘭國”(IS，原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武裝及其“哈里發帝國”似乎正在面臨新的國際統一戰線聯合打擊：奧巴馬稱之為“人類癌癥”，并已經出動戰機數次空襲;奧朗德稱必須將其制服、驅逐;克里8月29日在《紐約時報》發文提議“在美國領導下作出聯合應對，并建立最廣泛的國家聯盟”;9月5日宣布組成打擊“伊斯蘭國”武裝的十國核心聯盟，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土耳其、意大利、波蘭、丹麥加盟;沙特最高宗教權威大穆夫提8月中旬聲稱伊斯蘭國武裝是“伊斯蘭教的頭號敵人”，沙特內政部一周后宣布逮捕8名招募年輕人參加該組織的嫌犯;卡塔爾外交大臣8月23日表示“卡塔爾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極端分子團體”;阿拉伯聯盟9月7日會議表態支持美國打擊“伊斯蘭國”武裝;……甚至有消息人士稱伊朗領導層已經批準伊朗軍隊與美國合作以打擊“伊斯蘭國”武裝。據稱拉中國參與打擊“伊斯蘭國”武裝也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訪華的目的之一。對此，中國該如何決策?

　　盡管中東是中國最大石油進口來源、中國是伊拉克石油最大出口市場，盡管中國在越來越大的規模上開展海外“維穩”勢所必然，盡管西方國家政界和媒體急切地要求中國加大力度參與對中東“維穩”，盡管我國必須毫不含糊地嚴詞抨擊“伊斯蘭國”武裝的反人類罪行及其對華領土野心，但政治和經濟基本面決定了中國不宜直接出動武力打擊“伊斯蘭國”武裝及其哈里發帝國。

　　從經濟基本面而言，主張我國直接打擊伊斯蘭國武裝的依據就是保障中國石油供給和油價穩定。然而，這類地緣政治性風險危及石油供給、推高油價的前提是武裝組織占領了主要油田，而且破壞油田生產，而且正值世界市場石油供求關系比較緊張;現狀則與此完全相反。世界經濟增長減速;作為能源消費增長主力的新興市場減速尤為明顯;中國經濟結構演變，服務業占比上升而高能耗產業占比下降;能源補貼改革進一步削弱石油需求增長的動力;此前持續的油價高漲已經激勵了大規模的石油開發新投資，也鼓勵了天然氣、水電、煤炭、太陽能、核電等替代能源消費的增長;美國即將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加息也很可能早于市場預期;……所有這一切決定了2012年以來全球石油市場實際供求關系已經從偏緊轉為偏松，而且還將進一步放松。

　　同時，伊斯蘭國武裝不僅未能控制伊拉克主要油田，而且他們的實際行動早已表明，這個殘酷但精明的極端主義組織不會親手殺掉會下金蛋的母雞，反而會大力推動控制區內的石油生產，然后在黑市拋售，以獲取金錢支持其“圣戰”事業。同樣的行為也發生在控制了重要油田的利比亞武裝、庫爾德武裝身上。在當今油價形成機制之下，投機和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之類卡特爾控制石油生產配額的操縱行為對油價影響重大，在相當程度上是石油輸出國組織壓制石油生產配額人為維持了高油價。有關統計表明，1990年代以后國內卡特爾平均超高定價率(即用戶為卡特爾支付的價格高于無卡特爾狀況下價格的幅度)為22%，國際卡特爾的平均超高定價率為25%，歐佩克機制導致的油價人為抬高幅度只會比這個更高。由于卡特爾統一行動的約束力隨著成員數量增多而趨向削弱，而這些動蕩顯著增加了石油產區主人的數量，相應必然削弱石油輸出國組織旨在維持油價的生產配額機制的約束力，而且大大增強了石油產區新主人增產的內在動機。因此，與市場流行、且為投機者反復炒作的觀念相反，這些“地緣政治性風險”帶來的變局不僅沒有破壞、反而穩定和增加了原油生產。

　　即使不考慮地利，不考慮盟友政治體制決定的態度反覆多變與不可靠，不考慮中國在海外“維穩”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僅從政治基本面看，我們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更不宜直接參與西亞、北非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維穩作戰，一系列主客觀因素決定了在可預見的未來那里是泥潭火坑，除非打起了世界大戰，否則，向那里派出實戰兵力應僅限于救援數量較多的中國國民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須知，我們不打不義之戰，也不打將被長久歷史證明是正義、但在當前和可預見未來容易被鼠目寸光和心懷叵測者抹黑的戰爭，作戰的前提是在國內外凝聚了必不可少且足夠牢固的政治共識，而這恰恰是目前乃至未來五年、十年國際社會都難以做到的。

　　之所以目前難以就打擊“伊斯蘭國”武裝凝聚牢固的政治共識，是因為國內和國際社會迄今未能直面這類武裝誕生壯大的真正根源;是因為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有相當一部分人出于狹隘的民族宗教感情而根本不認為“伊斯蘭國”之類極端主義武裝是罪人，反而借口這樣那樣的名目將其捧作反抗西方或中華“霸權”的正義之士;還有太多人不愿直面正義之戰也必然要付出的生命財產代價，他們目前對打擊極端主義的三分鐘熱度太容易冷卻而走向反面;更有心懷叵測之輩企圖蠱惑中國深陷泥潭火坑，從而坐收漁利。

　　盡管國內外大眾媒體把“伊斯蘭國”武裝描繪得好似橫空出世，但對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分裂主義“三股勢力”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不會對其出頭和行為感到太多驚訝，因為“伊斯蘭國”武裝有著經歷了上百年長期發展、相當系統的意識形態基礎，更是幾十年來“三股勢力”實踐壯大的必然結果。20年前就被中國和俄羅斯、中亞國家明確定性為恐怖組織的伊斯蘭解放黨(伊扎布特)一直聲明其政治主張是“穆斯林要與那些阻止其他人自由選擇伊斯蘭政治壓迫的政體系作戰，哈里發制度下的國家和地區的一切由伊斯蘭教法來制約”，“必須把伊斯蘭一切故土為一個國家”，伊斯蘭運動“不允許把伊斯蘭地域變成幾個國家，它的要求是建立一個國家”，強調“哈里發國家是世界性的，它的政治制度應擴向全球”，要通過“伊斯蘭革命”的手段——“圣戰”，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從中亞、外高加索的這個那個“酋長國”組織，到“伊斯蘭國”武裝建立哈里發政權，這是這類勢力理論與實踐順理成章的發展;只要不能正視問題真正根源，這種意識形態孳生的土壤存在，既然巴格達迪已經開創了重建哈里發體制的先例，即使擊斃他本人、消滅“伊斯蘭國”武裝，新的哈里發很快就會面世，新的標志性極端武裝很快就會嶄露頭角，甚至可能會比“伊斯蘭國”和巴格達迪更極端。國內公眾和國際社會，對此真的有清楚的認識嗎?真的做好持久戰的思想準備了嗎?

　　更不可忽視的是，當前，中俄、西方、持續壯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三方之間的關系猶如二戰之前的蘇聯、西方和納粹，中俄和西方對峙猶如二戰之前蘇聯與西方，雙方客觀上都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不能共存，但又都希望打擊排擠對方，將伊斯蘭極端主義禍水引向對方，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則竭力游走于其中而壯大自己。倘若我們如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那樣在這一地帶的“維穩”中投入過大力量，在伊斯蘭極端主義仍將持續膨脹二十年以上的背景下，我們就會墮入西方彀中，深陷“伊斯蘭陷阱”而在沒有太大經濟潛力的地方徒然消耗我們的國力，在中俄、西方、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三角博弈中敗陣。別忘了，我們的主要經濟利益和國家命脈在于東部和海路;不在西路。而且，倘若中國參與美國主導的打擊“伊斯蘭國”武裝聯盟，美國會不會為了避免什葉派伊朗做大而陡然放縱“伊斯蘭國”之類遜尼派極端武裝?

　　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反對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一切“三股勢力”，我們要警惕這類勢力對中國的覬覦、滲透，但我們不應為人火中取栗，不應讓自己在這場持久戰中淪為“先烈”。

　　(2014.9.9，僅代表個人意見)

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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