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我曾查閱了國內有關抗美援朝戰爭許多原始資料，1992年又受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軍備控制中心之邀，前往參加了所購的俄羅斯有關朝鮮戰爭檔案的整理和鑒別工作。看到這些解密的塵封的歷史檔案，本人更深感到爆發的朝鮮內戰迅速演化成一場國際戰爭并牽涉到中國領土臺灣后，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被迫下決心出兵入朝參戰的正確性。面對眾多歷史資料曝光，有客觀立場的國人可認識到朝鮮戰爭本不應該打，抗美援朝戰爭卻不能不打。中國打這一仗雖然犧牲了18萬人、花費了62億元的直接戰費，卻打出了一個世界強國地位。過去衰弱的古國和“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通過這一仗也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換裝為蘇式裝備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僅兩天之后便發生了出乎朝、蘇、中三國事先預料的事件，美國不僅宣布出兵朝鮮，還以第七艦隊進駐臺灣。這一對中國領土的嚴重侵犯和來自東鄰的威脅，使中央軍委不得不調動戰略預備隊第38、第39、第40軍到東北，會同當地的第42軍合組東北邊防軍，準備選擇最適合發揮中國陸戰優勢的戰場同美國較量。這支可稱全軍裝備最好部隊于7月間到達鴨綠江邊后，首先采取緊急措施便是各單位“換槍”。
“換槍”的原因，是發達國家的軍人都難以想象的，因為當時剛獲得全國勝利的解放軍裝備極為雜亂。官兵手中的槍支出自許多國家，有十幾種型號，一個班內常常有好幾種槍。其中日本的三八槍是6.5毫米口徑，美式步槍是7.62毫米口徑，國民黨軍的中正式步槍(仿德國K98式)又是7.9毫米口徑，子彈都不能通用，而且多數口徑的子彈在國內又沒有生產線。
新中國若是出兵同美軍這樣的強敵打消耗多的大仗，槍支雜亂對彈藥供應將會是一場災難。全國解放時，中共中央便向蘇聯洽購武器，起初因經濟困難只優先訂購了戰斗機，還未顧及陸軍裝備。東北邊防軍成立后，只好按槍炮的口徑、型號作了調配，如第38軍基本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槍，第40軍主要使用繳獲的美制M1903A和M1步槍。
當時國內又缺乏上述彈藥的生產線，中央軍委便要求全國“打掃倉庫”，把以往各地繳獲的各種口徑、不同型號的槍炮彈分類，統一送往朝鮮前線。志愿軍入朝之初，世界上裝備最精良的美軍看到這支軍服上沒有軍銜和徽章、扛著三八式、捷克式的軍隊，還以為是“朝鮮預備役部隊”，隨即卻驚訝地感到其戰斗力卻是空前強勁，方知是“中共正規軍”。
志愿軍出敵不意發起反擊，入朝兩個月便將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驚呼這是“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不過戰爭進行到1951年春天，出國部隊原有武器損耗嚴重，打掃“倉庫底子”搜集的彈藥也用掉大半，下一步作戰就只能全面改用蘇聯裝備，國內部隊因需要輪番入朝也要換裝。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出兵朝鮮時，便要求蘇聯保障武器，斯大林滿口答應，卻表示中蘇雙方援朝應“共同負擔”，提供的武器按“出廠價格五折支援”。考慮到中國經濟困難，這筆錢算作對華貸款，年利為1%。此類條件若是和平時期的國家間貿易可算是優惠，然而中國要付出巨大的鮮血和生命犧牲，對于朝鮮的全部援助都是無償的，相比之下蘇聯的風格便不高。彭德懷當時審看稱贊蘇聯援助的文稿時，凡看到“慷慨”、“無私”的字樣便馬上刪掉，這恰恰是他自己切身的感受。
中國對蘇要求武器支援時雖產生過不愉快，不過這些武器畢竟使入朝作戰有了保障。蘇聯的部分武器裝備特別是戰斗機也已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新中國軍隊通過在戰爭中學會掌握這些武器，對于迅速提高自己的戰術技術水平還是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也說過：“我看還是要感謝蘇聯，它總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汽車隊。”
蘇制武器在實戰中學會使用
中國最早以“志愿軍”名義入朝的第13兵團、第9兵團，所用的還是過去的雜式武器。1951年上半年入朝的第3、第19兵團以及炮兵、坦克兵便換裝了蘇聯裝備。中國突擊建立的空軍，則完全使用蘇聯裝備，并由蘇軍進行培訓并以“幫帶”方式協助作戰。
此時蘇聯提供的武器，只有空軍裝備比較先進，陸軍裝備大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過的舊貨。如蘇軍在1947年后開始裝備AK-47自動槍，對中國只提供波波沙-41沖鋒槍(中國仿制品為50式沖鋒槍)和更老式的莫辛-納甘步槍即1891/30式(中國仿制品為53式步槍)。蘇軍1949年以后開始裝備T-54坦克，將已逐步淘汰的T-34賣給中國(至1954年共售出2000余輛)，許多車上還留有舊彈痕，只是刷了一層新油漆。
蘇聯這樣提供陸軍裝備，除斯大林有利已主義的吝嗇心理外，起初也有應急抽調的因素。中國入朝參戰非常倉促，蘇聯對提供武器缺乏準備，便從遠東部隊現役裝備中臨時抽調。蘇軍把遠東的10個坦克團和若干炮兵部隊開到中國，采取“師傅帶徒弟”式的一幫一的辦法，教會中方新組建的相應編制部隊使用后，便留下裝備回國。
炮兵是抗美援朝戰爭時陸軍建設的重點，從1950年年底至1951年春國內緊急建立了6個炮兵訓練基地，組建了5個地面炮兵師和4個高射炮兵師。這些部隊接收了蘇聯裝備后只進行了一至三個月的突擊訓練，初步達到走得動、擺得開、打得響即入朝。至1952年，志愿軍火炮總數由運動戰后期的6000余門增至1.5萬門，并通過實戰鍛煉大大提高了技術水平，可以同敵人進行大規模的火炮對戰，據美軍統計其傷亡60%系炮火造成。至1953年，解放軍全軍的地炮師發展到17個，多數還入朝參加了輪戰鍛煉。軍委制定的陸軍步兵軍編制中，炮兵連數量超過了步兵連，至此炮兵火力已成為全軍地面火力的骨干，這也是陸軍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解放軍的坦克兵以志愿軍名義入朝前，臨時接收了蘇軍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共500余輛，都系二次世界大戰中生產和使用過的T-34、J-2(即約.斯大林2式)坦克和SU-100自行火炮。接收時中方打破訓練常規，采取由蘇軍坦克乘員以手把手教的方法，進行了三個月的突擊訓練。中國坦克駕駛員僅駕駛了4-5個小時，炮手也僅發射過20-30發炮彈，剛剛達到開得動、打得響便入朝，隨后在作戰中逐步摸索出成熟的戰術并提升了技術水平。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新中國空軍幾乎是白手起家，從無到有，創造了世界空軍建設史上的奇跡。從1950年秋至1953年秋，人民解放軍空軍由只有1個航空兵師、幾十架作戰飛機，發展到擁有23個航空兵師，近3000架飛機，而且經歷了當時世界上技術水平最高的空戰鍛煉，從戰機數量和空戰水平看僅次于美蘇而躍居世界空軍第三位。
蘇聯起初向中國提供的空軍裝備，大都是米格-9這種已經快淘汰的噴氣式戰斗機。中國空軍認為其無法同美軍F-84戰斗機交鋒，為此同蘇聯顧問發生爭吵。斯大林考慮到兩國關系，于1951年5月兩次致電毛澤東致歉，并無償送給372架米格-15戰斗機，中國空軍便能在裝備水平相等的情況下抗衡美軍最先進的F-84戰斗機。
對中國提供陸軍裝備時，蘇聯也過有少量無償之舉。起初中方得到的是二戰時用過的舊貨還要付半價，許多人發出埋怨言論。斯大林得知后，為爭取中國好感的需要便試圖做些彌補。1951年中國從蘇聯訂購了37個步兵師的裝備后，見朝鮮人民軍裝備不足便無償撥給3個師的裝備，斯大林隨后便決定再無償地送給中國20個步兵師的裝備。
掌握了新裝備后，新中國軍隊馬上實行戰場練兵，“陪練”者又是有世界最高軍事技術水平的美軍，這種“邊打邊建”的方式，使部隊迅速提升了戰術技術水平。朝鮮停戰時，“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發表的公開講話中便嘆息說：“我們的失敗在于敵人仍然沒有被擊敗，并且甚至比以前更為強大及更具有威脅性。我說更為強大的意思，是指共產主義的亞洲陸軍已學會如何打近代的陸地戰爭。”
建立了配套的軍工體系
新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是補救了斯大林等人錯誤決策造成的嚴重局面，因而在國家利益方面也獲得巨大回報。按毛澤東的說法，斯大林從此真正相信中共是共產主義者，蘇聯對華援助大大增加，后來赫魯曉夫又在此基礎上大幅提升了援華質量，除了得到新式武器外，還獲得了以“156項”重點工程為代表的工業化建設的基礎。事實證明，正如毛澤東在出兵前預測的那樣--“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從1950年至1954年，中國用購買和仿制的蘇制武器裝備了106個陸軍師，質量雖屬二次大戰時的水平，卻實現了全軍武器標準化、系列化。
抗美援朝期間斯大林對華的最大援助，是同意幫助建設141項重點工程。1954年赫魯曉夫又提出追加15項，同時全面提升工程的技術水平。這著名的“156項”后來落實的工程共150項，其中44項是軍工企業，包括陸海空三軍各種主戰裝備的制造廠。蘇援的工廠設備雖然并非無償，中國卻只付成本費，中蘇科技協定還規定提供技術都屬無償，蘇聯傳授技術后完全由中國自主生產。在不到十年時間內，中國只花費幾十億人民幣，就以堪稱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建立起配套的國防工業基礎。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管經濟工作的陳云在80年代回顧此事時還感慨說：“比方說，蘇聯造兩臺機器，他們一臺，我們一臺。那真是援助，體現了蘇聯人民對我們的情誼。”
中國對蘇所欠軍火債不多，且與三年困難時“還債”無關
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付出了相當代價，不過若是做一下定量分析，也可看出花費并不算太大。中方的直接戰費為62億元人民幣，只占同期國民產值的3.5%和國家財政支出的12%，國家在戰爭期間還提前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并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戰爭期間蘇聯記下了中國30億人民幣(當時折合13億美元)的軍火債，這筆欠款在50年代后期便全部還清，其數額也只占同期全國財政支出的1.5%。
中蘇關系破裂后多年間，國內社會上和文藝作品中曾有一種傳言，聲稱為還清抗美援朝戰爭中對蘇的軍火欠債導致了挨餓，當年中國政府的聲明文件中卻從未這樣說過。看一看主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的《關于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就能知道自1950年以來我國向蘇聯所欠的外債和應付利息折合人民幣計算總共不過57.43億元人民幣。
這57億債務在當時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再看一下全國的財政支出統計表，1959年便為520億元，1960年則為654億元。至1960年之前，我國對蘇聯已還債33億元人民幣，即抗美援朝所欠武器債務已還清，所剩主要是“大躍進”兩年間因不能按合同交貨拖欠下來的貿易債務，以及接受旅順蘇軍撤出后所留裝備的收購費，其總額折合23億元人民幣(可見《中國財政統計：1950-1991》第135-136頁，財政部綜合計劃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三年困難時中國歸還蘇聯欠款總數，也只占國家財政支出的2%左右，而且并非是用糧食還債。
1961年4月《人民日報》公布的中蘇聯合公報，即說明中國還款的方式是“供應蘇聯有色金屬礦砂、錫、水銀、鉛、生鐵、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絲、茶葉、呢絨和綢緞、縫制品和針織品，以及其他工業品和手工藝品”。新疆出產的重要礦藏，便擔負了對蘇還債的半數款項，此刻中國出現的饑荒同歸還對蘇武器欠款并沒有多少關系。
據1962年之前的中國駐蘇大使劉曉在80年代中期發表的回憶錄中記敘，1961年春赫魯曉夫曾表示中國出現經濟困難，可推遲歸還部分債務。毛澤東從“爭氣”角度考慮決定提前還清欠款。另外，中國在經濟最困難的60年代前期的援外款額，也大大超過對蘇還債數。后來國內有人解釋三年經濟困難時大談所謂“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這種“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的說法成了推卸指導責任的托諉之辭。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一系列決議和文件中已如實地說明了當年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錯誤。
回顧從1950年開始的抗美援朝戰爭及隨后全面展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可以看出50年代是新中國軍隊建設的第一個黃金階段。抗美援朝戰爭打出的軍威，也使任何國家不敢再大舉入侵中國，后來國人幾十年的和平生活，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享受這場血戰的戰略紅利。新中國第一代軍人在戰爭中邊打邊建、邊打邊學，努力掌握現代化軍事科技的奮斗精神，也為后來的國防建設開辟了最初的道路。
(摘自《遼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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