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政治右傾化的表現
2012年12月26日，日本著名的右翼政治家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梅開二度，出任日本第96任內閣總理(首相)。甫一上任，安倍便在歷史等問題上向周邊國家挑釁，否認甚至美化侵略歷史，從而使中日關系不斷惡化，東亞地區矛盾激化。
(一)否認侵略歷史
安倍上臺后先后拋出了“殖民不是侵略”、“侵略定義不清”、“參拜靖國神社有理”等一系列右翼言論，借以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安倍甚至顛倒黑白，信口雌黃，為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開脫。2013年2月，安倍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稱，同日本和其他亞洲鄰國的沖突是中國根深蒂固的需求。3月12日，安倍在國會答辯時公開質疑東京審判。他宣稱，對甲級戰犯的判決是根據“戰勝國的判斷裁定的罪名”，而非日本人的定罪。[1]
4月23日，安倍聲稱，“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乃至國際上都沒有定論，取決于看待這個問題的是哪一方。[2]此言一出，立即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在國際社會，日本的侵略行徑早已被認定為史實。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聯合發表的《開羅宣言》明確指出：“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二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犯有反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等罪行。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方明確表示愿對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進行深刻反省。1995年8月15日，日本時任首相村山富市就歷史問題發表正式談話，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侵略定義未定論”是對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雙方所達成政治共識的公然否定。
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犯下的嚴重罪行，也是事關受害者個人尊嚴的重大人權問題，對此國際上早有定論。日本政府在1993年8月4日通過時任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公開表達了關于“慰安婦”問題的基本立場，承認“慰安婦”問題給很多女性的名譽和尊嚴帶來了嚴重的傷害，日本政府表示由衷道歉。安倍2007年試圖否認強征“慰安婦”，曾引發國際社會批評，美國國會眾議院同年7月通過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征“慰安婦”的第121號議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慰安婦”問題，正式道歉并承擔歷史責任。然而2013年5月13日，日本維新會黨首、大阪市長橋下徹公然大放厥詞，稱“慰安婦”制度是當時保持軍紀所必需，沒有證據顯示日本政府或軍方直接采取了綁架、脅迫“慰安婦”的行為。[3]
此言一出，國際輿論嘩然，包括中國、韓國、菲律賓、美國、俄羅斯以及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紛紛譴責。“慰安婦”制度是由日本政府寫下的世界戰爭史上最不人道和最殘忍的一頁。充分體現一個國家是如何的野蠻、殘忍和暴虐，足以讓諸多和平人士觸目驚心。[4]
日本政客不顧日本政府自己的“河野談話”立場，公然挑戰人類良知和歷史正義，屢次在“慰安婦”等歷史問題上大放厥詞，反映出日本政治和社會的急劇右傾化趨勢。面對國際社會對其右傾化的批判，安倍沒有絲毫的收斂和懺悔之意，反而表現得更加桀驁不馴。2013年9月25日，安倍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時稱：“如果大家想把我叫作右翼的軍國主義者，那就請便吧。”[5]安倍的言論徹底暴露了其真實右翼面目，表現出其不顧一切也要推進其擴軍道路的頑固企圖。
(二)參拜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是中日關系中一道繞不開的坎，是否參拜靖國神社是衡量中日關系“陰晴”的標準。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里面供奉著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在對外侵略戰爭中戰死的246萬多名軍人，其中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喪生的官兵。1978年10月，日本厚生省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偷偷地將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和2000多名乙、丙級戰犯的牌位塞進了靖國神社，把他們視為“為保衛日本而獻身的英靈”。1985年，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2001～2006年，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連續六次參拜靖國神社，對中日關系造成嚴重的影響，使中日關系進入“冰凍期”。[6]
現首相安倍晉三更是一個典型的右翼民族主義者，早在2012年10月安倍便以在野黨黨首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在2012年底的首相競選中，安倍稱對自己在第一次執政時沒能參拜靖國神社感到“痛恨至極”。[7]
2013年2月，安倍稱日本領導人對靖國神社祭祀的亡靈表達敬意理所當然。鑒于中韓等國的強烈反對，安倍沒敢公然參拜，但在4月和10月的靖國神社大祭時，安倍均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供奉“真榊”。8月15日，安倍還以自民黨黨首的名義向靖國神社獻上祭祀費。安倍政府的內閣要員們更是有恃無恐，多次公然參拜靖國神社。8月15日，日本內閣大臣新藤義孝和日本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古屋圭司參拜了靖國神社。日本跨黨派議員團體“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組織了102人參拜。10月18日，新藤義孝及大約160名國會議員前去拜鬼，創下冷戰結束以來秋季大祭國會議員參拜人數最多的新紀錄。“參拜人數上升是日本政治力量格局變化導致的，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表現”。[8]
這種公開的為侵略者歌功頌德，為軍國主義招魂的參拜活動，得到了日本右翼勢力的支持與贊揚，是對歷史正義和人類良知的公然挑戰，嚴重傷害中國等亞洲受害國人民感情，嚴重褻瀆國際公理和國際正義。反觀同樣是二戰策源地和戰敗國的德國，在戰后則能夠以真誠的態度對待歷史。1970年，德國前總理勃蘭特在訪問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時雙膝下跪，代表日耳曼民族對猶太民族表示真誠的懺悔，德國也因此贏得了世界的諒解和尊重。
(三)力圖修改和平憲法
1946年，在美國占領當局的監督下，日本制定了新的憲法，廢除了明治憲法。這部新的憲法被稱為“和平憲法”，之所以有這樣的稱呼是因為這部憲法的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國民真誠地企望以正義和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和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9]
這部憲法是在反省侵略戰爭的基礎上制定的，得到了日本人民的衷心擁護，并為維護戰后日本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修改憲法，為日本成為政治、軍事大國掃清“障礙”，長期以來一直是日本右翼勢力和日本新保守主義者的奮斗目標，但是日本的右翼勢力卻視和平憲法為日本成為世界大國、軍事強國的絆腳石。
安倍的核心政治理念就是要讓日本“擺脫戰后體制”，成為“具有領導地位的國家”，或者是日本常說的“政治大國”。2006年安倍第一次執政時，曾著書《致美麗國家》，闡述這一政治主張，并明確以此為己任。在任職期間，安倍推動通過了規定修憲程序的《國民投票法》以及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的相關法案。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后，又發表題為《致新國家》的政權構想，明確強調“終結戰后體制，自主制定憲法”是“自民黨的建黨理念”。正如安倍在其親撰的文章《走向新的國家》中所說：“與我五年前擔任首相時相比，我的立場沒有任何變化。我依然認為，日本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擺脫戰后體制。”[10]
安倍追求擺脫戰后體制，其主要目標是要取消和平憲法第九條對日本發展軍力和使用武力的限制，從而日本將可以大張旗鼓地發展軍事力量，甚至擁有核武器，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
(四)積極實施價值觀外交
安倍2006年首次擔任首相時期的外相麻生太郎曾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Arcoffreedomandprosperity)，指從東南亞經由中亞到中歐及東歐，連成一條弧線包圍著歐亞大陸，支持擁有與日本“相同價值觀”的國家，意在包圍和牽制中國。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臺執政以來，積極推行價值觀外交，臆造“中國威脅論”，拉攏周邊國家來牽制中國。2013年1月，英國《簡氏防務周刊》報道，安倍晉三呼吁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的)夏威夷共同組成“民主安全菱形”，與實力日漸增強的中國抗衡。安倍說：“我構想出一種戰略，由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的夏威夷組成一個菱形，以保衛從印度洋地區到西太平洋地區的公海。我已經準備好向這個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貢獻日本的力量。”[11]
為從外圍保障其“菱形戰略”的效果，安倍不惜拉攏北約。日本媒體報道，安倍親自給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寫信，要求與北約聯手應對中國的“海洋崛起”。安倍上臺伊始即展開密集的亞洲外交：2013年1月16日，安倍親自出馬訪問東盟三國越南、泰國及印度尼西亞;1月18日，安倍在印尼發表了日本亞洲外交五項原則的講話，第一條即強調，日本要與東盟國家共同創造相同價值觀。安倍的外交意圖十分明顯，就是構建對華包圍圈，以遏制不斷強大的中國。安倍希望借推行價值觀外交、突出價值觀因素，從意識形態角度來鞏固日本的已有優勢與既得利益，盡可能緩沖中國崛起對日本可能帶來的沖擊。
(五)大力增強軍事力量
安倍上臺后，在軍事上不斷突破和平憲法的制約，增強自衛隊的實力。安倍組成內閣后，立即向防衛相小野寺五典下達指示，要求修改民主黨政權制定的作為國防建設長期指導方針的《防衛計劃大綱》及《中期防衛整備計劃》。隨后，日本防衛省開始修改《中期防衛整備計劃》，寫明引進美軍最新型無人偵察機“全球鷹”，并且在日本財政極度困難的條件下，提出了大幅度地增加國防預算。在日本右翼力量加緊推動“修憲、建軍”之際，2013年8月7日，日本二戰后建造的最大型戰艦“出云號”在日本橫濱造船廠正式命名并下水。“出云”號戰艦艦長近250米，寬38米，標準排水量為1.95萬噸，滿載排水量2.4萬噸，建造費用高達1200億日元(約合75億元人民幣)。“出云”號艦名，曾為舊日本日本海軍艦隊旗艦所使用。該艦先后參加了日俄戰爭和日本對華侵略戰爭，在對俄海戰中立下“戰功”，在對華侵略戰爭中犯下累累罪行。“出云”號的下水，反映了日本鷹派對所謂的帝國海軍念念不忘，其建造和入列不僅是日本擴軍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結果，反映了日本突破“專守防衛”與和平憲法束縛、徹底改變戰后體制、重建日本主導亞洲秩序的戰略走向。現在的日本海上自衛隊不僅擁有裝備先進的常規海上防御艦艇，還有“蒼龍級”AIP潛艇、“大隅級”船塢登陸艦、“日向級”直升機驅逐艦等技術先進、戰力強勁的海上艦艇。日本自衛隊實際上已經成為一支世界上少有的強大軍隊，整體軍事力量早就超過了日本憲法規定的“專守防衛的需要”，“專守防衛”已變得有名無實，以外向型為主要特征的“主動先制”“戰略已初步構成”。[12]
此外，安倍政府不斷在釣魚島問題上對華挑釁。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演出了一幕“購島”鬧劇，導致中日關系急劇惡化。安倍政府上臺后，在釣魚島問題上越發強硬，在2013年1月的記者會上，安倍即強調說對于釣魚島問題日本依然會堅持一貫立場，沒有任何和中國談判的余地;9月，安倍又表示，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不會妥協。此外，安倍叫囂抽調自衛隊艦艇武裝海保廳，下令自衛隊飛機對我海監飛機進行攔截。力促海上保安廳自衛隊化，自衛隊國防軍化，最終將目前釣魚島中日海上對立引向島上對立和空中對立。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歷史事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相關國際法條約與文獻，都明確表明了釣魚島的主權屬于中國。
二、日本政治右傾化的背景分析
日本政治右傾化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現實社會需求以及復雜的國際背景。戰后美國主導的對日改造不徹底留下了禍根;日本追求的政治大國戰略和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助長了日本的政治野心;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形成的“中強日弱”局面刺激了日本的心理情緒。
(一)戰后日本改革不徹底
戰后初期，美國對日本單獨占領，采取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在政治方面，制定了新的《日本國憲法》;懲罰戰犯，解散日本的軍隊，廢除了陸軍省、海軍省、參謀本部等軍國主義機構，廢除了《國家總動員法》等軍事法令。在經濟方面，實施了農地改革，解散了財閥等。但這些改革很不徹底。日本裕仁天皇作為最大的戰犯，不僅沒有被追究戰爭責任，而且在新憲法中天皇作為國家象征被保留下來。二戰前無論是日本憲法中關于天皇地位的規定，還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進程都表明，裕仁天皇是侵略戰爭的最高決策者和指揮者，他當然應該是戰爭罪行的最高責任者。[13]
象征著軍國主義的靖國神社也沒有予以摧毀。很多罪行累累的戰犯，被宣布“無罪”釋放，臭名昭著的日本關東軍731部隊的創建人石井四郎等戰爭罪犯也逃脫了正義的懲罰。很多戰犯重新上臺擔任政府要職，甚至被定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居然成為了首相。這些人成為右翼勢力的中堅力量，他們不斷否定侵略，美化戰爭，主張修改和平憲法，重整軍備。
(二)日本的政治大國戰略
日本在歷史上對大國地位有一種不懈追求的理念。[14]美國學者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認為：“由于歷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個不完全滿足于目前全球現狀的國家，雖然日本的表達方式比中國更為克制。日本不無理由地感到它有資格被正式承認為世界大國。”[15]
實現“大國夢”是日本長期追求的國家目標，戰前日本推行“大日本主義”，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就一直致力于改變“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日本政府相繼提出了“第三次開國”、“政治大國”、“國際國家”，“普通國家”的外交目標，以此表明日本要實現從“經濟大國”到“政治大國”的轉變。安倍在提及2006年首次上臺時就提出“擺脫戰后體制”，就是要成為“正常國家”。具體作法是修改憲法、重整軍備、向海外派兵、爭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徹底擺脫二戰后形成的戰敗體系的限制。安倍二次組閣后，其追求政治大國的目標沒有絲毫改變，政治大國的實質是對現行國際體系的反抗和挑戰，重新走向政治、軍事大國。在日本對侵略戰爭缺乏反省的條件下，周邊國家對日本“大國化”定會抵制，美國處于自身利益考慮，也不會允許日本“坐大”。
(三)美國的扶植和縱容
早在冷戰之初，美國對日占領政策逐漸發生了改變。為了使日本成為“防范共產主義的前沿陣地”，美國逐漸改削弱日本為扶植日本。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開始對日本重新武裝。1950年7月8日，麥克阿瑟下令日本組建7.5萬人的國家警察預備隊，1954年改稱自衛隊。1951年9月8日，美日簽訂了《對日和平條約》，使日本實際上擺脫了被占領狀態，日美最終以結盟的方式結束了占領，由敵國變成了盟國。
2009年，美正式實施“重返亞太”戰略。2012年6月，美國防長帕內塔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AsiaPacificrebalancingstrategy)。繼2012年帕內塔宣布美國將60%的海軍艦隊部署到太平洋地區后，2013年6月，美國新任防長哈格爾表示將會增加亞太地區地面部隊的部署，同時也會將美國空軍60%的海外力量部署到亞太。[16]
作為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主要盟國，日本欲“借船出海”，假借美國“重返”亞洲之船為名，行出海之實。而美國也可以“以日制華”。中國的迅速發展也使美國感到了巨大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壓力，美國擔心中國會挑戰美國在亞太的主導地位，成為美國在亞洲地區最大的威脅。冷戰思維促使美國決定加強美日同盟以遏制中國的崛起。所以，美國在日本否定歷史的問題上保持緘默的態度。美國的這種態度直接縱容、鼓勵了日本政府在否認侵略歷史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對亞洲各國人民的強烈抗議聲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在右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維護反法西斯二戰成果方面，美國與亞洲國家有著共同的利益，美國應承擔起責任，而不是縱容日本，姑息養奸，最終引火燒身。
(四)中國快速崛起對日本右翼分子的刺激
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超越了日本，日本持續了42年之久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子被中國取代，曾經的亞洲第一強國，而今面臨經濟萎縮、國力下滑的窘境。日本對亞洲一直有著很強的主導意識，以“大和民族優越論”自居，習慣了“日強中弱”的局面，在心理上一直持有對中國的優越感。因此，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感到非常困惑。這對長期以來欲主導亞洲的日本來說，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因而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對日本現有地位和政治大國戰略的有力挑戰和掣肘。現在“中強日弱”的局面帶來的的心理落差，使得日本右翼分子開始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在歷史和領土等問題上挑釁中國。
三、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影響
日本政治右傾化對中日關系、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和地區形勢將產生巨大的消極作用，中日之間的戰略猜疑和矛盾將加深，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將放緩，地區安全困境將加劇。
(一)中日結構性矛盾加深、關系惡化
中日關系在歷史、領土等問題上的沖突導致政治關系的緊張，中日之間歷經30多年建立的互信和交往基礎被不斷削弱直至破壞。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5周年，兩國本應以此為契機，提升兩國政治關系，但由于安倍政府在歷史問題上開倒車，否認兩國間存在領土爭議，致使兩國首腦不能實現正常的會晤。2013年9月，G20峰會在圣彼得堡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貴賓室“偶遇”，雙方進行了簡短站立交談[17];然而，據共同社報道，10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韓國總統樸槿惠在舉行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印尼巴厘島進行了會談，但雙方均因歷史及領土問題拒絕與日本首腦會談[18];在10月9～10日的東盟峰會上，兩國領導人也是全程無交流。[18]
兩國間這種政治上的“冷淡”是極不正常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兩國間有眾多復雜的棘手問題需要解決，兩國首腦遲遲無法正常實現會晤，必將對中日關系的未來造成破壞。
日本政治的右傾化對中日經濟關系也造成巨大的影響。在2001～2006年中日關系緊張時，呈現出“政冷經熱”局面，而現在則出現了“政冷經冷”的趨勢。2012年盡管中國仍然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日貿易總額達到3294.5億美元，但“日本已經下降為中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下降了3.9%”。[19]2012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總額達73.8億美元，同比增長16.3%[20]，但與上年近50%的增長率相比，增速相對放緩了許多。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發表的統計報告，2013年上半年，中日貿易總額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減少了10.8%，僅為147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9008億元)。[21]
2013年上半年日本對華投資額增長14.4%，達到46.87億美元，增長率與2012年全年16.3%的增長率相比有所減少。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在日本宣布對釣魚島“國有化”以后，中國赴日游客與2011年同期相比減少了24%，其中9～12月赴日中國人數量約為19萬，較上年同期減少約40%，中日航班上座率跌至40%。[22]
受近期中日關系惡化影響，中日兩國的旅游社團不得不相繼取消旅行計劃。在芒果網發布的“2012年黃金周出境游人氣排行榜”中，2012年國慶期間十大最受中國游客歡迎的境外旅游目的地中，日本跌出十大榜單。[23]2012年日本對華出口則減少9.1%，連續兩年下降。[24]
2013年上半年到日本旅游、工作的中國游客與2012年同期相比減少近三成。[25]2013年上半年日本面向中國的出口總額為614.3億美元，低于韓國，降至4年來最低水平。[26]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中日政治關系的惡化已經導致經濟出現下滑趨勢。中日應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把握中日經貿關系，盡快排除各種干擾和阻礙，推動兩國關系重回正常發展軌道，為經貿合作創造良好環境和氛圍。
日本政治的右傾化對中日國民感情和文化交流構成負面影響。由于中日的政治對立，兩國民眾對對方的好感度不斷下降，根據最新民調，中日兩國民眾彼此不持好感的比例均高達90%以上，但同時兩國也都有超過70%的民眾認為中日關系十分重要。[27]
這種彼此之間的厭惡嚴重損壞了中日兩國之間的信任感。在地理上，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但在心理距離上卻是越來越遠。在同中國的人員往來方面，2011年韓國已超過日本。[28]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指出，文化交流“會促進國民間的相互理解，有助于消除誤會，建立友好感情”。[29]
自古以來，只要出現一個新的強國總是會引起人們的不安，因為它不僅向原有政治和戰略的現狀發出挑戰，還可能造成緊張的經濟沖突。[30]但中國走的是和平發展的道路，不會威脅或挑戰任何國家。2012年，中國提出了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理念，其核心特征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而不是“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zero-sumgame)。中日兩國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由于經濟上有著巨大的利益互補性，兩國應該合作而不是對峙。中日關系的長期對峙對雙方來說都是極為不利的，結構性矛盾需要雙方理性對待，兩國應該從戰略高度建設戰略互惠關系。中日關系的改善應著眼于未來和長遠利益，這需要雙方做出長期的共同努力。推進中日兩國政治層面的戰略對話，建立雙方戰略合作框架，并將其制度化、機制化與可管理化也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31]
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構建健康、互利雙贏的中日關系，避免出現陷入惡化、不可控的局面，是日本政府應該正視的歷史和現實問題。
(二)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受挫
21世紀東亞區域合作正加速進行，實現經濟一體化是東亞各國政府的共識。
首先，日本政治的右傾化將阻礙中日韓自貿區的建設。2012年5月，中日韓三國達成共識，同意年內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中日韓自貿區一旦形成，就意味著擁有15.2億消費者的巨大經濟圈的形成。這個設想中的自貿區占世界GDP超過20%，占東亞地區GDP超90%，占世界GDP總量19.6%，在全球范圍內的貿易規模僅次于歐盟和美國。但目前，日韓、中日關系都出現摩擦，這一談判事實上已經擱淺。其次，日本政治的右傾化將延緩甚至破壞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2012年11月，覆蓋東盟10國與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16個國家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正式啟動，由于多國對日本復興軍國主義的憂慮，談判進展緩慢。中日兩國作為東亞地區核心大國，擔負著重大的歷史責任。目前，東亞地區合作的主導者是東盟，但東盟10國均是小國，東亞區域一體化的特點是“小馬拉大車”，不足以擔負得起東亞崛起的重任。此外，東亞的安全結構是非常不穩定的，東亞地區缺乏區域安全穩定需的幾乎所有要素，處在一種脆弱的關系網絡中。[32]
其中，作為東亞大國的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安全困境問題比較突出，而且長期對東亞地區安全局勢產生了消極影響。所以只有中日處理好歷史問題，聯手合作，才能帶領東亞走向坦途。亞洲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日關系，中國和日本是實現東亞區域合作的“火車頭”和“領頭羊”。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之所以能夠成功，就緣于法德合作的重大推動作用。正確處理好中日關系，不僅關系到中日兩國之間的生存和發展，同時，也關系到東亞地區的經濟穩定與未來發展前景。
(三)引起地區關系緊張
日本政治右傾化將加劇東亞特別是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困境程度和關系緊張。安倍政府在對待二戰侵略歷史、“慰安婦”問題、領土爭端等方面展示出的強硬姿態，持續引起東亞地區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關系惡化。
首先，中日韓三國首腦會晤中斷。從2008年起，中日韓首腦會談每年輪流舉行一次。2013年11月，三國在首爾舉行了新領導人履新后的首次副外長級磋商。由于日本與中韓兩國嚴重對立，以致于難以實現三國首腦會談。
其次，東北亞地區領土爭端升級。日本在政治、軍事、地緣戰略等方面把中國視為“威脅”，利用日美同盟威懾中國，利用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在南海的矛盾牽制中國。安倍開展的“地球儀外交”，一年中遍訪東盟10國，其意圖就是插手南海爭端，借以牽制中國，日本在北方四島(俄稱南千島群島)問題上的態度愈發強硬，激起俄羅斯方面強烈的反彈;日本和韓國在竹島(韓稱獨島)問題的爭執也進一步升級，日本對過去的侵略罪行沒有認真反省的態度，也使韓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高度警惕。2013年8月，美國好萊塢電影導演奧利弗·斯通在訪日期間發表演講時，也奉勸日本“必須就其在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進行更為誠懇的道歉”。[33]
2013年11月，韓國學者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日本右傾化所造成的威脅和影響，絕不會僅局限于亞洲，世界各國都應當共同警惕。[34]最后，日本政治右傾化將導致東亞出現軍備競賽危局。安倍政府修改憲法、強化武裝、復興軍國主義的系列舉措，將打破東亞國家的戰略互信和戰略均勢，軍備競賽不可避免、軍事對抗將成為日常狀態，東亞的整體穩定和安全就會面臨嚴重挑戰，從而使地區局勢更加復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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