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東亞海洋問題的介入戰略評析

　　東亞的邊緣海，尤其是南海和東海，堪稱世界上地緣政治格局最為復雜、海洋爭議烈度最高、域外因素介入力度最大的海區。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加快“戰略重心東移”步伐，并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南海問題和中日釣魚島問題隨即成為美國介入東亞事務，鞏固地區主導地位乃至全球霸權的重要切入點，由此造成東亞海洋問題日益復雜化。

　　美國介入東亞海洋問題的戰略驅動力

　　美國在亞太地緣政治與安全格局中的主導地位是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石。冷戰結束后，美國一直防范中國對其亞太主導地位的挑戰。在小布什政府時期，部分美國決策層和戰略界就曾擔心將“反恐”作為首要戰略目標會導致中國有更多機會提升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而中國通過廣泛地發揮自身在經濟和外交領域的影響力，已在逐漸改變東亞的權力格局。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中國國力快速上升，國際體系趨于變革。在此背景下，美國對“權力轉移”的警惕和擔憂與日俱增，迫切需要強化其在東亞的戰略存在，以示其霸權猶在。隨著“戰略重心東移”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推進，奧巴馬政府加大對東亞地區的戰略投入。例如自2010年以來，美國政府在東南亞投入的外交、經濟和安全資源，創越戰結束以來新高。同時，雖然東亞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但該地區的地緣政治環境極其復雜，相關國家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的爭議格局正是地區地緣政治環境的縮影。這些爭議涉及眾多國家、牽涉廣泛利益、解決難度極大、敏感度極強。因此，介入包括南海和釣魚島問題在內的錯綜復雜的東亞海洋問題，成為美國維護其地區主導地位的戰略切入點。具體而言，美國介入東亞海洋問題主要基于如下考慮。

　　從經濟層面來看，東亞地區的局勢變化攸關美國的經貿與金融等方面的戰略利益。首先，東亞聚集了中、日、韓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與美國經濟或政治關系極為密切的國家和地區，是美國最重要的進口商品來源地。1990年，環太平洋國家對美國出口的制造業產品占美國制造業產品進口額的47.1%，其中中國占3.6%;至2011年，這組數據分別為46.1%與25.3%。[1]東亞地區存在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最終商品往往以美國為最重要的消費市場。以中美貿易為例，美國可以通過大量對華輸出美元來進口中國的廉價消費品，以支持國內的消費需求、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其次，由于在東亞與美國特別是中美貿易中，美國存在巨額的貿易逆差，美國對東亞大量輸出美元，而東亞經濟體又以積存的美元儲備中的相當部分購買美國國債，美國獲得融資后，又可進口東亞特別是中國的商品，由此形成跨太平洋的貿易—金融循環。因此，較之世界其他地區，東亞經濟體持有的美元外儲和美國國債份額最大，對美元霸權的支持作用不可或缺。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截至2013年8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位列全球第一，達1.268萬億美元，占外國投資者持有總額的22.7%;日本緊隨中國之后，持有1.149萬億美國國債，占外國投資者持債總額的20.6%;中國臺灣地區持有0.183萬億美債，居第六位;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分列第12和14位;韓國、泰國和菲律賓分列第22至24位。上述東亞八個經濟體持有的美債占外國投資者持債比例的52.5%。可見，東亞是海外美元的最主要“蓄水池”，對美元霸權乃至美國全球霸權起到極其重要的支撐功能。再次，美國在東亞海洋特別是南海享有巨大的商業利益。越南一直強化在南沙附近海域的油氣勘采活動，將占據的南沙海域劃分為180多個區塊進行國際招標，并與5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石油公司簽訂了石油勘采合同，其中包括美國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雪佛龍公司、康菲石油公司等。這些公司在南海獲得滾滾收益，并促使美國增強對相關國家的影響力。

　　從政治與安全層面來看，在美國全球戰略的規制下，美國對東亞海洋問題的介入主要出于三方面因素。首先，美國的戰略傳統決定其必須確保對東亞海洋或“邊緣地帶”的控制。20世紀初，美國在馬漢的“海權論”思想的影響下，實行擴張型的海洋戰略，強調通過掌握對海洋的控制權，以控制國際貿易乃至世界財富。二戰結束后，在“邊緣地帶”理論的影響下，美國將東亞、西太平洋區域作為其維護霸權所必須著力控制的“邊緣地帶”。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惟一的海洋霸主，并將其海洋安全戰略調整為“以海制陸”，核心仍是通過控制海洋來控制世界，藉此確保戰略優勢。其次，本世紀之初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力不斷上升。美國一直對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存有強烈戒心，近年來中國在發展藍水海軍方面取得一定進展，近海防御能力顯著增強，海上維權力度逐漸加大，加之中國通過上合組織與俄國形成戰略協作關系，引起美國的高度警覺。為維持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乃至全球霸權，美國著力鞏固既有的“島嶼鎖鏈”，強化對華威懾與防范。而介入相關國家與中國的海洋爭議并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和靈活性，則成為美國限制中國發展的重要抓手。再次，抑制亞太盟國的離心傾向和阻滯東亞地區一體化的進程，也是美國介入東亞海洋問題的重要動力。中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影響力的快速上升，不僅使得本地區的多數發展中國家逐漸向其靠攏，連日、韓、澳等美國傳統盟國也曾出現對美離心傾向，東亞一體化進程一度加快。2009年8月，日本鳩山內閣上臺后，批判日本過去的外交政策過于依附美國等西方盟國，推行“新亞洲外交”，重視改善與發展日中關系，提出按照歐盟模式與中國一同構建東亞共同體的設想。此后，受制于日美同盟的羈絆，鳩山內閣未能兌現將美軍在沖繩的普天間基地遷到沖繩縣外的承諾，從而面臨國內政治危機并很快倒臺，日本的“脫美入亞”和東亞一體化進程中止。盡管如此，美國日益關注其在東亞地區主導地位的穩固性，而助推敏感性極高的東亞海洋問題升溫，成為限制東亞地區一體化進程、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的捷徑。

　　綜上所述，由于美國在東亞存在巨大的經貿與金融、政治與安全利益，如果東亞地區形成一國獨大，或形成貨幣一體化等地區一體化局面，將動搖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重創美元霸權，進而侵蝕美國的全球霸權。

　　美國介入東亞海洋問題的主要動向

　　中美關系蘊含著合作、競爭、對抗等多重要素，涵蓋各類復雜而重要的議題領域。在海洋問題方面，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邁克爾·斯韋因認為，與中國有關的東亞海洋爭議包括三方面：一是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二是他國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和“近海”開展軍事活動所導致的爭議;三是中國的“反介入”能力不斷增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霸權受到挑戰。[2]由于中美兩國在軍事上具有相互摧毀能力，經濟上又相互依存，在各類國際議題上存在廣闊的合作空間。因此，美國對東亞海洋問題的介入必須避免與中國的“迎頭相撞”，還須控制爭議烈度，防止因東亞海洋形勢惡化而影響美國的國家利益。

　　首先，在政治宣示方面，美國在南海及釣魚島問題上貌似公允，主要通過間接支持等方式支持相關國家對華采取強硬態度，以消耗中國的外交資源，增加中國海洋維權的綜合成本。美國蘭德公司國際安全與防務政策中心主任詹姆斯·杜賓斯曾指出，美中兩國之間爆發任何軍事沖突，其后果都將是災難性的。為了避免和中國的直接軍事沖突，美國應該采取“雙軌戰略”，扶持中國的鄰國，加強這些國家的軍力，同時邀請中國參加對各方有利的安全合作。只要美國保持遏制沖突的能力，中美之間不太可能發生軍事沖突。[3]事實上，美國正在利用南海和釣魚島問題作為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切入點，而越南、菲律賓乃至日本等國也期望通過美國介入來增加其對抗中國的資本和力度。

　　在南海方向，1995年發生的“美濟礁事件”對美國政策由“不介入”轉為“介入但不陷入”起到了一種催化作用。[4]但這一時期，美國并未從戰略層面上介入南海問題。自2010年起，奧巴馬政府開始發出明確信號，確立了美國的南海政策目標，即通過外交和進一步的軍事存在，在南海形成“基于規則”的穩定環境，對中國形成軟性約束。當年7月，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在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上發表講話，稱南海問題涉及美國利益，美國有責任與有關國家解決這一問題;美國將促進南海問題的多邊協商，并反對以任何強制或威脅措施解決爭議。這一政策宣示使得美國在戰略層面、而非戰術層面上介入南海問題。同時，盡管美國對各國的爭議主張持所謂“中立立場”，但對某些國家的激進行為已不再持中立立場。2011年11月16日，希拉里在訪問菲律賓時聲稱：美國希望提升美菲的歷史性同盟關系以應對21世紀的挑戰;美國將與菲律賓“站在一起”，并“一起戰斗”;美國希望幫助菲律賓守衛其“海域疆界”;任何聲索國都無權“恐嚇或壓制”他國。[5]此外，美國政要還在諸多國際場合，倡導所謂南海“航行自由”，鼓勵東盟和中國在制定全面的行為準則方面實現突破，依靠規則和程序來和平解決分歧。[6]

　　在東海方向，中日兩國存在矛盾有利于美國在亞洲保持存在，中日釣魚島爭端為美國牽制中國、控制日本、主導亞太局勢提供了良機。2012年11月 29日，在日本發起釣魚島“購島”爭端導致東海形勢緊張之際，美國參議院在201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明確加入“釣魚島防衛適用于日美安保條約第五項”的內容，并稱美國不會接受第三國的單方面行動。[7]這意味著美國對日本重申了同盟義務承諾，一旦中日在釣魚島爆發沖突，美國可能根據同盟義務采取干預措施甚至直接武力介入。

　　其次，在戰略謀劃方面，美國力圖通過強化亞太“再平衡”，鞏固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以限制中國在海洋方向的力量投射能力并遏制中國的崛起進程。奧巴馬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評估報告和戰略綱要性文件，渲染中國軍力增長，并不斷加強在東亞“邊緣地帶”的軍事存在和投射能力。如2010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提出的軍事能力再平衡目標及對美國所面臨的安全威脅的判斷，明確指向亞太地區和中國。2012年初，美國國防部在其發布的戰略評估指南—— 《延續美國的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中指出，美國和亞洲盟友以及關鍵合作伙伴的關系對亞太地區的穩定和繁榮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將強化現有聯盟體系，繼續擴大與亞太地區的新興伙伴的合作網絡，以鞏固集體力量，維護共同利益。該文件還明確將中國列為潛在對手和主要防范對象，針對中國軍方正在加強的“區域拒止/區域反介入”能力，強調美軍需確保具備應對能力，這是美國第一次以戰略性文件的形式來強調這一應對能力問題。[8]其限制中國軍事影響力、阻遏中國海洋維權的意圖一覽無余。

　　再次，在實際操作層面，近年來美國逐步擴大其亞太的軍事存在，強化對華軍事威懾，阻遏中國的海洋維權措施。一是強化與日、韓、澳等國的軍事同盟，擴大與新、泰、菲、越等國的軍事合作。在此基礎上，美國日益將南海問題視為亞太地區安全結構的關鍵接點，以此聯結美國的東亞和南亞戰略。二是加強對關島基地等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前進基地的經營，加強先進武備的部署，強化遠程打擊能力;推動“亞洲版”導彈防御體系建設，集中力量于美日韓、美日澳兩個三邊反導體系的建設，以最終構建“亞洲版”導彈防御體系;并探索落實“空海一體戰”的戰略構想，以此阻遏中國在海洋方向拓展戰略空間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6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宣布了一系列針對亞太的軍事部署計劃，如到2020年，美國海軍60%的艦船將駐守在亞太地區，包括11艘航母中的6艘。這一調整將徹底打破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在歐洲、中東以及亞太地區部署同等規模海軍力量的模式，將海軍戰略的重點明確標注在了亞太地區。三是擴大與日本、東南亞部分國家的聯合軍演，為這些國家撐腰打氣，增加對中國在海洋問題上面臨的戰略壓力。四是主導“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系”(TPP)的談判進程，以期稀釋、延宕東亞一體化進程的氛圍和步伐，而一體化進程的停滯，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包括海洋問題在內的地區熱點問題的管控和妥善解決。五是對臺灣當局施加壓力，阻撓兩岸合作應對釣魚島和南海問題。

　　美國介入東亞海洋問題的影響

　　美國介入東亞海洋問題，加劇了東亞海洋問題尤其是南海問題的復雜化趨勢，遲滯了東亞一體化進程，威脅到中國的和平發展，增加了東亞海洋問題的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

　　首先，很大程度上受美國因素的影響，東亞海洋問題復雜化趨勢日益加劇，南海和釣魚島海域正從爭議偶發地區向爭議易發、爭議頻發、爭議常態、爭議長期地區轉變。南海問題的復雜化趨勢具體表現為：一是菲律賓等小國頻繁單邊采取“大動作”，如自2012年以來，僅菲律賓挑起的爭議事件就有中菲黃巖島、菲律賓仲裁案等。二是南海爭議的表現形式由主張爭議逐漸演變為實際管轄爭議，菲、越等國挾美自重，更加有恃無恐地強化對所占島礁和附近海域的實際管轄，加大開發力度。三是南海問題法理化趨勢凸顯，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單方面將與中國在南海的爭議提交國際海洋法法庭仲裁。這一態勢與美國主張的以國際法和“規則”為基礎解決南海爭端觀點密不可分。四是南海問題國際化趨勢加劇。近年來日、印等域外大國也追隨美國，加大在東南亞的戰略投入，以期限制中國的影響力。特別是日本欲以南海問題牽制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作為，導致南海局勢更加復雜。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啟動“購島”鬧劇打破了原有的“擱置爭議”的默契，釣魚島已經處于雙方共同管控、維持實際爭議的狀態。雖然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美國可能在釣魚島問題上進行軍事干預，但由于條款的模糊性，美國又擁有靈活的選擇空間，這增加了中國因應釣魚島問題的難度和未來形勢的不確定性。

　　其次，美國介入東亞海洋問題，不可避免地遲滯了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歷史經驗表明，實現一體化的重要前提是地區國家間的領土主權爭議、歷史宿怨得到化解或妥善處置。長期以來，雖然東亞國家曾以“10+3”、“10+6”和中日韓合作等模式推動區域經濟合作，但由于東亞國家間存在復雜難解的島礁主權和海域劃界之爭，且這些問題與歷史宿怨、制度與意識形態差異、各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等因素形成疊加效應，加之東盟與日本等國長期實行“大國平衡”或“聯美制華”戰略，因此形成了地區熱點問題久拖不決、管控乏力，而一體化進程一波三折、步履維艱的雙重困局。特別是釣魚島已成為橫亙在中日之間的巨大障礙，對兩國經濟甚至整個亞太經濟圈均產生了不利影響，對東亞一體化進程的阻礙尤為嚴重。

　　再次，美國介入東亞海洋問題，對中國的和平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第一，大國崛起的重要標志是其海上力量的崛起;海洋強國的首要特征是其對周邊海洋的地緣環境具有塑造能力。在當今的世界大國中，只有中國仍與鄰國存在大范圍的島礁主權和海域管轄權爭議，且大量島礁為他國侵占，這種狀況與中國的大國地位極不相稱。美國推動南海及釣魚島問題復雜化和國際化，迫使中國在應對過程中不斷消耗戰略資源，從而減緩中國崛起速度。第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對海外原料及商品市場、周邊海洋資源和海上航線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東亞海洋爭端的惡化會阻礙中國對上述資源的利用。第三，美國支持一些東亞國家挑起事端，可以增加中國在安全領域對美國的借重，從而使美國獲得籌碼，迫使中國在中美博弈的其他領域對美給予更多讓步。

　　最后，美國介入東亞海洋問題，增加了東亞海上沖突的易爆性。海洋歷來是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角力的舞臺。圍繞島礁歸屬、海域劃界、海上交通線和戰略要沖的控制而引起的爭議，最終可能導致戰爭。當前，美國是影響東亞海洋問題走向的最為關鍵的外部因素，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支持日本，在南海問題上支持除了中國大陸以外的所有當事國。由于美國的介入，東亞海洋地緣政治競爭和軍備競賽加劇，大國戰略博弈和小國戰術博弈交織互動影響，利益矛盾錯綜復雜，引發南海地區擦槍走火的擔憂在增加。如卡托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卡朋特認為，強國支持其弱小而冒失的盟國向強大鄰國尋釁，有可能導致嚴重后果。這些弱國基于強國的后援，會采取大膽甚至不負責任的行動。如2008年，格魯吉亞之所以敢于對受俄國保護的南奧塞梯地區發動進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相信當俄國反擊時，美國和北約會對格魯吉亞提供保護，但事實并非如此，格魯吉亞遭遇慘敗。[9]

　　總之，由于美國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已經成為管控與解決東亞海洋爭議的關鍵因素。隨著周邊海洋問題在中國總體外交格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中國需在中美關系的大背景下，統籌考慮、妥善應對周邊海洋問題;在加強海洋維權力度的同時，切實推進共同開發和爭議管控，并不斷提升在海洋爭端問題上的國際話語權，藉此不斷拓寬自身的戰略空間，抑制美國因素對中國和平發展的負面影響;力爭通過海洋崛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Wayne M. Morrison. China-U.S. Trade Issues[J].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May 21):10.

　　[2]Michael Swaine. China's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ChinaSeas[EB/OL].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chinas-maritime-disputes-in-the-east-and-south-china-seas.

　　[3]James Dobbins. Conflict with China: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How to Avoid It[EB/OL].http://www.rand.org/blog/2012/08/conflict-with-china-what-it-wouldlook-like-how-to .html.

　　[4]王傳劍.美國的南中國海政策：歷史與現實[J].外交評論，2009，(6)：95.

　　[5]Thomas Lum.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U.S. Interest[J].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May 23):27.

　　[6]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With Indonesian Foreign Minister Raden Mohammad Marty Muliana Natalegawa[EB/OL].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9/197279.htm.

　　[7]溫憲，柳銘.美參院：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條約[N].環球時報，2012-12-01(3).

　　[8]The U. S. Department of Defenc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R].2012(January):2.

　　(作者單位：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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