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西方國家在世界意識形態話語權爭奪中占據的絕對優勢地位不僅沒有消解，反而在全媒體時代因制信息權而有進一步加強與同化的趨勢，這一戰略圍堵對中國的和平發展制造了極其險惡的戰略環境。為避免在國際意識形態話語權競爭和維護國內意識形態話語主導權過程中出現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消解乃至“失語”的危險，剖析全媒體時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面臨的挑戰與肇因，探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思路以及突圍破局的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全媒體時代的西方國家對意識形態話語權控制與操縱的新方式
全媒體時代傳播形態的革新帶來了“話語爆炸”，社會意識形態話語權遭受到來自社會內部的壓力和源自外部的威脅。西方國家基于制信息權，進一步增強了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控制與操縱。
(一)“全媒體”時代與“意識形態話語權”界說
媒體變革關涉意識形態建設全局。媒體本身與意識形態話語權關系緊密，意識形態是傳媒的本質屬性之一：媒體屬于上層建筑的精神領域，其內容受特定經濟關系(利益關系、階級關系)決定;媒體作為傳播工具，本身也是意識形態的載體;傳媒生產受到特定經濟關系的制約，是具有意識形態性的精神生產。“現代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分析，必須把大眾傳播的性質與影響放在核心位置，雖然大眾傳播不是意識形態運作的惟一場所。”弗拉基米爾•阿爾喬莫福曾指出：“信息是一種有力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來顛覆政權。”現代數字網絡科技的發展，使得通過對傳媒技術的控制就能夠影響意識形態，美國學者J.希利斯-米勒據此認為“媒介就是意識形態”。全媒體時代的到來，更加深了媒體與意識形態建設的關聯，“媒介研究中對意識形態的重新發現，已再次引入了權力觀念，并對現實的構建做出更有批判性的探討”，全媒體時代的來臨，對社會意識形態建設全局產生深遠影響。
“全媒體”這一概念是信息技術發展下，媒介融合的必然產物。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催生了以數字網絡為基礎的新媒體，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互動融合，即“在具備文字、圖形、圖像、動畫、聲音和視頻等各種媒體表現手段基礎之上進行不同媒介形態(紙媒、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絡媒體、手機媒體等)之間的融合，產生質變后形成了全媒體這樣的一種新的傳播形態”。“全媒體”這一當代社會媒介變革的最新產物，對社會意識形態建構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社會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產生了巨大沖擊。
意識形態話語權是指一個社會組織、團體或政黨，為確立其自身形象和社會地位，以及組織目標的實現，通過話語體系建設，將其世界觀、價值理念以及政治信仰傳播于社會，并作用于人們思想意識的一種影響力。從內涵上看，意識形態話語權具有“言說的權利”與“言說的權力”這樣的雙重意蘊。話語權是“話語”與“權”的疊加。話語是“借助于語言、含義、符號等形式在言說者和受話人之間進行意義交流”。“權”則包含“權利”與“權力”，“權利，展示為社會的規則安排并反映出該社會規則安排的合理程度;權力，則體現為一種社會力量布局并標示出該社會中話語資源分配的基本格局”。因此，從本質上看，意識形態話語權是一個意識形態話語資源的享有和分配問題。后現代思想家福柯論述了意識形態“話語權力”概念，認為“話語”不僅是貫徹權力意志的工具，而且還是爭奪權力、鞏固權力的關鍵。“不論福柯關注什么問題，他所發現的都是話語;而無論這些話語從哪里產生，福柯看到的都是一場爭斗，一方是那些聲稱自己對話語擁有‘權力’的集團，而另一方則是那些被否認對他們自身的話語擁有權力的集團。”
(二)西方國家控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新方式
有關全媒體對意識形態話語權作用機理的分析，麥庫姆斯等人提出的“議程設置理論”，從話題設定的角度論證了大眾媒體對受眾認知的影響，而諾伊曼等人提出的“逐漸積累理論”從社會化的機理角度探討了大眾媒介宣揚的觀點對受眾價值觀形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上述理論表明，大眾媒體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產生重大影響。全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原本就在經濟科技領域擁有明顯優勢的西方國家，因制信息權而固化并擴張了意識形態的話語權。
(1)全媒體手段的開放性顛覆了社會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傳統構建方式，而西方國家以雙重標準主導并傾銷這些開放性的技術手段，以達到其多維滲透西方價值觀的目的。在傳統的社會意識形態話語權構建模式中，政府控制著社會媒介資源，受眾處于被動接收信息地位，社會信息流動方式為單向傳播，社會信息溝通中的上下級之間、國家對民眾之間的縱向關系重于民眾間的橫向關系。在這種模式下，政府通過控制媒介引導并決定著公眾議程，政府機構內單一的意識形態部門通過對媒體的管控形成了一個全國統一的自上而下的輿論場。全媒體時代，以網絡化為特征的BBS、個人主頁、即時通信工具、博客、播客、微博、社交網站等媒體形態在傳播方式和手段方面與傳統媒體截然不同，“其特點是發布內容、發布手段、表現方式、受眾覆蓋‘全’”。全媒體手段的開放性表現在全媒體傳播主體的大眾化、傳播速度的即時性、傳播方式的多樣性、傳播內容的自主性等反面，這使得公眾的傳播地位較傳統媒體條件下有了巨大提升，全媒體手段的開放性使得受眾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具備了自我議程設置的能力，能夠形成一定的社會影響力。但更顯著的變化在于，西方國家可以便捷地利用信息互聯網絡技術，以門戶網站、即時通信工具、社交網站等渠道，或通過操作系統的“后門”，將西方價值觀附著在有傾向性的信息、篡改的信息甚至捏造的信息中，傳遞給非西方世界，企圖以所謂的“普世價值”控制其民眾。
(2)全媒體環境的自由性弱化了非西方國家對國內社會意識形態話語權的主導地位。全媒體環境的產生帶來了媒體自由度的擴大與公眾傳播地位的提升。一方面，全媒體環境下，新媒體技術的采用使傳播權利泛化，全媒體平臺的打造使公眾的互動得以加強、媒體的話語空間得以拓張，政府對信息控制的一元結構被打破、媒體與政府間的關系更具彈性，公眾參與傳播的成本大為降低，媒體的自由度得以增大。另一方面，全媒體時代，媒體已經超越大眾傳媒屬性而“成為與人類社會深度融合并促引國家社會發生全面變革的社會化媒體”，在全媒體傳播環境中，受眾自主參與信息傳播、主動生產信息、廣泛進行個體化傳播，公民的個體性得以彰顯，信息傳播地位獲得提升。在全媒體環境中，隨著媒體自由度的擴大，公眾傳播地位提升，擠壓了非西方國家政府在建設主流價值觀方面的話語空間，弱化了其對國內社會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控制。
(3)全媒體世界的不均衡性危及非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全媒體時代的基礎是數字網絡，而“網絡生來就是一個全球媒體。”全媒體時代，網絡成為全球性媒體。據世界互聯網統計中心統計，全球網民數量2000-2011年從3.6億人增長至20.95億人，增幅達480%，全球互聯網滲透率超過30%。據國際電信聯盟統計，手機近10年來在全球發展極快。2000年，全球手機用戶有7.39億，到2010年末，手機網絡覆蓋世界人口的90%和農村人口的80%，全球手機用戶達到52.82億，其中3G用戶有9.4億。在全媒體時代，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已難有邊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使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突破了時空限制，展開面對面的沖突。同時，由于媒體技術在國家間的不均衡發展，世界范圍內的意識形態話語權爭奪難以避免，這直接危及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全媒體世界的不均衡性使得西方國家通過文化霸權和信息霸權實現意識形態話語霸權。西方借助自身經濟和科技優勢，將表征西方物質和精神文明的西方詞匯和西方術語向外輸出，形成所謂的“西方話語霸權”，擠壓著非霸權話語的生存空間，不斷使其失語和邊緣化。有學者統計，美國控制了世界75%的電視節目和60%以上的廣播節目的生產與制作，每年向國外發行的電視節目總量多達30萬小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播出的電視節目中，美國的節目高達60%-80%，這些國家成了美國電視的轉播站和美國文化的宣傳站。美聯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已經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國際新聞的報道，使得世界上至少有2/3的消息來源于占世界人口1/7的發達國家。由于互聯網技術興起并興盛于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而英語又是主要世界性工作語言，這些強化了信息發布的西方中心地位，便利其左右國際輿論的走向。當今國際互聯網上80%以上的網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務信息由美國提供。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人和輸出流量中，美國所占的比例都超過85%，互聯網上90%的信息是英文。借助網絡平臺，西方國家攜其巨大的信息技術優勢，輕而易舉地在文化與意識形態沖突中占據絕對有利地位。美國政治學者安德魯•查德威克就指出，互聯網已成為“西方價值觀出口到全世界的終端工具”。由于媒體會影響人們對意識形態的認同，全媒體世界的不均衡性必然會被敵對勢力利用，成為宣揚其意識形態的工具，導致全媒體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產生威脅。“當前國際上意識形態話語權爭論的實質，就是少數西方國家依據其經濟、文化強勢地位，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自己的意識形態的問題。”
二、全媒體時代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面臨的困局及其成因
(一)西方國家戰略圍堵下的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面臨的挑戰
全媒體的諸多特性徹底改變了社會思想意識的生產與傳播方式，對人們的精神世界乃至于現實世界都起著重要作用。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的全面信息化，西方意識形態攻勢猛烈，導致當下中國社會的民眾思想空前活躍，價值觀上一元主導與多元流變并存，給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帶來了嚴峻的沖擊。
(1)輿論引導失效挑戰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控制力。在全媒體時代，輿論的瞬息萬變，使得有可能出現輿論引導失效的情況。全媒體時代，信息的發送方不是單一的一方，即由官方發出統一的信息，而是分散在各處。這種信息的多源頭帶來的特點就是人們有了選擇信息的權利，而且這種選擇的面更加多，受到的阻礙更加少。這種情況下為輿論的引導帶來很大難題。首先，輿論引導的方向不可能是多元的，必須使朝著一個方向引導，這與信息源的多樣化產生了矛盾。后者使得人們完全有理由不按照既定的輿論導向而朝著其他方向發展。輿論導向很有可能在新媒體下淪為偽命題，輿論在新媒體下回歸了自己的本來意義，那就是來自大眾的意見。其次，在全媒體條件下，任何聲音均是平等的。隨著輿論引導力的式微，與其他組織發出的聲音相比，官方的聲音可能由于其長期占據主流地位，反而受到某種程度的排斥，人們更愿意接受來自非官方的消息。輿論引導的內容往往是正面的報道，在遇到新媒體的大量負面報到時往往使前者變為強弩之末。相形之下，真正有影響的新聞是報憂新聞，即關于某某人的壞消息或對于某某人的壞消息。這樣的“壞消息”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這就為輿論的正面引導帶來很大挑戰。全媒體時代的傳播理論生產權不為官方壟斷，每一個個體享有平等的發表言論的自由，這就給了一些人無中生有、魚目混珠的機會。而西方國家正是利用民眾的逆反心理、獵奇心理，一方面發動信息攻勢，另一方面通過培植在中國的代理人，以網絡大V等身份，無理性地散布謠言、攻擊政府，充當西方網絡暴力的幫兇。全媒體的這種快捷性加大了理論監管的難度，使得不能反映客觀存在的社會意識大行其道，不能發揮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積極反作用。這樣的理論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人們中間的影響力，大大削弱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引導功能。
(2)負面信息放大效應減弱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影響力。全媒體時代，新聞來源不再只是來自專業的、官方的渠道，那些非專業、非官方的個人也可以制作并發布新聞，這樣就威脅到新聞的真實性。全媒體具有信息“短、平、快”的特征，在篇幅不大的短文中不可能將來龍去脈、前因后果描述清楚。出于抓眼球的需要，媒體傳遞的信息往往在很短的篇幅內用上十分極端的副詞替代了更具實質性意義的實詞。同時，運用多媒體的手段加上傳播者之間的“共享”使得對政府的負面報道不斷發酵、無限放大。在此情況下，原來為監督政府使其更健康的運作而進行的曝光可能就變為負面新聞的“原材料”，在各種媒體勢力下，變得面目全非甚至可怕猙獰。首先，以謠言為代表的負面信息傳遞速度快、傳遞范圍廣，在全媒體時代得以迅速擴散。其次，謠言等負面信息往往都不是長篇大論，都是將信息做到極度精煉，如奧卡姆所說的那樣，謠言采用了“剃刀原則”即將多余的部分全部去掉。全媒體時代信息的“短平快”是以短或曰信息的碎片化為支撐的，這一特點限制了長篇大論，但謠言卻不受此限制。簡單化是一切交流的金科玉律。謠言就是這樣直奔信息的中心內容。“事物要么真要么否，兩者之間沒有中間層。所有非中心內容均被排斥。”第三，全媒體時代，信息源的多元化傾向和“自媒體”特點使得謠言等負面信息的生成、傳播有了極大可能。全媒體時代信息共享的特點，使得謠言的傳播猶如核聚變一般的威力無窮。謠言的泛濫直接威脅到正能量的發揮，威脅到信息正常的上傳下達。特別是在國外敵對勢力對我實施意識形態滲透的背景下，負面信息的放大容易“導致局部問題全局化、細小問題放大化、表象問題本質化、具體問題普遍化、社會問題政治化、特稱判斷全稱化，形成了‘政治審丑’和‘社會描黑’等不良氛圍”，使得官方正能量的傳遞遇阻。
(3)信息傳播的隨意性降低了民眾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認同。全媒體時代民眾的話語權和表達權得以提升，信息發布較為隨意。但正如古斯塔夫•勒龐所言，“群體永遠漫游在無意識的領地，會隨時聽命于一切暗示，表現出對理性的影響無動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會失去一切判斷能力，除了極端輕信外再無別的可能”。2013年1月15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1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5.64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2.1%，手機網民數量4.2億，微博用戶規模為3.09億，網民中的微博用戶比例達到54.7%，其中，手機微博用戶2.02億，占所有微博用戶的65.4%，接近微博用戶總人數的2/3。在此背景下，眾多隨意的信息發布勢必帶來信息的碎片化、話語權去中心化，引發社會價值評判標準多元化，而這將降低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認同。
(4)信息傳播開放性引發中西方意識形態話語直接沖突。全媒體時代的開放性帶來了思想傳播的跨國界、全球化，使得中國與西方的意識形態話語沖突直接化。在全媒體時代，文化傳播的范圍擴展到全球可達、傳播的時間縮短到微乎其微，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鋒變得更加頻繁。國家利益沖突在思想文化領域表現為意識形態對抗，全媒體的文化傳播機制使意識形態對抗更加直接、更加激烈。囿于冷戰思維和傳統大國崛起的歷史隱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把中國的和平發展視為挑戰和威脅，利用其經濟和文化的全球產業鏈，攜其傳播技術優勢加緊了對我國的思想文化滲透。在這場中外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沖突較量中，“民眾獲得了新的價值參照系，一些迥異于傳統意識形態的思想觀念、價值體系難免會被一些民眾接受和推崇”，這使我國意識形態安全與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5)全媒體時代西方意識形態話語的強勢和隱匿性消解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阿爾溫•托夫勒指出：“世界已經離開了暴力和金錢控制的時代，而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信息強權的人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利用英語這種強大的文化語言優勢，達到暴力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媒體是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載體，西方信息領域的強勢地位以及意識形態的擴張性決定了其必然要挑戰全媒體時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和主導權。全媒體時代，西方國家不僅借助其信息與文化霸權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而且還依賴言論門檻低、言論傳播力強的微博等新興社會化媒體，采取隱蔽的方式宣傳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反馬克思主義等社會思潮，影響民眾的價值評判標準，從而削弱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擁有新媒體技術、資本絕對優勢的美國等西方國家一刻也不會放松媒體意識形態戰，在這方面，美國憑借“美國之音”等媒體進行意識形態戰最能說明問題。“美國之音”是二戰后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開展宣傳戰的主要陣地。從1984年至2010年，美國之音對亞洲的廣播時間增長了211%。也就是說自蘇東解體以來，美國就把中國設定為頭號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手，而擔任其官方宣傳工具的“美國之音”將目標瞄準中國。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的意識形態戰略正經歷轉型，從傳統媒體轉向互聯網新媒體。“美國之音”、“德國之聲”等早就相繼開設了中文網頁、網絡電臺、網絡電視臺，在推特(國外知名的微博客服務網站)上注冊了賬戶，并且不斷資助一些有影響力的華人開設中文博客、微博。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的意識形態攻勢不但沒放棄、沒減弱，反而進一步加強了。2011年2月關于“美國之音將停止對華廣播”曾引起了中外廣泛熱議，但實際上，該事件僅表明美國對華傳播戰略已出現重大調整，即適應全媒體時代要求，由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轉向新媒體，這標志著全媒體即將成為美國對華意識形態戰的平臺。
(二)全媒體時代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面臨挑戰的深層肇因
世界經濟關系狀況是全媒體時代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面臨挑戰的深層肇因。全媒體時代，技術和設備因素固然對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產生深刻影響，但絕非決定性因素。作為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態話語權狀況是由社會經濟關系狀況所決定的，因此，世界經濟秩序與交往關系是全媒體時代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面臨西方圍堵戰的深層肇因。一定意義上說，經濟全球化的深度發展與全媒體時代的到來互為影響、相輔相成。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全球貿易體系利用數字網絡技術，通過信息傳輸滲透到產業鏈乃至整個產業體系，最終演化為“全球化樞紐”的互動式分工結構。在這一趨勢下，經濟和技術上處于優勢地位的霸權國家越來越多地利用非物質性權力加強對世界財富分配權的控制。霸權國家對世界財富分配權的掌控，成為其掌控意識形態國際話語權的基礎，“非物質性權力在控制國際財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現，越來越成為霸權國家謀求世界經濟主導權和控制權的常用手段”，“非物質性權力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成為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取向”。
加強文化價值觀滲透、妄圖壟斷意識形態國際話語權是霸權國家欲保持控制世界財富分配權的必然選擇。現行的國際貿易體系中，霸權國家牢牢控制著“國際產權”的分配，主導世界財富的流向，財富由低端循環結構向高端循環結構流動的趨向使得后發國家受到顯著沖擊，民族國家的疆界“屏障”日漸喪失，國家經濟主權和傳統政治權威日漸削弱。為持續獲取這一不合理收益，霸權國家精心設計推廣其“普世價值”，力圖將其發展模式抬高到發展中國家追求模仿的范本，誘使發展中國家復制其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全媒體時代，霸權國家利用其掌控先進信息網絡技術的優勢進行意識形態話語的國際輸出，最終目的就在于“以文化的方式潛移默化地改變他國的傳統文化的優勢地位，宣揚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植入所渭的‘普世價值’，進而改變他國主流價值觀，成為西方世界的追隨者和擁護者”。
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國家維護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拓展意識形態國際話語權的努力，是后發國家尋求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必然選擇。當前，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發達國家正在經歷“再工業化”，這有可能導致全球要素市場配置方式的革命性變化，引發全球財富的流動。為了維護自身發展的利益，謀求建設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建設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建設公平有效的全球發展體系，應當成為后發國家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如能抓住這一機遇，實現趕超發展，將能夠有效增強其在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當今中國在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方面，正隨著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身份地位變化，在戰略文化和安全觀念方面進行相應調整，力爭通過發揮自身的區位競爭優勢來增強國際交往中的話語權、議價權，進而影響和改革舊的不合理的世界貿易規則，尋求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
三、全媒體時代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思路與對策
針對全媒體時代特點規律，當前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應以固本、轉型和突圍為目標，打破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圍堵與操縱，增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時代性、引導力和感召力。
(一)固本：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在全媒體時代，盡管技術因素在意識形態話語權爭奪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然而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主流意識形態自身的科學性、真理性。當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是指依據自身地位，擁有控制、引導或規范社會，以致足以為社會立言的權力，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理論觀點有資格、有能力主導、領導、指導社會的問題”。通過“固本”，即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是全媒體時代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的第一要務。關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設的原則，毛澤東在《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五條：一是堅持馬列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二是先進文化要實現本土化、民族化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是吸收外國進步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四是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的民主性精華;五是文字、言語必須接近民眾，即先進文化的大眾化。隨著時代的發展，一代代共產黨人遵循并發展著這些原則。梳理黨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思想，不難發現，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成果的指導地位、與時俱進地創新話語體系內容、推動話語符號的民族化大眾化時代化，是我們黨始終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發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思想引領作用的重要保證。
(1)堅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陣地。主流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國家的靈魂，關系到全民族的精神信念和價值追求，是國民認識世界的決定性視角。堅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陣地，就是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統領多元的社會思潮。當前，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對于抵御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對國民精神和信仰的干擾，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在全媒體時代，堅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陣地的關鍵在于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正如習近平所言：“歸結起來，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就是要堅持講政治，把握正確導向，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講導向不含糊、抓導向不放松。”主流意識形態必須積極回應公民的利益實現要求，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表達必須契合民生需要，才能真正構架起科學理論與人民大眾的橋梁，鞏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
(2)創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內容。全媒體時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內容創新的實質在于回應人民群眾新的利益訴求，適應全媒體時代發展要求而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所進行的深化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內容應正確處理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創新性與繼承性關系。一方面，保持其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一脈相承。當前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創新，不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否定，而是賦予其時代性和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與時俱進地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斷豐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自我理解的自覺意識，是中華民族思想自我的體現”，在當代中國創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內容，就是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形成屬于自己的實踐精神，并且以此為基礎在理論和實踐上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3)推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符號的大眾化。任何理論要為人民群眾所掌握，都必須通俗化，在全媒體時代這一特征更為明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要有效引領社會大眾意識，就必須將自己的意志融入大眾化的話語符號和表現形態中，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符號的大眾化是全媒體時代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必然要求。
(二)轉型：實現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表達的全媒體方式變換
全媒體時代條件下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正如習近平所說，應“解決好‘本領恐慌’問題，真正成為運用現代傳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為此，必須把積極轉換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表達，構建科學合理的意識形態話語轉換體系作為當前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的重要途徑。“意識形態話語轉換指的是以增強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吸引力為目的，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倡導的理想信念、價值規范、策略目標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發自內心認同并自覺踐行的過程，這個轉化過程將作為理論體系的主流意識形態轉化為常識形態的民眾意識與觀念”，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表達的全媒體方式轉換，正是在尊重全媒體發展特點規律前提下對意識形態的話語表達進行的現代性、生活化的轉化，其主要內容包括如下方面：
(1)構筑意識形態全媒體話語平臺。全媒體時代，技術要素對意識形態話語傳播的重要性十分突出。話語平臺作為意識形態話語權形成的場域，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的基礎性工程。全媒體時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應綜合發揮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平臺的作用，構筑綜合性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平臺。當前，尤其要充分利用新媒體的多媒體表現形式，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魅力。
(2)優化意識形態話語權結構。適應于全媒體的信息傳播規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有效性與其結構化程度成正比，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結構的層次越豐富、內容越完整、表現形態越分眾化、各組成部分的有機化程度越高，其有效性越強，對思想領域的影響越大。按照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對文化含義的理解，文化包含大文化、中文化和小文化三個層面，中文化是“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對應起來”，“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學教育”，而小文化“主要指語言、文學、藝術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文化建設”。循此，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結構至少應包含三個層面，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居于核心層，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成果指導下開展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內容居于中間層，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革命、生產與生活語言居于外圍層。核心層對整個社會主義話語體系起著統攝和引領作用，而外圍層的實踐語言則為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提供話語資源。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必須在話語結構核心層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基礎上，大力促進中間層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繁榮，不斷豐富外圍層語言的生動性。
(3)增強意識形態話語權時代性和時效性。全媒體時代，信息的發布與獲取的即時性越來越強，信息擴散的瞬時效應越來越明顯，信息的變化與更新也越來越快。與此相應的是，社會思想意識變化萬端，給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時效性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在社會輿論瞬息變化的形勢下，必須注重增強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時效性，做到及時確立輿論導向、澄清思想誤區、引領價值傾向。
(4)擴大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整合功能。全媒體時代，各種不同利益群體的不同利益訴求，均在尋求其表達平臺和渠道。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具有一定包容性，有助于實現不同群體利益訴求的制度化表達，實現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整合功能。因此，在堅持根本價值取向的前提下，應盡可能擴大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包容性。
(三)突圍：拓展中國意識形態話語國際影響力
“講好中國故事”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拓展中國意識形態話語國際影響力，既是全媒體時代中國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的基本內容，又是其重要目標。
(1)構建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國際話語權。從權利角度看，全媒體時代是話語權均等化、普遍化的時代，中國意識形態尤其要在多元社會話語中夯實自己的引領地位、在國際競爭中提高自己的話語地位。為此，一方面，應堅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念，致力于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賦予傳統文化以時代內涵和時代精神，使其既能夠保持歷史積淀的智慧，又能夠適用于現代世界的發展，具有中國氣派。正如習近平在出席第六十一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開幕式上所發表的致辭中所說，“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是當代世界的基本特征。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的差異，不應成為人類文明交流的障礙，更不能成為相互對抗的理由。我們應該積極維護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對話交流，相互借鑒而不是相互排斥，讓世界更加豐富多彩。”另一方面，應增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包容性，爭取和贏得國際話語權。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建設應積極融入當今時代主導性話語元素，對于一些國際公認、民眾認同的基本價值理念，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來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具體歷史性，剝除其普適價值的虛幻外衣，嵌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準則，積極進行話語轉換方面的理論創新。在這方面，當前中國主流話語中熱度不斷升級的“中國夢”的提出，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中國夢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產物，是獨具中國特色的語言符號，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對“中國夢”的國際傳播折射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國際眼光與戰略智慧。
(2)完善全媒體環境下意識形態領域預警監控機制。全媒體時代，在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激烈競爭中，樹立國際話語形象，就必須建立健全意識形態領域預警監控機制，系統地收集、分析、判斷和反饋全媒體輿情的最新動態，有效應對形形色色的謠言和誹謗信息。為此，必須根據全媒體時代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加緊制定相關的法律規章制度，有效屏蔽有害信息，追究造謠誹謗源責任，嚴懲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規范全媒體信息傳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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