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逆流而上、沉渣泛起，而且伴隨著各種不當的言論和行動，諸如否定南京大屠殺和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祈禱和平，不再言戰。這些荒謬的舉動，一直招來中國和韓國等二戰受害國家的強烈反對。
日本的這些荒謬言行，其所謂的法理基礎和歷史論證源頭，是由東京審判時出身于印度首陀羅家庭的帕爾法官寫下的—宣告日本全體甲級戰犯無罪的意見書。該意見書經過日本右翼勢力的不斷虛構、欺騙和重復，成了日本對東京審判翻案的依靠。
如果我們要想對日本右翼勢力釜底抽薪，必須戳破帕爾神話的虛構。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里成章這本《帕爾法官：印度民族主義與東京審判》，可謂是一件有力武器。
通過扎實的訪談和檔案的查訪，中里成章詳細地論述了帕爾神話是如何被偽造出來的，并提出要超越帕爾神話。
我們的敵人：帕爾
由于帕爾的無罪意見書，日本右翼勢力把帕爾的雕像請進了靖國神社，并稱之為“世紀偉人”。帕爾的行為何以對中國充滿敵意?這需要從帕爾的政治傾向談起。
本來帕爾的出身背景是孟加拉的首陀羅種姓，算不上極其低等的賤民。雖然其家庭經歷了曾祖母年輕守寡和父親年輕出走，但是經過努力還是能夠躋身孟加拉的“鄉紳”階層的。
如同“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那樣勵志，小帕爾經過努力在加爾各答管區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并且以此為出發點，一步步積累經驗走上了法律精英之路。
帕爾先后做過律師、加爾各答高等法院代理法官和加爾各答大學副校長。其間，和帕爾同一種姓的監獄職員迪諾龐德，家有幼女8歲。由于迪諾龐德看中了帕爾便打算把自己8歲的女兒嫁給帕爾，只是由于迪諾龐德工作調動，才沒有成功。不過，隨后帕爾就與加爾各答一名檢察官11歲的女兒結婚了，先后生育了14個孩子。
從帕爾的出身和從業的經歷來看，很難想象帕爾會對中國充滿敵意。因為中國和印度同時屬于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帕爾應該像甘地和泰戈爾那樣對中國充滿同情和友好。
或許問題出在帕爾受的教育上—殖民主義的精英教育。他希望有一個強大和獨立的印度，而且希望訴諸對抗來謀求印度的獨立，這是與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不同的路線。
此時，日本的崛起反而成了帕爾對抗西方、謀求印度獨立的希望。在中國興起的共產主義，在帕爾看來是一場災難，由此帕爾對中國的看法也起了根本的變化—從其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他鮮明地支持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一點，在帕爾參加東京審判的反對意見書中表露無遺，盡管其中摻雜著矛盾的邏輯。因為作為意識形態的敵對者，他只有立場，而沒有充分合乎理性的邏輯。
烏龍的任命與混亂的邏輯
從歷史檔案來看，帕爾被任命為東京審判的法官之前，根本就沒做過正式法官，帕爾被任命為東京審判的法官本身也是一個烏龍事件。
二戰后，盟國要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本來設想的是9名法官，沒有印度法官，但是由于英國從中作梗，非要加上印度法官，最后美國連帶提議增加了菲律賓的法官，達到11名法官，方才開庭。
由于事出倉促，負責印度法官遴選的印度政府軍事部很難選出合格的法官，最后同時向孟買和加爾各答等四地的高等法院發函，說是為期半年，只要答應去東京的法官即可任命。帕爾提前一天回電同意任命，軍事部馬上同意了。
不過，在已有的檔案中，可以發現帕爾這個法官本來就是不合格的，因為他“不過是在法官臨時缺員期間，被任命為代理法官的。不能認為帕爾是退休法官。他是律師，是為臨時補缺獲得代理任命。他從未被認為是該法院的正式法官”。面對這一質疑，軍事部迅速進行了道歉，但是把帕爾冒充法官一事給掩蓋了。
如果歷史能夠按照人們預設的方向發展，我們就可以說這次法官遴選，是英國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歷史總是出人意料，以至于帕爾法官出丑的表現，再次迎合了英國平衡和挑撥的外交策略。
帕爾到任后，印度的發展局勢更加明朗地朝著印巴分治方向走。由于帕爾反對分治，這個冒牌的法官便想著盡快結束審判，并屢次缺席審判109次。在尼赫魯的勸告下，雖然帕爾返回東京繼續參加審判，但是帕爾對英國印巴分治的策略耿耿于懷。
但是，他把對英國的怒火，一并發泄到中國人頭上了。他認為，這次東京審判是不正義的，不過是強盜對強盜的審判。最后，帕爾把自己的意見形成一篇長文寄給印度政府和投給哈佛的法學雜志。很顯然，這種沒有理性的邏輯混亂的意見書是通過不了的。哈佛的法學雜志直接拒稿，印度政府則備忘說明，帕爾與印度政府無關，是英國任命的。
歷史不能選擇性遺忘
我一直感到奇怪的不是日本右翼勢力從歷史的垃圾箱里找出帕爾的法律意見書，并且以此為基礎來論證日本無罪，而是奇怪一些中國人為什么不對帕爾感到強烈憤怒，甚至不知其為何人。
我們驕傲地記住了梅汝璈這名在東京審判中立下赫赫戰功的中國法官，但是我們更應該去研究和批判那些提出日本戰犯無罪的小丑法官們的言行，例如帕爾。因為日本右翼勢力所力圖淡忘的就是梅汝璈法官這些人，而一再通過謊言和欺騙虛構出來的正是帕爾法官這些人。
在我們深刻認識到帕爾神話背后的虛偽與險惡后，如果再回過頭來看看帕爾在東京審判后的履歷，會對當時在聯合國任職的中國官僚的行為感到恥辱：1952年，在是否接受帕爾作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的時候，中國委員稱帕爾雖然不是國際法專業教授，也沒有外交方面的資歷，但是愿意支持。結果帕爾如愿以償。
歷史是不可以選擇，更不允許選擇性記憶。如今對于我們的敵人帕爾，必須拆穿他的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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