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歷史上，安危、存亡、治亂的質變往往只在一夜間。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矚，但與此同時，帶來的隱患與積累的風險日益凸顯，到了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的境地。當前，應聚焦化解矛盾、降低風險、消除危機、促進發展，這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應確立“總體安全觀”，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
國家總體安全態勢日趨嚴峻
多年來，我們未能一貫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安全的辯證關系，在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等總體國家安全上的政策體系不夠完整，長期未能構建起一個完整的國家安全體系以及有效的應對機制，導致在國際博弈中，往往能開好局，未必最終能下好棋，在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重大安全領域的風險與日俱增，紅線被踩踏，底線被突破。一系列的量變最終會引起質變，部分質變會引發整體危機，因此中國的國家安全總體形勢非但不容樂觀，而且相當嚴峻。
隨著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既廣且深的發展，世界經濟強權由傳統的對戰略資源的直接(股權)控制，調整為對戰略資源定價權的控制。近些年來，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倫敦與紐約兩大金融中心之間、美歐日三大資本集團之間對定價權的爭奪幾近白熱化。多年來，中國奉行“兩頭在外”的經濟政策，積極利用國際資源，但是中國對相關戰略資源既缺少直接控制權，更沒有相關定價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劣勢一直難以改變。近些年來，西方大國與壟斷資本利用定價權優勢，不斷抬高能源資源價格，給“中國制造”增添了與日俱增的成本壓力，“中國制造”的競爭優勢在迅速消失。
鼓吹“越開放越安全”論調有一個重要的論據是，對外開放使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相互依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成為重要的利益共同體。然而，中國與西方所謂的“相互依賴”，實質是嚴重的不對稱依賴，即中國對西方的依賴要遠遠高于西方對中國的依賴。中國對西方不僅有品牌、技術、管理的依賴，還有資源、市場、資金的依賴，更有人才、思想、秩序的依賴。這種不對稱依賴，授予西方不斷敲打中國的特權，如貿易反傾銷、“匯率操縱國”等。理論與實際都表明，高度不對稱依賴，實質就是依附。這種實質性依附不僅嚴重局限著中國的治權，更可能損害中國的主權，使中國在關鍵時刻不能理直氣壯地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喪失戰略機遇。
現行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秩序不僅存在于現實世界，還存在于網絡虛擬世界。信息化、全球化使互聯網所代表的虛擬世界對現實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具體，對國家安全的影響越來越大。然而，中國涉網的關鍵資源、關鍵技術主要掌握在美國手中，主要網絡企業由外資(主要是美資)控制，業內奉行的是美國宣揚的自由主義價值理念——點擊自由，恪守著美國的意識形態——視社會主義中國為天敵。因此，強大的網絡輿論多年來基本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種“負能量”，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西方“普世價值”等凡可損害中國一切美好、積極、健康的東西，在互聯網都會呈現出蔚為大觀之勢。近年來，配合美國戰略東移，互聯網中反共反華力量更加猖獗，所謂“同城飯醉”等公民社會運動、各類邪教分離勢力、暴力恐怖組織等異?；钴S，而且往往采取“網上串聯，網下聚集”虛實結合的方式，開始對現政權展開進攻，令人憂慮的是，這一亂象叢生的異己力量迄今尚未完全得到有效應對。正所謂“網絡安全，心頭大患!”
博弈中，有好局，未必能下好棋;也常有“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更何況，在國際壟斷資本、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占據明顯優勢的時代，中國面臨的國際與地區形勢日趨險惡。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應當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能再出現戰略誤判，更不可以得意而忘形，否則很有可能跌倒在“崛起”的最后幾級階梯上，抑或輸在最后一公里的賽道上。
國際安全：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大危機明確顯示：凱恩斯主義走到了盡頭——財政刺激政策形成公共債務“懸河”，新自由主義走到了盡頭——利率、流動性等陷阱使各類常規貨幣政策趨于無效。由于自由主義思想作祟，西方多年來一直抵制政府主導投資的產業政策，視其為經濟領域的異端邪說。因此，以美國為首、西方主導的世界進入了一個“無主義”也就是沒有發展方向的危險境地。
次貸危機直接踐踏著資本主義的靈魂——契約精神，毀壞了資本主義的基礎——誠信體系。無所不在的金融創新(實質就是造假)使衍生品發行商(投資銀行)與投資者之間失去基本信任;政府救助“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使納稅人與政府之間失去了基本信任;危機爆發后，美歐大國努力轉移風險與轉嫁危機，使國家之間失去了基本信任……“無信任”令經濟保護、貿易摩擦日趨嚴重，商品服務無法正常交易，市場無法正常運轉，國家之間也難以有效合作。
次貸危機、債務危機以及緊隨其后的銀行危機、貨幣危機等系列金融危機，緊隨美歐危機之后的新興市場危機，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乃至國家危機，正加速國際力量失衡、格局變遷、秩序調整，世界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已然步入金融動蕩、經濟低迷、社會對立、政治僵化時代。資本主義失去了重心與中心，西方主導的帝國主義時代走向終結。G7心力交瘁，G20力量渙散，新興大國有力無處使，世界正進入由“舊的有序”向“新的有序”過渡的“無秩序”階段。
西方的衰落與東方的崛起，發達國家的衰落與新興市場的崛起，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崛起，既廣且深地改變著國際格局，沖擊著國際秩序。改變現狀與維持現狀抑或革新與守舊的力量之間的誤判、對峙、沖突或將難以避免。在“無主義”、“無信任”、“無秩序”情勢下，國際巨輪業已駛入一個陌生水域，可怕的是無動力、無舵手，亦無航海圖。國際金融動蕩常態化，世界經濟低迷長期化，發達國家的社會矛盾與階級對立尖銳化，西方民主政治普遍僵化與弱化，各種亂象將長期持續。
美國的持續衰落與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國越發彰顯獨立自主而不愿做西方附庸的個性，引起美國不斷增強的戰略焦慮。為維護霸權，美國正設法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全面復活日本——“放狗咬人”，鼓勵與支持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成為“政治大國”，包括允許日本擁有核武，解禁集體自衛權，在東海利用與操縱釣魚島事件，與中國抗衡，甚或兵戎相見。在南海，在中國周邊地區，鼓勵與支持一切與中國抗衡的力量，放大一切與中國不和諧的聲音，以牽制中國。中國的國際與地區環境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國際金融大危機的余波仍在滌蕩，出現明顯的“長尾效應”，動蕩與低迷態勢在可預見的將來難有根本好轉。多年來，一直高舉自由貿易、自由經濟大旗的美國，一馬當先筑起了“美國制造優先”的貿易壁壘，經濟保護主義在全世界抬頭，導致中國對外經貿摩擦不斷增多。
戰略安全：“越開放越安全”的邏輯陷阱
長期以來，自由主義者把GDP提高視同經濟增長，把經濟增長等同發展，即發展=經濟增長=GDP提高，而把發展當成壓倒一切的戰略設計。自由主義者認為，只要經濟搞上去了，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這種思維，理論上是短視的，實踐中或將是致命的。1840年前，中國經濟總量長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終究遭遇鴉片戰爭失敗、割地賠款、喪失主權，并由此開啟一步步向殖民地淪落的命運。鴉片戰爭后，率先覺醒的中國改革派倡導“師夷長技以制夷”，積極推動洋務運動，推動中國對外開放，經濟建設搞得有聲有色，經濟總量規模遠遠超過日本，但是，終究難免遭遇甲午戰敗的奇恥大辱。何哉?戰略謀劃嚴重不足使中國陷入戰略安全困境。
所謂戰略安全，概指國家發展道路、重大制度設計與發展指導理論科學合理，國家戰略資源可以被有效組織與使用，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威脅，重大發展機遇沒有錯失，沒有出現戰略誤判，避免落入戰略競爭對手設置的戰略陷阱。
中國古人很講究也很會運用戰略謀劃。不戰而屈人之兵，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但是，在“一切向錢看，掙錢是一切”的發展思路下，中國人越來越不會搞戰略了。當今，中國學界，搞國際關系的，搞國際戰略的，不可不謂人多勢眾。但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烏克蘭搗鬼，俄羅斯當機立斷收復克里米亞，竟然沒有一個中國戰略學者能夠做出哪怕是近似的預測判斷，真讓國人大跌眼鏡。由此顯示中國戰略謀劃嚴重不足，戰略安全困境日趨突出。
多年來，中國戰略學界一直落入這樣的怪圈：問題潛伏時，專家們口若懸河，不得要領;問題爆發后，政治家們狼奔豕突，疲于應對。中國不僅對對手的諸多陰謀束手無策，甚至對系列“陽謀”也往往無所作為。例如：中國的國有企業是跨國壟斷資本在華攻城略地的主要障礙，多年來美國處心積慮、動用一切代理力量努力搞垮中國的國有企業，中國迄今沒有一個有效應對策略。再如：多年來，美國不斷向中國輸送代理人，不斷影響乃至操縱中國經濟與金融政策，持續劫掠中國財富，這應是中國人勤勞而不富裕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國迄今仍無有效應對策略。對內和諧，對美和平，對臺和解，一味地刻意回避矛盾，最終會被無數的且不斷激化的矛盾纏死或擊倒。過去，抓革命，促生產;今天，抓改革，促發展。陷入了極其幼稚的“越開放越安全”的邏輯錯誤。
戰略判斷失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知己知彼。對“烏克蘭事變”判斷失誤，就是對美國力量、俄羅斯力量以及美俄博弈能力的判斷失誤。多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自由派尤其是親美自由派來說，擁有無比的光環，他們一直過高估計美國的實力。與此同時，還過低估計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以及俄羅斯的實力，低估的不僅有經濟、政治、軍事等硬實力，還有軟實力、國家意志與決心。國家發展道路缺乏自信、理論缺乏自信、制度缺乏自信應當是戰略判斷失誤的根本原因。
主權安全：保持主權與治權統一，嚴防成為西方附庸
主權是一個國家對其管轄區域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權力，是獨立自主處理自己的內外事務、管理自己國家的最高權力，是對內自主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以及對外自主交往權之總和。主權是國家區別于其他經濟社會集團的特殊屬性，是國家的固有權利。國家主權的目的是保護國家的完整性，保護全體國民的利益。主權獨立是國家安全的基礎。
中國的主權安全遭受的威脅首先來自國內甚至體制內的自由派或國際接軌派，這是產生“外國代理人”或“買辦”的主要社會基礎。多年來，自由派或國際接軌派鼓吹歷史虛無主義，喪失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與政治自信，在美歐面前亦步亦趨，努力使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庸。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互聯網發展、新一輪全球化興盛，使作為國際法基石的國家主權原則受到巨大沖擊。為適應西方霸權主義抑或新殖民主義的需要，國際政治學界出現了諸如主權可分論、主權弱化論、主權讓渡論、人權高于主權論等諸多“奇談怪論”，甚至認為主權是一個“壞字眼”，是一個過時的概念，應該予以拋棄。這些歪理邪說，一如當初的“大東亞共榮論”與“曲線救國論”，被中國買辦所認同并積極宣傳。如此，無邊界經濟——華盛頓共識、無國界政治——普世價值、無所不在的科學主義——轉基因作物等在中國大行其道，“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被逐漸拋棄。
理論上講，中國發展道路選擇似乎可以多種多樣。但是，實際情形遠比理論假設復雜，在帝國主義體系與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大前提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下，中國的發展道路歸根結底只能有兩條：一條是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另一條就是成為西方附庸的發展道路，沒有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多年來，中國自由派或國際接軌派千方百計、殫心竭慮地使中國與西方相互依存——實質就是成為西方的附庸。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中國利益的苦果。”①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干部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在政治學意義上，更多的是治權問題。國際治理經驗與教訓表明，只有擁有獨立的主權，并實現主權與治權的統一，方才有條件實現完善的治理，即所謂善治，如獨立戰爭后的北美殖民地。倘若沒有獨立的主權，或主權與治權分離或分裂，很難實現善治，如二戰前的西方殖民地以及現今的諸多奉行自由主義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有一個現象是：相關國家或特定行政區域治理得越好，附庸化、殖民化會越深，如回歸前的香港以及現今的一些殖民地避稅港。諸多拉美國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遠離善治，是因為在自由主義的浸淫下，相關拉美國家主權(尤其是經濟主權)被嚴重削弱，如此，不管多么努力于治權建設，都無濟于事。
因此，“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任何時候都必須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持中國的事情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辦，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部事務。”②今天，我們以百倍的信心與千倍的熱情來謀劃與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關鍵就是要保持獨立與完整的主權，保持主權與治權的高度統一。
政治安全：意識形態安全是核心和靈魂
政治安全是指國家主權、政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免受各種威脅和危害的狀態。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是否處于安全狀態，通?？梢詮膰抑鳈嗒毩ⅰ⒄喾€定、主流意識形態彰顯、政治制度恰適、執政黨地位鞏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來衡量。③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在國際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在國際上維護民族尊嚴和國民人權，也已成為政治安全的重要內容。
中國政治安全的最大威脅首先來自對威脅因素的錯誤認知。影響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質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近幾十年來，我們從“階級斗爭為綱”的一個極端，走到“階級斗爭熄滅論”的另一個極端，無視階級矛盾的客觀存在，進而無視敵我矛盾在一定時期有可能上升為國家主要矛盾。在這樣的鴕鳥思維指導下，學界政界普遍認為，影響中國當前政治安全的要素，被理所當然而且一貫地認為是人民內部矛盾，即人民群眾之間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問題。由此順理成章地無視或忽視帝國主義、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內買辦勢力相勾結，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獨立與完整、侵害中國的核心利益之事實。近年來，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人民內部矛盾，不斷將敵我矛盾摻雜進人民內部矛盾，不斷激發、誘導一些群體性事件，使之向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政府、反國家的方向發展，把“顏色革命”置于群體性事件之中。很顯然，當今中國的政治安全的主要指向應當是政權安全。
意識形態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國家政治的靈魂，其對于培養國民政治認同感、維系社會控制力、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④在參與國際分工或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西方意識形態、民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的滲透日趨活躍，侵蝕日趨嚴重。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對一個傳統社會的穩定來說，構成其主要威脅的并非來自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來自外國觀念的侵入，印刷品比軍隊和坦克推進得更快、更深入。⑤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對“中國崛起”曾輕蔑地表示，一個只能輸出電視機而不能輸出電視節目——思想的國家，談何崛起?近年來，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西方“普世價值”等思潮在國內泛濫成災，在“南方系”為代表的自由化媒體中，到處充斥著自由主義者鼓吹的多黨制、私有制、小政府、大市場等論調。謊言重復一千遍會被人信以為真理，這種“真理”刷新了無數年輕幼稚的大腦。急速發展的互聯網有著無限放大的功能，而且重復、放大傳播的成本近乎為零。那些荷爾蒙分泌過剩、自認為遭遇不公的人群，樂于嘗試把“真理”變成實際行動，而且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如此，對中國的政權安全構成嚴峻挑戰。
政權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的關鍵應當是如何確保正確的政治方向，即“政治正確”。長期以來，黨和政府的工作一直存在“一手硬，一手軟”的尷尬狀況。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的一手始終很硬;四項基本原則的一手則有些軟。在一些自由主義者眼中，四項基本原則只留下“堅持黨的領導”一項就可以了。如此，在經濟取得突飛猛進的同時，思想政治工作被不斷削弱，公有制與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與分配原則被不斷削弱，進而共產黨執政的基礎被不斷侵蝕。其實，在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里，四項基本原則是“成套設備”，缺一不可。深入細致研究不難發現，四項基本原則界定了中國的國體與政體，規定了改革開放的邊界與底線，確保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保持在“中國特色”以及“非附庸化”的軌道上。“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回過頭來看，我們對鄧小平同志這番話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們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⑦
社會安全：去組織化持續不斷，認同危機日趨嚴重
社會安全一般被理解為反映社會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產安全狀況的綜合指標。就國家安全視角來看，社會安全應當理解為對共同體的認同度以及認同危機。社會安全程度總體上取決于一國社會發展程度。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化發展程度、社會公平程度、政治體制、歷史文化原因等都有可能對社會安全程度產生影響。
在市場經濟不發達、政府治理不完善的情勢下，中國古代社會治理相當有序，甚至還有“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一說。在“縣下自治”中產生了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如在血緣基礎上形成的“宗法制度”，在地緣、血緣、姻緣基礎上形成的信用制度。這些根植于基層的社會實踐與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理論與政策的重要源頭。在古代中國，社會與國家一直被視為“家國一體”，國家(皇帝)一般通過對社會(家族)管理制度的政治化，直接將社會治理措施上升為國家治理方略，即實現用“理家”的方法來“治國”，“三綱八目”正是這一治理經驗的經典總結。誠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⑧
今天，在市場經濟大潮滌蕩下，傳統社會治理理念與治理方式被逐一拋棄。多年來，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不斷膨脹，以“經濟人”替代“社會人”，以“利益共同體”替代“命運共同體”。相關社會治理少有問津，因為相關經濟學家與政治家或寄托于政府，或寄托于市場來解決問題，其視線始終在“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之間做鐘擺，其思維總是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糾纏，但是終究無助于解決日趨棘手的諸多矛盾與問題。這是因為市場和政府都以社會為基礎，“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都是生長在社會機體之上，社會是基礎，是核心。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了人類就有了社會。作為命運共同體，社會是一切經濟活動(如市場)、政治活動(如政府)的根基。社會不以市場、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決定著市場與政府的存在，但是，市場調節失靈與政府治理失敗都會威脅社會這一共同體的安危。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主導國際秩序的今日世界，市場(資本的錢力)往往綁架政府的權力，合伙欺負社會，欺壓百姓，撕裂共同體。今日中國，自由主義者高呼，把權力(政府)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但是，“錢力”(資本)卻沒有了邊界和底線，為所欲為。越來越多的人士擔心，政府的權力正在被關進資本設置的籠子里。
市場既是“財富的魔法師”，也是“撒旦的磨坊”，創造與毀滅并存。“確鑿無疑的是，若不是(社會)保護主義的反向運動阻滯了(市場)這個自我毀滅的機制的運行，人類社會可能早就煙消云散了。”⑨如果忽視了社會，把市場、政府、社會三者關系簡化為市場、政府兩者矛盾，那么就無法真正明了市場和政府兩者的關系。然而，多年來，中國的實際情形是，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經濟改革持續而嚴重地忽視社會。正因如此，農村經濟改革中，個人與家庭凸顯，村社與集體萎縮，農民生產與生活自我負責，越發無組織——即去組織化，生產聽任自然調節，生活聽任市場調節。幾十年間，農民工單身進城謀生活，一會兒由“看不見的手”推來，一會兒則由“看得見的手”搡去，出現日趨嚴重的流民化，一不小心就會成為這個社會“多余”的人。
城市經濟改革的一個重點就是國有與集體企業市場化，破除了公有企業辦社會與事業機構辦社會，綜合性社會越來越簡化為生活性社區，經濟職能超越其他一切職能，物業公司替代社區組織，用資本邏輯重新梳理社會，新階級便由此誕生。一如牛馬不可同食混飼，富人與窮人不可混居，窮人只能畫地為牢，富人則可以另辟蹊徑，往往用戒備森嚴的高檔小區來標識自己“新階級”形象。更為重要的是，以富人為代表的新階級可以調節市場、治理政府，接受更多更好的社會服務，而窮人集中的弱勢群體只能接受市場調節、政府治理，更多地服務社會。
農村如此，城市亦然，農民如此，市民亦然，凡市場之手觸及之所，莫不如此。由于不斷去組織化，導致基層社會組織渙散、黨組織渙散，宗教、邪惡勢力便乘虛而入。由于聽任市場調節，一端是財富積累，一端是貧困積累，如此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階級對立日趨明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和諧社會”的粉飾成本不斷提高。
社會是關于認同、關于共同體自我觀念和個體確定自己為其中一員的概念。“社會領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認同。”⑩對共同體的認同，也意味著對共同體政權合法性的認同，這種強烈的認同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體的國家觀念，并內在地形成了一個國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礎。如果沒有大眾的社會認同，作為共同體的國家也難以長治久安。今日中國，在“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推來搡去之下，社會人蛻變為經濟人，人的自我、傳統、政治認同感日趨缺失，社會不斷被去組織化、去階級化、碎片化，呈現出一盤散沙的面貌。
經濟安全：去工業化在加速，金融危機迫在眉睫
一個時期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大經濟威脅，應當是不斷喪失的貨幣主權——人民幣發行權以及定價權。人民幣發行與定價表面上是由中國人民銀行說了算，實質上，入境的美元占款占人民幣基礎發行的80%左右(即人民幣被動發行與自主發行4:1)，中國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加上美國的“匯率操縱國”大棒，決定了匯率價格實際由美聯儲決定。人民幣貌似是獨立的主權貨幣，但實際上是一類美元化貨幣，即一種美元券。在這種情勢下，倘若人民幣國際化走得越遠，力度越大，那么在“美元陷阱”中就會陷得越深。今日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系列之困”，包括令實體經濟難以存活的高利率，其重要源頭就是喪失了貨幣主權。貨幣主權喪失，直接威脅到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進而威脅國家現代化(四個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貨幣主權喪失，最終將中國置于金融與經濟危機的邊緣。
當今，在太平洋兩岸，中國客觀上“去工業化”與美國主觀上“再工業化”構成世界經濟最獨特的風景。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痛定思痛，推出“再工業化”國家戰略，搶占國際分工高端的商機。通過“量化寬松”超常規貨幣政策，釋放出充裕而廉價資金，以收購世界高新企業，振興美國制造業。金融危機前，美國掌控世界24%的高新企業，如今的份額已上升到70%，從而為美國贏得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契機。與此同時，中國自由主義者憑借當前中國的產能過剩，以及相關主要經濟指標(如工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來判斷中國工業化已經完成，在產業升級、結構調整無望的情勢下，積極推動城鎮化、信息化與金融化，即以“去工業化”來促進國民經濟(實質是GDP)的增長。
國家主義者認為，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灣內所有的船。今日西方的發達關鍵在于經歷了成功的工業化;拉美、東南亞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這些國家受到自由主義海妖的“華盛頓共識”歌聲的誘惑，不斷擴大開放。過度開放導致民族主導產業喪失，進而被跨國壟斷資本控制，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斷。如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甚囂塵上，“華盛頓共識”在中國財經界很有市場，市場化私有化改革以及自由化國際化開放，令中國主導產業不斷為跨國壟斷資本掌控，在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長期無望的情勢下，自由主義學者開出了大搞自貿區、發展服務業、促進虛擬經濟發展的藥方，去工業化的聲勢越來越大，中國正面臨工業化中斷的危險與威脅。
西方國家的經驗與拉美等國的教訓表明，在保持主權獨立前提下，唯有經歷成功的工業化方可徹底改變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面貌，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今天以及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國的核心問題是集中有限資源，促進產業升級，實現經濟轉型，最終鍛造成一個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去工業化，并誘導中國走“新四化”(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與國際化)道路，是西方敵對勢力、國內買辦勢力孜孜以求的目標。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表明，推進中國工業化的核心力量是國有企業，削弱與干掉中國的國有企業，將使中國脫離工業化軌道。而一旦中國脫離工業化軌道，極有可能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附庸化，即“西化與分化陷阱”。全球化下今天的中國，沒有國企就沒有工業化，沒有工業化就沒有現代化。
多年來，跨國壟斷資本通過不公正的國際分工、不等價的貿易交換，經由知識產權盤剝、中資境外上市等途徑，近乎榨干了“中國制造”。在今天的中國，跨國壟斷資本利用30%的資產掌控約50%的股權，謀取接近80%的利潤。在中國努力擺脫依附、實現自主發展的當下，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正磨刀霍霍，極盡各種金融手段洗劫中國。
多年來，美國為維持全球霸權，開支無度，而收入日絀，財政危機持續。諸多經濟專家認為，美國現今所得稅率已經高達38%，不可能再高，如此，美國已無力在國內汲取新的財政資源。當局為緩解國內矛盾，同時，民主黨要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必須為醫保社保等系列巨額開支籌措資金。因此，美國必然故伎重演，利用金融手段，即在“量化寬松”稀釋他國財富后，再采取措施制造“美元強勢”，將國際資金回流到美國，從而劫取那些“人傻錢多”國家的財富。
中國日趨嚴重的經濟問題為美國制造危機提供了可能。據相關財政專家研究，拉美、東南亞、北非等國的教訓顯示，家庭廣義稅賦一旦達到家庭總收入的70%，社會穩定的基礎即不復存在，社會動蕩進而政治動蕩就難以避免。如今，中國的家庭廣義稅賦[11]在60%～70%之間，十分接近危險邊緣。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3年中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73，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這為中國社會已經處于動蕩邊緣提供了另一個重要指標。
美國為刺激經濟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以來，中美之間的利差越來越大，引發巨額美元套利資金涌入中國，中國的金融買辦(華爾街在華金融代理人)把美國“量化寬松”釋放出的資金的60%引進中國，并建立起“資金池”，國內借款人要人民幣資金沒有，而美元資金要多少有多少，如此必然導致中國貨幣與資本市場陷入嚴重混亂。近些年來，中國資金拆借市場實際利率超過20%(美元實際利率1%～3%)，但是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利潤一般只有10%～15%。銀行與金融資本像吸血鬼一般吸取了制造業等實體經濟的大量利潤。在這種情形下，只有高利潤企業(多是外資企業)或暴利行業(如房地產業)才能存活，資金被持續大量吸附、沉淀到涉外經濟與虛擬經濟，國民經濟由此外熱內冷、虛熱實冷，中資制造業早已羸弱不堪、岌岌可危。
美國有需要也有能力在中國制造一場危機。策略上，這樣可以劫掠中國財富，以應對本國的財政危機;戰略上，或可遏制中國崛起勢頭，令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西化分化陷阱”。有專家認為，美國在中國制造危機的時機，很可能選在美元轉強的時間點，應當在奧巴馬任期結束之前，以及國會兩黨達成的解決財政赤字寬限期(2年)之內。美元一旦持續(可能強勁)升值，會引發大批在華資金(“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抽逃——資本項目管制早已漏洞百出，引發中國房地產等虛擬經濟市場泡沫破滅，包括人民幣匯率在內的各種資產價格急劇萎縮。一旦出現金融動蕩，勢必有大批中資企業倒閉，中國經濟危機或在劫難逃。
走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確保國家總體安全
正是在“越開放越安全”的錯誤思想指導下，中國的國家安全總體形勢實際上正不斷趨于惡化。“當前，中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而我們的安全工作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平臺統籌國家安全工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已是當務之急。”[12]
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3]
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在以下五個方面狠下功夫：
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內因則是事物變化的根據。中國傳統智慧啟迪我們，“物必先腐而后蟲生之”。維護國家安全，內外兼顧，以內為主。但是，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廣泛深入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事務，是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作為一個“有所作為，敢于擔當”的大國，中國不會秉持獨善其身、各掃門前雪、甚或以鄰為壑的世界觀與安全觀。全球化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中國應當深化對國家主權與政府治權的理解，強化主權，豐富治權，內斂主權，外擴治權。中國不可以用新老殖民主義手段滲透控制他國主權，而應通過不斷強化治權，在合作與共贏中實現我們的合理利益與管理目標。“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14]只有“平安中國”與“和諧世界”密切而有機結合起來，中國的國際安全才會有可靠的依托。
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實國家安全的群眾基礎。“人”有自然屬性、生物屬性、社會屬性，有精英也有大眾，有好人也有壞人。“民”則在基本人性基礎上更有政治性、階級性、先進性。中國歷代賢君明主，都奉行“以民為本”的治國方略。憲法規定，新中國國體為人民民主專政，不僅繼承傳統的“民為邦本”之思想，更有最先進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以人為本，努力確保國土安全。在中國的大地上，每一個居民，都應有充分的生存權與適當的發展權，其人身安全、財產安全應得到保障，這是由基本人權決定的，也是國家安全的基本要求。以民為本，努力確保國民安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主權國家內，全心全意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確保人民作為國家的真正主人，這是人民主權決定的，也是中國國家安全的本質要求。
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全球化盛行，大國(尤其是擁有核武的大國)之間兵戎相見的歷史如今漸行漸遠，政治對抗、軍事對峙似乎越來越成為國家間博弈的極端情形。但是，在國際秩序依舊是帝國主義主導這一本質特征沒有根本改變的前提下，政治對抗、軍事對峙等傳統安全形態不僅不會消失，而且在一定的時間、特定的地緣可能會更加激烈，美國戰略東移下的東海緊張局勢時刻警醒著國人。與此同時，經濟、社會、文化、科技、信息、生態等非傳統安全因素日益凸顯，或與傳統安全形態交織，或在一定時間獨立成為國家安全的主導形態，國內暴恐事件也日益增多。帝國主義通過各種代理力量越來越多地傾向利用金融、信息等手段，制造或加劇危機，兵不血刃地達到掠奪他國財富、使之成為附庸的征服目的。因此，構建一個集各類安全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全天候有效應對各類危機事件，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必然選擇。
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富國才能強兵，強兵才能衛國。安全與發展是一對矛盾，彼此制約而又相輔相成：促發展，就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從而會帶來相應風險;增安全，需要投入資源提高門檻，當然會影響發展速度與質量。然而，只有經濟社會發展了，才更有實力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安全維護有力，可以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謂“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一心一意謀發展”而忽視安全，或者為了“絕對的安全”而無視發展，都是削足適履，得不償失。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在發展與安全之間保持適度平衡。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中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發展仍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就決定作說明時強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只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改革發展才能不斷推進?？傊?，發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發展與安全是現代化國家建設的一體兩面，“總體安全觀”與“科學發展觀”是辯證統一的。
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打造命運共同體，推動各方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一起前行。長期以來，國際社會零和博弈(即競爭性安全觀)占據主導地位。一些大國強國為增加自身安全，往往以鄰為壑，忽視、排斥他國的生存權與發展權，由此往往令一些小國弱國陷入安全困境。多年來，美國一直被認定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不僅國際商品要在美國市場實現“驚險一躍”，而且國際資本也以美國作為最后的“避風港”。但是，以“9·11”為代表的暴恐事件，以次貸危機為代表的治理失敗事件，如今在美國頻繁發生，國際反恐越反越恐，國內治理越治越亂。那些唯美國馬首是瞻或以美國為發展模板的國家，似乎都患上“美利堅綜合癥”。其他一些大國強國也陷入類似的安全困境。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的相互依賴不斷加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趨勢有增無減。全球化增進了獲利機會，同時放大了風險，給大小強弱不等的國家都帶來了程度不同的新安全困境。鑒于競爭性安全觀的最終結局總是趨于“零和”，西方大國對國際事務的“管理”越來越力不從心，更新安全觀念，拋棄利益共同體，打造命運共同體，增進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理念，才能營造出共同安全的新生態。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1～372頁。
2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8年12月18日)，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2008年12月19日。
3虞崇勝、舒剛：《近年來關于政治安全問題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科學網，2012年8月13日。
4劉祎：《意識形態安全：政治安全的靈魂》，《新鄉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6年第3期。
5[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141頁。
6《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3頁。
7、12《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新華網，2013年11月15日。
8王夫之：《讀通鑒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頁。
9[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頁。
10[英]巴瑞·布贊、奧利·維夫、迪·懷爾德：《新安全論》，朱寧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頁。
11廣義稅賦=名義稅賦+類稅性支出;類稅性支出=某商品(或消費)實際支出-某商品(或消費)合理支出。例如：就社會平均水平而言，房屋性支出應占家庭總收入之30%，而中國實際房屋性支出占家庭收入占比超過50%，那么類稅性支出就超過了家庭總收入的20%。地方政府和地產商利用超級地租，創立了他們的新型收入來源。
13《習近平主持國安委首次會議：闡述國家安全觀》，新華網，2014年4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4/16/c_126396289.htm.。
14《習近平：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新華網，2014年5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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