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日本安倍政府提交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最終版本。2天后，在東京市中心地區，一名日本男子以自焚的方式，抗議日本修改和平憲法。然而，在遭到強烈反對的情況下，7月1日，安倍政府仍然以內閣決議形式調整對憲法的解釋，部分解除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限制。今年是“七七抗戰”(亦稱“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77周年，在標識中國全面抗戰的重大歷史節點，梳理學界對77年前那一重大歷史事變的研究成果，對認識安倍政府的政治走向，當不無益處。
七七抗戰研究：中國的正義性不容置疑
中日史學界關于“七七事變”的研究，大致始于1980年代中期，并且一直是中日歷史研究的重點。上世紀末期，胡德坤、曲家源、李云漢、榮維木等學者發表了大量相關著作和文章。日本學者關于“七七事變”的研究著作也相當多。
不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祝彥表示，關于這段歷史，中日雙方學者的研究側重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有差異。有一部分日本學者，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尋找有利于證明自己“合法”與“正義”的歷史依據，甚至得出否認戰爭侵略性的結論，從而掩蓋歷史真相。
1990年代以來，抗戰史研究出現前所未有的“跨界”、共同研究的特點。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還和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及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者廣泛開展學術交流，并組織相關紀念活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06—2009年，中日兩國政府發起、開展了中日共同歷史研究。2010年1月，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公布了階段性研究報告，涉及“七七事變”等重要歷史問題，并發布了中方的表述：此事件作為個案發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從歷史演變過程看，它的發生又有必然性。
日本侵華蓄謀已久，有史料為證。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特聘編審榮維木介紹，日本早就制定了“蠶食”和“鯨吞”的侵華戰略。史學界經常提到的田中奏折，其真實性雖然有待確認，但是1890年第一次帝國會議的相關史料，明確記錄了日本提出的“大陸政策”，即主張要占領朝鮮、滿蒙地區乃至全中國、全世界。1927年東方會議的相關史料，也明確記錄了日本當時發布的侵華“戰略”。
日本神戶大學教授安井三吉在其著作《盧溝橋事件》中，譴責了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的侵略行為。書中明確表示，正如中國人常說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的侵華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中日歷史研究：以細節掩飾戰爭性質純屬枉然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臧運祜認為，“七七事變”的歷史轉折性體現在兩個方面：從日本侵華史的角度看，它是日本從局部侵華戰爭到全面侵華戰爭的轉折點;從中國抗戰史的角度看，它是中國從局部抗戰到全面抗戰的轉折點。此后的八年抗戰期間，每到這個重要的日子，中國都會有多種紀念活動，以喚起國人抗戰到底的決心。
近年來，圍繞“七七事變”的概念，學界出現了一些新的解釋。以臧運祜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相較于‘事變’這個表述，‘抗戰’的表述確實能更好地概括和反映歷史問題的本質。但是，歷史研究也需要考慮約定俗成的因素”。臧運祜解釋說：“‘七七事變’的說法，在八年抗戰時期的歷史文獻中被大量使用;‘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也在我國的歷史教科書和絕大多數學術論著中被使用。”因此，學者們認為，“七七事變”依然是有效的歷史概念。
中國學者早已注意到，日本學者在研究“盧溝橋事變”時，熱衷于對各種難解之“謎”進行解析與推測，從而有意無意地忽視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性質。有些日本學者甚至提出，如果不弄清“一個士兵為什么失蹤”、“誰打的第一槍”，“盧溝橋事變”就永遠是個“謎”。部分日本學者進一步為日本推脫罪責，完全否認日本侵華的歷史必然性。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史桂芳對此表示反對，她強調：“所謂的對‘第一槍之謎’的糾結，完全沒有意義，因為這一槍是打響在中國的領土上，中國有權進行正當的自衛。日本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才是最值得強調和反省的。”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經盛鴻還注意到，日本學者在進行近現代歷史研究時，往往過分在意中方公布的戰爭受害人數是否準確、有何依據。他認為，“一些日本學者過分強調對所謂細節的調查，其研究結論偏離了對其侵略本質的認識。”
顯然，以芝麻掩蓋西瓜，以精心挑選的所謂歷史細節來轉移人們對歷史本質與焦點的關注，不僅僅是一個歷史認識的方法問題，而且直接關涉正義與非正義，不能不讓人警覺到此類人物是否別有用心、另有目的。
以史為鑒：為了和平必須弄清歷史是非
學者注意到，當前中日關系處于中日邦交正?；?0多年來最困難的時期。究其根源，除了日本政府在釣魚島等問題上挑起事端外，其對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和做法，是重要的催化劑。中日關系友好發展，需要正視歷史，以史為鑒。
學者表示，從“七七事變”開始，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來又發展為太平洋戰爭，企圖以此構筑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但最終難逃崩潰與投降的失敗命運。這個歷史教訓，值得日本永遠記取。
以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劉大年先生為代表的學者曾指出，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復興的樞紐。在這一偉大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做出了艱苦卓絕的奮斗和巨大的犧牲。榮維木認為，中國共產黨人除了在戰爭初期配合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英勇作戰之外，還廣泛開辟敵后戰場，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牽制日軍的重要戰略作用。
臧運祜表示，“中國在今年初開始的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明年即將到來的抗戰和二戰勝利70周年紀念，以及中國政府設立的南京大屠殺公祭日和抗戰勝利紀念日，都表明了中國人民希望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地發展中日關系的愿望。”
“當今世界，和平和發展是主流，我們要抓住機遇，發展和強大自己。”史桂芳說，和平年代的中日交往更需要大智慧，要承認社會進步和發展，以史為鑒，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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