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歐洲(本文指歐盟)對于中國極端重要，這不僅是因為歐洲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和技術來源地，還因為歐洲現代化的經驗及其戰略取向對于中國實現大國崛起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歐洲是現代化的發源地，也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誕生地。在二戰結束后的近70年時間里，歐洲告別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通過內部的經濟和政治一體化，實現了高度繁榮。作為后現代的超國家政治實體，歐洲具有很強的軟實力。在打破美國一極獨霸，通過推動世界多極化促進全球和平和正義方面，歐洲和中國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
歐洲現代化的經驗
二戰結束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歐洲國家順應了戰后非殖民化的歷史大趨勢，通過內部大市場的建設，形成了不亞于各自前殖民帝國的地理-人口規模，在戰后二十幾年的時間里發展成為可與美國相匹敵的經濟超級大國。在戰后年代，具有“帝國”的規模--即自身市場規模龐大，是一個國家崛起為全球大國(global power)的重要前提。就自身條件和發展潛力而言，目前世界上具備成為全球大國的實力或潛力的國家只有三個：美國、歐盟和中國。
早在一次大戰爆發前，西歐國家的有識之士就已經認識到，歐洲內部支離破碎，民族國家彼此對立，僅憑各自與其海外帝國的微弱整合，根本無力對抗未來兩大經濟巨人--美國和俄羅斯帝國。美俄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將來必定是世界兩大主導力量。為此，歐洲國家應當相互融合，實現經濟和政治上的統一。
軍國主義德國同樣認識到歐洲統一的重要性，它兩次發動世界大戰，都有在經濟上整合歐洲之意。如果說德國的一戰目標是要建立一個龐大的中歐帝國，那么，它發動二戰則是要仿效歷史上的查理曼大帝和拿破侖，統一整個歐洲，作為日后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基礎。希特勒有句名言：“決定未來世界命運的不是柏林，就是華盛頓”。
第三帝國的覆滅沒有使歐洲統一的思潮成為歷史的陳跡，相反，二戰結束后，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化浪潮以及美蘇冷戰大大促進了歐洲經濟和政治一體化進程。戰后，殖民主義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已不合時宜，但歐洲列強最初并不情愿失去各自的海外帝國，它們最終決定放棄殖民地既是迫于歷史大勢，也是其政治精英反復權衡利弊的結果。
歐洲的政治精英們認識到，殖民地越來越成為歐洲宗主國的包袱。政治上的道理不言自明;在經濟上，殖民地微弱的購買力只對宗主國的夕陽產業還存在一定價值。隨著戰后新技術革命的興起，歐洲經濟的未來在于發展高技術新興產業，而這些高附加值產品的消費市場只存在于西方而非第三世界。為此，統治階級有必要在政治上向工人階級做出讓步，以保護和促進國內的消費市場。戰后西歐各國紛紛建立福利國家，推動內部經濟整合，絕非歷史的偶然。盡管如此，單一民族國家的市場規模畢竟有限，歐洲主要大國遂通過多次談判降低彼此間的貿易壁壘，推動歐洲整體市場規模的擴大。
歐洲“帝國”市場規模的形成從根本上為其戰后復興奠定了基礎。雖然歐洲內部民族國家在經濟表現上各有優劣，但其總體發展階段相近(大多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工業化)，這就使各國在經濟技術上的比較優勢通過歐洲大市場得到了充分發揮，從而使歐洲企業實現了較大的規模經濟，形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經濟融合的成功充分體現了歐洲政治精英的遠見卓識。美國出于冷戰的考慮，堅定支持歐洲經濟的一體化。對于歐洲來說，接受美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保護是歐洲在政治上的唯一選擇，這是美國的超強國力和冷戰的現實政治所決定的。歐洲為此得到的回報是：美國向歐洲單方面開放國內市場;同時，歐洲獲取海外資源的渠道也得到了“美利堅治下的和平”的切實保障。這種開放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以及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有力地促進了歐洲戰后復興。但這并非最主要因素，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歐洲內部大市場的形成。意大利著名經濟史學家艾倫·米爾沃德(Alan Miward)指出，沒有美國的支持，歐洲通過內部一體化同樣可以實現經濟復興，只不過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成功是民族國家通過創立超國家機構，構建共同市場的典范，歐洲因此也實現了從未有過的永久和平，這兩者構成了作為后現代超國家體的歐洲最強大的軟實力。
歐洲戰后復興和重新崛起給予中國的啟示是，通過內部整合建立統一的國內大市場對于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國家保護勞動者的權益、縮小貧富分化以穩定國內需求，將對本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產生積極誘導。其二、與此相關，統一的國內市場必須受到保護，以便國內企業最大限度地實現規模經濟，進而實現技術的躍進。
在共同邁向全球大國的征程中，歐洲和中國同樣具有“帝國”的規模。兩者的差別在于，歐洲需要解決“帝國”的整合問題，中國則需要解決“帝國”的效率問題。前者指政治領域，后者指經濟領域。自秦以降，中華帝國在政治整合上做得相當成功，中國的官僚制中央集權體制是維持國家統一和中華文明經久不衰的重要制度保障。但問題是，由于技術條件等制約，中國歷史上罕有國內市場完全統一的情形，而更多是呈現為某種“蜂窩結構”，即區域化市場，這又與中國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有著直接關聯。
在工業文明時代，尤其是產業競爭空前激烈的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生存和興衰從根本上取決于本國的工業技術實力，這就要求國家扶助一大批民族企業成長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首要途徑就是國家通過產業政策，支持國內企業在受到保護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實現較大的規模經濟。
“帝國”的規模是中華民族的先人留給子孫后代的極其有利的初始發展條件。雖然在冷戰后的全球化時代，西方主導制定的自由主義全球經濟規則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實現趕超，但中國依然有可能憑借自身的大國地位，通過精湛的外交爭取到最有利的發展條件，實現和平崛起。
遺憾的是，中國忽視了自身的有利條件，更忽視了歐洲的外交理念給中國帶來的有利的發展契機。
歐洲的多極化理念
在冷戰期間，歐洲無力對抗蘇聯，要確保國家生存必需倚賴美國的軍事保護。為此，歐洲選擇了在政治上服從美國的領導(法國除外)。與蘇聯帝國不同的是，“美利堅帝國”君臨歐洲起初并非美國所愿，而是其歐洲盟國出于自身的安全需要力邀的結果(empire by invitation)。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保護了歐洲免遭蘇聯入侵，同時也遏制了德意這兩大前法西斯國家，從而徹底改變了幾百年來以“均勢”結構為基礎的歐洲內部的國際關系，實現了歐洲的永久和平。在這種自由帝國體系中，歐洲自身發展的多樣性得到了美國的充分尊重。在美國的庇護下，歐洲得以將節省下來的大量軍費開支用于建設福利國家，由此成長為一個與戰后日本相似的技術先進、經濟發達的民事大國(civilian power)。
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國承擔了歐洲防務。盡管如此，經濟的崛起大大增強了歐洲在冷戰后尋求與美國建立平等伙伴關系的自信。然而，歐洲之外的世界遠沒有進入“后現代”，現實主義(地緣政治)而非自由主義依然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堅信不疑的國際行為準則。現實主義強調國家間的零和競爭，其基本要義是發展和不斷加強國家的軍事硬實力。歐洲恰恰是以犧牲國防工業為代價建成了所謂“民事大國”，面對與美國較大的軍事技術差距，歐洲如要通過大幅增加軍備來增強軍事硬實力，無論從歐洲各國的國內政治，還是美國可能做出的反應來看，都是不現實的。因此，在防務政策上搭便車而不是抗衡美國，是歐洲在可預見的將來最為現實的選擇。即使歐洲認定有必要適度增加軍備，其國防工業的發展也同樣需要規模經濟，而國防工業如何在全歐洲范圍內實現有效的整合，則是歐洲未來政治一體化需要解決的巨大難題。
軍事硬實力的不足意味著歐洲干預世界事務的能力有限。一方面，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后盾，僅憑經濟和外交等軟實力手段遠不足以解決重大的國際沖突，無論這種沖突是發生在歐洲的外部(伊朗核問題)、還是歐洲的內部(波黑戰爭)。另一方面，如果美國在國際安全問題上一意孤行地推行“單邊主義”(如第二次海灣戰爭)，歐洲并無有效的制約手段。
由此可見，歐洲要發揮大國作用離不開美國軍事硬實力的支持，但同時，歐洲又對美國脫離“多邊主義”自行其是深感挫折和無奈。這一困境遂造就了冷戰后歐洲獨特的外交理念：多極化比帝國主義時代那種列強爭霸的完全的國際無政府狀態、或者冷戰后美國主導下的單極秩序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其政策含義是，歐洲支持多個力量中心的出現以共同牽制美國。這種支持不是無條件的。歐洲深受“民主和平論”的影響，同時基于其自身的發展經驗，堅信一個或數個價值觀和政治文明與其接近、外交上負責任的新興國家的崛起有利于世界和平。
正是基于這一外交理念，歐洲在世紀之交對中國崛起表示出某種程度的理解和支持。歐美同屬西方陣營(這里的西方是個意識形態概念，而非種族或地理概念)，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相似的政治法律制度;在維護美國在戰后主導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共同壓制“非西方”對西方的挑戰上，雙方有著共同的戰略利益和高度共識。從這一意義上講，不屬于西方的中國很難在政治和戰略上對西方陣營實施分化瓦解。
但事情并非如此絕對。中國是個統一的大國，西方則非鐵板一塊。“觀感引導行動”往往是各國制定對外政策的出發點，雖然歐洲與美國在將中國納入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戰略目標上沒有絲毫不同，但雙方對中國的認知卻存在明顯差異。美國是冷戰后唯一的全球大國，其對外政策中的現實主義信念根深蒂固，在美國眼中，無論中國將來在政治上變還是不變，中國崛起本身即自動構成對美國的挑戰，1980年代后期美國國內的“排日風潮”(Japan bashing)為此提供了最好的注腳。與沉醉于權力政治的美國不同的是，歐洲強調國際合作的重要性。而且，歐洲不是一個全球大國，與中國也沒有地緣政治利益的沖突。如果中國能夠遵守國際規則，政治上逐步朝著“透明化”、“公民社會”和“法治”的方向演變，歐洲對中國“大國崛起”則是樂觀其成。
這具體反映在1990年代末歐洲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最初態度上。1998年初，中國入世談判的進程驟然加快。中國急于加入世貿的國內背景是，經濟改革和工業化均遭遇到嚴重困難，決策者希望通過大幅開放國內市場，吸引外資大舉進入中國，以促進經濟增長并增加就業;同時，通過將經濟自由化規則強行施行于國內，從體制上倒逼改革。
利用外力倒逼國內改革的策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因此而導致國家喪失相當的經濟自主權則是得不償失。在后發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的作用至關重要。對于中國這樣少有的具有“帝國”規模的后發國家來說，最佳的發展戰略是在有限度開放國內市場的條件下，通過國家力量推動國內大市場的建設，同時，通過產業政策的指引實現自主發展。
中國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一點。雖然冷戰結束后，中國所處的安全環境和發展環境日趨嚴酷，但中國是個政治大國，外交上的折沖空間本來就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要廣闊得多;而且，“帝國”的規模本身就構成了中國足以憑借之以較低的代價從西方獲取先進技術的有力杠桿。但中國最終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國家尚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情況下接受了異常苛刻的市場開放條件，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諸多方面做出了過多的讓步。這些讓步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對全球化時代的大國政治相對陌生，尤其是對歐美外交理念的差異洞察不足，更對歐洲主動示好反應遲鈍。在整個1990年代，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美歐日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加劇，三者對新興國家市場的爭奪尤其激烈，這就給中國利用三者在經濟利益上的爭奪帶來了契機。當時，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利益最大，保持現狀即可最大限度地維護日本在華利益，故日本對于美國為本國優勢企業擴大在華市場份額，過分壓迫中國開放市場的做法反應冷淡。歐洲對華貿易逆差較大，但其總體對外貿易保持順差，故而歐洲也無意在中國市場準入問題上對中國過分施壓。更重要的是，與日本相似，歐洲還從政治的高度看待中國入世。歐洲認為，中國是個正在艱難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對中國施加過大壓力，則可能給中國的改革者造成政治上的困難。
歐日與美國的分歧意味著三大國在對中國的要價方面并無統一立場，這恰恰是中國可以利用來爭取最有利發展條件的良機。1996年，日本率先于與中國達成商品協議。日本是三大國中對中國要價最低的國家，歐盟外交使團隨即多次暗示中國，歐洲不是中國加入世貿的主要障礙。對于中國來說，現代化是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如何以最低的開放成本獲得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技巧以促進本國產業的自主振興，應是中國經濟外交的根本著眼點。在對待中國入世問題上，日本的要價最低，歐洲其次，美國最為苛刻。需要指出的是，日本雖然要價不高，但在戰略問題上與美國有著同樣強烈的地緣政治情結，同樣將中國視為潛在的競爭對手，因而，日美在對華技術轉讓問題上都態度保守。歐洲則不同!
由此不難做出如下推斷：假如中國沒有做出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的姿態，假如中國在與日本達成協議后，立即進入與歐盟的談判，并在與日本達成條件的基礎上與歐盟達成協議，那么，中國入世與否都無關緊要，因為歐美日的技術水平在同一個檔次。一旦鎖定了歐日兩大先進經濟體的要價，中國即處于極其有利的地位，彼時再掉過頭與美國談判，迫使其在要么接受中國的條件(不得高于歐日要價)，要么退出中國市場之間做出選擇，結局將完全不同。
然而，中國當時的想法卻是，既然美國是中國入世的最大阻力，那么，只要搞掂了美國，其他國家均不在話下。這一奇特的思維邏輯的背后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政治考量，即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因而，處理好中美關系應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據此，中國確定了“親美疏歐”的談判策略。這是對大國關系和中國自身處境的嚴重誤判，不但刺激了美國不斷提高要價，更激怒了歐盟，后者轉而與美國密切合作，共同向中國施壓，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甚至提出了比美國苛刻得多的條件。
與前所述，中國入世并非國家工業化成功的自然產物。而在工業化尚未完成之際貿然大規模開放國內市場，這在所有成功的當今發達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國何以能夠成為通過經濟自由主義實現工業化的成功例外?!即使中國希望借助入世以解決經濟增長乏力的問題，考慮到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也決不能以犧牲國家的自主發展為代價。事實上，歐洲對中國的巨大經濟價值(最大的出口市場和技術來源地)及其獨特的自由主義多極化外交理念，都為中國實現繁榮和進步，特別是為中國爭取最大的發展空間提供了有利條件。
但是，外交視野的狹窄使中國失去了一個與歐洲攜手構建更加穩定的多極世界的良機。就國家發展而言，如果當時的外交運籌得當，中國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世界工廠”。時至今日，雖然全球化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這種“發展成就”是以中國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和資源的全面枯竭為代價取得的;不僅如此，全球化還確立了外資在中國市場的絕對優勢，由此而導致國內產業被壓制在了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這是造成中國產業升級困難的重要制度根源。這樣的“世界裝配車間”地位與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相距甚遠。
中國目前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歷史會不會給中華民族第二次反轉的機會?這從根本上取決于領導者對國家未來方向的準確把握和外交大智慧。(作者是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先后任教于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
文章原載《鳳凰周刊》2014年第18期(總511期)，6月25日出版，本文系編輯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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