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近年來，隨著我國的強大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西方將文化滲透的重點目標轉向了中國。他們利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故意渲染夸大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困難和曲折，激化國內矛盾，分化民眾對我們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們利用高校的各種學生社團組織，傳播西方價值觀，在高校建立研究機構來傳播西方的思想文化，還有計劃地每年在我黨政機關、經濟、文教、宣傳部門邀請一些“對國家決策有影響力或有潛在影響力的人士”訪問或考察，企圖“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戰爭”。
一、對外宣傳成為主要的滲透渠道
美國著名的心理戰專家克羅斯曼認為:“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1](P5)這種形式的宣傳大都采取潛移默化的形式，實質上就是有組織地運用新聞、辯解和呼吁等方式傳播相關信息或某種教義，以影響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為。宣傳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追求，最終改變人的理想信念，從而徹底從精神上對人進行“洗腦”，以達到控制他人的目的。為達此目的，美國一直在用文化滲透這只“看不見的手”伸向它要伸到的地方。
二戰至今，美國的國際新聞機構不斷擴大。20世紀70年代，美國合并有關機構，成立了國際文化交流署。該署得到美國政府的大力扶持，其每年的經費均保持在一億美元以上，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美國文化滲透的持續性，同時也使美國新聞機構能夠大規模網絡大量國際化人才。
中央情報局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更大。冷戰設計者之一的喬治·坎南曾在一次名為“必要的謊言是美國戰后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演講中說:“美國沒有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這個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2](P115～116)美國《國務新人》雜志的編輯桑德斯在其《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一書中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基本職能不僅是搜集、整理、分析、評估各方情報，實際上還是美國的隱形“宣傳部”，目的是有計劃地運用文化宣傳和其他非戰斗活動的方式來傳播美國的思想和價值觀念，以影響其他國家人民的觀點、態度、情緒和行為，使之有利于美國目標的實現，其重要性“與空軍一樣不可或缺”。美國把這種“文化包裝”下的宣傳和心理戰擺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做得相當隱蔽。[1](P13)
美國歷屆政府和國會都很重視對外宣傳。20世紀60年代初，肯尼迪總統提出要加緊“美國之音”的廣播。他認為，電臺廣播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唯一手段。20世紀80年代，里根更加確切地提出美國將加倍努力促進國際民主勢力的發展，為此就必須“加強美國之音”。他要求美國之音要發揮“破城槌”的作用，同時承諾他將像肯尼迪總統重視太空計劃那樣重視“美國之音”的發展。1993年6月15日，克林頓宣布“對外廣播計劃”，提出建立“自由亞洲電臺”，就是要向所有中國人民提供所謂獨立的、不受控制的新聞來源。1994年1月，美國參議院通過了設立“自由亞洲電臺”的議案。5月31日，克林頓在美國《洛杉磯報》上發表了文章，提出將把自由的消息告訴中國人民，將搞“自由亞洲電臺”，增加“美國之音”對中國的廣播，并創辦每周一次的“美國之音”這個電視節目。1999年8月，克林頓親自批準成立一個“國際公共新聞小組”，用來專門協調外交、情報安全等多個政府部門，控制所有的政府新聞在海外的傳播。小布什同樣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成立了美國國土安全文化局。2002年7月22日，布什在國家藝術畫廊的演講中介紹了剛剛成立的美國國土安全文化局的戰略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文化產生的廣泛影響和力量，向國內外的人們宣傳美國是這個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該局總干事卡羅林·帕克·梅耶斯認為，國家安全正在不斷變化，令人難以置信地與生活中的許多方面糾纏在一起。20世紀，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一直是國家最大的財富，并向全球擴展。21世紀，戰爭的得失成敗將主要取決于人們的心靈和頭腦———不論美國國內還是國外，取決于能否贏得人們的心靈和頭腦。[3](P107～108)2007年1月，美國眾議院人權小組委員會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向國會提交了新版《全球在線自由法案》。該法案首次尋求操控美國網絡公司如何與外國政府打交道。這實際上就是企圖通過互聯網顛覆中國的陰謀。可以說，利用對外宣傳這把“破城槌”，企圖打開社會主義中國的大門，以希有可能融化社會主義中國，從而建立一個以西方文明為指導的新世界，這是美國一貫的政策。
我國的一些媒體和人員常常不加辨別地采用“直譯”的方式宣傳美國的新聞，無形中成了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念的工具。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某些媒體就這樣被人家(美國)當槍使了，可自己還沉浸在所謂的國際眼光中洋洋得意。
二、綜合運用傳媒技術成為滲透的重要手段
數字、網絡、信息以及智能化等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給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帶來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很多發達國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迅速采用先進的傳播技術，不斷加強信息傳播手段的更新，以保持和提高在國際傳播領域的壟斷地位。有資料表明，全世界的衛星電視節目中，一半以上來自美國。西方三大新聞社控制了國際新聞的70%以上。同時，根據不同傳播環境和受眾變化的實際情況，西方傳播機構還有針對性地采取不同的傳播手段，形成了廣播、電視、網絡三位一體的滲透網。
如對我國電視不普及的地區仍保持短波為主的滲透。而對我國比較發達的地區，則以中波、調頻臺和網絡傳播協同進行。隨著網絡的普及，利用網絡傳播的力度逐漸加大。1989年到1997年間，“美國之音”對華廣播從普通話、廣東話兩種語言逐步增加到5種，廣播時間也由每天9小時增至14小時。1994年，“美國之音”開始在互聯網上廣播。1997年10月，“美國之音”中文網站開始利用電子郵件發送廣播稿件。到1998年初，“美國之音”的上網語言廣播節目已達23種。另據《紐約時報》披露，自2001年起，“美國之音”所屬的美國國際廣播局已開始資助建立一個以美國為基地的電腦網絡，以“幫助”中國網民瀏覽美國網站。
三、文化經濟逐步成為滲透的重要載體
冷戰結束后，美國宣稱要“繼續保持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建立世界秩序”，“冷戰后的外交政策要反映美國歷史性的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4](P107)為實現這一目標，文化滲透仍是其全球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資料顯示，冷戰結束后，美國最大的出口產品，既不是其高新技術產品，也不是軍火，而是流行文化。文化產品每年的出口額為六百多億美元，超過航空航天和電子產品的出口額。全球化一度幾乎變成以美國為標準的“單維度的進步秩序”，美國幾乎成為唯一的參考坐標，與世界接軌也主要是以美國為取向。正如第一次海灣戰爭一樣，全世界只能跟著CNN的鏡頭轉。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西方文化經濟搶占我文化市場、擠壓我民族文化產業發展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對國人的影響也越來越大。1995—2001年，我國共進口美國大片134部，而美國幾乎沒有進口一部中國影片在其主流影院放映，我國每年進口音像制品的版稅高達10億人民幣，而出口額還不到1億人民幣。多年來我國的圖書音像制品的進出口比例為10∶1。可見，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文化領域，我國的文化資源優勢還沒有轉化為文化競爭優勢，文化產品進出口存在嚴重的逆差，文化產品出口的比例確實還很低。幾年前，在山東某大學的一次大學生電影節上，“美國大片系列”受到廣大大學生的熱烈追捧。有的學生認為美國電影的視覺沖擊力強，制作精美，特別是美國電影中所謂的“美國精神”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如《拯救大兵瑞恩》，這么多人出生入死，目的只是救一個人，以安慰一個傷心的母親。有的學生認為影片表現的是國家關心個人，使個人更加英勇為國家戰斗。當問及美國電影是否存在“文化滲透”的負面作用時，有些學生，認為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輻射，傳播它的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很“正常”。有的大學生認為美國文化經濟的背后肯定存在意識形態滲透，但大多是附在經濟利益上的，是無意識的滲透。這一結果不得不讓人感到西方文化滲透之深、之隱蔽。而美國的意識形態滲透一度在我國內掀起陣陣波瀾，主張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的全盤西化思想一度在社會上甚至在黨內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亂。
四、非政府組織滲透作用更趨明顯
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NGO)的興起逐漸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一些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組織以各種名義發揮“西方價值觀的傳播渠道”作用，對我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構成一定危害。
非政府組織的滲透活動之所以引起人們的重視，主要是因為，幾年前在獨聯體一些國家相繼發生的所謂“顏色革命”中，非政府組織都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事實上，從委內瑞拉的反查韋斯運動到緬甸的“袈裟革命”，以至非洲許多國家政局的動蕩，處處能看到西方支持下的NGO頻繁活動的影子。東歐劇變后，美國中情局人員道格拉斯·J·麥凱琴寫的《波蘭危機背后的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書中，詳細描寫了美國人如何運用非政府組織(主要是波蘭的“團結工會”)進行文化滲透，暗中支持反對派，參與選舉等非傳統手段，先把波蘭搞垮進而使整個東歐和蘇聯分化瓦解的過程。據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曾樂觀地認為，赤色中國的變質為時不遠。
從有關非政府組織的滲透活動來看，其主要手段有:
1.潛移默化地培養民眾參政、議政的“民主”意識，培養和煽動大眾“民權意識”
西方非政府組織有針對性地組織內容不同的培訓班、研討會，培訓非暴力政治斗爭特別是選舉策略和技巧，廣泛聯絡反政府力量。他們特別注重對擁有很高政治熱情的年輕人進行“民主塑造”，通過資助其到西方學習、進修等方式，培養西方情結，使之成為親西方的新時代政治精英。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在俄長期選拔和資助“有能力的年輕人”參與反政府的“青年人權運動”。
2.利用維權和腐敗等問題對政府進行攻擊甚至妖魔化、丑化政府形象，并極力支持反對派
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出資在莫斯科大學開設與政府腐敗作斗爭的課程，資助歷史紀念館展出反對專制和集權統治的宣傳材料，強化民眾對現政府的不滿。西方非政府組織還積極吸收當地政府官員和學者參加培訓，美國的“民主改革基金會”為白俄羅斯地方官員舉辦了系列講座，該基金會還計劃開設“社會教育”學校，以培養年輕人的民主意識。
3.以“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益”為名，培植民眾利益代言人
扶助中小企業發展，設立“中小企業貸款項目”，培養“中產階級”，打造社會改革的中堅力量。通過地方銀行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并敦促地方政府改革各種體制，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條件。1995年—2004年，美“歐亞基金會”向三百多家中小企業發放貸款近1200萬美元，鼓勵他們研究當地政治、經濟政策并向政府提出改革建議。
4.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從政治治理薄弱而社會需求強烈的環節(維權、扶貧、教育和醫療和環保等)入手，“收買”中下層民眾的人心
索羅斯基金會在獨聯體重點搞改善公共醫療條件、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等“公益性活動”，并資助建立公共圖書館、為各地學校提供上網設備、資助舉辦各種實地考察和研討會、幫助高危人群預防艾滋病等。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在哈薩克斯坦資助“國際人權與法制署”，為民眾提供法律援助，并為法學專業大學生提供人權立法和從事人權工作的相關培訓，通過感情聯絡、灌輸“民主價值觀”。
5.滲透的重點對象瞄準了社會精英階層和青少年群體
一是資助青年組織。2000年，“歐亞基金會”開始在獨聯體國家實施“支持和發展青年獨立組織計劃”。美通過向非政府組織“公民論壇”提供資金，開展“以教育推動民主”的計劃，向青少年灌輸民主思想。此外，還在大學生中成立信息俱樂部，舉辦各種針對青年人的講座及座談。二是組織青年人出國留學。顏色革命前，美國的“教育和語言研究合作委員會”在獨聯體國家非常活躍，如組織一些社團領袖赴美學習、參觀，還增加了獨聯體國家各大高校赴美留學生的接收名額。該委員會副主席米勒講，該委員會還對獨聯體國家青年人的心態進行了專門研究，并向其宣傳美非政府組織實施的計劃，以擴大與獨聯體有關青年人的合作。三是扶持青年組織擴大對外交流。“歐亞基金會”曾成立于一個名為“林地”的聯合組織，該組織糾合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12個社會團體。1999年3月，“歐亞基金會”向“公民論壇”撥付美元，用于該組織加強與烏克蘭青年社團的合作。
五、宗教常是文化滲透的開路先鋒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西方宗教組織制定了周密的滲透“路線圖”，加大了對我宗教滲透的力度。他們認為:目前的形勢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非常有利。因為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中國正處在一個“缺乏方向感、焦灼和迷茫的時刻”，傳統早已消解或混亂，迫切需要一個精神層面的“新路線圖”。
這個“新路線圖”有三個特征:一是滲透的對象十分廣泛，包含學者、藝術家、學生、企業家、小商販、官員、農民、出租車司機和無職業者等。二是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從中國政權相對薄弱的農村做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認為在中國農村發展家庭教會，具有“成為暴亂核心的潛力”，因為相當多的中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未接受過良好教育，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天主教徒“普遍存在反現代的心態”，這將進一步惡化中國家庭教會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三是優先發展地下“家庭教會”。他們認為，雖然家庭教會的規模比較小，但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很強，家庭成員在思想上、信仰上容易交流、溝通，容易接受基督教教義，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傳教，便于隱蔽，不易引起中國政府的注意。“家庭宗教”將引導中國“基督教化”的發展方向。雖然中國的這些“神甫大叔”或“神甫姑姑”，還算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神甫”———他們或許永遠也不會是，但他們將“成為中國實現基督教化轉變中的英雄。”
境外宗教組織滲透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傳教的范圍和規模日益擴大，已從沿海地區擴大到內地，特別是韓國基督教在我國的傳教活動擴展很快。二是信徒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在信徒群眾中，男性成員比例逐年增長，青壯年人數增多，高級知識分子、在校學生以及教師、醫生等社會職業人數均呈增長趨勢，全家信徒的情況比較普遍，信徒結構趨向年輕化、知識化、職業化和家庭化。三是滲透活動呈現組織化和有預謀性。境外宗教組織私設非法活動點，集滲透活動基地、各地宗教信徒聯絡點、神職人員接待站等多種功能于一體。四是滲透途徑多樣化。由于非法傳教在我國是不允許的，其活動常常遭到抵制或打擊，境外非法宗教組織便提出了“先生存后發展”的策略，主動同中國宗教團體建立友好關系，謀求在我境內的合法身份和發展空間。五是有的傳教活動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披著宗教外衣，進行政治滲透活動，企圖顛覆我國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我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六是有的傳教活動打著“文化使者”招牌，企圖控制我宗教團體，干涉我宗教事務，在我境內建立宗教組織和活動據點，發展教徒，借助于傳教，尋找對我滲透的新突破。七是一些洋邪教打著宗教旗號，從事邪教活動。如美國的“耶和華的見證人”和“摩門教”、韓國的“統一教”、法國的“太陽圣殿教”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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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玉國.國家利益與文化政策[M].深圳: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4]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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