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是化解西方阻力最現實的突破口”嗎

中國藥科大學 張志坤

　　中國崛起所面臨最大的外部挑戰是什么?如何化解這一挑戰?這大概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具要害意義的重大問題，上至圣賢智囊，下逮凡夫俗子，莫不為此而殫精竭慮、絞盡腦汁，說實話，對此任何人都不會簡單地給出答案，哪怕孫武重生、孔明再世，也不敢遽然就下結論。

　　但是，一貫能給出“妙計”《環球時報》對此卻有高招。6月16日，該報題為《歐洲不是西方的末尾，而是前哨》宣告說，“‘西方’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戰略挑戰，而歐洲是化解西方阻力最現實的突破口”。這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找到化解西方戰略阻力的突破口并正在實行突破，因為李克強總理即將訪問英國并且還要簽署300億美元的大單，這證明，中國的戰略突破是現在進行時。

　　為了強化“歐洲是化解西方阻力最現實的突破口”這一立論，該社評著重舉出了幾下幾個方面的論據。

　　其一，中國與歐洲的關系“相對最好”

　　該社評認為，在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系中，中國與歐洲主要國家的關系是“相對最好關系”，具體表述是，“中國同歐洲主要國家的關系也的確是迄今中國同西方的‘相對最好關系’”。顯然，這是歐洲成為中國戰略突破口的基礎條件之一。

　　其二，歐洲盡管不喜歡中國，但是它“識時務”

　　歐洲能讓中國的突破得逞嗎?中國人都知道，歐洲國家雖都不大，但心眼卻都不小，可謂老謀深算，很難對付。對此，《環球時報》的社評很有信心，原因是“歐洲人現在不太可能‘喜歡’中國，但他們是識時務的，會追求更符合歐洲利益的中歐關系，而在抒發情緒上適可而止”。這樣一來，中國的突破就具備了另一個重要的基礎條件：歐洲是能夠予以配合的。

　　其三，中國可以塑造歐洲了

　　歐洲將怎樣被中國所突破呢?具體的辦法就是現在中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歐洲，用該社評的話說就是“今天的中歐在相互塑造”;憑什么說中國可以塑造歐洲呢?因為在中歐關系中，中國的“主導性逐漸增強”，并且還能對歐洲的執政者“產生一定的強制性”，更重要的是，“就國家關系來說，中國應當說獲得了主動”，已經有了“威懾力”，等等。這樣一來，歐洲就不得不不被中國牽著鼻子走，被中國所“突破”了。

　　中國崛起的戰略阻力就要如此這般地被化解、被突破嗎?

　　坦率地說，筆者以為，“西方”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戰略挑戰這一戰略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把西方的一部分歐洲說成是中國“化解西方阻力最現實的突破口”則大謬不然。

　　第一，歐洲與中國的關系錯綜復雜，所謂中國與歐洲的關系“相對最好”，彼此已經“互相塑造”之類，這等樂觀的判斷，實際上在所難言。

　　第二，即或《歐洲不是西方的末尾，而是前哨》一文所開列的樂觀的判斷都是真的，但也并不能因此得出歐洲就是中國“化解西方阻力最現實的突破口”這樣的結論，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

　　第三，退一步說，即使歐洲果然因為上述原因成為中國“化解西方阻力最現實的突破口”，但中國能否因此就得以“化解”來自西方的戰略挑戰，也在所難言。或者直白地說，中國崛起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不會因為歐洲這個“突破口”而歸于湮滅。

　　正因為如此，所以筆者以為，所謂“歐洲是化解西方阻力最現實的突破口”一說，純屬胡說八道。這種胡說所體現的，不過是一些中國人始終脫離不了西方的窠臼，始終在西方戰略體系內徘徊的靈魂悲哀，不過是從“波音”到“空客”來回搖擺的一種反映，是一種“得病亂投醫”式的戰略盲目。

　　但是，如果以為這種胡說一點意義都沒有，也是有失公允的。筆者以為，這樣的胡說也還是有一點好處的，它至少有這樣一種積極意義，就是它能夠促使人們去認真思考，在當前的戰略環境下中國化解西方挑戰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這也是有相當積極意義的一件大事。

　　附：歐洲不是西方的末尾，而是前哨

　　李克強總理今天前往歐洲，參加中英總理年度會晤，并正式訪問英國和希臘。與習近平主席今年3月訪歐相呼應，李克強此行再次彰顯了中國對歐洲的高度重視。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歐洲大約占了“西方”這一政治文化概念的一半內容，這一切讓歐洲不言自重。

　　中國社會對歐洲的態度相對于國家戰略，顯得更加分散。一方面，中國人對歐洲文化的崇尚根深蒂固，常把歐洲老牌資本主義社會的風貌看成“貴族文化”的典范。另一方面，國人中“俯視歐洲”的情緒開始有針對性地出現，它往往是因為受到歐洲對華不當行為的刺激，并且受到因中國崛起中歐力量對比持續變化的鼓舞。

　　總體看，中國公眾對歐洲的關注度近年有所下降，對歐興趣在向文化和消費領域集中，中國同歐洲大國無論關系順利或是齟齬，后者對中國的直接政治影響或沖擊都不再像過去那樣強烈。這或許會讓一些歐洲人感到失落，但這也為雙方長期“君子之交”創造了穩定條件。

　　中歐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國家之間的確“遠有遠的好處”。中國崛起引發的地緣政治矛盾大多集中在周邊，在世界主要力量中，中歐相處應是相對輕松的。相對于中歐那些臨時性爭吵，雙方各自都面臨更加急迫且長期的挑戰。

　　中美關系受到政治分歧和地緣政治競爭的混合擾亂，其中地緣因素越來越突出。中日關系就更不用說了。歐洲人也會把歐洲衰落的一部分原因記在中國頭上，但這種“怨恨”對塑造中歐關系的實際參與并不多，歐洲人現在不太可能“喜歡”中國，但他們是識時務的，會追求更符合歐洲利益的中歐關系，而在抒發情緒上適可而止。

　　中國更應跳出“情緒”。要看到，“西方”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戰略挑戰，而歐洲是化解西方阻力最現實的突破口。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不是西方的末尾，而是西方的前哨。盡管這種合作的內在結構和評價環境很容易受到臨時性因素的沖擊。

　　20世紀的世界大國之間或者抱團或者敵對，21世紀新興大國的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過于簡單的模式，中國同每一個大國的交往都同20世紀人們熟悉的大國關系有所不同。同歐洲大國我們有時候很“親密”，有時又因具體摩擦急劇轉冷，這種搖擺很可能是某種戰略關系定型的前期過渡。

　　中歐的合作和摩擦雖然長期交織，但前者的主導性逐漸增強，對于經常交替變換的歐洲執政者來說，它會產生一定的強制性。中國和歐洲互搏實力，也在“斗心眼”，但中國如今的戰略高度和視野都超越了歐洲國家，我們應能把中歐合作和沖突的性質都看得更清楚，也做得更加游刃有余。

　　中國在同英法德“輪盤轉”的摩擦中，逐漸練就了外交層面的成熟。就國家關系來說，中國應當說獲得了主動。但中歐價值觀沖突的根源依舊，今后仍有可能發作。

　　中國還很難在一個具體對歐沖突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但我們的執著已經產生威懾力，歐洲人漸漸清楚了同中國鬧別扭的代價大于他們的收益。中國人或許不應太著急，歐洲仍有點“軸”，我們需坦然處之。中歐關系是充滿歷史刻度的，它再清楚不過地記錄了這個世界的變遷。而且，今天的中歐在相互塑造，一方向另一方一邊倒施加影響的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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