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觀察家把烏克蘭危機視為美國全球影響力收縮和衰退的又一例證。一些人還把它看成俄羅斯領銜動員主要新興經濟體——巴西、印度和中國——對抗西方的證據。這兩種說法都不無道理，但都有些夸大其詞。同樣被夸大的，還有美國塑造一個安全、繁榮國際制度能力正在衰退的觀點。
美國最近幾年不是很順，在經歷了兩場漫長并消耗元氣的戰爭后，它正逐步從阿富汗撤軍。在敘利亞，俄羅斯和中國的從中作梗，讓美國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外交途徑。中國在東海和南中國海日益強硬的姿態，威脅了美國主宰區域的力量，同時也帶來同美國緊密盟友日本爆發危機的風險。
與此同時，美國的許多歐洲盟友陷入了經濟困境。此外，盡管美國經濟正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其財政狀況和名譽都遭受了重大打擊。
盡管如此，美國仍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行動者——這不僅是因為它有許多親密盟友。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關注——及表現沒有中國那樣耀眼印度和巴西——讓人忽略了韓國、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和德國等美國盟友所取得的成功。事實上，世界上最強大經濟體，絕大多數是美國的盟友。
此外，新興大國不但遠未結成反西方聯盟，彼此間還存在重大分歧。現有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存在的各種利益重疊，遠大于“西方對抗其他國家”觀點所認識到的。事實上，崛起大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往往不亞于它們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
因此，即便是非美國盟友的超級經濟大國，也不想顛覆現有世界秩序，而是希望在其中爭取更大空間，比如提升在國際機構中的權力。畢竟，它們能夠崛起，正是因為它們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中。
即使是嘗試在某些領域削弱美國領導力的中國，在許多外交政策問題上也別無選擇，只能與美國及其盟友合作。只有在其他國家愿意跟從它的情況下，中國才能挑戰美國的領導力，但它目前并沒有多少追隨者。積極扮演制造不穩定角色的只有俄羅斯——在全球金融危機、敘利亞和如今的烏克蘭都是如此。
平心而論，新興大國確實都有一種對抗——或至少自作決定的傾向——這源自可以被稱為“崛起心理”的心態。但它們知道，過于反美的立場，會影響到它們在穩定的全球經濟中的利益，也不利于它們的商品和能源，在國際海運和空運路線安全通行。
中國尤其如此，因為其國內穩定和國際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能力，這就需要日益大量的進口能源和其他天然資源。為了確保不受阻礙地獲得這些關鍵資源，中國需要資源來源國、投資目標國及與供給國之間航路的穩定性。但中國維持這些條件的能力非常有限——在一些地區(如波斯灣)，它嚴重依賴美國的軍事實力。
簡言之，在傾向敵對和保持克制所帶來的好處之間尋找平衡，是當代國際關系最重要的互動。目前，全球平衡傾向克制。
當然，美國將一直面臨新挑戰，烏克蘭就是明證。各國將在維持與美國的安全關系，及構建與中國的新經濟聯系之間權衡。美國利益牽涉其中的復雜全球體系，將考驗美國的外交。
也許最危險的挑戰，是新興大國越來越傾向于獨自行動而非結盟。中國和印度或許都不滿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舉動，但卻不愿意在聯合國大會上投票反對俄羅斯，即使投票最終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中國在安理會中采取了棄權的最強硬立場)它們不同俄羅斯站在一起;但也不加入西方陣營來孤立俄羅斯。
但是，世界局勢的不斷發展，最終將符合美國最重要的優勢：它同各國建立廣泛、不同性質聯盟的獨特能力。美國所建立的聯盟和關系——包括與一些崛起大國之間的關系——是其他全球行動方無法比擬的。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也將繼續保持這一優勢。這或許是美國實力歷久不衰的最重要原因。
不可否認，美國已不再享有冷戰結束時無人可以撼動的超級大國地位。但是，到目前為止，國際體系仍由美國領導。
作者Bruce Jones是斯坦福大學教授，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國際秩序和戰略項目主任。
英文原題：America's Enduring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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