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慮重重”是中國外交的常態嗎？

中國藥科大學 張志坤

　　《環球時報》5月16日刊發了一篇題為《“顧慮重重”是大國外交常態》的文章，仔細拜讀下來，筆者以為，這篇文章的標題可能錯了兩個字，準確的寫法應該是，“顧慮重重”是中國外交的常態。

　　顯然，這是一篇針對性很強的文章，所針對的就是最近一個時期中國的外交表現，現在很多中國人認為中國的外交太軟，尤其是對比中俄各自在南海爭端與烏克蘭危機中的表現之后，因為反差太過強烈，所以這種感受就更加強烈，以致到了需要“專家”出面加以說明的程度。

　　這當然也是一篇邏輯上嚴謹的文章，是一個典型的三段論：大國的外交都顧慮重重，中國現在是一個大國，所以中國的外交必須顧慮重重。于是，中國外交顧慮重重就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合理的了。

　　但問題是，“顧慮重重”果真就應該是大國外交的常態嗎?這樣的說法實在值得商榷。

　　好像美國的外交并不顧慮重重，或者很少顧慮重重，更談不上成為常態。即使面對俄羅斯這樣強大的對手，美國也照樣制裁，照樣敢于施加軍事戰略壓力，態度明確、立場堅定、舉措到位;面對中國也是這樣，美國沒有因為與中國有“夫妻關系”就在釣魚島問題上顧慮重重，而是明確宣布釣魚島在美日安保條約的范圍內，美國將協助日本保衛釣魚島。如果美國的外交一貫顧慮重重，很難想象美國當年會發動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一個顧慮重重的大國不可能有這樣的戰爭頻率。

　　好像俄羅斯的外交也不顧慮重重，俄國人的行事風格一直都大刀闊斧、簡單干脆，即使面對整個西方，俄羅斯也是該出手時就出手，沒有什么猶豫顧慮的，更談不上“重重”了。如果俄羅斯的外交一貫顧慮重重，很難想象出兵車臣，打擊格魯吉亞，吞并克里米亞，說俄羅斯外交顧慮重重，恐怕就像是說太陽從西方升起一樣荒唐。

　　好像過去中國的外交也并不顧慮重重。像筆者這樣上了點年紀的人都知道，過去中國一手打倒美帝，一手打倒蘇修，從1949年直到1979年，三十年間，投入的大小戰爭不小五、六場，平均五、六就打上一仗，這還不算像炮擊金門這樣的國內軍事沖突。這是顧慮重重的大國外交嗎?

　　當然，大國外交具有高度理性的特點，必須考慮周詳、謀定而后動，不能意氣用事。但考慮周詳、沉著冷靜與顧慮重重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漢語語境中，顧慮重重是什么意思，大概一個初中學生完全能解釋清楚。所謂顧慮重重，形容起來就是瞻前顧后、左右徘徊、猶豫不決、難以取舍，說白了，就是膽小怕事的代名詞。

　　這樣的外交能成為大國的外交常態嗎?如果一個國家，不管是大國小國，其外交總是這般摸樣，這個國家的外交將讓人情何以堪呢?

　　說句實在話，眼下中國南海確實被一些勢力攪得危機重重，但也掀不起多么了不起的風浪，中國并不急于出手，冷靜觀察、沉著應對是完全正確的，但這與“顧慮重重”毫不沾邊;中國的外交被一些國人指責為缺鈣，也并不能僅僅歸咎于“顧慮重重”。一些“專家”、“學者”忙不迭地出來幫助解圍打圓場，其實就是拍馬屁，而且還拍的挺著急。但是，這樣急不可耐的拍上去，難道就不怕不小心拍馬屁拍到馬腳上嗎?如果人家反過來責問一句說：我什么時候顧慮重重了，你該怎么辦啊?

　　附：“顧慮重重”是大國外交常態

　　隨著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坊間開始給中國外交賦予越來越多的使命。在國際上，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聲音日益升溫，一些國家甚至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明確表態，出錢、出人、出規則，只要中國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就極盡指責批評之能事。在國內也是如此，一些學者和民眾開始按捺不住，動不動就要求中國外交“顯示肌肉”，為國際社會“立規矩”，甚至要在亞洲地區霸一霸，與美國一決雌雄。從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這些都是不冷靜和不理性的聲音。

　　的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上升，要求中國外交要進行創新，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上不回避責任，奮發有為地推進外交改革，不斷適應作為一個強大國家的身份定位。然而，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外交改革絕非朝夕之功，需要冷靜處理，從長計議。一方面，外交工作攸關國際國內大局，是一個無風三尺浪的地方，一絲一毫的變化都會引發一連串難以預測的反應，搞不好反而自亂陣腳。另一方面，片面強調出奇不意和朝令夕改，會引發各方對中國的恐懼，甚至造成外交和戰略全局上的被動。

　　大國要有堅不可摧的戰略定力，要逐步讓國際社會適應一個可預期的“強外交”，要比令人一頭霧水的“奇外交”有利得多。環顧世界，大國和強國都普遍強調戰略穩健和政策連續，一旦要進行戰略和政策調整，也是首先在政策界和學術界不斷吹風，大造輿論，盡可能減少內外的誤判。中國越是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在外交上越要強調沉著冷靜，力避魯莽亂為，四面出擊。

　　當年，毛澤東曾經引用《紅樓夢》中王熙鳳說的“大有大的難處”觀點，來表達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制定對外戰略時面臨的困難。其實，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規模的不斷壯大，中國也開始越來越感受到“大有大的難處”之真諦。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看上去人口多，經濟規模大，令中小國家有一種戰略壓力，但實際上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比中小國家復雜得多，在外交上需要顧忌的事情也要比中小國家要多得多。中國要在某一外交事務上算清楚利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當今時代，上至國家領導人，下到普通平民百姓，在同一外交問題上，形形色色的觀點紛紜錯落，誰也不敢拍胸脯說自己就掌握了真理，這就是大國決策之難。

　　正因為面臨“大國之難”問題，使得中國外交實力并沒有想象那么大。在更多的情況下，中國外交看上去有些瞻前顧后、猶豫不決。無論在釣魚島爭端和南中國海爭端這樣的領土主權問題上，還是在MH370失聯和中國公民海外安全問題上，中國外交都不允許像一些評論家所說的那樣快刀斬亂麻。事實上，這種顧慮重重的心理也許是大國外交的常態。在外交事務上穩字當頭，沉著冷靜地理性決策，對捍衛新時期的大國利益來說至關重要。

　　因此，有必要給那些希望中國外交一夜間革故鼎新的學者和輿論潑一潑冷水，告訴他們不要對中國外交抱有超越發展階段的期望，即使中國外交要改革，也要循序漸進。同時，也要給那些“捧殺中國”國際輿論降降溫，中國無意在國際上稱王稱霸，更無意與一些大國爭奪世界領導權，中國外交只能從中國自身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發展需要出發，在國際事務中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不斷增強外交能力，推動國際體系向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當然，從長遠來看，中國外交的確要高度重視能力建設問題，通過人才培養、管控爭端、危機防范等途徑，穩步提升中國外交能力。在實踐中，應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不斷增強駕馭復雜國際局勢的外交能力。(作者趙可金：是清華大學中國戰略與公共外交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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