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的中國人
盡管遙遠，但即使對上了年紀的中國人來講，非洲也并不陌生。馬季相聲《友誼頌》曾告訴國人，在國際主義精神的支持下，中國人在非洲克服千難萬險，修建了可稱中國早期對外援助范本的坦贊鐵路。
作為建國后意圖打破外交孤立的產物，對“被非洲人民抬進聯合國”的新中國來說，這是一筆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投資。在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幫助同在“第三世界”黑兄弟的年代里，那些在政治和技術上都十分過硬的技術人員，是走入非洲的第一批中國人。
改革開放后，伴隨下海浪潮和國企改制，零星的小生意者帶著中國制造的廉價商品踏足非洲。這些早一步走出去的冒險家，和他們下南洋的前輩一樣，在生計艱難的尷尬處境中，以家族血脈為人際網絡闖蕩非洲，從一皮包的日用品和一集裝箱的農具開始，依靠運氣和中國式的勤勞致富的心態，經營他們的生意。
11年前，下崗后的楊先生與家人一起來到布隆迪。這個非洲東部小國，因曾卷入鄰國盧旺達的種族屠殺而廣為人知。有次，他剛從集市出來，叛軍的炮彈就落在了那里。打拼多年后，他和家人已租住著花園洋房，雇傭黑人管家料理家事。
這些年來，由于戰亂平定，前來做小生意的人越來越多，這讓楊先生感覺到壓力;但更讓他感到氣候變了的是，大量的中國企業開始涌入非洲，他們帶著全套設備展開基礎建設，吃住都在自成一體的營地內。與他們這些先一步到的華人，儼然不在一個圈子內。
自21世紀初將“走出去戰略”寫入“十五”綱要以來，非洲就開始隨著中國企業的海外戰略進入國人視野。華為、中興這些最早走出去的通訊企業，在國內低息貸款和退稅政策的支持下，已依靠低價策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拿下大半市場份額。
而以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為界，中國向非洲承諾的八項舉措——三年內中國對非援助規模增加一倍、提供30億美元優惠貸款和20億美元優惠出口買方信貸、由中國開發銀行設立總額為50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援建非盟會議中心、免除債務、開放市場、建立境外經貿合作區、培養人才和技術合作——已將中國與非洲的雙邊合作帶到全球輿論的聚光燈下。
或許數字更為直觀：2000年中非貿易總額為106.01億美元，2006年達到554.64億美元，至2010年已達1269.11億美元。同時，中國對非直接投資額也呈直線增長，2003年底中國對非直接投資存量為4.9億美元，而截至2009年底，中國對非直接投資存量已大幅增長到93.3億美元。
剛剛過去的2009~2010財政年度，在烏干達的外商直接投資中，中國位居榜首——注冊31個項目，計劃投資額為2.46億美元。而在此之前，英國占據這一位置長達十年。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析報告 2010》指出，目前非洲已超越拉丁美洲，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第二大流量聚集地。一方面，由于能源和各類大宗商品價格持續維持上漲趨勢，引領中國資本走向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
另一方面，文化習慣和產業結構的特殊性使得共計10億人口的非洲國家每年83%的GDP都用于消費，且其市場依然處于出口原材料、進口制成品的階段。
“非洲的現在和將來，都是能夠讓投資者獲得豐厚回報的最后一個充滿商機的大市場”，這份報告斷言。或許，這是對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非洲的最好概括：時不我待的財富機遇。
原料、能源、土地和市場，完成了資本積累的中國商人毫不諱言自己對非洲的興趣。在他們看來，非洲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海外引擎。“在今后二三十年時間里，中國經濟如果要保證現有的就業水平，并在此基礎上還要增加兩億城市人口，完成現代化轉型中70%的城市化率，我們就必須要在原有歐美市場之外找到類似潛力的市場，這個市場就是非洲。
現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已經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增量很小，而中國要增長必須找到增量。非洲早晚要納入現代體系，在當下中國人最有力量來完成這件事。印度人在非洲也經營了相當長時間，但畢竟他沒有中國這樣的經濟實力。如果中國再耽誤五到十年，可能就會錯失時機。
所以，非洲對于中國而言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是中國今后二三十年現代化的保障。”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對記者說。近來，他不斷通過微博，號召年輕一代中國人走向非洲。
激情、盲目、謠言與騙局，這些資本欲望的伴生物也早已在民間激蕩。2007年，央視曾報道過一個神奇的非洲“保定村”。在這個故事中，“中非商會保定直屬分會會長”劉建軍帶領保定農民，在非洲開辟了一塊人間樂土，在那里，農作物播種即長，湖中魚蝦取之不盡。
只要跟他學會基本的農業技術，就能過上年入3萬美元的美好生活。而他本人，也被愛戴他的非洲民眾加冕“六部大酋長”。但事實上，在非洲的華人圈子里，誰也沒聽說過這個保定村。
年初的利比亞三萬撤僑，讓中國海外利益安全頓成坊間熱議話題。人們抨擊政府每年投入巨額外援，卻無法保證投資者的財產安全;批評企業只關注資源，卻對非洲政治格局缺乏了解;更質疑為何中國多與一些內政不穩的獨裁政權打交道，走著“上層路線”這條危險的鋼絲。
以上種種似乎都昭示：在不安分的資本的引領下，中國人開始將視野投向西方以外的世界。一個更為完整的世界圖景，開始在中國人的眼前展開。但與兩百年前那些懷抱傳教理想和殖民野心的歐洲開拓者相比，此輪來到非洲的中國人，其面目是模糊的——哪怕已有外媒夸張渲染“這十年來到非洲的中國人總數，已比過去兩百年所有的白人還多”。
在那些描繪中國在非洲的照片中，中國人永遠只出現在工地上，他們被描繪為勤勞、質樸但缺乏原則的封閉群體，在政府和大國企的帶領下，漂洋過海尋求生存空間。冷戰和共產意識形態曾塑造出中國人“三個世界”的天下觀，但現如今，當13億人口的中國真正直面10億人口的非洲大陸，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已不再能輕巧分割。
“不干涉”的援助
“對外援助在我們的對非關系中起著排頭兵的作用”，一位商務部對非援助司官員告訴記者。2011年5月，中國首次發布《對外援助白皮書》，邁出中國官方援助透明化的第一步。這份材料顯示，2009年，中國對非援助資金占其對外援助資金總額的47.7%，約1222.5億元人民幣。雖然中國的援助總額依然不能與美國、歐盟、法國、世行相比，但非洲對中國的重要戰略價值已初步顯露。
1960年代以來，以千億計的援助涌入非洲。海外援助作為一個國家對外擴展與外交政策的工具，承載著捐贈國的戰略利益和意識形態。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被打包販賣到非洲，受援國必須接受一套以經濟私有化與政治民主改革為衡量的標準，才能順利獲得援助。
這種援助模式的形成有多重原因，包括冷戰的地緣政治考慮、對民主價值的推廣、自由主義道德觀的需求等。它給非洲留下了社會公平與公民參與的遺產，但對于非洲發展目前所面臨的障礙，比如缺乏獨立經貿體系、普遍存在的驚人腐敗、地區沖突等問題，國際援助體系亦要負起主要責任。在非洲，你隨處可以聽到對經濟自主化的呼聲，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討論，就是如何擺脫援助所造成的依賴。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式援助的異質性就被凸顯出來。中國在發放條件上秉持一貫的“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甚至在援外記錄中也從未使用“捐贈國—受捐國”字樣，以強調雙邊的平等關系。這種非政治性亦體現在援助內容上。
中國對外援助資金主要有三種類型：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其中，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資金在國家財政項下支出，優惠貸款由中國政府指定中國進出口銀行對外提供。截至2009年底，進出口銀行累積提供優惠貸款735.5億元，而這筆優惠貸款支持的大半項目集中在基礎建設領域。
例如2006年，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以安哥拉政府存在“當權者侵蝕民主治理原則”為由，降低了對安哥拉的援助款，但由于戰后安哥拉存在大量的基礎建設需求，中國轉而成為安哥拉的最大單一援助提供國。
中國沒有獨立的援外機構，一個援外項目的實施，首先需要外交部非洲司根據中非合作論壇等高層互訪機制，接受非洲政府提出的援助請求，并對商務部提出政策性建議;再由商務部對外援助司負責擬定并組織實施對外援助的政策和方案，包括向財政部取得資金支持、透過進出口銀行向非洲發放優惠貸款以及設計企業項目競標系統等工作。
從這個過程亦可以看出，中國對非洲國家應選擇何種援助的干涉力度較弱，這也是為什么在中國援建的項目中，會出現遠在郊區的龐大體育場和會議中心，這些對本地發展無用的建筑可能僅是當地政府的個人愛好。
同樣是外交排頭兵，“不干涉內政”與“基建為先”這兩項可謂中國式援助的特色。“援助項目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通過援助項目讓我們的企業走出去，熟悉市場，開拓業務，由單純的承建者向開發商和業主轉變”。這一點，即使是商務部的官員也十分坦誠。
這一模式不僅適用于中國官方援助，中國企業依憑其低價的勞務外包和豐富的基建經驗，在非洲贏得的世行基礎建設采購合同金額，亦遠高于其他國家的承包商。這種“互惠互利”的謹慎和實在，使得中國對非洲的援助頗具“價值無涉”的色彩。
一位網民的意見頗能反映國人對官方謹慎態度的解讀：“西方喊了多年的民主，非洲還是一片亂象;我們喊了那么多年的平等和友誼，不如坦然承認我們對非洲能源的興趣。只有在承認相互利益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坐下來談什么是對非洲有利的發展模式。”
舉國體制的利與弊
美國駐布隆迪大使對記者說：“非洲若要發展，首先需要健全金融體制，推進私有化。”中國駐布隆迪大使同樣表示了對非洲發展的關切，但他更為推崇盧旺達式的強人政治模式：“首先要搞好經濟，盧旺達的高樓大廈遠比布隆迪多，就是因為他們能集中精力搞建設，而不是大家一起窮的平等。”
“在非洲，中國基礎建設無處不在”這一印象的背后，是中國已通過援助，依靠強大的基建能力，嘗試開拓多樣的海外業務模式。作為這30年來全世界最大的工地，中國對非洲基礎建設的深度參與，不僅出于“要想富，先修路”的發展策略，亦是自身基建產業轉移海外的實際需求。所謂“資源換基礎建設”，即外界熱議的安哥拉模式即屬一例。此類項目歸屬商務部西亞非洲司管理，已超出援助范疇。
安哥拉于2002年結束內戰，百廢待興。但在既有的國際援助框架下，安哥拉腐敗低效的政府和惡劣的投資環境，難以得到發展貸款，更遑論吸引投資。2004年以來，安哥拉政府以石油為擔保，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簽訂了近45億美元的大規模基礎建設貸款框架合作協定。
石油擔保貸款并不是新事物，中安合作的特點是，在合同框架內詳盡規劃了施工項目、施工方、石油開采方的各項權益。即安哥拉項目從貸款、石油開采到項目施工，均由中方企業完成。
這種“一攬子”合作模式減少了項目實施過程中的拖延成本，更重要的是，貸款實際上是由中國政策性銀行直接撥劃給中國企業，不經過安哥拉政府，等于“從左口袋移到右口袋”。在官員貪污資金一度高達總GDP的1/4的非洲大陸，這種模式之所以受到歡迎，在于“腐敗官員就沒那么容易拿這筆錢去買私人游艇了”。
這筆信貸的利率(6.6%)略低于國際市場上石油信貸利率(9% ~10% )，可將其視作中方的讓利策略。中方企業通過參與安哥拉重建拓展海外市場和獲取能源。而對戰亂初定的安哥拉來說，可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繁榮和就業的希望。在中安合作協議順利執行后，德國和巴西也與安哥拉簽訂了類似合同。如果這些國際合作能夠順利進行下去，或許有助于安哥拉穩定政治局面，逐步放開管制，進入良性的經濟循環。
在作為執行項目方的中國央企看來，政府、國企、石油公司和政策性銀行之間的合作，是安哥拉模式得以推行的基礎。因為對西方公司來說，腐敗、動亂、低素質勞動力所構成的糟糕投資環境，以及在企業社會責任、環境評估等方面的條款，都構成在非洲經營的高風險。
在這種環境下，中國國企與國家財政的利益一體，就成為中國國企試水非洲的保障。國開行即稱，50億美元的中非發展基金，其運作經驗來自國開行通過融資把國家的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加緊推動起來的模式。中非發展基金在無償援助和貸款之間打開了一個缺口，在不加重非洲國家債務負擔的情況下，通過市場化運作，實現自身的持續健康發展。
盡管這種模式存在壟斷隱憂，但在現有投資環境下，是否還有更佳的選擇?對于這些沒有有效制度，僅有叢林規則的非洲國家，要展開正常的經營工作，就意味著高風險和無數的妥協。一位從事對非外貿協議簽訂的律師向我抱怨：“通過對方的律師根本辦不成事，法律都是從原宗主國借來的，本國律師對這些法律的熟悉度還不如我們，一切都得從頭談。”
安哥拉重建的大部分工作，都由政府臨時組建的“安哥拉重建委員會”執行。這個委員會具有獨裁政府的諸多特征，專權、高效、缺乏信用，它與宏觀經濟穩定性、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狀況、人身安全等因素一起，構成了中國經營非洲的背景。
近來安哥拉政府還規定，在這種一攬子協作中，有30%的項目需由安哥拉本土企業承擔。但據知情人士介紹，這些公司大都由安哥拉官僚的親眷組成，實際上不具備經營能力。對于中方公司來說，這又是一個潛在水面之下的無奈“讓利”。
作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央企中信集團，此前剛剛完成安哥拉衛星城一期建設，這是目前中國對外合同額最大的EPC(設計、采購、施工)/交鑰匙工程總承包項目。中信將自己在非洲的優勢歸結為三點：
一是以中信的融資能力為擔保，聯合各領域的國字號企業進行集團作戰：在毫無工業體系可言的非洲，如果你要修一個房地產項目，那么你必須從建機場、修港口、鋪公路開始，一路做到社區安保培訓;“派出一個整編師把什么都做了，給對方政府減少了很多麻煩”。
二是有墊資能力，肯在資金斷流時繼續項目，工程按期完成;
三是政治敏感性：出于對利比亞政府的不信任，中信放棄了在利的投資機會;而在衛星城項目中，幾經波折，中信將業主由重建委員會換到了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以抵御安哥拉政局變動的潛在風險。
“我們有政策使命感，在關鍵時刻不講價格。在阿爾及利亞的路橋項目中，在業主給我們預付款之前，有五個月時間，我們沒有一分錢。只有國企才能下這么大決心，果斷墊付幾千萬資金。為什么在非洲，同樣肯吃苦的日本企業做不過我們?因為他們是純粹的商業模式，只能有一分錢做一分事。”中信建設的一位高管說。
這種“政策使命感”，意味著以國家能力為擔保的對高風險的承擔，或者說，重新制定規則的試水能力。以中石油為例，目前其海外項目已經成規模，但據業內人士講，中石油在非洲目前的盈利點還是以蘇丹的項目為主，其他項目還處于前期風險勘探階段。
金融危機之后，許多外國企業退出非洲石油市場。“但對剛剛走出去的中國石油(行情,問診)公司來講，利潤有時不是第一位的，我們愿意以低利潤率來換取一個學習的機會，我們很多時候是為了國家在政治上對能源安全的考慮。”一位中石油的年輕職員說。
面對非洲大部分優質石油區塊已被西方石油公司掌握的現實，中國更愿意放低身段。在尼日爾，中石油在對方政府的要求下，修建了上下游一體化項目。下游建設投資高、風險大，私人石油公司一般不愿跨國修建。
對于貧窮的尼日爾來說，這是一個改變其“出口原油，進口汽油”現狀的機會。近兩年，尼日爾政局迭變，這讓中石油頭疼不已，因為每一屆政府上臺后，都不會承認前一屆政府簽下的協議，談判戰線被拉得很長。
但最終，中國人還是顯示出和誰都可以做生意的能力：“這種上下游一體化的項目，除了我們愿意建，還有誰呢?”這句話或許可看作是對自身充沛資金的自信，亦可看作摸索實踐時的無奈。
而在政府能力齊備、投資環境較好的北非國家，中國企業則要學習直接面對歐洲對手。在阿爾及利亞，中信建設曾依靠先期融資規劃拿下阿爾及利亞一個高速公路承建項目。但2007年薩科齊當選法國總統以后，在出訪阿爾及利亞政府時，要求將該路段的業主監理工作交給法國單位。在基建領域，中國所使用的新技術已超出了法國監理方的認證范疇。雙方矛盾的焦點無關工程質量，已是單純的國家利益之爭。
可以想見，此后項目執行方就陷入與監理方無休止的戰爭中。“這個項目天天做的像打仗，阿爾及利亞用的是歐洲規范，歐洲規范在此基本就是法國的規范，法國監理方控制了業主，就等于也控制了我們。
我感觸最深的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技術和規范。這些東西如果國際化了，形成影響力了，才能說真正的國際化，真正走到世界的前面。現在的‘走出去’戰略中，盡管人是走出去了，但總體來說還是在比較低端的位置。”中信項目方負責人坦言。
私人投資者的樂園？
對比國企，私人投資者則以冒險家的氣質，顯示出另外一種對資本的熱情。與國內一樣，私人資本近來活躍于礦業領域，而其與國企的關系，也同樣既依附又貌合神離。
剛果(金)的加丹加省和基伍湖沿岸，分布著大量富礦，同時也分布著為數眾多的中小型中國礦業公司。在相對和平的加丹加省，近90%的礦產資源由中國企業發掘。
礦主多以在國有礦業公司累積下的海外渠道進入，雇傭幾十個本地人，以選礦、加工、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展開經營。這些私人投資者沒有大國企的先進設備和封閉式營地，在工人安全方面存在不小隱患。但目前對于中小型投資者，中國政府尚未能建立起對有效的監管機制。究竟有多少投資者，剛果的中國大使館商務參贊處也沒有準確數字。
由于國內不同勢力對資源的爭奪，作為中非第一大國的剛果(金)至今潛在分裂的危險，以北部基伍湖地區為例，金沙薩政府對此地的控制力不足，礦產多集中于當地叛軍手中，并通過黑市向鄰國盧旺達流通。在此地做稀土生意的張先生告訴記者，他無需與中央政府打交道，重點在于處理好和本地軍閥的關系。
在戰亂地區，私人需要承擔的風險更大，但收益率也更高。這里的無規則狀態，為私人投資者提供了較低的進入門檻。但最大的風險來源于人身安全，即使雇傭本地安保公司亦無用，“我們剛剛拿到5萬美元的現金，第二天就有叛軍打扮的人帶著槍沖進來，他們還曉得我們不會說法語，用一口清晰的英語索要5000美元。明顯是內外勾結”。
即使如此，張先生也沒有離開的打算。因為他確信，在剛果，這幾年是私人投資的最好時光。“剛果的大局趨于穩定，再過幾年，我們的對手就會多起來。”2009年，剛果遭遇美國的經濟制裁，這反而給本地的中國中小型投資者提供了機會，憑借中國制造業對礦產的需求，以及本國完整的工業產業鏈，許多遭遇困局的中國礦主得以成功翻身。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李小云認為，私人資本的靈活性和其對非洲市場的興趣將長期持續。非洲國家受西方國家影響，將來會注意到中國國有資本對其國家經濟的控制。因此，從政治角度講，私人資本可能比國有資本更容易進入非洲。
但正如大型國企責備私人投資者疏于企業責任，破壞中國投資者在非形象，私人投資者同樣對國企的壟斷與低效提出質疑。一位曾在利比亞通過掛靠大型國企拿到基建項目分包的楊先生對記者說，中國大型國企走向世界，須借鑒私企發展模式：“因為非洲政府所能配合的極為有限，國企不可能做到壟斷性經營。
現在國企一條公路的花費就駭人聽聞，最后到基層承包商手里的錢，如果按照既定標準建設一定賠錢，我們只能壓縮建設成本。這種狀況再過兩年，我們在非洲牌子會被砸。何況非洲的金融業缺乏監管，在銀行隨便就可以提個幾百萬的現金，這是滋生腐敗的土壤。”
非洲的無可選擇與中國的自我投射
過去的30年，中國經濟成長受益于全球體系。集團作戰、基建能力、低價勞務以及“不干涉”原則，中國在非的企業行為體現出鮮明的實用主義原則和對發展至上的認同。
或許這就是中國在非洲的行動引起廣泛恐慌的原因，如同19世紀的歐洲擔心另外一個以犧牲標準來追求利潤而出名的國家——美國。盡管中國在非洲是一個后來者，但西方公司感到，他們的競爭者不是中國公司，而是中國本身。
然而對非洲人來講，中國可能是把他們重新帶入全球體系的希望。贊比亞年輕學者丹比薩 莫約在其近著《援助的死亡》中，激烈抨擊冷戰結束后，以世行和IMF為代表的國際援助體系對非洲自主性的傷害。在她看來，無規劃的援助款項和無休止的制裁計劃，使得非洲未能像東亞后發國家一樣走上獨立發展之路。
“而中國人是我們的朋友，在中國對非洲的整套政策中，最吸引人的一個方面在于其致力于外國直接投資……中國在剛果投資銅和鈷，在加蓬和喀麥隆投資木材，在贊比亞收購礦山，在萊索托收購紡織廠，在烏干達修建鐵路，在每一個主要城市經營零售業……有助于發展的高效資本和為非洲的就業提供無法估算的增長，這是西方援助承諾的事情，但一直都沒有實現過”。
中國企業在非洲的快速擴張，確與中國和非洲發展階段的特殊性有關。首先，在相關政策的支持下，中國企業能夠承擔低利潤率和高風險的發展模式。以建筑行業為例，非洲當地和其他國家的公司在利潤率達到15%和25%時，才愿意投資;但中國企業的利潤率普遍低于10%，甚至一些大型國企愿意將利潤率降到3%。
其次，中國在全球產業結構上處于中下游，而發達資本國家的資本則匯聚在創新、高科技等領域，缺乏非洲亟需的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經驗。在能源領域，各國之間存在激烈競爭。但若是在制造業領域，中方投資者就具有天然優勢。
中國的資本投資形態和技術特點，符合非洲發展的需要。非洲不需要火箭，不需要高新計算機;非洲需要摩托車、自行車和農業技術。中國的資本、技術、產業剛好可以支持一個剛剛起步的經濟體。中國又是非洲最大的市場。這最容易形成一個雙贏的、互惠互利的合作關系。
最后，也許非洲人是幸福而樂天的，但他們也同樣在急切渴求發展。一位非洲本地人對記者說，像在乍得或尼日利亞這樣的窮國，沒有歐美公司愿意承擔為其建造基礎設施的風險。對于他們來說，即使中國不是最好的選擇，他們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即使是那些不合標準的公路，在這位本地人眼中依然是希望所在：“非洲國家并沒有成型的交通規則。超載的重型卡車不分時段地往來于這些新建的道路上，加速了道路的崩潰。而且，本地的政治家看來并不愿意修建質量好的公路，這會讓他們喪失從后續維修款項中吃回扣的機會。何況大部分貿易通過自行車和摩托車完成。即使這些道路不能再通車，至少摩托車和自行車還能過去。”
“有一條糟糕的路，總好過像我父親那樣徒步穿越雨林。”他說。
但西方的詰難和非洲的期待，對中國企業來講，也許都不過是浮于表面的問題。中國尋找自己在世界市場中的角色的旅程，才剛剛開始。在走向非洲的過程中，中國面對的是來自全球的對手，它必須意識到，自身的活動涉及到廣泛的利益各方。國企的龐大和私企的靈活，固然已在打開非洲市場時體現出各自的鋒芒，但其短板，亦與中國自身的發展問題緊密相關。
企業要做的不僅是應對國內不斷增長的對國有資產安全的質疑——這已不是那個全國人民少吃一口，也要支援亞非拉的年代了——更有來自世界范圍的理念沖突：剛果(金)與中國之間90億美元的銅礦換基建協議，在經歷了與IMF長達兩年的拉鋸戰后，被迫縮減為60億。而非洲本身也不是任由肆虐的處女地，無論議政能力如何，非洲公民社會已然形成，他們懂得抗議和罷工的技術，也珍愛自己的家園與環境。
非盟的快速推進表明，非洲人渴求的不是一個新的庇佑者，而是對自身命運的把握。所以，中國既無需為非洲首腦的贊揚而沾沾自喜，也無需因非洲公民社會對中國水壩業的抨擊，或是贊比亞銅帶省的礦難和槍聲而委屈不已。
中國的重商主義和通過政府機構而非私人企業來刺激發展的方式，已引發了把“北京共識”作為一種可能的非洲發展模式的討論。“盡管中國確實從區別對待非洲和西方伙伴關系中獲得了政治和商業優勢，但是中國不太可能有意輸出一種替代西方的發展模式，進而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傳統思維競爭”，《中國的非洲挑戰》一書作者莎拉 瑞恩如此評論道。這揭示出中國在非洲依然是個毫無自覺的全球體系的學習者。
“我并不介意‘新殖民主義’這樣一種說法，這不是說你去殖民它，而是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的中國，要變成一個資本輸出、產品輸出的國家，并在經濟領域形成一種新的關系，這是全球化進程中新興資本擴張的必然過程。”李小云坦言，“應以資本先導規避價值判斷”。
誰也無法阻擋中國走向非洲，但這一進程充滿變數。盡管戰亂讓楊先生把價值600萬的基建設備丟在了利比亞，但他并不打算撤資：“只要那里的人還在，不管誰上臺，他們還有基礎建設的需求。”這段時間，他一邊觀望卡扎菲的命運，一邊走向赤道幾內亞洽談新的生意。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