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恐怖主義界定帶有“美國視角”

　　原題：恐怖主義定義再思考

　　如何界定恐怖主義，是研究恐怖主義問題的邏輯起點，也是確立對恐怖主義問題基本立場的前提。然而，長期以來對于恐怖主義的定義莫衷一是。產(chǎn)生分歧的原因，一方面是各個國家、機構(gòu)、學者由于文化背景、學術(shù)理念的差異而導致的認識差別，另一方面正如美國學者理查德·魯賓斯坦(Richard Rubenstein)所言，“恐怖主義”一詞本身就包含著道德判定的含義，對其精確定義必然夾雜道德判斷和政治形態(tài)，難以形成統(tǒng)一標準。

　　我們大致可以將“恐怖主義”的定義分為“政治定義”和“學者定義”兩個方面。“政治定義”我們可以援引美國國務院《2001年全球恐怖主義狀況報告》，據(jù)此將“恐怖主義”定義為“由次國家行為體或者隱蔽人員對非戰(zhàn)斗性目標所實施的有預謀、帶有政治動機的、通常旨在影響受眾的暴力活動”。這種政治定義也成為了美國判斷恐怖主義標準的指導思想。“學者定義”以喬治敦大學反恐研究學者布魯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為代表。霍夫曼歸納出恐怖主義的幾個特點，即內(nèi)在的政治目標和訴求;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旨在受害群體中產(chǎn)生心理效應;行動由一個令行禁止的組織實施;由次國家組織或者非國家行為體策劃。

　　不過，無論是政治定義還是學者定義，都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筆者認為，之所以對恐怖主義定義十分困難，主要是在定義的三個方面存在爭議。

　　對“襲擊者”的劃定涵蓋不全

　　首先是恐怖主義定義對“襲擊者”的劃定。根據(jù)霍夫曼所列出的幾個特點，恐怖主義的實施者是“次國家組織和非國家行為體”當中“令行禁止的組織”。然而在現(xiàn)實世界中，國家行為體和個人行為體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了恐怖主義的實施當中。

　　以國家為行為主體的恐怖主義，在筆者看來，有兩個方面，一是在本土實行的恐怖行為，即國家政府在許多時候為了維護統(tǒng)治和政權(quán)利益，往往會通過策動暴力手段襲擊特定的公共人物來對異見人士進行威懾，比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白色恐怖”。二是對他國公民進行暴力活動或者暴力威脅的國家行為。比如二戰(zhàn)時期日軍轟炸重慶、盟軍對德國的“德累斯頓大轟炸”，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定點清除”。對敵國平民“不加區(qū)分”地使用暴力，以期在心理上造成巨大恐慌，摧毀敵國的抵抗意志，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恐怖主義”定義的諸多特征。

　　在個人行為體層面，近些年也出現(xiàn)了個人恐怖主義行為。個人恐怖主義實施者往往只是個體行為者，襲擊目標除了國家、政府或某個組織，也包括彼此沒有聯(lián)系、臨時聚集在公共場合的無辜者，因此會造成極大的社會恐慌。襲擊者的目的是為了表達某種政治意愿，如不久前美國發(fā)生的新納粹分子槍殺猶太人事件，就是個人策劃和實施的針對美國猶太社區(qū)的暴力活動，希望以此宣揚“新納粹思想”，具有政治目的。除了國家行為體和個人行為體之外，一些次國家行為體也同樣具有恐怖主義“制造恐慌”“插手政治”的特征，比如美國的3K黨、意大利的黑手黨、日本的山口組也會顯現(xiàn)出類似的特征。

　　從當下學界主流來看，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都傾向于將“國家”單列出來，將“國家恐怖主義”歸為“戰(zhàn)爭行為”和“危害人權(quán)行為”;而將個體和其他次國家行為體所實施的類似恐怖主義行為的暴力活動歸為“犯罪”、“暴亂”，以此進行區(qū)分。

　　厘清“非戰(zhàn)斗性目標”內(nèi)涵

　　其次是恐怖主義定義對“襲擊對象”的判別。這方面的討論主要涉及“非戰(zhàn)斗性目標”的界定。不少學者都籠統(tǒng)地將恐怖主義的受害對象定義為“非戰(zhàn)斗性目標”(noncombatant targets)，但是并沒有明確厘清“非戰(zhàn)斗性目標”的內(nèi)涵。在許多恐怖襲擊中，恐怖分子的襲擊目標也包括了“戰(zhàn)斗目標”，如軍事基地、軍警人員、軍警家屬等等。這些襲擊目標往往容易在“平民目標”或者“軍事目標”的概念中轉(zhuǎn)換，使得恐怖主義定義無法統(tǒng)一衡量。美國國務院《2001年全球恐怖主義狀況報告》中將“非戰(zhàn)斗性目標”的內(nèi)涵擴大，包括了“事件發(fā)生時沒有武裝或者不執(zhí)勤上港的軍事人員”和“不存在軍事對抗狀態(tài)下的軍事設施和軍事人員”。但是在美國的外交操作中常常對“非戰(zhàn)斗性”做出自己的“靈活處理”。針對不久前發(fā)生的新疆“疆獨分子”襲擊基層公安派出所事件，美國國務院就一再以襲擊目標的“非平民性”來遮遮掩掩，突顯出美國在反恐斗爭中的雙重標準。

　　警惕恐怖主義界定帶有“美國視角”

　　最后是對恐怖主義組織劃定的“美國視角”。作為恐怖主義定義的重要“依靠”，“誰是恐怖分子”的“冠名權(quán)”將意味著重大的國際話語權(quán)。從1997年起，美國國務院每兩年要公布一次它所認定的“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名單，并發(fā)表關(guān)于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的報告。其依據(jù)是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的一項《反恐怖主義和有效執(zhí)行死亡法》。據(jù)此法案，確定一個組織是否為“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有三項標準：第一，它必須是在美國國外的組織;第二，它必須開展了恐怖主義活動，如暗殺、爆炸、綁架、劫機等;第三，它必須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包括國防、外交和經(jīng)濟利益造成威脅。這三項明顯地帶有“美國視角”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國際社會對于“恐怖分子”的客觀區(qū)分。在國際政治實踐中，同一個武裝組織或者暴力集團，往往由于自己同美國關(guān)系的變化而在“恐怖分子”和“戰(zhàn)略盟友”的角色之間轉(zhuǎn)換。例如，拉登本來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在蘇聯(lián)阿富汗戰(zhàn)爭時期培養(yǎng)的特工人員，后來卻成了美國的心頭大患;庫爾德工人黨在伊拉克是美國的保護對象，到了土耳其，就成了美國支持土政府打擊的對象。

　　與之相對應，發(fā)生在西方世界內(nèi)的暴力活動，就很容易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簽;而發(fā)生在非西方世界內(nèi)如車臣武裝分子對莫斯科的爆炸襲擊，在美國人眼中就不算恐怖主義。恐怖主義定義的“美國視角”，使得不少西方學者僅僅關(guān)注暴力現(xiàn)象本身，特別是針對美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那種宣泄式的個體的報復行動，而很少去發(fā)掘恐怖主義現(xiàn)象的深層次根源，尤其忽略了其文化宗教含意和現(xiàn)存國際制度造成的對立情緒，從而放棄了對恐怖主義的歷史洞察。由此而提出的恐怖主義定義，必定是片面和主觀的。

　　阿萊克斯·施密德(Alex P. Schmid)和阿爾伯特·瓊曼(Albert J. Jongman)在他們的權(quán)威著作《政治恐怖主義：調(diào)查指引》(Political Terrorism: A New Guide to Actors, Authors, Concepts, Data Bases, Theories, and Literature)里收錄了逾百種恐怖主義的定義，試圖找出一個可被廣泛接納、合理全面的解釋。在經(jīng)歷了四年多后，施密德仍未能達到目的，在該書的第二版中，他只能無奈地表示，對于恐怖主義的概念“仍在尋找適當?shù)亩x”。

　　正如美國戰(zhàn)略和國際研究中心學者拉奎爾所言，“學界關(guān)于恐怖主義的定義唯一的共識就是，恐怖主義包含‘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然而紛繁復雜的定義卻并不影響人們對于恐怖主義的判別，當一個暴力行為發(fā)生時，媒體和公眾往往能夠自覺地判斷該事件是否屬于恐怖主義。正如加拿大著名的恐怖主義研究學者馬丁·拉德納(Martin Rudner)所言，“只要進行了恐怖主義行為，就是恐怖主義”。也許，拋去各種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屬性的“就事論事”，才是我們在學理上尋求“恐怖主義”標準定義的唯一途徑。

　　（作者單位：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學院國際關(guān)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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