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剛剛發生的烏魯木齊火車站暴恐襲擊(緊接著又有廣州的暴恐事件發生)，其實為一次標準的自殺式人體炸彈襲擊――它標志著分裂分子在中國境內制造的恐怖事件正在向“國際流行范兒”迅速升級，這背后當然是引導一起起中國境內旨在分裂的恐怖主義活動的日漸猖獗，而更不該忽視的是，烏魯木齊事件正發生在中國國家元首習近平視察新疆之后即日，個中對手赤裸裸的挑戰中共的決心不言而喻。
歷史上，左宗棠和王震均因治疆有成而立威，但在最近200年里，中央與新疆之密切關系，往往又因國家的民族政策的階段性變化而常常經受這樣那樣的考驗，但，無論如何，在今日國家國力和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空前強大之時，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竟然可以經年累月發動少則殺傷數人，多則殺傷數百人的恐怖襲擊，一同備受拷問的應該有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某些民族政策是否需要完善和改進。
大政策動了，小策略才能活。
比如執行了許多年的“二少一寬”。
除了對新疆當地的少數民族人民保持永遠的友好親善，對新疆的經濟保持持續的扶持，而對新疆分裂分子保持更為強大的武力高壓之外，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里的融合與認同，現在看似已經不只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一個更為急迫的政治課題。
之前，筆者曾提出，可否在中國內地的戶籍制度中逐漸取消56個民族的分別標注規定，而一律取“中華民族(某部族)”的通用標注――當然，當下中央政府要做好準備的是，任何政治政策上的設計都需要更長久時間，10年或20年，甚至是一代人兩代人的檢驗，所謂的“二少一寬”政策，雖然在當時可能有過某種繁榮的表相，但確實已經不住一代人成長過程的考驗。
還有，不久之前由全國人大莊重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竟然只對臺灣的臺獨勢力有所制約，而對國土西部的諸種分裂和準分裂組織及分裂和準分裂行為沒有任何的提及，經過這幾年的實踐檢驗，也不得不說必須得到更多的補充和修正;與“二少一寬”政策相似，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后，在政治上多取包容和寬忍之中庸態度，上謂之抓住難得的和平機遇團結一致要把經濟搞上去，但現在回頭再看，當中國這個巨大經濟體勇猛地躍上一個更高的臺階之后，背后因政治上過度包容和寬忍帶來的過多羅亂似大有打亂經濟前進步伐的可能。
其實，這些年發生在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事件，對這個巨大的國家而言主，還都只是小插曲，在東部領海與日本的復雜關系，在南部領海與東南亞某些國家的復雜關系，看似復雜，其實一根可以挑明的主線是，國家某些政治路線需要調整了，與需要完善和加強的《反分裂國家法》同樣急于完善和加強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執政黨需要在未來更明確自己政治屬性的道義底線及法制邊界。
若不信，你可以回頭再看，在今日之中國，即使在這個體制的內部，尤其是某些既得群體里，那些對中共歷史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尤其在對待毛澤東的歷史評價上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大多都在對待民族分裂問題上不能有堅定立場者，更是對領土東部和南部領海諸爭端上不能有堅定的立場者，更遠了說，他們也是在對日顯的中國與美國重新分配世界領導權和重新分配世界政治、經濟資源的問題上不能堅定持有中國國家利益至上立場者。
換句話說，當下中國面臨的主要困擾，皆傷在體表，病在臟腑。
毛澤東早就說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在中國而言，其實政策和策略也是這個國家的生命;毛澤東還說過，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與此同時，在歐洲東部的烏克蘭和俄羅斯，這兩個與中國關系均非常特殊的國家之間，正在發生著的一切或齟齬或和諧的內容，似乎是老天爺有意無意間給當下中國一種特別啟示，當年蘇聯因政治改革過度而解體，才帶來今日本來幾百年來同一文化同一國家的俄烏同胞往往只能以刀槍殺戮解決一切紛爭的現實，政治價值觀的渙散最終帶來的國家分裂痛苦看來10年20年都不可能彌合，也許將持續上半個世紀到一個世紀也未必――即使某日這出悲劇的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國的力量都不復存在了，那長期的分裂之苦痛已經深深印刻在當地幾代人民的命運里。
中國堅決、永遠不能走這樣的路，這話誰都講得出。
但中國該怎樣才能堅決、永遠不能走這樣的路?
這就需要有大智慧的領導者仔細考量。
其實，我以為，即使在國際化的拳擊臺上，即使中國沒有一個如美國這樣強大而懷抱異心(強大者必懷抱異心)的對手之來自各個方向和各種動作的攻擊，中國仍然未必就可以太平無事，即如晚清之中國，綜合國力和軍力亦不可謂不強大，但一樣要經受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被侵略、被分割及相互內戰的苦痛，上千萬同胞淪為亂世魚肉，說白了還是一句說，中國這個幾百年來一直是世界人口最為眾多的國家，它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所面臨的一切外部威脅和危機，其實也都是內部矛盾、內部錯誤和內部懶性的外化。
好在，還來得及，也有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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