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緣是若干國家圍繞核心貨幣形成的經濟與政治的關系[1]。與誕生于產業資本萌生階段、主要關注國家間空間關系的地緣概念不同，幣緣著眼于國家間的金融與貨幣聯系，它的出現是金融資本成為全球經濟主導力量并開始左右國際關系的標志。幣緣為我們觀察和理解當代世界變化提供了新的視角，而要適應或把握全球格局的進程，則需要有自覺的幣緣戰略。
一、幣緣：影響世界格局的新因素
貨幣是古老的現象，作為貨幣的金錢對經濟和政治的影響自古以來就存在，廣為流傳的“金錢就是財富、金錢就是權力”的話便體現了這一點。不同是，以往的貨幣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其漲跌升貶是“本幣”、本國之內的事。全球化進程改變了這一切。大規模的國際貿易導致了大規模的國際貨幣流動，在金本位體制下，大國貨幣通過金本位制聯系在一起，一國貨幣的過快增長將影響其他國家，使通貨膨脹成為一種國際現象[2]。各國以鄰為壑的貨幣政策引發了全球經濟危機甚至導致了世界大戰。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重要制度性安排，1944年由美英兩國主導推出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金匯兌制，即所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種雙掛鉤設計，在很大程度上侵蝕了其他國家的貨幣主權。正是出于對貨幣主權的考慮，斯大林最終拒絕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就是拒絕成為美元主導下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員。冷戰史上著名的凱南“8000”字電報就是為了分析此事而作。可以說，這是美蘇由戰時盟友變成冷戰對手的原因之一。
由于冷戰和越戰的拖累、日歐崛起與國內經濟惡化等諸多因素，到1968年初，美國黃金儲備下降至130億美元，而同期的對外短期負債為330億美元，美國黃金儲備僅為美國同期對外短期負債的30%，從而引發了第二次美元危機。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停止承擔美元對外兌換黃金的義務，這不僅標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而且意味著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世界主要貨幣與商品沒有直接任何聯系的現象，每一種貨幣都成為不兌現貨幣，而只依賴于政府的權威和認可[3]。然而，這場重大危機非但沒有摧毀美元體系，反而使它獲得了更大的發展。其中的奧妙就在于，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美元已是全球主要定價、結算和儲備工具，成為事實上的世界信用貨幣。
在擺脫了黃金的限制之后，美國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印制足夠多的貨幣，而不再受黃金儲備的限制。這就使美國可以源源不斷地向世界提供美元，在全球確立“美元本位制”。從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礎貨幣呈指數形態增長，國際儲備資產上升2000%[4]。快速膨脹的信用貨幣，推動著資本的全球擴張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從有數據記載的1975年到2004年，國際資本流動增加了8倍[5]，隨之出現的是以產業大轉移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美元本位制創造出大量信用貨幣，推進了美元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和消費市場。所謂的“新興市場國家”快速發展的秘訣都是靠對美國的出口拉動;與之相對應，美國一方面要依賴新興國家生產的廉價商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賴這些國家凈儲蓄的流入。其余的資源類國家既要依賴對制造業國家的資源輸出，也要依賴于對美國金融資產的投資或來自美國的投資。世界上各類國家和經濟體纏繞于美元體系的多重依賴關系，核心貨幣國家可以通過調節國內經濟、貨幣、財政政策，直接影響其他國家并對國際政治產生重大影響，這已經成為當代國際關系中最值得關注的新現象。這種不同國家和經濟體與核心貨幣之間構成的復雜利益關系，就構成了所謂的幣緣。可以說，美元本位制的誕生是幣緣的真正開端。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運行，美元本位制不僅主導著全球經濟，也滲透進了國際關系領域，對當代國際關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國家利益的金融化。
所謂“國家利益的金融化”，是指國家利益被金融所主導、金融利益成為國家利益主要表現形式的過程。金融化不僅導致了實物經濟與金融經濟在數量上的此消彼長，改變了社會總體經濟結構，而且也體現了食利者階層勢力擴張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變化。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并不局限在一國界限之內，而是一種全球性的趨勢——金融強國實際上充當著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強勢地位和純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業國家的財富和支配資源類國家。金融化改變了我們的生存狀態，也改變了我們的政治基礎。
首先，金融影響國家生存和穩定。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告訴人們，一國在與他國，也包括跨國公司或共同基金、對沖基金的金融博弈中，可能面臨顛覆的危險。據近年對金融危機的研究，在大多數情況下金融危機將轉化為銀行危機，而銀行危機又將轉化為財政危機，隨之可能導致政府危機甚至社會總危機。
其次，金融關系國家的財富。應該說，金融化過程在全球范圍內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同時也為財富在國家間轉移創造了便捷條件。廢除金本位后，由于貨幣發行不必與黃金儲備掛鉤，核心貨幣國家可以通過增發貨幣造成本幣貶值以實現對其他國家利益的侵占。美元的貶值，實際就是美國對其他國家財富的掠奪。
最后，金融影響國家的獨立。不論是金融危機時受援國家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讓渡的部分國家主權，還是平時各國央行必須跟隨美聯儲升降息的消息采取相應措施，都說明核心貨幣國家對其他國家的主權具有超出武力之外的控制力。就像有的國家財長所說的那樣，我只是我們國家的半個財長，另外半個在華盛頓[6]。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過程并不是一個自然過程，它是由美歐等國和跨國大金融機構根據其金融利益推動、有利于維持不公平的世界財富分配模式的經濟政治的過程。
在今天，金融貨幣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國際舞臺與核武問題同樣的高政治問題。而幣緣的實質就是圍繞金融利益分配的國家間的博弈。
二、“金融-政治復合體”掌中的幣權
幣權是通過控制金融資本去影響世界經濟體系運行和利益分配的權力，其核心是控制住金融資本體系的增值鏈，即控制全球資本投資、產業分工鏈和世界經濟體系剩余價值的分配。幣權的出現并不意味對現行世界體系中原有權力的替代，更不是對權力殿堂的獨占，幣權是在新時代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權力。
與總是霸權國家獨享帝國權力的情況不同，幣權不是帝國式單一政治權力，而是由國家與金融機構這兩類不同主體所共有的復合權力。第一類主體是擁有核心貨幣的國家，即擁有世界主要結算和儲備貨幣的主權國家或國家聯盟，迄今為止就是擁有美元的美國和擁有歐元的歐盟。今天全球金融資本的主要牟利方式已經不是靠嵌入世界的物質生產和貿易，而是靠直接貨幣交易。據美國經濟統計，1966年的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占到80%，無關的占20%。到1976年，美國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量下降到20%，無關的則上升到80%[7]。目前每年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700萬億美元[8]，而據國際貿易組織統計，2008年全球商品交易額為15.77萬億美元。在這一過程中，核心貨幣國家的政府必須依賴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各大金融交易所、投資銀行和各種投資基金包括美聯儲等金融機構協調運作。
正因此，世界性金融機構就成為了掌控幣權的第二類主體。若沒有這些金融機構的配合，核心貨幣國家不可能在貿易和財政雙赤字的情況下保持對全球資本的控制，進而控制全球。在金融全球化時代，國家需要世界性的金融機構為自己生存與發展提供資本，如果沒有金融機構的配合，僅靠政府信用難以實現在世界范圍的大規模融資。然而，如果沒有國家權力的支持，金融機構也將失去對資本特別是國際資本的影響力。這種國家與金融機構相互依賴關系的長期互動，就形成了與艾森豪威爾所說的“軍事-工業聯合體”相似的權力中樞——“金融-政治聯合體”或叫“金融衍生品聯合體”。用地理概念表述，就是“華爾街-華盛頓共同體”，“金融城-唐寧街共同體”或許還應該加上“法蘭克福-布魯塞爾共同體”。可以說，幣權是隨金融資本全球擴張產生的超越國家主權的權力，體現著核心貨幣國家和世界性金融機構的綜合實力，是金融-政治復合體的共有權力。作為復合型主體的共有權力，幣權的構成要素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國家權力和金融機構權力的雙重特征。
概括地說，具有強有力的國家權力和國家信用支撐，擁有龐大的經濟和貿易規模，是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形成的基礎。控制著大宗商品定價權、能夠提供大量流動性和金融產品、具有對世界經濟發展模式的設置權和運行狀況的評估權、以及對全球金融機構和貨幣體系制度的建構始終保持著重要影響力的“華爾街-華盛頓共同體”、“金融城-唐寧街共同體”和“法蘭克福-布魯塞爾共同體”，是擁有著當今全球幣權的巨擘。這種“獅子+狐貍”的權力組合，就是今天中國要分享世界幣權時必須面對的對手。
三、幣緣圈的多重博弈
在放棄“金本位”之后，當代貨幣的最終保障就唯有發行者的信用。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選擇哪種貨幣作為自己的儲備和貿易結算工具，就意味著它更相信哪種貨幣發行者的信用。持有美元，證明對美元的長期穩定更有信心;如果選擇歐元，說明對歐洲經濟的未來以及歐盟保證歐元穩定的能力更加信賴。這些選擇美元或歐元的經濟體，實際上選擇了不同的國家集團。如果今天以幣緣視角從高空鳥瞰，我們所能看到的世界已經被分為兩個巨大的幣緣圈：一個是以環太平洋地區為主體的美元幣緣圈，世界有70%的區域籠罩在美元的綠色陰影中;而余下的區域則主要是歐元的橘色，根據“一個市場，一種貨幣”理念建立的歐元區有三分之二的貿易在內部進行[9]，歐元債券和金融產品已經成為美元金融資產的全球競爭者，在歐洲大陸和全球其它部分地區形成了以歐元為儲備和結算貨幣的歐元幣緣圈。泛歐幣緣圈與環太區域的美元圈一道，構成了一幅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全球格局新圖景。
若對幣緣圈現象再深入探究，我們就會發現，在幣緣圈內部存在著一個垂直分工體系：高端是提供金融服務和各種金融產品的資本國家，中間是主要從事制造業的國家，而低層則是提供各種初級資源的國家。所謂幣緣圈就是由資源國家、制造國家圍繞核心貨幣國家及其資本市場形成的國家集團。幣緣圈內部貿易和資本流動基本平衡，是一個完整的超國家增值體。在幣緣圈這個超國家增值體中處于支配地位的是核心貨幣國家及其金融機構，它們通過對金融市場的制度性設計控制著初級資源和制成品的定價權，并通過控制金融市場迫使各國凈儲蓄的輸入，因而享有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利潤的主要部分。處于產業鏈中低端的制造國家和資源國家從表面上看具有貨幣主權，可以選擇匯率浮動、擁有對資源定價和處置貿易順差的權力，但卻難以擺脫資本國家的控制，只能獲得很低的利潤。幣緣圈的垂直分工結構體現了一種不平等的權力等級關系。可以想見，在不同的全球增殖體系——兩大幣緣圈之間存在著爭奪利益的激烈競爭的同時，在幣緣圈內部的不同層次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如何分配利益的嚴重矛盾。正是這些錯綜復雜的矛盾，導致了目前全球體系諸多問題和沖突。
一是幣緣圈之間的矛盾。具體而言，是美元圈和歐元圈之間的矛盾。這是影響目前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體是不同金融資本集團和美歐國家集團，矛盾的核心是爭奪金融利益，包括爭取更多國家凈儲蓄的流入，占有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中的更高比例，控制大宗商品的定價權，擁有全球貨幣體系中的支配地位等。為此，必須控制足以支撐幣緣圈運行的制造業國家和資源提供國。
在當前危機的條件下，美歐爭奪主要集中在未來幣緣新秩序主導權。在2009年召開的G20匹茲堡峰會上，美歐關于核心議題以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投票權上出現了激烈的爭議，這是兩個幣緣圈矛盾的縮影。
二是資本國家與制造國家的矛盾。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資本國家和制造業國家可比作全球老板和打工仔，兩者矛盾的焦點集中于制成品的定價和凈儲蓄的回報率。由于兩者在處于全球產業鏈不平等的狀態，資本國家以控制資金、技術和市場的方式，獲取制造國家的制成品和凈儲蓄，而制造業國家因依賴資本國家的市場和投資雖難接受卻無法擺脫所遭受的多重剝削。作為幣緣圈的組成者，兩者存在維持同一經濟體運轉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公正分配關系引起的矛盾，“斗而不破”是兩者關系的常態。
三是資本國家與資源國家的矛盾。資本國家控制資源的基本方式是資源的金融化，即確定必須以美元或歐元等世界主要貨幣作為資源交易的結算貨幣，并通過核心貨幣國家金融市場控制資源現貨和期貨交易的價格。對試圖擺脫這一模式的資源國家，資本國家除了使用政治、經濟手段進行打擊以外，也會使用顛覆和軍事等暴力手段。最近，伊朗宣布使用歐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就是試圖擺脫美元幣緣圈控制的努力。在資源國家經濟結構的失衡狀況沒有改變以前，資源國家的戰略余地只在于進入美元圈還是歐元圈的選擇。
四是制造國家之間的矛盾。制造業國家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勞動力不可流動狀態導致的經濟模式。處于資本國家和資源國家的鉗擊之下，制造業利潤空間日益縮小，迫使各國競相以降低民眾福利和犧牲環境為代價維持市場份額，進入以鄰為壑的惡性競爭。
五是制造國家與資源國家的矛盾。這兩類國家在實體經濟中分處上下游，彼此依賴也互為對手，兩者矛盾受到大宗商品和制成品價格高低的影響。
六是資源國家之間的矛盾。不同自然稟賦導致資源開采的不同成本，也由于資本國家對資源國家的影響和控制，更在于資源國家對資源長久依賴程度及相關政策的選擇，各國對定價和開發、銷售國家的選擇上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這種競爭關系則表現為彼此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矛盾。
上述矛盾和所在國家內部的矛盾糾結在一起，構成了當今世界合作與沖突的復雜場景。從這個角度分析，我們就可以近一步發現，在美元圈和歐元圈內部，各國基本利益的一致性導致相近的政治態度，隨之而來是對國際事務包括應對金融危機的統一立場，而最終將著手建立幣緣圈的共同安全體制。這就是歐洲為什么要在北約組織之外還要重建“歐洲獨立防務”的原因，也是美國頻頻提出“利益攸關方”、“中美國”、“G2”等重新定位與中國關系的繁多名稱的原因。同樣具有標識意義的是，美元本位制危機的背景下英國受到歐元圈的吸引正在脫美入歐，而日本也在“親美入亞”的口號下開始了融入亞洲的的歷史新進程。這兩大變化趨勢說明，幣緣圈之間的矛盾運動已經成為推動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中不可忽視的因素。增加一個幣緣視角，會使我們更容易理解目前全球格局正在發生的諸多變化。
必須指出，幣緣圈本身并不排斥國家集團的空間特性，而只是突出其內在的經濟金融聯系。在現實中，幣緣和地緣因素往往交織一起構成了復雜的博弈格局。歐元圈的東擴與南進，意在以歐亞大陸為腹地和依托，向東將東歐、俄羅、中東、中亞乃至中國納入歐元圈，向南整合地中海區域、再擴展到非洲，最終形成涵蓋歐亞非的大歐元圈。這一幣緣戰略中有明顯的地緣戰略考慮，就是要讓美國在統一的歐亞大陸面前成為邊緣國家，讓美元成為邊緣貨幣。對美國來說，歐亞大陸兩端的聯手結成一個統一的幣緣圈，既是地緣大棋局也是幣緣格局的夢魘。這一前景不論是對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這樣的地緣政治學家，還是保爾森、伯南克這樣的金融戰略家，或是白宮的執政者來說，都是無法接受的結果。同樣，美國的幣緣戰略的底線是拉住中、日、印，確保環太平洋美元圈的穩定，防止歐亞大陸的內部整合，同時在歐俄之間打入波蘭、捷克等楔子，離間歐俄，使歐元圈難以生長。如果我們把近年來，歐美的外交軌跡連綴起來，就可看出雙方幣緣戰略的基本框架。
四、中國的幣緣戰略
面對當前世界的幣緣大格局，中國亦需要有自己的幣緣戰略，而第一要務就是確立戰略目標。對中國來說，現階段的幣緣戰略目標應為：爭取與中國經濟發展程度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金融權力，建立能夠維護中國持續發展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和安全框架。應該說，這個目標基本符合我國目前能力現狀，亦可適應全球危機局勢的變化，也可滿足未來發展的需求。在確立上述目標的前提下，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幣緣戰略概括表述為：制造為本，爭取定價，合作周邊，推進多元。
制造為本，即要以制造業國家為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國家定位，要努力成為全球的制造業大國和強國。基于我國的自然稟賦和發展水平以及嚴酷的全球競爭環境，中國既不能以廉價出賣資源也不能以金融資本增值為發展模式，“制造為本”是我國能夠自立于世界強國之林的可選擇路徑。“制造為本”意味要利用數量龐大的勞動人口，建立從設計研發、裝備制造到產品生產、營銷管理、規則標準等完整和均衡的制造業體系，以制造業為立國。為此，中國的金融服務必須以實體經濟發展為目標，金融市場對國際金融資本只能有限開放，要抑制資本的投機沖動，反對一切金融化的趨向。同時，要大力發展主權信用，扶持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要以金融政治學和金融戰略學的思想指導金融發展，以金融的國家邏輯限制資本的市場邏輯，積極推進國際金融秩序的改造，介入全球貨幣體系重構，在規則制定中保護制造國家的權益。當前，尤要防止全球金融資本向制造業國家轉嫁危機。
爭取定價，就是要爭取在世界市場上的制成品和大宗資源的定價權。制造業國家夾在金融資本國家和資源國家之間，定價權的爭奪是兩線作戰。尤其是金融資本通過期貨和衍生品市場已經實現了石油、糧食等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可以不顧供求關系隨意操縱資源價格，這給我國爭取定價權帶來了重重困難。日本作為先進制造業國家，為爭取定價權進行了長期努力。日本以綜合商社體制把財團、制造企業和貿易商組合起來，從多方面影響制成品和資源的價格。日本在爭取定價權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10]。對中國企業來說，既需要加強制造業國家之間的戰略大合作，也需要有對付金融資本、礦產資本的權謀。如果僅僅把定價權的爭奪看成是經濟行為的堂堂之陣，忽略戰略和策略層面的對抗，那就會在一次次高調收購中鎩羽而歸。
整合周邊，即強化與周邊國家的一體化合作。在亞太地區已經開始區域化的合作，形成了區域產業分工體系。日本鳩山政府甫一上任就提出“東亞共同體”的建議，已有脫美歐入亞、整合東亞的趨向。現在我們一方面要推進產業合作為核心的經濟合作，同時大膽推進金融和貨幣合作;另一方面也要推進安全合作，維護區域安全穩定。這對中國和周邊國家是雙贏的格局。對中國來說，還要加強“上合組織”的作用，促進中亞地區的安全穩定和經濟發展。如果在歐亞大陸東部形成一個有廣袤空間和產業分工的經濟政治合作區域，將會對制衡全球霸權國家發揮積極作用。
推進多元，即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政治體系的多元化。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8年11月15日出席20國集團金融峰會時指出，要“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所謂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就是要擺脫過于依賴美元的現狀，努力發揮多種貨幣的作用，實現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國際貿易交易貨幣的多元化、國際大宗商品計價貨幣的多元化，形成國際貨幣相互制約和相互競爭的機制，共同支撐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貨幣體系多元化較單一的美元本位制更加公平，運行也更為穩定，能夠更平衡地反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利益，也可能避免大國關系的正面沖突，防止引發國際政局的激烈動蕩。不支持美元本位制的回歸，這應該成為中國幣緣戰略的基本立場。建立在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之上的多強政治格局，與美國利益至上的霸權秩序不同，會有更多的大國協調、合作和妥協，會以新的國際機制兼顧一國與世界、利益與道德、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為不同利益的國家和不同文化觀念的文明提供通約、交換、溝通、交流的平臺與手段，維持國際社會中權力和權利的相對平衡。
自然，我們沒有必要對多元體系過于理想化，基于集體認同的國際秩序難免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存在大量小沖突小震蕩的多元體系與大碰撞大混亂的霸權體系相比，只是一種更不壞的選擇。顯然，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需要新的理念。在這方面，中國傳統的“天下體系”的觀念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擺脫國際間零和博弈困境的思想胚芽。[11]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強調幣緣因素絕不意味全球矛盾和競爭只會在經濟或金融領域進行，全球競爭同樣會像政治領域甚至向軍事領域擴展。而在實際中，軍事力量既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向的快變量，也是資本國家和金融集團保障貨幣體系信用的最終手段。為維系金融資本利潤最大化的幣緣產業鏈，美歐需要制造業國家提供實物產品和貿易盈余，因此必須既拉攏又打壓中國這樣的制造國家。而美歐兩大幣緣圈的矛盾，又給了中國這樣主要的制造業國家一手托兩家的可能。這種地位利用好了可以左右逢源、減少我國目前處于“幣緣鏈低端”的不利影響，但是搞不好也可能陷入左右夾擊的被動局面。中國要在幣緣博弈中立于不敗，必須持中不過，以精準判斷保持在兩大幣緣圈之間的動態平衡。而要不受干擾地實現這一點，則需要擁有足以支撐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金融政策選擇的軍事能力。畢竟，國家信用是支撐今天全球貨幣體系的支柱，而軍事力量至今仍是保障國家信用的最重要基礎。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注釋：
[1] 詳見王湘穗《幣緣：金融化時代的國際關系》，《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3期。
[2] 米爾頓•弗里德曼著：《貨幣的禍害》，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95頁。
[3] 米爾頓•弗里德曼著：《貨幣的禍害》，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頁。
[4] 理查德•鄧肯著，王靖國等譯：《美元危機：成因、后果和對策》，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頁。
[5]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著，姜世明譯：《下一輪偉大的全球化》，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
[6] 托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東方出版社版2006年版，第6章。
[7] 王建著：《大變革時代的思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頁。
[8] 王建著：《貨幣霸權戰爭》，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9] 根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數據，自2002年至2007年以來，歐盟內部的出口占其總出口的66%，進口占其總進口的62%，歐盟27國的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歐盟內部。
[10] 參閱白益民著：《三井帝國在行動》，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9月版。
[11] 趙汀陽著：《壞世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76-124頁。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