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肆意挑釁中國，這終于引起了中國一些“專家”“學者”的憤慨，幾天來，他們置“中日關系的大局”于不顧，密集扎堆地研究起如何反制日本的錦囊妙計來，其中的奇思妙想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給。筆者不勝惶恐地反復學習領會，頓開茅塞，其中特別是有關動用教育手段的妙計，讓筆者這樣一個教育工作者全身毛孔大開，瞠目結舌之余，不免心生嘀咕起來。
見諸于公開報道，中國頂級“專家”、“學者”們有關用教育反制日本的具體建議有二：
其一，發動中小學生給外國政要寫信
這一建議見諸于2013年12月30《環球時報》題為《反制日本，要真正打到痛處》專家座談綜述，提出者乃軍方將軍級人物，非同等閑。這位專家訓導說，“要發動我們的中小學生給外國政要寫信表達我們的心聲，在國際上寫信作用非常大，民心的壓力和圍剿不亞于原子彈，一定要造成輿論壓力”。
其二，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日本二戰罪行的教育工程
提出這一建議的，是發表于2013年12月31日《環球時報》題為《安倍參拜，中國外交的戰略機遇》的署名文章，該文作者建議，“通過在世界各地及各種國際場合開展低成本的歷史教育工作，使全世界的人不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殘酷行為”，并認為，“在全球范圍開展日本二戰罪行教育工程具有多重戰略作用”，最為重要的，是居然可以“使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以日美同盟為基石的政策失去正義性”。這是多么了不起的重大作用啊!
上述妙計，就是中國高層智囊們針對日本挑釁為國家戰略獻計獻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
這首先說明，中國的教育事業有了新的重大使命，即擔負起反制日本挑釁、對日本搞“民心的壓力和圍剿”，使“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以日美同盟為基石的政策失去正義性”等重大歷史責任。這樣看來，人們以前對教育的理解實在是太狹隘了，竊以為，相比于培養人才、科學研究、服務社會、文化傳承等四大功能而言，這一反制日本的新任務無論如何也是同樣重要的戰略功能，我國的教育事業因此就有了新使命、新任務、新方向，實施起來相當不易，應該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非深化改革、銳意進取、協同創新、突出成效不可。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筆者以為不能不有這樣敏感，否則就是麻木不仁，就對不起頂級專家學者的訓導教誨了。
其次，這代表了當代戰略中國智庫的智謀水平與戰略勇氣。等閑時節，人們往往難窺智庫之堂奧，只有到亟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來臨之際，智庫的水平和勇氣才得以展現，才能讓我們有所感悟、有所領教。通過眾多知名“專家”、“學者”的座談，我們終于知道當代中國戰略智庫在有關國家戰略領域的思考是多么的深入，戰略手段的運用是多么的奇妙，所展現的勇氣是多么的驚人，他們居然能想到把中小學生推到臺前，古往今來，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何曾有過如此高明的謀略呢?這等絕頂高明的主意，恐怕就算是孫武子、諸葛亮，都要氣的在棺材里打滾吧!
最后，這還勾起筆者一絲隱憂。假如真有日本朝中國開槍的那一天，中國能毫不猶豫地即刻還擊嗎?會不會哭天抹淚地到處述說哀告，會不會尋爺爺找奶奶地到處拉人調停呢?筆者以為，真的不好排除這種可能性。別看現在這些“專家”、“學者”們很有些置“中日關系大局于不顧”的氣勢，但他們骨子里的顧忌還是多得很，什么經濟建設的大局呀，改革開放的大局呀，和諧世界的大局呀，等等。在這許許多多“大局”的制約下，中國的戰爭準備與戰爭勇氣一直低得可憐，不要說與經濟成就很不相稱，也不要說與文明大國的名頭很不相稱，就算比歷史上相當窩囊的民國與滿清二朝，在對外捭闔的勇氣上到底能高出多少，也都是未定之數。
所以，現如今的中國到底是怎樣的中國，如果只從“專家”、“學者”的議論情形看，看到的恐怕只有隱憂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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