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習總書記在山東農科院座談時提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解決13億人吃飯問題 ，要堅持立足國內”。聯想到前段時間關于轉基因技術與糧食安全問題的熱論，習總書記的講話不無深意，既有對社會熱點的側面回應，也有對糧食安全的戰略思考，我今天關于糧食安全的拉雜話，也主要受習總書記講話的啟發。
轉基因技術是科技進步的成果，了解它、研究它、駕馭它、運用它是農業科技工作者的基本職責，本身不值得大書特書。社會各界對轉基因的反應之大，主要是怕它與外來資本相勾結，打著提高糧食自給率的幌子，昂首闊步占領糧食生產各環節，糧食領域資本化的后果不可估量。饒毅、張啟發等院士專家為科技運用和科普推廣的不懈努力，值得社會各界尊重和理解。
但技術研究是一回事，生產銷售又是一回事，二者有截然不同的差別。方舟子與崔永元兩大名人的對戰，從某方面說明技術與社會的固有張力，及專家學者對社會民意的忽視。也因此，一些學者搞“人民食物主權宣言”的聯署簽名，從學理和現實角度談論糧食安全的社會性與民族性問題，可謂對農業科技者的當頭一擊。民眾對轉基因技術倉促運用的質疑，及對外來資本滲透農業的憂慮，確實值得相關研究者、決策者從國家戰略高度認真考慮。
其實，轉基因論戰只是噱頭，背后是糧食安全與資本化、新技術的關系平衡問題。論戰雙方擺出的觀點與證據，都有可圈可點之處，也都不那么無懈可擊。關鍵之處在于，糧食安全的核心是什么，如何保證糧食安全，雙方都沒有過多涉及，只是借“轉基因”的大旗，說著各自的糧食安全正解。
今年夏天，61名院士上書吁轉基因水稻產業化。從研究者本身的職業成就感，及對糧食安全的擔憂來說，對之進行過分苛責，并不怎么明智。問題在于，研究與運用是兩碼事，將轉基因與資本化捆綁，更是挑戰了國人的神經。如果看看2012年兩會，農業企業家、農業院士對“誰來種田”的困惑，就不難理解為何張啟發院士的措辭如此急迫。從他們的邏輯來推導，在具體糧食生產上，似乎實現科技技術與經營主體的對接，只有依靠資本的介入和新技術的運用。轉基因作為前沿科技，被引進也是自然之事。
問題在于，將13億人的吃飯問題立足于農業大資本和尚未向所有民眾說清的轉基因技術，小農的生存底線誰來保障?人民的消費主權誰來保障?國家的糧食戰略誰來保障?
糧食生產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足夠的耕地，二是有優質勞動力。我國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農地征用需辦理嚴格手續。輿論吵嚷的“誰來養活中國”問題，與具體糧食生產狀況有關。2013年糧食產量實現了連續“十年增”，從社會各界的反應來看，儼然糧食增產難度很大。問題是，糧食產量與糧食安全有關系嗎?
筆者認為，糧食安全的核心不是看具體生產狀況，而是看農業生產能力。
在人多地少且農業生產力提高的背景下，農業生產收益不可能大幅增長。務工收入比務農收入高，糧食增產并不帶來增收。理性的農民于是將兩季改為一季，實行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拋荒的地域性及耕種的粗放性引發的糧食安全問題被置于公眾的視野中。
糧食既是國家的戰略物質，又是國人生活必須品，更是市場流通的商品。糧食市場彈性較小，生產得多就會不值錢，生產得少就有安全問題。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考慮，糧食供需達到平衡最好。市場平衡達不到，有些人就想著多產糧食，然后儲存進糧庫。但年年增產，存儲也成為問題。何況國家實行糧食保護價，且農民的外出機會增加，季節性拋荒是當前農業生產的常態。
拋荒是對市場的反應，并不是失去生產能力，也不是小農種田有問題。若糧食市價提高，農民會重新撿田種。當前中國的糧食自給率較高，市場配置農業資源是糧食產量波動的根源，不值得專家院士、農業資本大驚小怪。當不管多高的價格都難以引導糧食增產時，糧食安全才會成為天大的問題。
當前不少專家學者跟著媒體大呼糧食安全問題，不對農業生產實際做扎實調研，不對糧食安全做周密分析，不對人民生活做深入思考，只是想通過改變經營主體，改進生產技術來為糧食安全占卜，卻在不經意間挑戰了民眾的安全底線，傷害了人民的生存尊嚴。從糧食生產能力角度講，只要建立起社會化服務體系，小農作為主要經營主體，完全可以保障糧食安全。
農民經營土地是否有效率，是個很含混的問題，因為效率涉及兩個方面：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當中國在未來20-30年依然存在以中老年為主的農業人口，老人農業、中農農業依然廣泛長期存在時，勞動生產率就要讓位于土地生產率。單方面提高勞動生產率，會掠奪小農狹窄的生存空間，最終將損害糧食安全。但輿論聲音一邊倒，認為小農是落后的、低能的、應該被遺棄的，只有工商企業、先進技術能拯救農業。事實是，不少工商資本，打著創新科技，提高生產率的幌子，堂而皇之的進入農業領域。
雖然在生產領域，農業企業化沒有不虧本的，因為它無法標準化生產，工人監督也難奏效。但資本經營農業本圖的不是增加糧食產量，而是套取國家巨額的項目補貼，控制產前的農資供應、產后的糧食銷售。短期來看，拋荒問題得到控制，糧食產量得到保證，但農民的利益遭蠶食，消費者的利益也難保證，長期來看，國家的戰略安全也會有問題。
馬克思曾說，“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資本的逐利本質決定了保障糧食安全的荒誕性，轉基因技術的產業化路徑決定了其與國外資本的親和性。當資本與技術捆綁在一起時，國人反對的將不再是技術，而是政治與權益。
習總書記提出糧食安全的三個原則，一是立足國內解決吃飯問題，二是加強科技人才隊伍建設，三是培養新型的職業農民。筆者以為，農村人口進不了城，農業人口難轉移，才是農業經營規模小，現代科技推廣難的根本原因。但這并不表示，小農不能與現代農業相結合。當前的中西部農村，有不少以種糧為業的農民，他們渴望使用先進技術，實行規模經營，只要政府確保產中環節通暢，他們是能夠保證精耕細作和土地產出的。糧食安全與小農經濟，是可以共生共榮的。
糧食安全戰略應該依托農民來完成，新技術的運用也應與他們對接。政府為小農提社會化服務，資本依靠市場信號進入流通銷售環節，糧食安全才會走會可持續，國人對轉基因技術的認識才會平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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