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68周年紀念日，這一敏感日期歷來是日本右翼躁動加劇的時候。日前，已有多名安倍內閣成員表明有意在8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而內閣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因“八一五”要外訪，已提前參拜。
有學者表示，日本在近段時間表現出的種種“右傾化”新動向表明，安倍政府正在修憲、強軍的道路上加速前行。雖然當前日本仍受“和平憲法”等因素制約，暫時難以復活軍國主義，但其危險傾向已展露得愈加清晰。
“和平憲法”條款被陸續架空
安倍無疑是日本在冷戰后思想最保守的首相之一，修憲、強軍的強烈愿望貫穿其執政理念。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認為，目前看來，直接修改憲法條文的“明文化修憲”方式面臨的障礙很大，日本政府將繼續退而求其次采取“解釋性修憲”方式突破“和平憲法”的框架。“解釋性修憲”完全可以達到“明文化修憲”的效果，可以讓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擁有進攻性武器、放棄“專守防衛”原則。事實上，“解釋性修憲”正是日本政府的一貫手法，“和平憲法”的條文雖然在過去幾十年里從未被修改，但實質上很多設限條款已被陸續架空，頗有“掛羊頭賣狗肉”的意味。
在有關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上，楊伯江分析稱，由于行使集體自衛權對于強化美日同盟、提高日本軍事能力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安倍急于打破“和平憲法”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限制。在安倍的上一任期內設立的“關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礎的懇談會”就已經提出了4種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情形，包括運用導彈防御系統攔截射向美國的彈道導彈;當美國艦船在公海遇襲時，同行的海上自衛隊艦船可以還擊;當與日本共同行動的多國部隊遇襲時，日本可以還擊;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時，為排除妨礙可以使用武力。今年5月，安倍又主張當澳大利亞和韓國遭到攻擊時，日本也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
“這為日本進一步擴大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范圍埋下了伏筆。”楊伯江擔憂，日本今年關于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討論恐不再限定具體情形，只要是“關系密切”的國家遭受武力攻擊，日本都可以進行武力干預，這等于變相謀求行使“戰爭權”，從實質上改變了“和平憲法”第九條的規定。
借口“中國威脅”大力發展軍事
“‘出云’號輕型航母的下水是日本強軍過程中的具體步驟。這只是一個開始。今后日本還會加強潛艇與反潛力量。”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劉江永向記者表示，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以所謂的“中國威脅”為借口不斷加強海空力量。2007—2008年日本先后出臺《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計劃》，加強海洋戰略與安全戰略;2010年日本通過新的《防衛計劃大綱》，進一步謀求其在東海的制海權、制空權。從軍事實力上來說，“出云”號作為新的海上作戰平臺，進一步增強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攻防和遠洋投送能力。戰后日本一直標榜“專守防衛”，但這艘輕型航母顯然已超出“專守防衛”所需范圍。
此外，“出云”號的戰略意圖令人玩味。有不少分析認為，“出云”號曾為日本海軍一艘裝甲巡洋艦的名稱，在日俄戰爭和侵華戰爭中執行過任務。在明知會刺激周邊國家的情況下，依然沿用戰前日本帝國海軍主力戰艦的名號，其背后的政治意圖令人生疑。
“命名‘出云’或許暗含針對釣魚島的深意。”劉江永告訴記者，日方聲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所謂論據之一是1885年日本政府再三實地調查，未發現中國統治的痕跡才于1895年占有。而“出云丸”正是當年沖繩縣在釣魚島周邊海域進行調查的一艘商船的名字。此番日本將這艘輕型航母命名為“出云”號未必是巧合，背后或許有強調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立場的意圖。不過，以上所謂論據實則完全歪曲了歷史：一是所謂的再三實地調查實屬子虛烏有。其實，沖繩縣只在1885年奉命秘密調查過兩次，一次主要是口頭詢問，一次搭乘“出云丸”前往，均未見登島記錄。此外就是外務卿的一次情報調查密函。二是1895年日本竊占釣魚島之前的上述秘密調查，反而從不同側面證明了日本政府當時已知釣魚島并非無主地而早就由中國命名的事實。因此，日本未敢立即占領釣魚島，而是大力加強日本海軍，秘密準備發動甲午戰爭。待戰爭勝局一定，伊藤博文內閣便立即決定竊占釣魚島。
“如今‘出云’號下水是日本政治右傾化在軍事領域的一個反映。日本防衛戰略重心明顯轉向以中國為主要假想敵，在加強海空作戰能力的同時主動拉攏美國對抗中國，這在二戰后還是第一次。現在安倍內閣又在制定新的防衛計劃大綱，值得高度重視和警惕。”劉江永對記者說。
日本社會進步力量大大削弱
令人擔憂的是，日本社會集體“右轉”趨勢不僅體現在政界，還表現在媒體界、教育界及民間。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對記者表示。
十多年前蘇智良到日本談日軍的戰爭罪行、慰安婦問題，受到的關注度很高，日本主流媒體也會報道。但近幾年情況迥然不同，很少有日本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罪行的話題感興趣。蘇智良分析，日本是一個集體主義意識非常強的國家，一個人朝右走，大多數人都會跟著走。現在日本輿論幾乎呈現出一面倒的情形，即使過去立場相對客觀的媒體也趨于保守。對于二戰，日本媒體熱衷渲染日本作為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悲情形象，而對其發動侵略戰爭的“加害者”形象很少報道。“總的來說，日本社會的進步力量已經大大削弱，整個日本民族的反省力量越來越弱。”
令人疑惑的是，在安倍政府急速走向右傾化的同時，連日來又屢屢高調表態，稱希望與中國對話，推進首腦會談。楊伯江表示，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后，實則反映了安倍主觀意愿與現實條件之間的落差。盡管安倍把修憲、強軍作為執政目標，但他也不得不顧及現實的政治利益。雖然自民黨贏得參議院大選之后，在野黨的掣肘作用被削弱，安倍政府的執政基礎有所穩固，但同時面臨的執政壓力也有所增加。“安倍經濟學”的可持續性效果令人懷疑，安倍政府還會面臨國內的經濟難題。日本想實現經濟的有效增長，就必須顧及和周邊國家的關系，特別是和中國的關系。
對此，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認為，安倍政府打的是政經分離的算盤。一方面，日本離不開中國市場，想拉攏和中國的關系;但另一方面，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不會改變，修憲、強軍的所有政策都不會改變。安倍希望舉行中日首腦會談的表態并不是日本會做出實質性讓步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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