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中國地緣政治特點及其變動規律

　　全文連載刊發于《太平洋學報》2013年第1、2、3期，全文約六萬余字。

　　一、中國地理形勢——與歐美比較

　　二、中國地緣政治及其特點

　　（一）中國地緣政治的國際比較

　　（二）中國地緣政治優點和特點

　　（三）中國內陸地緣政治的區域比較

　　1.黃河流域

　　蒙古高原

　　2.淮河流域

　　3．長江流域

　　四川盆地

　　東南江浙地區

　　（四）國都的功能及其變遷規律

　　三、結語

　　迄今為止的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所有的教訓和成就均離不開中國的地理版圖。中國版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必須依托的物質載體，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四千多年生生不息奮斗的結果。辛棄疾云：“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系乎民心”[1];孟子也說“地利不如人和”[2]。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于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于人的因素。中國的地緣政治及其變化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值得研究。

　　一、中國地理形勢——與歐美比較

　　中國位于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迄今為止穩定下的中國陸地國土總面積約為960萬平方公里[3]，僅次于俄羅斯、加拿大，居世界第3位，第四位為美國。

　　歐洲面積約為1 016萬平方公里，約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的6.8%，歐洲的主要大國是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它們相繼對歐洲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但英、法、德三國面積僅占歐洲面積的1/10左右。

　　北美洲地理版圖主要構成國家是美國和加拿大，而其中美國的綜合國力占具絕對的優勢，這使得兩國之間地理板塊對稱的勢能為不對稱的國力所抵消。美國官方公布的陸地國土面積為約937萬平方公里。美國東瀕大西洋，西臨太平洋，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北美總面積2 422.8萬平方公里，有23個國家，美國和加拿大占北美洲的總面積的80%。

　　中國在亞洲地理版塊中占據著主體地位。亞洲面積4400萬平方公里，約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的29.4%，主要大國是俄羅斯、中國和印度。其中，中國和印度約占亞洲總面積的30%。當代中國領土東西跨經度60多度，相距約5 000公里，最南端在曾母暗沙、最北端在漠河以北黑龍江主航道的中心線上，南北跨緯度約50度，南北相距約5 500公里;最東端的烏蘇里江畔和最西端的帕米爾高原相差4時區。與美國和歐洲相比，中國大部分在溫帶，少部分在熱帶，沒有寒帶。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特別看好處于溫帶地區的國家，他說：

　　歷史的真正舞臺所以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因為地球在那兒形成了一個大陸，正如希臘人所說，有一個廣闊的胸膛。[4]

　　距今1 000萬年的“喜瑪拉雅造山運動”是中國地貌的主要成因。自南而北的印度大陸板塊在中國藏南地帶的沖擠下致使中國自西而東大致呈三個階梯分布。第一階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500米以上。其北部與東部邊緣分布有昆侖山脈、祁連山脈、橫斷山脈，是地勢一、二級階梯的分界線。地勢的第二級階梯上分布著大型的盆地和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2000米之間，其東面的大興安嶺、太行山脈、巫山、雪峰山是地勢二、三級階梯的分界線。地勢的第三級階梯上分布著廣闊的平原，間有丘陵和低山，海拔多在500米以下。三級階梯及其中的山脈分布如自西南沖擊而隆起的層層“泥淤”，呈扇形從北南兩面向中國東海包抄鋪泄，在中國南方和北方形成山地和高原，其中間部分，在西部出現一些盆地，在東部則留下少許平原即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由于最直接和長期受到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的沖擠，中國山區面積廣大，“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總面積84%，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約占10%”[5]，其海拔由西向東逐次遞減。

　　中國的地形與北美接近，而與歐洲形成強烈的反差。歐洲以平原為主，海拔200米的高原、丘陵和山地占全洲面積的40%，海拔2 000米以上的高山僅占2%，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約占全洲面積的60%。歐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則平均海拔700米。歐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一洲。這種多平原地形的特征必然生長出完全不同于中國的地緣政治及軍事作戰理論。這不僅是將歐洲軍事理論生搬至中國境內作戰的西方入侵者無不以失敗告終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歐洲軍事理論的國民黨軍隊在與軍事理論完全本土化的共產黨軍隊作戰時屢戰屢敗的重要原因。

　　中國陸上疆界2萬多公里，與14個國家相鄰。中國大陸海岸線長達約18 000公里，自北向南瀕臨的近海有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從海岸基線向海上延伸12海里[6]的海域為其領海。沿海分布有臺灣島、海南島、崇明島、舟山群島、南海諸島等7 500多個大大小小的島嶼。

　　最后，在展開后面的討論之前，需要說明的是，中國上述地理環境，只是在1949年以后確認下來的，在漫長的中世紀歷史上，中國版圖也有不定的伸縮變化。但總的說來，它只有“胖瘦”之分而無“器質”裂變。由于中國版圖沒有發生結構性裂變，中國地緣政治的基本要素在中國古今歷史上還是一貫的。因此，我們在理解中國地緣政治時，應抓住其基本要素而不必泥拘于不同歷史時期具體的邊界盈縮尺度。

　　在上下五千多年的歷史中，象中國這樣能存在下來并一直保持大國版圖且資源豐富的國家實屬罕見。黑格爾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么，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征服無從影響這樣一個帝國。”[7]毛澤東同志也說過：“一個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長的時間內保存下來，是有理由的，就是因為有其長處及特點。”[8]下面讓我們從地緣政治的視角對中國的“長處和特點”進行考察。

　　二、中國地緣政治及其特點

　　（一）中國地緣政治的國際比較

　　黑格爾說：“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系，就是地理的基礎。”[9]黑格爾這句話說透了地緣政治即地理和政治的關系。地緣的關鍵是人緣，人緣即政治。沒有人之間的關系，地緣政治就只能是純物質的地理學。所以黑格爾接著又說：

　　自然的聯系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

　　我們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據的土地當做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著密切的聯系。這個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而且事實上，它也并沒有繼續產生其他的荷馬。在土耳其統治下，就沒有出過詩人。[10]

　　在全球地緣政治比較中，中國的地理版圖擁有較大的優勢。歷史經驗表明，地緣政治位勢占據較大優勢的國家大多都是其版圖在本地區占據主體地理板塊的國家，而不是對等擁擠在一起的國家。在北半球地區地緣政治中，歐洲的板塊是最破碎的。如不考慮俄羅斯，與亞洲和北美洲相比，歐洲國家眾多且呈對稱性分布，其矢量對沖也表現得更為直接。多國邊界犬齒交錯，有的還直接重合，經濟重心緊鄰、多邊實力均等，呈對等制衡狀態。這正好符合合力計算中所表現的“兩分力大小不變，其矢量相交的夾角越大，合力就越小”的原理。歐洲內部的這種對稱型擠壓使歐洲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竟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

　　中國位于歐亞大陸東面，與對稱型碎化分布的歐洲各國不同，中國版圖在東亞居相對主體的地位，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與在南亞中居主體地位的印度和在北亞居主體地位的俄羅斯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戰略緩沖地帶，這使三國不形成絕對的矢量對沖：印度的發展重心在印度洋，中國的發展重心在西太平洋，而俄羅斯的發展重心在歐洲部分。鑲嵌在中國周邊的多數國家，處于對稱型碎化狀態，各國版圖及其國力與中國形成絕對不對稱狀態。其特點與歐洲正好相反，亞洲版圖的碎化程度從邊緣向中心地區即中國呈現逐級遞減趨勢，這樣的版圖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結構#FormatStrongID_29#及其穩定的力學原理。這種多國力量不對稱向中心聚合的板塊結構對亞洲的中心即中國不僅不會有過多的矢量對沖，相反還有利于以中國為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12]。

　　歐洲大陸國家分布普遍處于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碎化程度由邊緣向中心逐漸提高，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并對歐洲的歷史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曾從歐洲破碎版圖中獲得巨大外交紅利的英國人對此有深刻的認識，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為例間接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勢力均衡是一種政治動力系統，只要一個社會表現為許多相互獨立的地方政權，它必然發揮作用。意大利社會與其他西方基督教社會的差異就在于它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組成的社會。把意大利從神圣羅馬帝國的統治下拯救出來的事業是在某一個城邦的領導下完成的，無論是哪一個城邦都會極力確保自己的地方自決權力，這樣對意大利世界局部權力的追求同時導致了意大利的眾邦林立。在這樣的一個世界里，勢力均衡法則就以一般的方式發揮作用，即按照政治權力的每一個衡量標準：領土、人口、財富，把眾多城邦平均權力限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圖把自身的權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會成為一個受攻擊的目標，必然受到來自整體內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壓力。勢力均衡法則的特征之一就是在眾多政權的中心壓力最為強大，在邊緣地帶最為弱小。

　　湯因比最后一句話的前半句道出了歐洲大陸內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調和的原因，后半句道出了英國能夠操縱歐洲大陸的原因。他繼續寫道：

　　在中心地帶，任何政權試圖擴張它的勢力立刻就會招致周圍政權的猜忌和迅速回擊，為了方圓不過幾里的領土主權拼個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邊緣地帶，競爭就不會那樣激烈，較小的努力就會確保有較大的效果。美國能夠毫不費力地把它的勢力從大西洋擴張到太平洋，俄國能夠從波羅的海擴張到太平洋，然而法國和德國竭盡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爾薩斯和波茲南。[13]

　　如果我們用“破碎型板塊”來概括歐洲的地緣政治特征，那么，相對北美洲的“絕對主體板塊”而言，我們可以將亞洲的地緣政治特征用“相對主體版塊”來概括。由于中國特殊的亞洲中心地理地位，我們可以用“相對主體中心版塊”來概括中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特征。

　　我們將視野從歐洲和亞洲移向北美洲便會發現，與中國在亞洲相對主體地位不同，美國在北美洲則占據著絕對地緣政治主體板塊。這為美國的發展和擴張提供了歐洲和亞洲遠不能比的地緣優勢。如果知道歐洲地緣政治破碎給歐洲帶來的災難，知道美國建國之初北美洲的地緣政治所呈現的遠比歐洲破碎的地理歷史，那我們就不能不為從華盛頓到林肯的美國領袖的治國能力和遠大眼光所折服，作為中國人也不能不對維護中國的統一抱有鐵血決心。

　　但也應看到，美國在北美洲擁有的絕對主體板塊地位對其發展的影響是雙重的：從正面說，美國猶如暖洋中的天鵝，北美洲內美國沒有可構成威脅的陸地近鄰，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東合抱，在人類尚未完全征服大洋的昨天，美國的國家安全成本相對較低。因而只要國力許可，美國就可制定和實施相對獨立的國家戰略目標。如果說，正因為歐洲大陸地緣政治板塊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國成為世界霸主，那么正是美國在北美洲的絕對主體地位和中南美洲國家內部的對稱型破碎特點，才使美國在二戰后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性的霸權國家。托克維爾[14]總結說：

　　美國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頂得住大戰的聯邦憲法，而在于它處在一個不會使它害怕戰爭發生的地理位置。[15]

　　在任何時代，都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為爭取獨立而進行堅強斗爭的壯觀，何況美國人為擺脫英國人的羈絆所做的努力又被過分夸大。美國隔著大洋，距敵人1 300里，又有一個強大的同盟者支持。它之所以能夠堅持到勝利，主要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其次才是由于它的軍隊士氣或公民愛國心。[16]

　　嚴格說來，不介入歐洲事務的聯邦政府，沒有什么需要爭奪的對外利益，因為在美洲還沒有與它對抗的強鄰。美國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沒有發生舊大陸的那種動亂。[17]

　　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如與中國比較，美國的地緣政治位勢也有其不利的方面。在人類已征服大洋的今天，美國絕對主體板塊的地位，在更廣大的范圍內又增大了美國的防務成本。也就是說，兩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脅。一旦威脅———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夠越洋而來，這對美國來說就是致命的，這與東海為中華帝國提供保護的同時也最終斷送了中華帝國的道理一樣。美國所選擇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它所處的絕對主體的地理位勢，使美國人必須從世界范圍考慮其國家安全問題，并從世界范圍來實施其國家安全政策。

　　隨著人類越洋能力逐漸加強，美國為兩洋防務而必須擔負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而美國主宰全球的野心更使它的安全范圍變得“無窮大”，以至必須不斷擴張的美國的“安全邊界”經常與其他國家的“邊界安全”[18]相重合，并由此引發雙邊對抗——這在西太平洋地區集中表現為中美之間在臺海問題上的對抗。更可怕的是，面對空曠而無阻障的兩洋海域，一個以全球資源來支撐國民消費的美國必須以全球為防務目標。這又迫使美國的安全邊界事實上與其邊界安全無形重合，這對美國國防幾乎是一個天價的負擔并使其成了一個永遠要以世界主要大國為對手的國家。這是美國有幸中的不幸：美國為自己創造出了一個必須永遠維持的巨大卻又總是開支不足的國防，而這正是美國國家安全的脆弱所在。這種脆弱導致美國總是為其必需的全球防務所累，美國不得不以全球海上關鍵通道安全為其戰略的絕對重心。這些通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為美國保證了巨大的用以滋養龐大的國內中產階級的世界資源和利潤回流，因此美國事實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資源來支撐遠離制海權的縱深于內陸的其他目標。

　　與美國東西兩岸沒有碎片國家“包裹”因而近乎“裸狀”的地緣政治特點相比，中國地緣政治位勢則有“長袖善舞”的優點：在中國東部平原兩側，東北有朝鮮半島抗護，東南有中南半島屏障。新中國誕生時，美國挑起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原本是對著中國的，結果中國在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北南開弓，跟美國長年抗衡，中國大陸“身體”基本沒有受損，正常進行“抓革命、促生產”。中國周邊國家這種為中國“減震”的作用，是中國地緣政治天然優于美國的方面。在亞洲地區，中國西南和西北地區有印度和俄羅斯兩個大國。中國的西部和俄羅斯，中國西南部和印度分別有著巨大的空曠地帶，其“減震”條件較充分。

　　（二）中國地緣政治優點和特點

　　中國的地理大勢是西高東低，西陡東緩，以高海拔山地為主。若以東徑110°為中線，西部與中亞高原相接，西南與印度板塊的形成對壘分明的海拔落差：喜馬拉雅山脈南坡陡峻，高出恒河、印度河平原6000~7000米以上，由于迎面印度洋西南季風，降水充沛，山上雪線較低。這在中印之間構成一道巨大的天然的安全屏障。中國東部大部分地帶直與大海銜接。

　　這樣的地形對中國政治產生著雙重影響：它既保護了也弱化了中國的國防安全。古代如遠征至喜馬拉雅山腳下的亞歷山大[19]，近代如英國殖民者[20]，他們均有力量占領印度，但由于喜馬拉雅山的阻擋，他們卻沒有力量占領中國西藏。與當年忽必烈東征日本被大海所阻的結果一樣，假設印度與中國之間是一馬平川，那這些故事對我們中國的意義就不一樣了，今天中國云南文化中可能就會有古希臘文化或其他西方民族文化的色彩。在中國東部，大海對古代中國也是一道天然的護屏，在以蒸汽動力為基礎的遠程航海技術出現之前，征服大海遠比征服大陸困難。正如波斯王大流士一世[21]由于沒有征服愛琴海而不能能征服希臘一樣，橫掃歐亞大陸忽必烈，其遠征日本的大軍只能無奈地折戟于日本海。正因為有了大海的保護，我們中國的地緣政治多宥于陸權說，翻開“武經七書”[22]，無不以陸權學說為主題。這樣的地理形勢反使古代中國的海上作戰力量長期沒有得到發展。黑格爾注意到這一點，他說：

　　像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他們看來，海只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系。大海所引起的活動，是一種很特殊的活動;因為這個原故，許多海岸地，就算它們中間有一條河做聯系，差不多始終和內地各國(確切地說應譯為“各城邦”——筆者)相分離。[23]

　　直到近代，面對敵人的海上入侵，中國人還是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時修長城的方法對付敵人。這種情況到新中國建立后得到初步的扭轉。此后，海權(包括制海權)成了認識中國地緣政治學的重要視角。

　　中國這樣一個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東面低地呈階梯形鉗型包抄的地形對中國國家統一起到了積極作用。廣泛的山地及其復雜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國的地方割據，但這些地方割據勢力又都知道如最終不以問鼎中原為結果，其偏安位勢既難在山嶺間橫向兼并，而自身又沒有足夠的資源以長期自保。另一面看，中原那一邊臨海三面環山因而攻易守難的“四戰”地形反使其在中國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區，與此相應，極為豐富的資源勢必也成為在山地高原坐大的割據勢力“逐鹿”的目標。而僅占中國國土面積1/10的平原地區[24]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據力量角逐中原的門坎：占據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諸割據勢力搏殺后留下的力量最強的一方，他們占據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豐富資源最終成了最有實力——比如戰國時的秦國、三國時的曹魏、南北朝時的北周，還有20世紀30年代由南方崇山峻嶺里發展起來，后又北上到陜北的中國工農紅軍等——實現中國統一的政治力量。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歷史書中的“中原”有時還包括黃河中下游地區，含今“華北平原”的主要部分，其差別只是前者不包括長江中下游地區，在南北分裂時期，常以“中原”和“江東”(長江以南蕪湖以下地區)等詞對稱。故而中原與現代意義上的華北平原在中國古代軍事地理著述中其范圍常?；煊谩＿@種概念潛移反映了中國地緣政治中心從東向西、國都從長安向洛陽繼而向北京移動的歷史過程。關于此，筆者在以下的論述中不復解釋。

　　但是，隨時間推移，當占據中原的王朝力量腐敗衰弱后，從中國中西部高地積聚起的新力量又會崛起并再次進駐中原，造成中國新一輪的統一。與東南、西南、西北和東北諸區域比較，崛起于中國正北方蒙古高原的勢力，其作戰所據的開闊地帶具有南方崇山峻嶺無法比擬的擴張優勢，因而，分布于這一帶的割據力量具有更為優越的問鼎中原和統一中國的地理條件。

　　“古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戰者”[25]。山地之難在于攻，為此山間割據勢力均以奪取平原第一要義；平原之難在于守，為此平原之主無不視控制險塞為基本。形勝之地，當在平原與山地間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比例對地區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區域政治，往往起著不同但重要的調節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礙，又是平原自衛的要塞。平原若有恰當比例的山地環繞，則會造成更多的防御條件從而獲得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長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為設制的“險山要塞”。

　　經驗表明，存在于無障礙大平原地帶的國家處四戰之地，攻易守難。這樣的地形有利于國家——比如蒙古帝國——擴張而不利于節制，這使得其中很少有國家能夠通過擴張——過度擴張會透支其國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長期實現對整個地區的單一統治；與此相反，無障礙大平原，如果其物質資源足夠豐富的話，其地緣政治條件有利于多種戰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勢對抗。比如西漢時一個蒙古高原就可容納匈奴、烏孫、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一個東北大平原可容納夫余、肅慎、挹婁、烏桓、鮮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而在華北平原則只能容納漢民族國家主體性存在。歐洲平原占歐洲總面積的60%以上，其豐富的資源得以容納多種（比如法、德、俄等）戰略力量長期平行共存和均勢對抗，這恰恰又增加了歐洲地區政治板塊統一的難度。

　　再比如印度，印度是南亞最大的國家，約298萬平方公里(不包括中印邊境印占區和克什米爾印度實際控制區等)。印度版圖從喜馬拉雅山向南一直伸入印度洋，其北部是山岳地區，中部是印度河-恒河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及其東西兩側的海岸平原。平原約占總面積的2/5強，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過1000 米。低矮平緩的地形在全國占有絕對優勢，不僅交通方便，而且在熱帶季風氣候及適宜農業生產的沖積土和熱帶黑土等肥沃土壤條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可供農業利用，農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長，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與中國比較，中國國土陸地面積大于印度，但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適于居住和耕種，印度居民可以比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2001年中國耕地面積僅占土地面積13.5%，而同期印度則達54.4%[26]。2000年筆者從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見十幾層高樓，農村則少見像中國這么密集的村莊。這樣富饒且以平緩地帶為主的地貌，足以容納多種戰略力量平行存在，這使得印度的歷史長期具有與歐洲同樣的對稱型分裂的特征。在印度訪學期間，筆者注意到印度版圖很大，但內部到處都有護城圈護。中國也有護城，但這些護城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長城護著，而印度則沒有。印度的這些小“長城”將印度分割得七零八碎。由此可見，印度的地緣政治特點造成了它的天然破碎性，只不過是英國為占據印度洋的需要為它包了一張很大的皮而已。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就說：

　　印度斯坦——這是亞洲規模的意大利。喜馬拉雅山相當于阿爾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當于倫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當于亞平寧山脈，錫蘭島相當于西西里島。在土地出產方面是同樣的富庶繁多，在政治結構方面是同樣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寶劍強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團合攏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況也完全一樣：在它不處于穆斯林、莫臥兒或不列顛人的壓迫之下的那些時期，它就分解成象它的城市甚至村莊那樣多的各自獨立和互相敵對的國家。[27]

　　與此相似，在中國歷史上的蒙古高原面積廣大(約有260平方公里)，多為大漠連天的平緩地帶，占據著這一地區的戰略力量長期分裂為多個相互對立的政權且極少形成這一地區的長期統一，古有“胡虜無百年之運”[28]之說大概是對這一規律性現象的感性認識;而占據著面積僅有蒙古高原近12%、占中國總面積不足1/3的平原地帶(主要是華北平原)的政治集團則西有險塞以固存、東有——至少在明朝之前——海洋以屏護，其防御能力卻遠高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加上狹小的中原面積不足以容納多種戰略力量長期共存，因而從中原地帶勝出的政治集團反而——即使有長江的阻隔——能實現中國的最終統一。同樣的道理，平原面積過少而山地過多的國家，由于山隘險阻過大過多、交通極為不便，其間的割據力量在獲得較好的偏安條件的同時，卻難于形成有規模的攻勢和全國性的跨區橫向聯系遑論統一。清初，盤踞西南的吳三桂據險自守，但當起兵反清需要進攻時，卻沒能走出湖南;同樣的道理，蒙古鐵騎雖可橫掃歐亞平原，但在進攻南宋、兵至川黔時，其勢在萬重大山的阻隔下已成強弩之末。

　　中國平原地區若以黃河北南劃分，黃河以北的山地和平原面積有一個比較合適的比例，這有利于那里的政治力量“窮則獨善其身”即造成地方割據，“達則兼善天下”[29]即實現國家統一的政治目標;而在中國山地，尤其是長江以南山地的割據力量——比如清初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既難以被鏟除，也難以坐大。司馬遷感覺到這個規律并將它概括的更為簡單，他說：“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30]

　　經驗還表明，地理上居高臨下的戰略力量在地區或國家統一中往往占據著“據上游之勢以臨馭六合”[31]的優勢。在歐洲，古羅馬的愷撒和法蘭克的查理曼大帝就是從阿爾卑斯山南北兩麓揮師而下統一全歐洲的;在北美，19世紀60年代美國林肯北居高地的地理形勢也對其取得統一南方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歐洲統一事業作出大貢獻的羅馬帝國和查理曼帝國的誕生地即阿爾卑斯山及其兩麓在后來的歐洲歷史中竟成了碎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歐洲最高地阿爾卑斯山竟成了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國一分為三的分界線!在此筆者只指出這樣的史實，至于其產生的其他社會原因，將放在后面專門討論。

　　（三）中國內陸地緣政治的區域比較

　　1.黃河流域

　　黃河發源于中國青海省巴顏喀拉山脈，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9個省區，最后于山東省東營市墾利縣注入渤海，全長5 464公里，是中國第二長河。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到宋元以前，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創造了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自宋元以后，經濟重心南移，但黃河流域仍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當然也是中國地緣政治的重心。中國黃河流域的地緣政治，主要是指中國大陸北方的地理形勢。其中，具有高位優勢的蒙古高原，當是中國地緣政治，當然也是本文破題的關鍵。

　　蒙古高原蒙古高原為東亞內陸高原。東界大興安嶺，西界阿爾泰山脈，北界薩彥嶺、肯特山、雅布洛諾夫山脈，南界陰山山脈，包括蒙古全部，俄羅斯南部和中國北部部分地區。高原大部為古老臺地，僅西北部多山地，東南部為廣闊的戈壁，中部和東部為大片丘陵。高原面平均海拔1 580米，地勢自西向東逐漸降低。這是從地理學的視角劃分，若從地緣政治的視角看，“蒙古高原”大概還要包含黃土高原[32]，乃至新疆盆地部分。后二者往往是前者的政治作用的輻射地帶。這是一個地勢相對平緩且為北方游牧民族長期占據并對華北平原政治形成居高臨下的戰略高壓的半月形開闊地帶。

　　蒙古高原在中國歷史王朝更迭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使得聚集在北方大漠和西部高原的部族力量得以“居神州大陸之脊，勢若高屋之建瓴”;由此“舉足而中原為之動搖”[33]，南下則如洪水決堤一瀉千里，歷來是中原政治轉換的“命門”地帶。中國學者程廣中所著《地緣戰略論》一書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

　　在陸地疆域中惟有內蒙古高原從大興安嶺西麓至新疆盆地的東部平原，形成一個半月形開闊地勢，其中大部為沙漠、草原，易攻難守。邊界線形狀易于敵中間突破、兩翼卷擊，是中國陸地防御的重點。[34]

　　這是從進攻的角度說，若從防御的角度進一步深究，我們就會發現，這一“半月形”地帶中的河套及其兩翼則是其中的關鍵環節。程廣中認為：

　　歐亞大陸東西兩端各有一個關鍵地帶。西端的關鍵地帶是從波羅的海沿岸直到黑海兩海峽的東歐條形地帶，這是一門戶地帶。匈奴人對歐洲的入侵在公元4世紀和8世紀兩次在匈牙利被打敗而遭到制止，阿拉伯人對東羅馬帝國的入侵被阻止于黑海海峽附近。蒙古在第二次西征中在維也納附近被奧地利、波西米亞聯軍所敗，其西進勢頭受到遏制。

　　在歐亞大陸東端從朝鮮半島、蒙古高原至新疆的廣大條形地區，也是一門戶地帶。中國兩漢王朝、唐朝和清朝都曾把這一地區部分或全部控制在手，元朝本身就興起于蒙古高原。古代中國中原王朝與境內北方游牧民族的戰爭主要發生于這一地區。近代以來的中俄日美諸大國的沖突也多發生于這里。朝鮮半島則是海上勢力與陸上勢力沖突的關鍵。[35]

　　筆者同意程廣中的見解。在東方如果以黃河南北分，以武漢東西分，我們只要粗略閱讀一下中國歷史地圖就會發現，北方蒙古高原是影響全國政局的關鍵地帶。“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36]蒙古之于中原，居高而臨下。歷史上，中國大一統王朝的衰落多從北方蒙古河套一帶向南破局。只要我們粗閱一下中國西漢、三國、隋朝和明朝的地緣政治形勢圖，就會發現，其中蒙古地區對中國政治的“破局”作用表現得都比較典型。

　　蒙古高原在中國歷史上呈現出規律性的對中原政治的“破局”作用： 塞北鐵騎西可從大同、太原等盆地低口、東可從山海關口以最近距離直抵中國政治中心北京并對中原政治施以絕大的壓力。1927年日本田中首相在他擬定的侵略計劃中將“滿蒙”列入“為東方打開新局面”[37]的關鍵區域：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38]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39]

　　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取權利為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之危險。策之優，計之善，莫過于此。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關鍵也。[40]

　　民國成立雖倡五族共和，對于西藏、新疆、蒙古、滿洲等，無不為特殊區域，又特準王公舊制存在，則其滿、蒙領土權，確乎在王公之手。我國此后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古，以成新大陸”。[41]

　　這個侵略計劃以“對滿蒙之積極政策”為開篇，至“對內外蒙古之積極政策”為結束，“滿蒙”成了貫穿日本侵華政策的總基調。1931年，日本陸軍步兵大佐板垣征四郎在步兵學校所作的《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的講話中進一步發揮了《田中奏折》中關于“滿蒙”的論點，他說：

　　現在，從戰略上來觀察，滿蒙(大體上指東四省的范圍)北以黑龍江、西以大興安嶺與俄國領土為界，東南以鴨綠江與朝鮮為界，西南以松嶺、七老頭、陰山等山脈與中國本土隔開，劃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個戰略據點。因此，從古以來占據此地的北方民族，在這個易守難攻的邊境之地，利用天險，退而培養國力、整頓兵馬，一旦時機成熟，就猛然奮起，越過天險，侵入中原，以統治漢民族。這種例子，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遼是這樣的，金是這樣的，清又是這樣的。最近以東三省為根據地的張作霖，雖然在關內曾屢遭失敗，現在儼然不失為北方之雄[42]，這雖有各種原因，但是主要因素是依靠滿蒙在地形上的有利地位。[43]

　　俄國人對蒙古高原的戰略地位的認識要比日本人早。俄國所謂“西藏問題專家”巴德馬耶夫，早在1893年就向有“西伯利亞大鐵路之父”[44]之稱的維特提出了一份備忘錄，他分析了俄國在遠東的歷史使命，認為除了西伯利亞大鐵路，俄國還應該修一條通過中國甘肅省省會蘭州的鐵路，在那里，在中國的“后院”，俄國應該秘密地促使西藏人、蒙古人和中國伊斯蘭教徒普遍起來叛離滿清朝廷[45]。巴德馬耶夫的計劃“終于得到了必要的沙皇批準”[46]。并“準備作為一項長遠的和逐步實現的計劃來進行”[47]。

　　斯大林是運用地緣政治的高手，他對蒙古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位勢更是了然于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他向羅斯福開出并以《雅爾塔協定》確定下來的出兵遠東的條件中的第一條，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以維持”[48]。1945年夏，蔣經國隨宋子文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赴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獨立問題與斯大林交換看法，蔣經國問斯大林：“你為什么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么出產。”斯大林——大概是受到1939年俄日間發生的諾門坎戰役[49]的剌激——回答得很干脆，說：

　　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50]

　　其實，斯大林在這里的回答看似有理，實則荒謬。因為這樣的邏輯在中俄關系史中沒有任何經驗支撐。在中俄交往史中從來還沒有中國從蒙古一帶“切斷”俄國的先例。反之，如果將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那就相當于在中國“胸膛”上開了一個可直插中國左右“兩肺”并直抵“心臟”的切口，由此就可對中國長期保持最有效的戰略壓力。清朝重臣左宗棠對俄國人有較深的了解，1877年他從收復新疆的經驗中建言：

　　伊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恒劇于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為界，形格勢禁，尚易為功;西北則廣莫無垠，專恃兵力為強弱。兵少固啟戎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周秦至今，惟漢唐為得中策;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往代陳跡，可覆按矣![51]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保。匪特陜、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余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為綢繆也。[52]

　　左公的分析是符合歷史經驗的。中國歷史上結束春秋時代、開啟戰國大混戰的“三家分晉”[53]事件就是由這一區域開始的;東漢未年出現的三國亂局也是由北方曹魏平息并收為一統;西晉之后，由“關隴”和“北方六鎮”自北向南又擠壓出十六國與北南東晉并存的局面，此亂局最終也是由西魏、北周形成的“關隴集團”[54]及由這個集團中誕生出的領袖人物建立隋唐兩朝而定為一統的。唐時稱陰山、河套地帶為“國之北門”并駐以重兵[55]。公元415年(神瑞二年)北魏曾擬遷都鄴城[56]，崔浩極力反對，其理由之一就是，北魏的統治中心放在平城[57]，一旦中原有事，可以隨時輕騎南下，此乃“威制諸夏之長策。”[58]此后的元、清兩朝乃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是由北而南奠定了統一的全國政權。

　　20世紀40～50年代，斯大林為了保持對中國形勢的長期影響力，即使在中國革命勝利后與毛澤東的談判中，他不惜違背國際共產主義原則執意要將外蒙古從中國境內分裂出去。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中蘇關系緊張時期，蘇聯就是在中蒙邊境線上陳兵百萬，對中國形成很大的戰略壓力。與此相應，內蒙古自治區管理的范圍也隨中蘇關系的好壞而發生伸縮變化。1969年7月5日，鑒于“珍寶島事件”后中蘇關系高度緊張，中央政府先從內蒙古封口，將呼倫貝爾盟、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分別劃歸黑龍江、吉林和遼寧三省;將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額濟納旗分別劃歸寧夏和甘肅。這樣就使內蒙由北而南從一個北寬南窄的開闊地收縮成北窄南寬易進難出的“布袋”陣，如遇北敵南犯，可以東從呼倫貝爾高原、西從阿拉善高原兩翼向中部反卷包抄，將敵人迅速封在“布袋”之內圍而殲之。直到1979年中蘇關系平穩下來后，中央又于5月30日將上述地區又重新劃回內蒙古自治區。

　　關中盆地、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如果說蒙古高原在中國國內以制陸權為主導的地緣政治博弈中處于影響全局的一級位勢，那么，蒙古高原兩側的黃土高原和東北平原則處于二級位勢。關中盆地乃黃土高原的樞紐地帶，據此可自足以四塞之內保存實力，居高臨下，時機成熟時則可迅速東出中原。田肯曾向劉邦分析說：“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59]蒙古以東是一馬平川的東北平原，由此進則通過山海關可長入華北平原，退則有廣闊的東北平原進行戰略迂回。因此，關中盆地與東北三省的政治穩定對華北平原的政治生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據有華北平原，就基本控制了中國政治的核心地帶。而據有關中盆地，則占據了黃土高原的樞紐地帶并由此會對華北平原——至少在唐朝之前——產生較之東北平原更大的影響力。司馬遷比較早地注意到這一規律。他說：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后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蛟?ldquo;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60]

　　司馬遷通過楚霸王因失關中而失天下的教訓強化了他的上述觀點。范曾以“關中阻山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的理由建議項羽定都關中以取天下，但“項王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對此，司馬遷借說客的口對項羽評價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61]

　　司馬遷對中國西北地區的地緣政治分析結論到清朝顧祖禹[62]那里就有了更多的歷史經驗支撐，顧祖禹在《讀史方輿記要》中總結說：

　　陜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陜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戰國以八千里之趙、魏、齊、楚、韓、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猶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關而王漢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業。李唐入長安，舉秦、涼，遂執箠而笞鄭、夏矣。蓋陜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有頭項然，患在頭項，其勢必至死，而或不死者，則必所患之非真患也。[63]

　　作為學者，司馬遷和顧祖禹更多地從進攻的角度論述西北的地緣政治意義，而明清兩朝國勢日下，其政治家則多從防御的角度看待中國西北的地緣政治的作用。朱元璋在分析明朝安全環境時將“胡戎”視為防御的重點，然其口吻已少有漢唐時代的攻勢。他訓誡后代：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64]

　　隋唐之際，中原王朝跨過山海關，大幅向東北平原北推，這一方面促進了當地的生產，從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東北諸部的崛起。此后，中國東北地區的戰略位勢隆起并對中原政權形成日益嚴重的壓力。五代十國(公元907～960年)起至宋，東北遼金已成勢力。與此相應，中原王朝的國都也從西部陜西長安，經河南洛陽東移至北京;中國地緣政治的中心也相應從“中原”移至“華北”。

　　平原，尤其是低地平原，多為四戰之地[65]，既是進攻的首選地形，又是防御的脆弱地帶;這種脆弱性在中國又因三面環山一面接海而——特別是近代西方列強來到東海后——愈顯突出。華北平原是中國除東北平原之外的第二大平原，是唐朝以后的中國政治中心所在地。進入或占據華北平原，也就基本搞亂——比如“五胡亂華”——或搞定了中國。中國軍事地理學者饒勝文對此有精彩的論述：

　　中原處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勢。中原四通八達之地，為四方聯系的樞紐。由中原趨周圍地域、由周圍地域趨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勢與周圍地域息息相關。中原有事，必波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響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能安定;若中原紛亂，則四方形勢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紛亂之初，因為中原四面皆可受敵，四方分崩的離心足以撕裂中原形勢，而使中原成為一個動蕩的交匯之地。動蕩的洪流足以沖毀任何據守中原的努力。此時，據四角山川險固[66]之地者易，而據中原四戰之地者難。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爭之地。進取天下，中原為必取之地;安定天上，中原為控御中樞。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只有中原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才能獲得控制御八方的形勢。[67]

　　控制華北平原的關鍵地帶是控制河北與山東，而控制河北的關鍵則在山西。饒勝文認為

　　太行山脈則將河北與山西高原聯系起來。北方的爭衡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衡。山西高原如同一個楔子，楔入河北與關中之間。當河北與關中爭衡時，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勢，常關系到河北勢力的成敗興衰。[68]歷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統一北方外，其它全國性政權都是以北方統一南方。一個政權能否統一全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統一北方。在北方的統一進程中，居樞紐地位的是山西。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側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側翼的安全。[69]

　　山東物博地廣，處華北平原之腰位。其東與遼東半島南北呼應，威加黃海;其西則橫截杭京大運河和華北平原之中腰。清人顧祖禹認為：

　　山東之于京師，犬牙相錯也。語其形勝則不及雍、梁之險阻，語其封域則不及荊、揚之曠衍，然而能為京師患者，莫如山東。何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70]山東界兩都之中，北走景滄，南達徐邳，東出遼海，西馳梁、宋，為輻輳之道。[71]山東者，馭之得其道，則吾唇齒之助也;失其理，則肘腋之患也。吾嘗俯仰古今知能為幽、燕患者，必于山東。[72]

　　唐人杜牧分析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中原形勢時說：

　　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者，王者不得，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73]

　　至于山東地理特點，顧祖禹說的很辯證，認為山東“以自守則易弱以亡，以攻人則足以自強而集事”[74]。鐃勝文解釋說：“山東地形的封閉性不如其他邊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敵，不易固守;且山東低山丘陵方圓不過幾百里，缺乏縱深，幾處險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擊穿。”[75]

　　得山東是得天下的關鍵。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東而打開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拿下山東后就可直取金陵。山東以南進入淮甸[76]地帶，其戰略地位關乎長江中下游的控制權。顧祖禹引前人云：“三國鼎立，南北瓜分之際，兩淮間常為天下戰場。”[77]就陸路而言，其間的徐州地處南北過渡地帶，為北國鎖鑰，南國門戶，向來為兵家必爭之戰略要地，素有“五省通衢”之稱。 1952年10月29日，毛澤東視察徐州時說：“徐州是個歷史悠久的城市，戰略地位很重要。據統計，徐州籍的皇帝有十人之多。”[78]但取得徐州的前提是取得濟南，誠如顧祖禹引言：“齊州[79]當四達之沖，南不得齊州則無以問河、濟，北不得齊州則不敢窺淮、泗，西不得齊州則無從得志于臨淄，東不得齊州則無以爭衡于阿[80]、鄄[81]，是故山東有難，齊州當為戰守之沖。”[82]1949年共產黨獲得淮海戰役的勝利便是以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的勝利為條件的。濟南戰役勝利使華北、華東解放區連成一片，為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揭開了序幕。

　　2.淮河流域

　　從水路上說，徐州西南的淮河是北方力量越過長江進入江南的第一道門坎。顧祖禹說，“南直[83]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84]。他贊同前人見解認為：“自古天下裂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復保矣。”[85]明朝朱元璋北伐取天下，是以突破江淮、奪下山東為前提，而朱棣南下輕取南京，更是冒險繞過山東，徑直突破淮河防線、強渡淮河的結果。顧祖禹總結說：“浙江之形勢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86]他贊同前人觀點認為：“建康[87]自古用武之地，然必以大江為控扼，外以淮甸為藩籬。”[88]故而“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吹檎摺?rdquo;“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89]

　　由此而論，欲取長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陽。襄陽與淮甸互為里表;淮甸與長江，唇亡齒寒;淮甸失則長江不保矣。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前拒絕常遇春的直取大都(今北京)的方案，主張“先取山東”。他說：“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餽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然后進兵，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也。”[90]1949年蔣介石“劃江而治”的敗局表面上定格于長江失守，實則始于淮海一役后徐州易手。1948年底國共兩黨開展淮海戰役[91](國民黨方面稱“徐蚌會戰”)就是以爭奪徐州為中心的。國民黨作戰的具體方針是，“固守一點，四面增援”[92]，集中優勢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尋機與共軍決戰。蔣介石也聲稱：徐州會戰是政權為“存亡最大之關鍵”[93]。為此，蔣介石幾乎投入了其全部嫡系部隊。蔣介石的布置與南宋辛棄疾抗金方案出如一轍。辛棄疾在奏書中說：

　　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況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術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它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故臣以為守淮之道，無懼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亟去;無幸其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是為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百備寡力專則不能也。[94]

　　可惜的是，辛蔣二人的守淮方案雖好，然宋蔣兩朝大勢去矣，策略的對錯已不重要。平津、淮海兩大戰役后，華北平原易手共產黨，美國學者費正清評價說，淮海戰役的結束“不僅標志著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有效抵抗的結束，而且也標志著多年來已成為國民黨作戰特征的軍事失誤、管理失當和叛逃已達頂峰”[95]。此后的長江，對北面的共產黨軍隊來說，已旦夕可圖。

　　京杭大運河 當然，中國江南被納入以“中原”繼而“華北”為重心的中國地緣政治視野，并成為中國北方政治不可或缺的戰略支撐地帶，其首功可歸于隋朝開鑿的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與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一樣，是改善中國國內地緣政治環境的大事。它的開通大致分為三期：第一期即運河的萌芽時期。春秋吳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開鑿邗溝{從江都(今揚州市)邗口至山陽(今淮安市，淮安末口)，以通江淮。至戰國時代又先后開鑿了大溝(從今河南原陽縣北引黃河南下，注入今鄭州市以東的圃田澤)和鴻溝，從而把江、淮、河、濟四水溝通起來。第二期主要指隋代的運河系統。以東都洛陽為中心，于大業元年(605)開鑿通濟渠，直接溝通黃河與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溝和江南運河。大業三年(607年)又開鑿永濟渠，北通涿郡。連同公元584年開鑿的廣通渠，形成多枝形運河系統。到元朝時，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須開鑿運河把糧食從南方運到北方。為此先后開鑿了三段河道，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筑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此為第三期。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元代大運河全線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達大都，成為今京杭運河的前身。京杭運河自北而南流經今天的北京、天津和冀、魯、蘇、浙4省，貫通中國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全長1794公里。運河從華北平原直達長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織，極大地改善中國南北之間的聯系。中國淮河以南地區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國主要糧、棉、油、蠶桑、麻產區。這些地區人口稠密，農業出產率高，生產潛力大。大運河的修通，使中國北方政治有了來自江南的源源不斷的物資支援和保障，從而使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區域得以大大北移。學者袁剛認為：

　　隋時，已有兩大基本經濟區，這與秦漢時期只有北方黃河流域得到充分開發不同，南方長江流域已是經濟發達區域，是財賦的重要來源。近些年對洛陽含嘉倉城及洛口、回洛城考古發現，所儲主要是南方來的租米。南方經濟區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在全國經濟中心經六朝開發逐漸南移后，政治中心由于各種原因還不能隨之南移，隋統一后如何把這兩個分離兩百多年的經濟區聯系起來，成為一個整體，更具體地說就是如何以南方的經濟來支撐北方的政治，是統一王朝面臨的歷史任務。隋必須把南方的經濟重心與北方的政治軍事重心聯系起來，使南北成為統一的整體。[96]

　　毛澤東說：“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97]如果說“外族進攻”凝聚起中華民族的人心的話，那么，長江和黃河及圍繞它們的治水活動，則強化了中國內地的政治聯系，加強國家統一。

　　統一的中國最初是由治水聯系在一起，最終也是由治水來完成的。大禹是治水的祖宗，他領導的治水活動并不全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同時它更是一項事關國家統一的政治工程。治水中形成的不僅僅是大禹的威望，更是各部落賦予他的獨斷權力。當時在浙江召開的一次治水會議上，防風氏因遲到而被大禹殺了[98]，可以說，距今四千余年且時間長達十多年的大禹治水活動，同時也是打通中國內部統一交通聯系的活動，因而它不能不是高度政治化的活動。可以說，大禹治水造成了中國內部交通的統一聯系，奠定了中國統一版圖的雛形，這對未來中國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

　　第二次造成中國內部統一交通聯系的是秦始皇的“車同軌”政策。這項政策造成中國北方以關中[99]與關東[100]東西兩域聯為一體，這為西漢的強盛奠定了地緣政治前提。由秦到漢，中國從五個方向逐步完成了以關中為中心的貫通全國的交通網絡。第一是京師長安向西，經隴西逾河而北，此為“絲綢之路”的開端。第二是為防御匈奴而筑的國防線。一條是從關中向正北直達塞外九原，一條是從蒲津渡河，經平陽、晉陽以通云中。“這兩條干線都是秦始皇時期修筑的，‘塹山堙谷’筆直地修到北部邊境，其工程規模之大與人力財力耗費之多，不亞于修筑同樣長的一段長城。”[101]第三是由京師西南向，循褒伴斜棧道，經漢中、廣漢以通成都。第四是由京師東南向，出武關，經南陽以達于江陵。第五由京師而東，出函關，經洛陽，復循濟瀆抵定陶，以達臨淄。[102]這幾條干線將中國內地聯為一體，而東方干線橫貫關中和華北平原，更是將當時兩個最主要的經濟區，聯接起來，為后來北方經濟政治整合奠定了基礎。

　　中國第三次統一交通聯系的舉動與大禹一樣，還是從治水入手。這就是隋時京杭大運河的開通，此舉可謂開天辟地，將北方政治的觸角大輻伸向南方，中國江南由此也被納入北方政治的主軌道并很快成為中國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

　　必須澄清的是，隋煬帝于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開始的京杭大運河工程的目的，并非僅僅是為了煬帝“喜在東南”[103]的輕率之舉，與此相反，與經歷過戰亂之苦的秦始皇知道國家統一的重要價值一樣，經過長期分裂戰亂的楊廣也意識到國家統一的戰略意義，而開鑿大運河則是他從其在當晉王時的軍事經驗中提出的具有戰略眼光的重大舉措。

　　開皇元年(公元581年)，楊廣即后來的隋煬帝被父親文帝楊堅“立為晉王，拜柱國、并州[104]總管，時年十三”[105]，負責北御當時已是“亞洲霸主”[106]，同時也是隋王朝周邊安全的最大威脅的突厥南犯。公元582年，突厥兩次大舉南下犯隋，隋軍潰敗，突厥近逼長安。但當時只有“楊廣統領的并州因早有準備，沒有受到多大的損失。”[107]、公元583年，突厥再次南犯，隋文帝派晉王及其佐僚楊爽分八道分兵抵抗，大獲全勝，此后突厥分裂為東西兩部。隋北方安全環境大為緩和，其對突厥的直接打擊的政策也轉為以分化離間為主的政策?？梢哉f，楊廣在這一時期的戍邊戰功受惠于秦時開辟的“北路干線”和“河東干線”，這也讓楊廣從其生死存亡的經驗中對秦“車同軌”政策的深遠意義有了切實的體會。

　　北方問題緩和使得隋文帝將目光迅速移向與國家尚處分裂狀態的江南陳朝。公元586年楊廣入朝被任命為雍州牧、內史令，兩年后(公元588年)，隋于壽春(今安微壽縣)設淮南行臺省，晉王楊廣被任命為行臺尚書令，總領征伐陳朝的軍事行動，為國家統一行動的最高統帥。次年(公元589年)，平陳成功，時年楊廣20歲。這一年楊廣均在江淮前線，這一時期的前線物資調度困難使他認識到順暢的交通線對于“兵馬未到，糧草先行”意義并激發他有了“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108]、將秦皇車同軌的事業進一步推向江南的使命感。公元605年，煬帝繼位，為了克服關中長安離河北、山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109]的問題，逐決定遷都洛陽，并隨之開展以洛陽為中心修建京杭大運河的開鑿工作。在利用秦漢以來貫通的東西交通的基礎上，再打通長江南北，改善南北調兵運糧的交通條件。后來的事實證明，此舉是來自實踐經驗又返回實踐因而是“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110]的先苦后甜的利國利民工程。

　　與中國長城的意義一樣，京杭大運河亦是人工改善中國地緣政治條件的杰作。如果說長城是為了抵御北方鐵騎而在北方無障礙大平原上人工設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運河則是為加強中國內地的物流而鋪就的通途。兩者的意義不僅相輔相成，而且相得益彰。前者圍城設塞以御外，后者修渠通水以均內。大運河可謂是自長城以后又一“大型國防工程”[111]。正如蘇伊士運河的開辟大大改善東西方世界的聯系并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結構及其運動規律一樣，中國京杭大運河的出現也大大地改善了中國地緣政治結構及其運動規律。隋朝之后，中國國勢陡然上升，至使隋前各朝，除漢朝外，其繁榮程度均難以與唐、宋、元、明、清中任何一朝相并列。由漢至唐凡824年，而由唐至清凡1 026年，其間中國連續出現唐、宋、元、明、清等繁榮程度遠高于西漢的王朝，除了氣候總體偏暖[112]的因素外，還不能不說是隋京杭大運河開通后中央政府可以更加便利地大規模獲得南方財源支持的結果。自唐以后，由于大運河開通并為后代持續完善，中國北方政治有了來自富饒的南方提供的滾滾財源，全國出現了“以東南之糧，養西北之兵”[113]的物流格局，全國物資人力通過大運河得以及時南北調動，這大大降低了因江河阻隔而導致中國區域分裂的機率。煬帝大業三年(607年)再開辟的從洛陽北通涿郡(今北京)的永濟渠，此舉更加強了中央政府對東北—山海關一線的控制，這對于明之后應對來自東北方向的安全壓力，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保障作用?？梢钥隙ǖ卣f，如果沒有京杭大運河及由此開辟的順暢的南北物流水道，由元至清各朝立都于北京是不可想象的，而比較以前的長安和洛陽而言，建都于北京對于保障中國北方，尤其是東北方向的國家的統一與安全，無疑具有重大的地緣戰略意義?！端鍩蹅鳌返淖髡咴瑒倢┖即筮\河的戰略意義給予極高的評價：

　　由于中國的自然河流都是自西而東，沒有一條南北向的自然河流，大運河的開鑿解決了古代南北大宗貨運的大難題。在隋煬帝初即位的短短短6年時間，一條南起余杭，北至涿郡，貫通5大水系，全長4000多華里的世界最長的人工運河終于開鑿完成。大運河是隋煬帝為了統一帝國的需要而鑿通的，修成后遂成為南北交通大動脈，對隋、唐、宋、元、明、清歷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發展，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隋煬帝開鑿的南北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加上隋文帝修鑿的西通長安大興城的廣通渠，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運河網，與長江、黃河、淮河、海河、錢塘江等自然河流一起，構成了溝通全國水上交通的完整體系，在隋朝之時已是“商旅往還，船乘不絕”，其運輸效益是巨大的。雖然隋煬帝以前許多王朝都開鑿了運河，隋南北大運許多河段都是循已有故舊水道加以修整，但是，完成縱貫南北的大運河，把全國水網合成完整的水系，隋煬帝是第一人。在隋煬帝之前誰也沒有做，也不敢做，甚至連想都不敢想。[114]

　　對于一些史家對煬帝開鑿大運河舉措的卡通式的曲解，袁剛作了既負責任也相當有說服力的解釋，盡管有些長，但值得在此備案。他寫道：

　　我們認為隋煬帝興建的東都、塹道、長城、運河、龍舟等每一項大工程在當時都有其一定理由，都不是單純為了享樂、游玩，可以說沒有一件不是利在治國，而且實際上也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隋煬帝可謂對中華民族，對子孫后代作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從主觀上看，隋煬帝的用心可以說都是好的，而且干好事的心很大，很迫切，不是有如北齊后主高緯、北周天元宇文赟那樣不負責任地瞎胡鬧。營東都、鑿運河、巡江都等大役都不是一時心血來湖，隨心所欲之舉，而是經過通盤考慮精心策劃的“大業”，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在營造東都、開鑿運河、巡游江都之前數月，隋煬帝發布了詔書，事先詔告天下。我們可以推測，從仁壽四年(604)十一月癸丑(二十一)詔發，至大業元年(605)三月丁未(初五)正式啟動營東都工程，辛亥(二十一)啟動運河工程，其間煬帝君臣對諸大工役是進行了詳細論證的。隋煬帝志向非凡，試圖追秦皇、漢武，成不世之功，這沒有什么不好，像隋煬帝這樣雄心勃勃想干大事業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實在不多。況且所干的每一件大業都是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適應了當時統一后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別人想干不敢干，甚至連想也不敢想，隋煬帝狠狠心，一下子全都付諸實施，確實表現了隋煬帝是一位有為的君主，是具有遠見卓識有魄力的地主階級杰出政治家。這是他與高緯、宇文赟、陳叔寶等亡國昏君的根本區別。如果說要為隋煬帝翻案，我贊成先摘掉昏君的帽子，他不但不昏庸，而且有才有能，敢作敢為，是當時第一流的政治家。[115]

　　誠哉斯言!京杭大運河工程，其對中國歷史的意義是極其深遠和巨大的，它使原來只有東西水路聯系的中國，有了南北聯系的水路交通保證。與陸路相比，水路是最難設障因而也是最難改變的交通航線。從此，中國統一及及大一統觀念有了更有力的現實基礎。唐人皮日休作《汴河懷古》，認為煬帝此舉堪與大禹治水相媲美，詩曰：

　　萬艘龍舸綠絲間，載到揚州盡不還。應是天教開汴水[116]，一千余里地無山。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117]

　　3．長江流域

　　長江自西而東橫貫中國中部，干流流經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上海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數百條支流延伸至貴州、甘肅、陜西、河南、廣西、廣東、浙江、福建8個省、自治區的部分地區，總計19個省級行政區。其流域面積達180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陸地總面積的1/5。淮河大部分水量也通過京杭大運河匯入長江。從地形上看，它包括四川盆地、西南山地與長江中下游平原。與蒙古高原、關中平原、華北平原比較，長江流域諸區域處于中國國內地緣政治的三級位勢。一般說來，政治控制力退至此線時政權多處衰落期，如果再繼續失去長江，則國家就進入了要么換代要么分裂的前夕，比如中國歷史上的東晉、南宋、南明，清時的太平天國乃至1949年初的蔣家王朝等，都是這樣。南宋時辛棄疾雖不完全贊同“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說法，但也認為這是一規律性的現象。他說：“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能以取魏，而晉足以并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于斃于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118]下面我們還是由西而東，分段論述長江流域的地緣政治的功能和意義。

　　四川盆地 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地緣政治有相似的特點，黃河和長江都在大約東徑110º的地方出現向東轉折，在轉折西面均留下富饒且有險可據的盆地，主要有關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等。位于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富甲天下且依險易守。李白詩《蜀道難》就有“劍閣[119]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120]之說。四川盆地為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嶺所合圍，這大幅抵消了外敵進犯的力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特別看好川西成都的地理形勢，認為：“益州[121]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立都于成都退可東據漢中、西扼劍閣，確保自存;進可由漢中北上隴西以進長安。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蜀地重慶和成都之間，川東重慶的戰略位置亦不可小覷，它是從四川東出的橋頭堡?？刂浦貞c其退可固守。蒙古入蜀成敗的經驗值得注意。蒙軍數次入蜀的目的是從西面打通東出三峽并與荊湖地區的蒙軍匯合，而實現這一計劃的關鍵是拿下重慶。然而恰恰在這關鍵點上，蒙軍均遭失敗。公元1239年8月，蒙軍再度入蜀并奪成都，但在重慶受阻且被迫撤軍。公元1258年，蒙哥挾西征歐亞凱旋的威勢，兵分三路再次伐宋，入蜀蒙軍輕取成都后隨即困于重慶，久攻不克并致使蒙軍統帥蒙哥隕命于合川城東5公里的釣魚城，蒙軍因此再度被迫北撤，將攻宋重點移至襄陽方向。重慶萬州地區瀕臨長江三峽，扼川江咽喉，有“川東門戶”之稱，水路上距重慶市區327公里，下距湖北省宜昌市321公里，為川東水陸要沖，境內山巒起伏，由此出三峽可直取宜昌并進逼荊州，取荊州北可進南陽盆地進逼洛陽，東可進武漢直逼南京。與成都相比，重慶依險為固，易守難攻，為久攻而難見其利的天險之地。鑒于這些歷史經驗，20世紀初，四川軍閥經營四川時亦將省政府和兵器重心放在重慶而不是成都[122]，1937年底蔣介石國民政府為了持久抗日決定從南京遷都四川，但陪都的地址并沒有象諸葛亮那樣選在成都而是放在重慶，并使“重慶成為后方兵器工業中心”[123]。

　　但是，西南的四川與東南的江浙一樣，其地緣政治的意義對于全國的影響畢竟是局部性的。關于東南江浙，宋代李綱[124]也認為：

　　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125]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顧祖禹在《四川方輿要敘》開篇處說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于亡。[126]以天下之大，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127]

　　顧祖禹還補充說：四川之地“得其人則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128]，言據此僅守成遑論成事已屬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詩《蜀道難》，開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129]。四川盆地進難出更難：其處于低地、四面環山，周邊居高臨下的其他力量的牽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卻不可遠行出擊。“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130]，諸葛亮數次北伐屢戰屢敗，劉備伐吳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險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漢中是蜀漢北伐的橋頭堡，亦是蜀國軍事重心所在。軍事地理學者饒勝文認為：

　　但以秦嶺之高峻，每條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險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規模運動，尤其不利于糧草補給的運輸。[131]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漢中對于南方的意義比起對于北方的意義來要重大些。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漢水的原因，漢中與南方的聯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嶺之險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漢中越秦嶺北進較難，越大巴山南進卻較易。雙方以秦嶺為界，可共享秦嶺之險;若以大巴山為前沿，則地理上的優勢在北方。[132]

　　盡管如此，漢中對南北攻防雙方的意義還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國民政府行營主任，他在回憶錄中說：“漢中一帶是一片沃野，秦嶺在其北，嵩山山脈在其東，漢水橫貫其中，地形險要，物產豐盛。我國自秦、漢以降，歷朝都以漢中為屯兵之地。”[133]漢中北面的秦嶺東西綿延1 500公里，南北寬達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為1 500至2 500米。從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漢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領，后勤補給則要翻越秦嶺，路途艱險會使占領成本巨增;若占領失敗需要退出，同樣要翻越秦嶺。秦嶺高險攻南會勢如破竹，退北則會將自己置于孤懸絕境。公元215年，曹操輕取漢中，公元219年，劉備在定軍山斬曹守將夏侯淵，曹操領兵西援，“其糧草給養從關中乃至中原內地運來，經過數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對于國家和民眾來說都是極為沉重的負擔，象南陽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變[134]。而劉備方面則可憑險固守，曹操多次告誡下屬：“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135]后來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漢中，魏重臣孫資勸阻道：“今若進軍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賊，凡用十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擴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三倍。”[136]明帝由此止步。軍事地理學者宋杰在其專著《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中評價說：

　　曹操深知漢中戰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軍在此地駐防殊為不易，所以把該地形象地稱為“雞肋”[137]。在國力并不十分強大，中原殘破，百廢待舉，又要兼顧東線戰事的情況下，死守漢中對曹魏來說，代價太大，有些得不償失。不如把它拋給蜀漢。因此他最終還是采取了放棄漢中的做法，將對蜀作戰的正面防線收縮至關中，把秦嶺難以通行運輸的困難拋給蜀漢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險來阻礙對手。并遷徙百姓，將漢中變成空曠無人的荒野，使蜀軍在北伐時無法在沿途獲得補給。自己則通過防守不戰來休養生息，恢復和增強國力，為將來的統一戰爭作好物質準備。[138]

　　從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漢中只需翻越其險峻程度遠不如秦嶺的巴山，路途險而不遠;依托四川盆地豐富的資源供給，據險固守，相對北方由秦嶺南下的勢力要容易許多。劉備認識到這一點，公元214年劉備占領益州(成都)，進逼秦隴，曹操意識到關中所受的威脅，即于次年西征，打魯張魯，控制漢中。當時劉備預言：“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139]公元215年，曹操輕取漢中，而劉備終不與之交鋒，公元219年，曹“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劉備)遂有漢中。”[140]蜀軍的防御因后勤供給充分而產生的時間優勢消蝕了曹軍進攻因居高而產生的空間優勢。

　　當然，曹操放棄漢中的大前提在于漢中不是曹魏統一全國戰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陽而非長安，這說明他的戰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從蜀吳聯手最薄弱的中間地帶突破，對其實行各個擊破，從而實現全國統一。因此，被曹操視為“雞肋”的漢中地區，自然不會讓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軍事資源。曹操后將部隊撤至長安、陳倉(今寶雞東)一線并長期固守，曹魏從戰線收縮中節省了大量的軍事資源，使其可專注于東南方向;另一方面，作為其連帶效果，它也可誘使劉備漢荊北東兩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資源。這種在實踐中形成的思路后來成為曹魏國家統一戰略的基線。學者宋杰認為：

　　從以后的歷史進程來看，曹操放棄漢中、對蜀采取守勢的戰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貫徹(數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對漢中的兩次短暫進攻)，并最終獲得了成功。蜀國奪取漢中后，由于秦嶺的阻隔，諸葛亮和姜維的北伐多次因乏糧而被迫撤兵，在領土擴張方面，數十年來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這說明曹操的上述決定是明智的，他對漢中的戰略地位與軍事價值作出了客觀、正確的判斷，眼光長遠，為魏國將來的強盛與滅蜀統一奠定了基礎。[141]

　　與曹魏不同，漢中對蜀漢而言，是其命脈所在，正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所說：“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142]漢中這種戰略地位決定了它必然是蜀漢東面荊州之外的另一戰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與劉備更看重東面荊州的戰略地位不同，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漢中攻防的考慮，將漢中作為統一戰略的突破口。正因此，從建興五年(公元227年)始，諸葛亮率領大軍北駐漢中，“在七年之內從該地六次興師伐魏。在此期間，漢中集結了蜀軍的主力”[143]。大概也是同樣的原因，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軍占據漢中后，為了讓四川“無險可守”，就在行政設置上一反行政區域劃分與自然區域劃分相一致的原則，撤消了漢中作為一級行政單位治所的地位，將其并入以關中地區為治所的行政單位，由此切斷漢中與成都的聯系。此后，漢中開始隸屬于陜西省。

　　當時蜀國另一戰略重心是東面的荊州。比較在荊州問題上與東吳不依不饒的劉備，曹操在漢中舍取策略上表現出的“得隴不復望蜀”[144]的戰略智慧在三國政治家中確高一籌，這一策略不能不說對后來不同時代的政治家有所啟示并得到出神入化的運用。研究諸葛亮“七擒孟獲”的策略，就會發現其中兼融著先前不久曹操封拜敗將漢中王張魯為列侯和“鎮南將軍”的智慧[145];1962年毛澤東對印自衛反擊戰的結束方式更與曹操取舍漢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當漢中北防優勢要轉入北攻，則因秦嶺的高峻深險反而會逆轉為更大的劣勢。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于漢中，這在政治上考慮是有道理的：這樣遠離東吳、可讓東吳放心以確保與蜀國的政治聯盟。后來吳蜀聯盟因荊州之爭而破裂的后果說明，吳蜀聯盟是蜀國立于不敗之地的保證。然而后來的諸葛亮多次從漢中北伐失敗的事實也說明，諸葛亮的選擇在理論上是正確的，然在實踐上卻是考慮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為在這條線路上存在著無法克服的自然阻力——這種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諸葛亮“窮則思變”親自動手發明“木牛流馬”技術以增其運力。大概是意識到諸葛亮北伐路線存在的這一內在悖論，劉備力主東出三峽取荊州并由此沿漢水北入南陽盆地直逼洛陽的路線。此路線比諸葛亮的北線方案實際，它最大的優點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處是容易加劇與東吳的矛盾并由此導致吳蜀聯盟的破裂。公元219年，劉備奪取漢中，順勢東進與孟達配合取西城[146]、上庸[147]、房陵[148]三郡。同年7月，關羽——合理的解釋是他很可能得到劉備的指示——乘勢北上伐魏，攻下樊城[149]，與漢中蜀軍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勢直逼洛陽，統一大業已有氣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脅要遷都躲避。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劉備開創的大好局面最后因激化了與東吳的矛盾，卻成了蜀國衰落的序曲。關羽北伐勝利卻使東吳與曹魏走近并密謀由吳兵從后面陰取荊州，關羽大意失荊州、兵敗被害，隨之而來的是孟達“懼罪”[150]，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蜀從漢中向東與江陵形成呼應的犄角由此折斷，這樣“留給諸葛亮的只須北出秦川的一條路線了”[151]。劉備假借為兄弟報仇之名，急做彌補，結果又兵敗夷陵。由此蜀漢和東吳雙雙衰敗。史家呂思勉先生的評論至為中肯：

　　關羽的敗，是劉備方面的一個致命傷。因為失去荊州，就只剩得從益州攻關中的一路，而沒有從荊州向南陽攻洛陽的一路了。從漢中向關中，道路是艱難的;魏國防守之力，亦得以專于一面;后來諸葛亮的屢出而無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說這是劉備方面的致命傷。[152]

　　劉備取得上庸，打通了漢中與江陵的聯系，是實現其問鼎中原戰略目標的關鍵。但又引起東吳的警覺，由此導致吳魏聯手陰取荊州。諸葛亮維持了與東吳的長遠的戰略盟友關系，卻因自我邊緣于中原并因此在北伐上卻沒有多少實功。比較其后期率兵數次北伐，其功效遠不如劉備十分之一。諸葛亮立都于成都致使戰線過長且二分兵力而兵敗猇亭，而劉備則集中兵力盡量貼近中原：公元219年，劉備奪取漢中后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問鼎中原的氣象。劉備雖兵敗夷陵，然和諸葛亮北伐失敗后又遺命“葬漢中定軍山”之秀舉又賦予諸葛亮以悲劇英雄的色彩，這讓人忽視了他在戰略上所犯的“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缺點。

　　現在看來，劉備東進奪取荊州，目的是為了北上再次貫通與漢中的聯系，恢復問鼎洛陽的犄角之態，并非是為了東進犯吳，于情于理均說得通，而孫權愉襲荊州，背義于反曹盟約，此乃小家子氣，為戰略家不齒之舉。孫權因量小而失全局，諸葛因不明而自陷邊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長江以二分，今每讀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噓扼腕。

　　我們研究歷史的興趣來自現實政治的需要。如果我們將三國蜀吳交惡而雙雙敗落的經驗應用于當前中國東部海權斗爭，就會發現，今天的黃?？杀茸魅龂鴷r的“漢中”，南?？杀茸?ldquo;荊州”，而東海則是“上庸”。劉備奪荊而失利，諸葛亮數出岐山而無功，均因漢中與荊州不能形成相互呼應。再則，吳蜀聯盟，唇亡齒寒，吳蜀因荊州交惡而為曹魏各個擊破。今南海國家與中國同為第三世界國家，它們與中國有領土矛盾，這些當屬戰術層面上的矛盾，但與其背后的美國及其隨從日本的矛盾則屬戰略層面的矛盾。與曹魏之于蜀吳一樣，今天第三世界國家在南海的矛盾若為“荊州”而激化，當年的蜀吳荊州之爭的結果就是前車之鑒。

　　成都、漢中、重慶是鎮守蜀國的三大重地，其防御的功能均大于進攻，除劉邦時特殊的楚漢之爭、天下未定的形勢外，中國歷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權有長時段的，但沒有一個能——即使是蔣介石政權——成功統一全國的。饒勝文認為：

　　任何一種勢力，在其積累階段可憑借四角山川險固之地作為根據地，但要統一天下，則必須于完成積累階段后進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四川只有兩個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歷代據蜀者大抵東守夔門[153]，北據漢中。自夔門東出而達荊襄，荊襄與中原之間尚有大別山、桐柏山相隔;自漢中北出，越秦嶺、隴山可達關隴，關隴與中原之間又有崤函[154]之險相隔。這樣，在四川與中原之間有著雙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險要，致使川中勢力很難躋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這是四川易于產生割據政權同時又沒有一個政權統一過天下的又一個重要原因。[155]

　　今天若從這個角度看諸葛亮《隆中對》中“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156]之軍以向宛[157]、洛[158]，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的設想似有年輕人的浪漫[159]。因為這種戰略的前提是

　　對川蜀東北上庸一帶的控制，而達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徑是將立國重心放在離這一地區不遠的重慶地區。但諸葛亮在創業之初，將蜀漢的國都建于位于川西邊陲因而遠離上庸和荊州的成都，此為謹慎之舉：它保證了蜀國據險偏安，也有利于諸葛亮東聯孫吳、北拒曹魏的戰略;其不足之處卻是對北出劍門路途艱難程度估計不足，且又拉長且削弱了對上庸和荊州的控制力，而失荊州和上庸，蜀漢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峽以西，并由此使《隆中對》提出的“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目標成為遙不可及的畫餅。此實乃諸葛亮——比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膽識的表現。清人趙藩為成都武侯祠撰寫的楹聯對諸葛亮提出婉轉的批評：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上聯是對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聯則對“諸葛亮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160]之說的另種表述。審勢之要在于布勢，布勢的要義在于圍繞戰略目標抓住全局中最關鍵的節點。如以逐鹿中原、一統天下為大勢，蜀國全局中的節點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當不在漢中，也不在荊州，而在位于兩地之間的西城(魏興)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關鍵是上庸。有了上庸，南面的荊州和西北面的漢中就能互為呼應并對洛陽構成問鼎之勢。鑒于漢中、安康一帶地勢艱險，保住上庸的關鍵在于保住荊州。而保荊就必須將蜀國的政治重心放在貼近中原的重慶，而不是放在使蜀國更加邊緣化的成都。

　　重慶不僅是控制四川的重鎮，而且是扼控川蜀的東大門。重慶地處嘉陵江與長江的匯合處，憑長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烏江、嘉陵江組成水上運輸網絡，內通四川各處，外可東通荊襄，南達云貴，西可達川內大部，北接漢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峽天險為屏障。顧祖禹說：“‘天生重慶，鐵打廬州[161]’ 言其難犯也。”[162]重慶其守也易，然攻較成都則更利于進入中原。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戰略布局——與后來的張國燾“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163]相似——卻與中原越來越遠。比較曹操棄漢中而就淮甸的權衡，就可理解趙藩對諸葛亮“不審勢”批評所包含的深意。

　　晉人陳壽評價諸葛亮“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164];評價劉備“機權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165]這與司馬懿對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166]的評價大體一致。1959年6月，毛澤東同吳冷西談話時也認為：“劉備同孫權、袁紹一樣，都有多謀寡斷的缺點，不如曹操多謀善斷。”[167]與劉備一樣，諸葛亮也是多謀有余，善斷不足。但這都是“寬嚴”之類的技術性比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質。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審勢”。研究諸葛亮，不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劉備更會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跡。二人比較，劉備更具經營中原的大視野，都在漢川，劉備想法設法向東發展，而諸葛亮則東轅西向，復漢在劉備那里不僅是說辭更多的還是冒死的實踐，而在諸葛亮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詞，我們見到的卻是日益遠離中原卻又貌似攻勢的逃遁。宋人蘇洵也看出諸葛亮《隆中對》的不切實際。他在《權書·項籍》中對此批評得比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168]

　　毛澤東在讀蘇洵的上述分析時進一步補充道：“其始誤于《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169]其實，兩分兵力也是在關羽失去荊州、進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漢中與荊州聯系缺環后不得已的事。不駐重兵于漢中，誰能保證不會重蹈商紂王因用力東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虛顛覆[170]的復轍。問題的關鍵在于毛澤東說的“千里之遙”這四個字，正是由于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兩分的兵力因戰線太長而更難收攏，以至難以迅速彌補關羽失去荊州出現的戰略缺環。

　　蔣介石大概注意到這一教訓。盧溝橋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遷入四川，這樣關內已事實上出現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是走在抗日最前線陜北的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二是遷入四川的領導全國抗戰的國民政府，三是盤踞日占區的汪精衛傀儡政權。值得研究的是，1938年，蔣介石進入四川后選擇接近荊州的重慶而不是像諸葛亮選擇川西的成都為陪都，此舉使蔣介石比較容易對進入中原的咽喉長江三峽[171]的牢牢控制，并為他在全國抗戰的勝利后迅速東出進入中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大概毛澤東在早年閱讀三國史時[172]也注意到這一教訓，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堅決反對張國燾南下川康的方案，而主張北上接近中原的陜甘地區。也是出于同樣的地緣政治理由，1949年10月1日，即建國的當天，重慶被列入首批中央直轄市[173];1964年毛澤東更是提出“三線建設”，其中將重慶而不是成都做為布局的重心。

　　退一步說，若從中國大歷史比如五胡十六國時占據成都的成國、五代十國時的前后蜀政權，再說開一些還有清朝盤踞西南的“平西王”吳三桂等經驗看，當時即使諸葛集中用兵一處，僅依其一隅之力，西南四川境內上述易守難攻和難進難出的地緣政治特點也使蜀國難以實現統一全國的目標。中國歷史上多有從北面和東面進入西南而鮮見由西南東出或北上一統中國的案例。進入四川的——如果不是正在收拾統一殘局的新朝的話——多是從東或北進入西南的敗旅，如三國中的劉備、唐安史之亂中逃到四川的唐玄宗[174]，以及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四川和解放戰爭后期又以大西南為“大后方”的蔣介石等。

　　在同一規律作用下，歷史呈現出的故事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935年，在蔣介石追趕下，共產黨從四川進入陜北，這暗合諸葛亮《隆中對》說的“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的設計;1945年，蔣介石又從重慶東出三峽，這暗合了諸葛亮同文中的“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設計。結果是由重慶東出的蔣介石國民黨收復了長江中下游地區，而由陜北高原出來的共產黨來到西柏坡并迅速統一天下。所有這些更是暗合了司馬遷所作的神諭式的斷言：

　　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175]

　　誠哉斯言!

　　中國近現代新舊民主革命均興于東南，而蔣介石背叛革命后將紅軍從東南趕向西南，又從西南追至西北，這反為中國革命煅造出可以完成歷史使命的隊伍并將這支隊伍送上必將“卒并天下”的道路。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于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并以紅軍北上為結果，這實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國地緣政治和中國革命規律的偉大決擇。今天回頭看，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有“人謀”的因素也有“天命”即順應歷史規律的成份。用司馬遷的話概括就是“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176]

　　回顧1935年中央紅軍關于長征方向的爭論及其雙方的理由，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尤其是理解中國西南地區的地緣政治是有幫助的。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紅軍翻越夾金山在四川懋功與紅軍四方面軍會師，這時中共中央內部關于長征路線出現分歧。其主要表現在南北兩個大方向，具體說三個方位，一是南下川北，這是張國燾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陜甘，這是毛澤東的方案;還有一個就是張國燾作為妥協的北進新疆的方案。針對毛澤東北上陜甘的計劃，張國燾提出自己的分析：

　　我們在寧羌地區時，曾考察過陜甘北部和寧夏一帶的情況。從這里去寧夏，愈往北走，愈是毫無掩蔽的黃土荒山，我軍易于遭受敵機的襲擊。陜甘北部地廣人稀，糧食情況遠不如川陜甘邊遠一帶豐裕。寧夏南有黃河，東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們進到那里，易于被敵封鎖。何況黃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難甚于長江。就由于這些情況，紅四方面軍自脫離鄂豫皖以來，總是要靠向南方。

　　我軍若進到川陜甘北部和寧夏地區，優點是我們可以南下威脅蘭州西安潼關各線，東向可以進到山西綏遠地區，還可以問鼎中原。可是，缺點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廣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經過外蒙古策應我們，如當年對馮玉祥的西北軍一樣，沙漠也許不足為慮了。[177]

　　張國燾對北上新疆的計劃的批評有一定道理，他繼續說：

　　我首先從情報中知道，蘇聯的飛機和軍隊，曾支持新疆省當局平復馬仲英部的叛亂。從這個消息看，蘇聯在新疆有相當的力量，新疆當局似持親蘇立場，如果我們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較多的干部和軍隊，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區。缺點卻是離中國內地太遠，如果蔣介石封鎖了河西走廊，蘇維埃的旗幟就只能暫在昆侖山阿爾泰一帶飄揚。[178]

　　在對新疆方向的判斷上，為了不與中央北上方針相違背，張國燾也說：“現在我們的目的既然是避戰和爭取較長時間的休息，而蘇聯是否能通過外蒙予我們以有力的援助又在未知之數，那我們就不如詳細研究一下西進的計劃。也許到新疆去是上策，因為那里能獲得蘇聯助力的成份較多，而且蔣介石的部隊也不容易開到新疆去。”[179]

　　在對新疆地理形勢的優劣分析上，張國燾與毛澤東看法是一致的，毛澤東當時也認為：“新疆倒是紅軍可以得到休養整理的地方，只是離中國內地太遠。”[180]但張國燾說這些的目的卻與毛澤東大相徑庭，毛澤東的目的是進軍陜北，而張國燾則是在用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方法敷衍中央北上方針，并由此再將部隊引向比成都更靠西的川康一帶。他在討論后又返回川康方案說：

　　我們最好先執行第一個計劃，暫時在川康地區立下腳來，以便有時間整理我們的部隊，訓練對騎馬作戰的戰術。如果我們經過試驗，能夠實現川康計劃，那又何必北進或西進;如果事實證明我們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進或西進仍未遲。即使那時北進路線被敵封鎖，仍可西進，因為西進路線是敵人所不易封鎖的。[181]

　　張國燾也不是不知道中國陜甘寧地區具有“問鼎中原”的戰略價值，他也明白“四川在中國地理形勢上，偏處一隅”[182]的地緣政治特點，但由于對紅軍力量及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有利方面估計不足，或還有其他不便說明的自私原因，他不顧毛澤東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183]的危險，固執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線。

　　張國燾的南下路線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抵制。1935年6月16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前往懋功[184]途中給第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電報中指出了川西地理不利于“北出機動”的困難，電報說：

　　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余里，均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185]，情形更差。敵如封鎖岷江上游(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崍山脈區域，只能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長策。[186]

　　6月26日。毛澤東在懋功兩河口[187]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張國燾提出近似劉備諸葛亮入川時的“向南”“向成都打”[188]的方案，從戰略上分析了紅軍不能久留四川、必須北上的原因。他說：

　　一、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陜甘建立新根據地，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因為他們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有可能實現向北發展。二、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御，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應當過山戰勝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三、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個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二十個團以上，是夠的。[189]

　　7月10日，毛澤東聯名朱德、周恩來電令“四方面軍應迅速北上”，責令張國燾：“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190]9月8日，毛澤東在發給張國燾《左路軍應改道北上》的電報中明確指出：

　　一、左路軍[191]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為：

　　甲、地形利于敵封鎖，而不利于我攻擊。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怠o、天、蘆、雅、名、邛、大[192]直至懋撫[193]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取可能。

　　乙、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間，如毛兒蓋[194]者，僅一磨西面[195]而已。綏崇[196]人口八千余，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食之虞。

　　丙、阿壩南至冕寧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已極嚴重，決難繼續下去。

　　丁、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

　　二、因此務望兄等熟思審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197]補充糧食后，改道北進。行軍中即有較大之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寧、新說、變遠勝西康地區。[198]

　　次日(9日)，張國燾即向中央表示反對北上，其南下理由主要是：

　　1.向東突出蒙西(?)封鎖線，是否將成無止境的運動戰，冬天不停留行軍，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腳跟?

　　3.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南反之機。背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上三項諸兄熟思明告。

　　4.川敵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戰為我特長。懋、丹、綏一帶地形少巖，不如通、南、巴地形險。南方糧不缺。弟(張氏謙稱——引者)親詳問二十五、九十三等師各級干部，均言之甚確。阿壩沿大金川河東岸到松崗，約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戶人家，每日都有房宿營。河西四大壩、卓木碉糧、房較多，綏、崇有6000戶口，包谷已熟。據可靠向導稱：丹巴、甘孜、道孚、天、盧均優于洮、夏、邛、大更好。北進，則阿壩以南彩病號均需拋棄，南打，盡能照顧。若不圖戰勝敵人，空言鄙棄少數民族區，亦甚無益。

　　5.現宜以一部向東北佯動，誘敵北進，我則乘勢南下。如此對二、六軍團為絕好配合。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199]

　　張國燾的回電帶有明顯的抵觸情緒，其“熟思明告”是對8日中央電報中“熟思審慮”的反唇相譏，而最后一句“決不會做甕中之鱉”是對6月26日召開的懋功兩河口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張國燾南下方案用語的決絕回應。

　　7月10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再電張國燾：“對于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200]

　　現在回頭分析張國燾在其南下方案的優點與諸葛亮《隆中對》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體一致，是戰術性的，其缺點卻是戰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種假設的心理預期來掩蓋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機進取中原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性錯誤。這往好處說是張國燾對中國地緣政治的研究缺乏歷史感;往壞處說，就是“山頭主義”心理傾向。他曾就紅軍發展方向詢問徐向前：“去漢中行不行?”徐帥回答說：“我們再向南部一帶發展，有很大困難。漢中地區是塊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嶺，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201]后來徐帥總結說：

　　張國燾的南下方針，雖然從戰術上看，不無可取之處，但從戰略上看，這一方針，不僅會使黨和紅軍退處川康邊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發展壯大的機會，而且更重要的是，會使黨的力量遠遠脫離全國抗日圖存的革命高潮，無法負擔自己對全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張國燾反對北進，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202]

　　最后，毛澤東北上陜甘路線的成功，也使張國燾后來理解了毛澤東北上陜甘路線的地緣政治意義，他在回憶錄中變相地承認了毛澤東方案的正確，他說：

　　陜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像大海中的一個避風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如何，當他們處地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陜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理的形勢使然。[203]

　　許多年后，張國燾在回憶錄中還在為他的“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的方案喋喋辯解，但如果看一下中國歷史，沿著這條線有幾個成功的，而從陜北起家而成事的又有多少是失敗的?鑒于毛澤東對中國西南地緣政治有“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204]的歷史洞察，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可以棄南而北上，將中國革命帶入高潮;可到20世紀60年代，面臨美蘇從南到北形成的反華威脅，毛澤東不得不考慮將西南做為戰略大后方的時候，其考慮的也是如何避免諸葛亮的戰略失誤，他因此主張“三線建設”，將打通西南通往全國的交通網放在優先的位置。

　　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9月15日 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205]，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開始鼓吹蘇美兩國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2年4月至5月，蘇聯駐中國新疆領事館恿慫新疆伊犁、塔城民族沖突，造成當地居民大量外逃。

　　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伙整我們”[206]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207]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208]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

　　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不會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虧，就是吃虧在先搞東北。那時全國來了一個抗日救亡運動，“七君子”等等，轟轟烈烈，使得我們有了一個政治上的準備。它以后才逐漸增兵華北，才搞山東、慢得很!一直到1942年，才進攻湯恩伯。武漢不是早就占領了!但它也是到1942年以后，才向湖南長沙一帶進攻。一直到這時，它才懂得中間突破。[209]

　　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匯報時用提問的形式表達了他對四川戰略位勢的地緣政治考慮。他說：

　　國民黨為什么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么道理?川漢鐵路[210]，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么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

　　《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于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說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說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后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萬人口，四十萬平方公里幅員。為什么劉備能在這里立國?蔣介石退也退到重慶，為什么?總有個道理嘛![211]

　　毛澤東在此提出的三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即如何認識中國四川繼而認識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問題。前兩個問題是，歷史上西南地區的戰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問題。清末外患四起，川漢鐵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從西南方向考慮——如果聯想“安史之亂”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國聯軍入侵時慈禧逃避西安的經驗——戰略后方的建設問題。鑒于四川盆地的封閉特點，川漢鐵路方案還是消極防御，它只是為了解決蘇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212]的問題，但沒有打通四川的國際聯系，而沒有國際援助，四川的大本營地位最終難以持久。1936年抗日戰爭即將全面爆發的前夕，國民黨決定修建可聯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獲得國際援助的湘黔鐵路[213]。毛澤東的“黃權之問”實際是對四川盆地易進不易出的交通難題的側面回答，因為黃權知道劉備對漢中道路險難程度十分了解，體諒他的難處，不會懷疑他的忠誠。毛澤東的深意是如果沒有“三線”建設，一旦外敵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黃權這樣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別姬”的。由毛澤東提到黃權的例子還可以延伸到整個劉備西蜀政權的成敗的原因，都可歸結為交通不暢從而進易出難的困境。這一點可以說是1935年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反對張國燾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計劃，認為“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214]的認識在新中國國防建設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對美蘇南北兩面同時出現的壓力，毛澤東對三線建設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1965年，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匯報時說：“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后悔無及。”[215]

　　值得提及的是，在開始三線工程之初，毛澤東開展對印自衛反擊戰。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戰略戰術兼融三國時曹操進退漢中和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古典智慧：啟戰和于瞬間，畢“七擒”于一役，毛澤東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打贏，而是要為未來的大西南根據地及即將開始的“三線建設”打出長期的和平環境。毛澤東善于吸取諸葛亮治蜀成敗經驗的本領值得我們后人認真學習。對于已失去南宋時那種得以臨海偏安的歷史條件且又沒有建立起足以拒敵以遠海的制海權的當代中國國家安全來說，毛澤東提出的“三線建設”的戰略，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具有重大價值。在抵御外敵入侵時，西南穩定對中國安全而言仍是生死攸關的戰略大后方。

　　東南江浙地區這一地區地緣政治的重要特點是直接與大海相銜接。大海在歷史上對中國安全是一柄雙刃劍，它在古代護衛了又在近代傷害了中國的國防和政治穩定。

　　長江下游地勢平緩，水系交通便利，易于人力物資調度。大部分屬北亞熱帶季風氣候，農業一年二熟或三熟 ，水量充沛，農業發達，為全國稅賦的主要來源。南京在歷史上為六朝古都，它依憑長江天險，北接京杭大運河，可沿大運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長江水面或東入大?；蛭鞯治錆h和重慶。“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以建康(南京)為根本。”[216]顧祖禹說：“蓋建康立國，實以東南供億為之咽喉也。”[217]從戰略地位上看，南京“內以大江為控扼，外以淮南為藩籬。”[218]大有虎踞龍盤，震動東南中國的氣象，此與長安對中國西北的影響有相似之處，但南京的位勢畢竟與長安不可同日而語，歷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219]清人顧祖禹舉例說：“自古及今，河南之禍中于關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關中并韓、魏，漢以關中定三河，苻秦以關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關中亡高齊。隋之亡也，群雄角逐而唐獨以先入長安。卒兼天下。”[220]學者陳彥光說：“定都南京，卻似乎是朱明王朝開國皇帝的戰略性失誤。不久之后，燕王朱棣從侄兒手中奪權之后建都北京，明朝的國勢進入穩定時期。”[221]

　　值得說明的是，在明朝之前，西方的堅船利炮尚未來到中國東南沿海，這時的東海和南海對中國東南地區是一道天然屏障，它使盤踞于這一地區的政治力量沒有近代那種后顧之憂，以至此間在南方得以多次出現與北方隔江長期對峙的政權。明朝末期，西方列強由海路來到東海。荷蘭殖民者乘明末農民起義和東北滿族勢力日益強大、明政府處境艱難之時，于1624年侵入臺灣，臺灣淪為荷蘭的殖民地。1661年4月，鄭成功以“大明招討大將軍”的名義，率兩萬五千名將士及數百艘戰艦進軍臺灣，迫使荷蘭在1662年2月1日簽約投降，臺灣進入鄭氏王朝時期。此后，中國東南海域及其諸島，尤其是其中的臺灣島便與中國的整體安全聯系起來，大海也就由此進入中國地緣政治研究者的視野。清初臺灣問題與國家統一問題緊密聯系。1683年底，施瑯在上奏康熙《恭陳臺灣棄留疏》，認為：

　　竊照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余遙。查明季設水澎標于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余遙。

　　此地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蠱惑人心。重以夾板船只，精壯堅大，從來乃海外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以此既得數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必合黨伙移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后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慮。至時復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再見成效。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于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臺灣則所以固澎湖。臺灣、澎湖，一守兼之。沿邊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況昔日鄭逆所以得負抗逋誅者，以臺灣為老巢，以澎湖為門戶，四通八達，任其所之，我之舟師，往來有阻。

　　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多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被中耕種，猶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挽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惟去留之際，利害攸關，恐有知而不言……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圍。[222]

　　清末，英法等海上列強來到東中國海，日本也在明治維新后崛起，臺灣位勢的戰略意義迅速提升。臺灣位于東海，東臨太平洋，西隔臺灣海峽與福建省相望，東北與琉球群島相接。它與廟島群島、舟山群島、海南島[223]結成一條海上長城，系我國東南的屏障。它是由南海北上黃海或由黃海南下南海，以及中國大陸東進太平洋并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權的樞紐地帶。

　　施瑯文中的“紅毛”即由南而北入侵臺灣的荷蘭人，后為由北而南的日本人取而代之。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了一份《征伐清國策》，其中目標就是“吞并蓋平(今遼寧蓋縣)以南的遼東，以及山東的登州、舟山群島、澎湖列島、臺灣和長江兩岸十里以南的地區”[224]。1895年，日本海上打敗中國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馬關條約》第二款，占領中國的臺灣和澎湖列島。占領這些島嶼，日本就控制了“大東亞”的“命門”：有了臺灣，日本就有了依次滾動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政治的穩固軸心。

　　清末，俄羅斯和英法列強從北南兩向相向壓來，鴉片戰爭后，中國東南一地已無險可守，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均建都南京，太平天國運祚僅有14年(1851～1864年)，中華民國在大陸也只維持了38年(1911～1949年)。1937年底，日本人輕而易舉地占領南京，將蔣介石政權趕到西南重慶有8年之久。這說明，中國明朝之前東南地區那種可以海屏護的安全形勢及由此產生的地緣政治優勢，至清朝中期后不僅消失而且逐漸——在制海權沒有建立之前——轉化為不利于國家安全的因素。新中國建立后，隨著其國力提升和海軍的壯大，這種劣勢又轉化為國家對外開放的地緣優勢。

　　長江比較而言，長江較之黃河對于中國不僅具有更優越的航運價值，而且具有更優越的地緣政治價值，對此，西方海權理論創始人艾爾弗雷德• 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對中國長江的地緣政治價值十分重視，他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說得很露骨：

　　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說，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于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于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225]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并開辟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226]

　　長江流域在政治和商業上都極為重要，為此需要多強調幾句。長江深入中國內地，而且很大的輪船從海上可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依靠和長江與外界便捷來往。地理上，長江介于中國南北之間，從而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都頗具影響。所以，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并且能自由、穩定地通過長江溝通海洋;而在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又會加強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這些合在一起，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可觀的政治權威。出于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獲。[227]

　　長江還為海上強國提供了進入內陸的漫長通道。戰列艦可上溯至離海230英里的南京，而有戰斗力的其他艦只則可到達還要遠400英里的漢口，廣泛用于美國內戰的汽船更能駛至離入?？? 000英里的宜昌。[228]

　　如果我們決心在中國維護我們的商業權利并發揮作用，我們只能借助于鼓勵并支持中國人自覺地積極行動的方式，而不能篡奪他們的權力、侵占他們的土地。當前，長江流域看來是我們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發生的事件之類的事情一時也會使我們轉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動。雖然門戶開放，不管是商業意義上還是思想意義上的，應成為我們在中國任何地區的目標，但它還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區得以實現，并以此為堅實的根據地來推動其他地區，原因就是海權在中部長江地區能最穩固地存在。汽輪從海上可駛至離海600英里的漢口，再裝上貨物開往世界上的任一個大港口。這個事實有力地說明了長江流域的意義，在這兒，給物質文明提供動力的商業可最大限度地發揮效能，并且能得到條頓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軍的支持。假以時日，海軍也會成為中國人民賴以抵制與合理外來影響截然不同的外來控制行徑的主要后盾。[229]

　　馬漢對中國長江戰略地位的分析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要認識到中國長江不僅對于中國內部統一，而且對于抵御“外族進攻”都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歷史證明，長江是中國政治聯系的樞紐;一旦失去長江，從某種意義上說就失去了統一的中國。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達成以長江為界瓜分中國路權范圍的協議，[230]1900年辛丑條約之后中國被分裂為數塊。

　　湖北地區 如果說長江是聯結中國西東兩端和中國統一的重要紐帶的話，那么，其中的中國湖北，尤其是湖北武漢則是能對全國發生關鍵影響的關鍵樞紐。清人顧祖禹有言：“湖廣居八省之中，最為閎衍，山川險固，自古稱雄武焉。中原有事，蓋必爭之地也。”[231]湖北西面的宜昌是西南與華中的節點，扼西南進入華中平原的通道，而荊州則為武漢之西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荊州北據漢、沔[232]，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233]。學者饒勝文在《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一書中解釋說：“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234]

　　武漢[235]在全國地緣政治中的地位是如此關鍵，以至不管從任何方位，也不管從任何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地如其名，勢由“武”昌。它與蒙古的地緣政治功能南北相應，亦是中國政治，尤其是中國近現代政治的破局地帶：國內分裂可由此造成中國的統一，外族入侵或內亂也可由此造成中國的分裂。清末曾國藩正是從武昌、安慶出手，打碎太平天國的關鍵屏護、動搖其防御根本，從而避免當時中國很可能出現的南北分裂。1911年10月10日，中國辛亥革命從武昌爆發并由此很快引起全國性的政治變局。1926年9月北伐軍從武昌破局，打開中國統一的全國形勢。作為北伐戰爭的主要領導者蔣介石深知武漢對于全國政治的全局意義，為此在抗日戰爭中他組織和實施“武漢會戰”也最為堅決，由此帶來的犧牲和對日軍造成的損失也最大[236]。為了保衛武漢，蔣介石還不惜下令以水代兵于1938年6月初掘開黃河趙口和花園口，引黃河水以“構成平漢路東側地區間的對東泛濫”[237]。當年10月，日本占領漢口，此后才可能出現盤踞南京的汪偽政權。失去漢口，中國再次裂變為多個政治單元。

　　漢口淪陷不久，日本近衛首相聲稱：“有一句名言說：‘誰能控制中國主要地區，便能擁有中國。’……日本已經掌握控制中國的鑰匙。”[238]近衛的話實際是上述馬漢關于中國長江的分析的轉述，在日本對華戰爭全面展開之后，日本也就是沿著這個思路侵略和控制中國的。在近衛心目中，武漢是實現控制長江的“鑰匙”，長江是實現“控制中國”目標的“主要地區”。武漢的失陷確實給當時的中國政治造成絕大的震動，它使中國東南再次出現政治裂變的格局;換言之，日本控制中國長江為汪偽政權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鑒于武漢所擁有的如此特別的地緣政治位勢，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即為中央直轄城市。

　　長江在歷史上是造成南方割據的重要防線，但這在京杭大運河自隋開通后，長江的防御功能已因其橫向航線過長反而易于斷切，如果將下游南京視為長江之首，而中段武漢則為長江之腰，我們就會發現，武漢是長江防御的“七寸”所在。北軍一旦進入并控制長江，就基本搞定或搞亂了中國;而其中占據或控制南京——比如1927年的國民黨政府、1937年底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控制了長江的出?？?。但控制南京的關鍵，從大陸外部說，是控扼東海;從大陸內部說，主要在于控制武漢。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占武漢三鎮、1927年4月國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漢。這就是說，占領南京必須控制武漢，而占據武漢則必取南京。同樣的道理，國家政權失去對長江武漢至南京這一主要航段的控制，其后果不是內戰便是國家統一的開始。這是近現代中國抵抗外敵侵略和內部國家治理的重要經驗。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盛期始于1853年1月攻克武昌及當年3月定都于南京;衰期隨跟于次年(1854年)10月的武昌失手于曾國藩。1912年元旦，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定都于南京，而真正穩定南京的都是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成功。

　　鑒于武漢與南京這樣一種互為命運的聯動關系，淮海戰役勝利后，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基本廊清，毛澤東一改中國歷史上由襄荊東進統一全國的經驗，集中力量直接進入長江最脆弱的中腰即武漢至南京航段一舉突破國民黨防線，為解放全中國打開了局面。

　　襄陽形勝之要，點面而已。“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239]而欲?；吹檎弑乇Ｏ尻?。襄陽因地處襄水之陽而得名，居長江最大支流漢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作為一方重鎮，襄陽是武漢的側翼，其地位具有區域性支點的意義。在中國地理格局的大形勢中，襄陽既是東西之間的一個聯系樞紐，又是南北之間的一個重要接觸部。”[240]饒勝文認為：

　　襄陽所處的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南陽盆地都是必爭之地。襄陽地處南陽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過漢水和長江，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由南陽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關中，還可經漢中而聯絡隴西。南北對抗時，南方的軍事防御線東西延綿三四千里，襄陽便處在這條漫長戰線的東南段與西北段之間的連接點上。因此，襄陽作為湖北境內的一大重心，實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義。[241]

　　在宜昌至南京的長江一線有兩個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劃出的三角地帶。第一個即西面的三角地帶是宜昌南下至岳陽北折至武漢段，第二個即東面的三角地帶是由武漢南下經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較而言，后者因其東線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關鍵性的地緣政治意義，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間的大別山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往往有著一兩拔千斤的作用。從江北論，控制西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襄陽，而控制東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就是大別山。比較二者，后者則比前者更具調動全局的意義。

　　大別山 大別山位于中國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處，西接桐柏山，東延為霍山，東西綿延約380公里，南北寬約175公里。西段呈西北—東南走向，東段呈東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 500米左右，是長江與淮河的分水嶺，其地形險峻且直逼長江中段：西制黃岡可扼武漢東出，東取安慶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懸于江淮平原，北兵駐入，若無后繼，其勢難久，故而風險極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為;若善用此地，據此則會對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造成絕大的震動。1947年，為了打破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毛澤東將內線作戰變為外線作戰，一反傳統的“王濬樓船下益州”即順江而下的方式，以攻為守，果斷采取無后方依托千里大躍進攻勢，派劉鄧率軍挺進大別山，這不僅對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鎮武漢造成絕大的震動，而且還為不久到來的淮海戰役預埋了與之呼應的“冷子”。此棋似險，卻力重千鈞，毛澤東由此造成全國戰場形勢從戰略防御向戰略進攻的絕大轉變。

　　4．南方山地

　　南方山地包括低海拔的東南丘嶺和高海拔的西南山地兩部分。前者包括江南丘陵、浙閩丘陵和兩廣丘陵等，相當于現在廣東、廣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中低山地丘陵地帶;后者包括云貴高原地帶。南方山地在古代中國曾是國家統一的自然障礙。魏晉南北朝后，南方山地曾形成很強大的地方豪族勢力，隋平陳后江南門伐豪族作亂，清朝康熙年間平西、靖南、平南的“三藩之亂”[242]，都是依仗其山嶺險峻得以長期與政府周旋。中華民國時期，“西南各省原不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1935年追擊中國工農紅軍時蔣介石雖然極力想把中央勢力滲透進去，但沒有根本消除地方的割據狀態”[243]。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和民國政府進駐四川才將西南諸省地方勢力納入中央政府統一調令之中。1949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過江后，蔣介石也曾企圖以上海和昆明為兩大戰略支點，以廣州為大本營，依托南方山地負隅抵抗，但在當年5月底失去上海后，廣東便失去東翼的屏障并于10月中旬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此后，蔣介石又想依托臺灣與大西南山地中殘余抵抗力量東西呼應，與共產黨在大陸長期周旋[244]，不料盧漢于12月9日率部隊起義，蔣介石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西南堡壘在昆明崩盤，由此“西南軍事遂成絕望矣”[245]，蔣家王朝在大陸土崩瓦解。從清時三藩八年叛亂到蔣介石在解放戰爭中解放軍過江占領南京后不到一年失去廣州、再到今天從北京到廣州八小時到達的高鐵建成的經驗看，隨著現代交通動力和道路條件改善，中國東南丘陵地形對北南交通的障礙限制已大幅降低，可與華北平原統一納入一體進行地緣政治考慮。而從中國2008年汶川大地震部隊救災經驗看，西南山地阻隔絕險造成的起事有余而成事不足的地緣政治特點仍然存在。

　　（四）國都的功能及其變遷規律

　　明朝陳建著有《建都論》，他通過對長安、洛陽、開封、北京等地比較，提出建都三原則：

　　按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后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246]

　　陳建只是從交通和生存安全方面考慮建都的原則，這都沒錯，但國都選址更要考慮發展安全。發展，尤其是可持續發展的安全，是國家政治考慮的關鍵。以生存安全為安全的結果只能是在政治大舞臺中日益自我邊緣化并最終退出政治舞臺。比如三國時蜀國立都選址于益州(成都)，以陳建三原則看，此應打滿分;但從當時逐鹿中原的政治目標看，它使蜀國在這場群雄競爭中原的斗爭中更加邊緣化。由此看，在當時成都就不應是蜀國好的建都選址，依蜀境內看，重慶接近中原，地形險固且交通八達，從發展安全的角度看，其國都的地位優于成都。

　　地緣政治，不出“門戶”“中樞”二義。前者關乎險塞，后者關乎距離。國都之所在乃全國人力物力資源調度中樞之所在。故此，國都選址的主要考慮是等距形成全國政治經濟力量中樞并由此有效調度全國軍事力量——即周成王所說的“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247]——以御外敵為原則。秦、漢兩朝，中央政府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隴西匈奴諸部，故此兩朝分別定鼎于咸陽和長安。匈奴經漢朝打擊或西竄或分裂，其勢大衰。兩晉時期，鮮卑由東北南下，盡占匈奴舊地。這造成東漢至西晉的國都東移至河南洛陽。隋唐之際，西域突厥、吐番借“五胡十六國”[248]期間的混亂而興起，為防它們東犯，此間朝都西返長安。唐末，東北遼河一帶活動的契丹部落興起并于公元907年建立契丹國(后改稱遼)，統治中國北方。東北方向威脅加劇，這使北宋國都再度東移洛陽。東北方面的戰略壓力在元、明、清時期持續增加，其國都則進一步東移至北京。明初，蒙古威脅仍未完全解除，成祖朱棣“天子戍邊”將國都從南京移至北京。

　　洛陽是上述中國政治重心由西向東轉移進程中的重要節點。比較而言，長安雖據形勝，然運輸艱難，不利于充分調動和利用華北平原的資源。洛陽與鄭州雖居四方之中，大運河開通后又可乘水運便利，與徐洲東西呼應，然其勢不足以鎮安遼東，且又受關中與河北西東兩向挾持，為四戰之地，其防御形勢比較脆弱。顧祖禹分析說：

　　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周之東也，以河南而衰;漢之東也，以河南而北;拓拔魏之南也，以河南而喪亂。朱溫篡竊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為歸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轍也，從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慮實在河北，識者早已憂之矣。女真之季也，懼蒙古之逼，乃遷于汴;遷汴未已，又遷于蔡;始為亡宋之資，終為自弊之地。當其亡宋之日，豈料其禍之亦中于此哉。[249]

　　自從崛起于東北平原的部族勢力卷入中原事務后，中國安全范圍進一步擴大，因此，北京一帶的地理位置就顯示出“據上游之勢以臨馭六合”[250]且南北兼顧的優勢。

　　北京坐北面南，西倚太行北靠燕山，既可鎮懾塞外鐵騎的侵擾，又可盡享東北和華北兩大平原的豐富資源和交通之便，處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251]的位置，可以等距有效調控全國資源和力量。顧祖禹說：“依燕京而視中原，居高而負險，有建瓴之勢，太宗[252]深鑒于金陵之已事，建都于此，實為萬事計也。”[253]毛澤東似乎也注意到此舉的意義，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時贊揚說，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這里，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254]。由此比較生擇都于遠離中原的成都、死葬于離中原偏遠的定軍山[255]的諸葛亮，成祖朱棣——且不說不如曹孟德——的眼光更顯遠大。1935年，毛澤東與張國燾爭論長征路線時，主張北進，在新疆和陜甘兩地，毛澤東傾向進軍陜甘。他說“新疆倒是紅軍可以得到休養整理的地方，只是離中國內地太遠。”[256]1948年，毛澤東將中央所在地從延安進一步推進到河北西柏坡，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定都于北京，這些將中央所在地向中原步步逼進的決策對推動解放戰爭取得全國勝利和隨后的抗美援朝的勝利，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中國歷代王朝的國都從長安經洛陽到北京的遷都路線，恰好與東西走向的萬里長城[257]及黃河的走勢大體平行，這反映了中國歷史安全壓力變遷的軌跡。

　　處于這一層面上的地緣政治特點是區域分布廣闊且亂源多出。中國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多出自這一“廣大條形地區”[258];而古代中國政治史幾乎就是處理這一地帶政治關系的歷史。這一地區兩端即新疆至東三省乃至朝鮮半島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定鼎于此線的長安、洛陽、北京等國家京畿中樞，如果中樞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退向中國地緣政治的長江一線。而中原政權退至江南引發的必然結果要么是國家分裂，要么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對打過“三八線”并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美軍采取堅決反擊的深層原因。

　　中國自近代東北部族卷入中原政治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被迫向西方開放后，作為國都，北京較之長安、洛陽、甚至南京而言，其位勢不僅具有“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259]的地緣政治優勢，由于接近太平洋西北岸，它還有利于國家以開放推動發展的目標。與東海和南海相比，北京受到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鉗型護衛，這有利于抵制海上來犯。在大國經濟已卷入并且日益依賴于世界市場的近現代，北京作為首都，其倚陸向海——也是另種“依山傍水”——的位置更有利于中國在較為弱勢的起步階段對外開放和吸納世界資源來反助中國的發展。

　　對于象英國、美國、俄羅斯等國的近代崛起強國而言，它們多是近海擇都。為了表明對波羅的海出?？诘闹匾?，1703年彼得一世在波羅的海岸邊涅瓦河口的沼澤地修建了彼得堡，并遷都于此，此后彼得堡成了沙皇俄國的政治中心。同時，沙皇俄國正式使用了“俄羅斯帝國”的稱號。馬克思對彼得大帝遷都的歷史意義和戰略作用曾有過精辟的分析：

　　彼得堡這個帝國的外偏中心從一開始就表明：一個圓周尚有待于劃定。

　　因此，僅僅對波羅的海諸省的征服并沒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與其祖先的政策區別開，都城的遷移才顯示出他征服波羅的海諸省的真正意義。彼得堡與莫斯科公國不同，它不是一個種族的中心，而是一個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個民族的悠久業績，而是一個人物的瞬時創造;不是使一個內陸民族的特征得以傳播的媒介，而是使這個特征消失的濱海地區;不是民族發展的傳統核心，而是一個為進行世界性陰謀而精心選中的巢穴。通過遷都，彼得斬斷了把老莫斯科公國沙皇們的蠶食體制與大俄羅斯種族天賦的才能和抱負連接在一起的天然紐帶。通過把都城建在海邊，他向俄羅斯種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開挑戰，并把那個種族貶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結構中的一個砝碼的地位。從十六世紀以來，莫斯科公國除西伯利亞方面外沒有取得重大擴展，而且在十六世紀以前，向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東方才得以實現。通過遷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過來借助于西方來影響東方和各緊鄰國家。如果對東方的借助由于亞洲各國人民的停滯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話，那末對西方的借助則由于西歐的活動特征和頻繁交往而頓時變得毫無限制和無所不包了。遷都表明了這種對借助對象的有意識改變，而波羅的海諸省的征服為實現這種改變提供了手段。因為它立即使俄國在北方各鄰國中居于優勢地位;使俄國與歐洲所有地方保持經常的直接接觸;奠定了同海上強國建立物質聯系的基礎，這些國家由于俄國征服了波羅的海諸省而開始依賴俄國供應造船材料;這種依賴關系，在莫斯科公國這個出產大量造船材料的國家沒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來掌握這些出海口的強國瑞典沒有擁有這些出?？诒澈蟮耐恋貢r，是不存在的。[260]

　　馬克思評論說：

　　波羅的海諸省，單是從它們的地理形勢來看，就自然屬于任何控制著它們背后的土地的國家?？傊?，彼得至少在這個地區只是奪得了對于他的國家的正常發展所絕對必需的東西。從這個觀點看來，彼得大帝只是想通過他對瑞典的戰爭建立一個俄國的利物浦，并賦予這個俄國的利物浦一條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帶。[261]

　　馬克思對彼得大帝建設彼得堡作為國都的評價也適合理解中國的地緣政治。在陸權時代，漢、唐兩朝立國都于長安，使國家面向西塞，這促成了“絲綢之路”，加強了中國與中亞和歐洲的交流;而當歷史進入海洋時代，元、明、清三朝和中華民國繼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代均將國都立于北京，這對于中央政府加強對東北平原的民族融合和國家對外開放，將中國帶入近代工業化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能否認，作為國都，南京與北京一樣，也有助于中國向世界，尤其向海洋開放的地理優勢。但是，這種優勢隨近代以來中國制海權的缺失及由此產生的臺海分離，使南京容易受到海權強國的直接威脅和控制——比如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后不久就受到東面來自海上英國和西面來自湘軍的夾擊并很快覆滅，而中華民國借助于南京的位勢則很容易獲得東南亞華人財團的支持，強化與太平洋國家的聯系，但同樣也更容易為海上強國比如日本所驅逐或控制。

　　西方海權國家看出了這一點，為了實現對中國的控制，1900年馬漢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為入侵中國的列強出謀劃策說：

　　對海上強國來說，也有一個明顯的不利因素，即中國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點，海上強國無力進行領土擴張，它們只能通過中國人來發展中國，只能激勵而不能取代現存的統治權威。因此，它們希望中國政府的所在地能遷往長江流域，且就在長江沿岸，從而使后者成為中國發展的中樞地帶。 [262]

　　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國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強國的買辦或傀儡政權，都喜歡在南京扎營。比如蔣介石愿意當買辦，卻不愿意作傀儡，在當買辦時，他立都于南京;而為了避免當日本人的傀儡，他就跑到重慶;汪精衛則一頭扎在南京，甘當日本人的傀儡。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在中國沒有實現西太平洋制海權，至少在臺海統一之前，南京無疑具有對外開放和臺海統一的橋頭堡的作用，但作為國都的選擇，則不利于中國的獨立自主外交的展開。

　　三、結語

　　至此，我們即將結束關于中國地緣政治特點及其變動規律的討論。如果將上述特點綜合起來，就會發現貫穿其中的主要是如下規律：

　　第一，與對稱型碎化分布的歐洲各國不同，也與處于絕對主體地位的美國不同，中國在東亞相對主體的地位使中國天然地成為亞洲的重心。亞洲多國力量不對稱向中心中國聚合的板塊結構有利于以中國為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并使亞洲——與歐洲美洲比較——聚集更多的穩定因素和由此形成更大的可持續發展潛力。這正是今天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快速崛起并將持續崛起的深層原因。

　　第二，中國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東面低地呈階梯形鉗型包抄的地形組成，對中國國家統一起到了積極作用：廣泛的山地及其復雜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國的地方割據，其偏安位勢既難在山嶺間橫向兼并，而自身又沒有足夠的資源以長期自保，這些地方割據勢力最終必以奪取資源豐富的中原為結果;而中原一面臨海三面環山，因而攻易守難的“四戰”地形使其在中國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區。山地極多而平原極少的地理特征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據力量競爭的門坎：占據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諸割據勢力博殺后留下的力量最強且有余力由中原再向四方輻射的雄主，他們占據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豐富資源最終形成了最有實力實現中國統一的政治力量。這一特點產生的地緣政治規律則是中國在五千多年的歷史中始終保持著版圖的統一，其中盡管有邊界的盈縮，但始終沒有發生器質性裂變;歐洲、印度多平原少山地的地緣政治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稱型破碎的政治結果則是中國統一規律的反證。中國地緣政治的這一規律甚至讓歐洲哲學家黑格爾羨慕不已，他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么，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征服無從影響這樣一個帝國。”[263]

　　第三，“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系乎民心。”[264]不言而喻的是，中國地緣政治特點及其產生的規律還必須有人的因素才能發揮作用。“一方土地養一方人”，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于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于人的因素。

　　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人民是一個特定區域中居民主體或多數的概念，人民的政治需要是地理要素變遷的根本原因，中國多次從四分五裂的戰國時代走向統一，其版圖歷經五千年而不能被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人民對國家統一的愿望和實現這種統一的能力。無疑，技術條件、地理環境的變化可以化解也可以制造某些矛盾，但解決不了作為終極表現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當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激化為敵對關系時，這個矛盾就基本無解。當階級和民族壓迫發展到如不與一切人為敵則不能罷休的地步，這時即使坐擁天下形勝，也沒有不失敗的。

　　[1] [南宋]辛棄疾：《美芹十論·觀釁第三》，《中國兵書集成》(第7冊)，遼寧書社、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頁。

　　[2] 《孟子·公孫丑下》，焦循撰：《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51頁。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星球出版社2011年修訂版，第14頁。

　　[4] [德]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頁。

[5] 李安強主編：《世界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頁。

　　[6] 1海里=1 852米。

　　[7]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頁。

　　[8]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頁。

　　[9]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頁。

　　[10]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頁。

　　[11] 原子在化學反應中是最小和最穩定的微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電子構成。原子核由質子和中子構成，而質子和中子由三個夸克構成。電子的質量為9.1091×10^(-31)千克，而質子和中子的質量分別是電子的1836倍和1839倍。

　　[12]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頁。

　　[13] [英]阿諾德·湯因比著，D.C.薩默維爾編，郭小凌等譯：《歷史研究》上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頁。

　　[14]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主要代表作有《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出身貴族世家，經歷過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五個“朝代”。前期熱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眾議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后參與制訂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長。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國，托克維爾對政治日益失望，從政治舞臺上逐漸淡出并專事寫作。

[15] [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民主》，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43頁。

[16] [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民主》，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17～218頁。

[17] [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民主》，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93頁。

　　[18] “邊界安全”與“安全邊界”是既有聯系但又相互不同的兩個概念。任何一個進入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有主權范圍內的利益和主權范圍外的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國家“邊界安全”是指國家對其主權范圍內的領土的可控制和可保衛的程度;而國家“安全邊界”則是指國家對其分布于主權范圍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護的程度及其可達范圍。詳見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頁。

　　[19] 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生于馬其頓王國首都派拉城，曾師從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18歲隨父出征，20歲繼承王位。公元前327～前325年由波斯出發遠征印度。

　　[20] 1903年底英國打拉薩，終因無法抵御天寒被迫于次年9月撤回印度。

　　[21] 大流士一世，波斯帝國君主(前522～前486年)。于前492年派兵入侵希臘，途中大部分艦船毀于颶風，被迫折返。前490年再次興兵從海上進攻希臘，在馬拉松之戰中被雅典軍擊敗。

　　[22] “武經七書”是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年)選編頒行的武學必讀的七部兵書，它包括《孫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吳子》、《三略》和《唐李問對》。南宋高宗時，“武經七書”為選拔將領考試內容之一。

　　[23]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頁。

[24] 李安強主編：《世界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2010年修訂版，第178頁。

　　[25]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084頁。

　　[26] 據《國際統計年鑒》(2004)第30頁提供的數據計算。

　　[27]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1853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2。

　　[28] 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明太祖致書元順帝：“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上策也。”[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01頁。

　　[29] 《孟子·盡心上》：“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30] 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頁。

　　[31]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402頁。

　　[32] 黃土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黃土沉積區。位于中國中部偏北。北緯34°～40°，東經103°～114°。包括太行山以西、青海省日月山以東，秦嶺以北、長城以南廣大地區?？缟轿魇?、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及河南省等省區，面積約40萬平方公里，海拔1 500米到2 000米。除少數石質山地外，高原上覆蓋深厚的黃土層，黃土厚度在50～80米之間，最厚達150～180米。黃土高原礦產豐富，煤、石油、鋁土儲量大。

　　[33] [清]鐘廣生：《新疆志稿》卷一。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9頁。

　　[34]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頁。

　　[35]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59頁。

　　[36] 司馬遷：《史記》卷七《本紀第七·項羽》，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頁。

　　[37] 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頁。

　　[38] 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頁。

　　[39] 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頁。

　　[40] 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頁。

　　[41] 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650頁。

　　[42] 張作霖本人早于1928年6月4日被日軍在沈陽西面的皇姑屯炸死，此指張學良勢力。

　　[43] 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組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頁。

　　[44] 維特在回憶錄中稱：“既然亞歷山大三世皇帝已把修筑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全部工程，即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同俄國歐洲部分連接起來的任務托付給我了，所以在大臣中只有我才能處理這個問題。因為，可以說，在這件事上，我要比別人更能起作用，對此事我最為操心，也最了解情況。”[俄] 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頁。

　　[45] [美]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1881~1904》，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54頁。

　　[46] [美]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1881~1904》，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55頁。

　　[47] [美]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1881~1904》，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58~59頁。

　　[48] 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頁。

[49] 　諾門坎戰役(又譯“諾門罕戰役”，或“哈拉哈河戰役”)是1939年5～6月間日本與蘇聯為諾門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這塊呈三角形地區的歸屬問題在遠東發生的一場武裝沖突。沖突結果以日本關東軍的慘敗而告終。

　　[50] 參見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頁。

[51]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轉引自軍事科學院戰略理論和戰略研究部編：《安邦大略——中國歷代國家安全戰略思想論析》，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頁。

　　[52] 左宗棠：《遵旨統籌全局折》，載《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轉引自軍事科學院戰略理論和戰略研究部編：《安邦大略——中國歷代國家安全戰略思想論析》，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512頁。

　　[53] 前376年，韓、趙、魏廢晉靜公，將晉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韓、趙、魏三國又被合稱為“三晉”。三家分晉是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國奴隸社會瓦解，封建社會確定的標志。

[54] 關隴集團，亦稱關隴六鎮集團或六鎮胡漢關隴集團，陳寅恪所提出的學說，用以闡釋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權的特點。關隴和河東等地豪強地主的力量，在東、西魏的爭奪戰中，這些豪強地主都歸附了宇文泰。為了把北方六鎮武將和關隴豪族的力量統一起來，宇文泰組成了以八柱國為核心，以大將軍、開府為主要成員，以府兵系統為基礎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一般就稱之為關隴集團。這是一個依靠武裝力量建立起來、胡漢結合的集團。在西魏、北周、隋和唐初他們都占據著統治地位。其鼎盛時期在北周、隋，到武則天時期基本結束。

　　[55] 宋杰著：《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56] 鄴城，古地名，鄴城遺址位于河北省臨漳縣西南13公里的漳河北岸，距邯鄲市40公里。始筑于春秋齊桓公時。曹魏、后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先后以此為都，北周時為楊堅焚毀。

　　[57] 平城，今大同。

　　[58]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魏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頁。

　　[59]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

　　[60] 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頁。

　　[61] 司馬遷：《史記》卷七《本紀第七·項羽》，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頁。

[62] 顧祖禹(1631～1692年)字復初，江蘇無錫人，居常熟，顧柔謙之子。著有《讀史方輿紀要》，著重考訂古今郡、縣的變遷，和推論山川關隘戰守的利害，附圖要覽，共134卷。

[63]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449頁。

[64] 《明皇祖訓》《四庫全書存目·史部二六四》，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168頁。

　　[65] 指四面平坦，無險可守，容易受攻擊的地方。范曄：《后漢書·荀彧傳》：“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沖。”

　　[66]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地理格局就象一個不規范的圍棋盤。在這個不規范的圍棋盤上，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是其四邊，中原為其中央腹地。”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67]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頁。

　　[68]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頁。

　　[69]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頁。

　　[70]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434頁。

[71]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455頁。

　　[72]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434頁。

[73] [唐]杜牧：《樊川文集·第五·罪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頁。

　　[74]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436頁。

　　[75]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頁。

　　[76] 甸，田也。《禮制·王制》：“千里之內曰甸。”

　　[77]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917頁。

[78] 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頁。

　　[79] 齊州，今山東濟南市。

　　[80] 阿，地名。即今山東省東阿鎮。

　　[81] 鄄，古地名，春秋衛邑。漢為鄄城縣。在今山東省鄄城北舊城。

　　[82]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459頁。

　　[83] 直隸，明稱直隸于京師的地區為直隸。自永樂建都北京后，又稱直隸北京的地區為北直隸，簡稱北直，相當今北京、天津兩市、河北省和河南、山東的小部分地區;直隸南京的地區為南直隸，簡稱南直，相當為今江蘇、安徽兩省。清初以南直隸為江南省，以北直隸為直隸省，轄境依舊。

　　[84]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916頁。

　　[85]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916頁。

　　[86]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409頁。

　　[87] 建康，即今南京。三國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先后在此建都，六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原名金陵。秦置縣，名秣陵。東漢建安十七年，孫權在此筑石頭城，改稱建業。西晉統一，仍名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另置建鄴縣。后避愍帝司馬鄴諱更名建康。東晉南朝相承不改。

　　[88]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918頁。

　　[89]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917頁。

　　[90]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

　　[91] 淮海戰役，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中原野戰軍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臨城(今棗莊市薛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地區，對國民黨軍進行的第二個戰略性進攻戰役。 淮海戰役也是三大戰役中解放軍犧牲最重，殲敵數量最多，政治影響最大、戰爭樣式最復雜的戰役。

　　[92] 轉引自王文泉、劉天路主編：《中國近代史(19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頁。

　　[93] 轉引自王文泉、劉天路主編：《中國近代史(19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頁。

　　[94] [南宋]辛棄疾：《美芹十論·守淮第五》，《中國兵書集成》(第7冊)，遼寧書社、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頁。

　　[95] 費正清、費維愷著，劉敬坤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頁。

　　[96] 袁剛著：《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94頁。

　　[97] 參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74頁。

[98] “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國語·魯語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頁。

　　[99] 關中，秦漢唐等定都長安的王朝，函谷關或潼關以西稱關中。泛指自關以西戰國末秦故地，有時也包括秦嶺以南的漢中、巴蜀一帶。

　　[100] 關東，秦漢唐等定都長安的王朝，均以函谷關或潼關以東地區為關東，以西關中。明清時稱今山海關以東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為關東。

　　[101] 傅筑夫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頁。

　　[102] 傅筑夫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1頁。

　　[103] 轉引袁剛著：《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頁。

　　[104] 并州，古州名。相傳禹治洪水，劃分域內為九州。據《周禮》、《漢書·地理志上》記載，并州為九州之一。其地約當今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大同一帶地區。亦為太原舊稱。

　　[105] 《隋書》卷三《帝紀第三·煬帝上》，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隋書》(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頁。

　　[106] 袁剛著：《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頁。

　　[107] 袁剛著：《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頁。

　　[108] 《隋書》卷四《帝紀第四·煬帝楊廣》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隋書》(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頁。

　　[109] 《隋書》卷四《帝紀第四·煬帝楊廣》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隋書》(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頁。

　　[110] [唐]皮日休著：《汴河銘》，載《皮子文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頁。

　　[111] 袁剛著：《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頁。

　　[112] 參見葛勝全等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113] 轉引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頁。

　　[114] 袁剛著：《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頁。

　　[115] 袁剛著：《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頁。

　　[116] 汴水，此指京杭大運河。

　　[117] [唐]皮日休著：《汴河銘》，載《皮子文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頁。

　　[118] [南宋]辛棄疾：《美芹十論》，《中國兵書集成》(第7冊)，遼寧書社、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頁。。

[119] 劍閣，位于四川盆地北緣，地處川、陜、甘三省結合部。

　　[120] [唐]李白：《蜀道難》

　　[121] 益州，今四川成都，蜀漢國都。

　　[122] 1937年中央軍入川后被迫遷往成都。

　　[123] 陸大鉞、唐潤明編著：《抗戰時期重慶的兵器工業》，重慶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124] 李綱(1083~1140年)，字伯紀，江蘇無錫人，宋代抗金名臣。

　　[125] [明]陳邦瞻編：《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李綱輔政》，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22頁。

[126]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094頁。

　　[127]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097頁。

　　[128]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851頁。

　　[129] [唐]李白：《蜀道難》

　　[130]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頁。

　　[131]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頁。

　　[132]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頁。

　　[133]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頁。

　　[134] “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憚遠役，并懷擾憂。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134]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一·胡昭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頁。

　　[135]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四·劉放傳》引《資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頁。

　　[136]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四·劉放傳》引《資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頁。

　　[137] “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2頁。

　　[138] 宋杰著：《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319頁。

　　[139]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頁。

　　[140]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頁。

　　[141] 宋杰著：《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頁。

　　[142]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十一·楊洪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34頁。

　　[143] 宋杰著：《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頁。

　　[144] 曹操占領漢中后，司馬懿和劉曄 主張乘勝入蜀，曹感慨說：“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卷67，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140頁。

　　[145] 張魯，字公祺，東漢末群雄之一。割據漢中。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曹操出兵漢中攻張魯，張魯敗而降，曹操一改以往“攻城略地，動輒‘屠之’”的風格，假借天之子命，竟對來降張魯及其五子和功曹閻圃等皆封以列侯，拜張魯為鎮南將軍。

　　[146] 西城，古縣名。漢置。治所在今陜西安康西北，西魏移至安康。

　　[147] 上庸，古代地名。漢末至南朝梁有上庸郡，治所在今湖北竹山縣西南。

　　[148] 房陵，古縣名。治所今湖北房縣。東漢末為房陵郡治所，三國魏以后為新城郡治所。

　　[149] 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

　　[150]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十·劉封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4頁。

　　[151] 余明俠著：《諸葛亮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頁。

　　[152] 呂思勉：《三國史話》風吹草動國三峽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頁。

　　[153] 夔門，又名瞿塘峽，雄踞長江三峽之首，西起重慶奉節縣的白帝城，東至巫山縣的大溪鎮，全長8公里。在舉世聞名的長江三峽中，它是最窄、距離最短的一個峽，瞿塘峽谷窄如走廊，兩岸崖陡似城垣。

　　[154] 崤函，函谷關東端為崤山，故稱。

　　[155]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頁。

　　[156] 荊州，漢朝為十三刺史部之一。轄境相當于湘鄂二省及豫桂黔粵一部分;漢末以后轄境漸小。東晉定治江陵(現屬湖北)，為當時及南朝長江中游重鎮。

　　[157] 宛，古時楚國地名，今河南南陽。

　　[158] 洛，今洛陽，時為魏都。

[159] 劉備三顧茅廬是建安十二年(207年)，這一年諸葛亮27歲。

　　[160] 毛澤東多次稱贊葉劍英：“諸葛一 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據薄一波回憶：“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會 議上的發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再講一次，當我講到舊戲中王佐斷臂‘為國家盡忠心，晝夜奔忙’時，幾位同志插話，毛主席突然站起來講：劍英我送你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 《薄一波接見廣東葉劍英研究會等談話記錄》(1994 年 7 月 5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88996/89988/6038440.html。

　　[161] 廬州，隋置，治所在今合肥一帶。

　　[162]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272頁。

　　[163] 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頁。

　　[164]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頁。

　　[165]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6頁。

　　[166]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晉書》(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筆者認為，文中的“權”字，如理解為“權變”而不是目前譯家理解的權力，可能更符合全句的內容。

　　[167] 薛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頁。

　　[168] [宋]蘇洵著：《權書》，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頁。

[169] 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頁。

[170] 商紂在討伐東夷之時，沒有注意對西方族的防范，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聯合西方11個小國會師孟津，乘機對商朝發起進攻，牧野一戰，商亡。 毛澤東在評價帝辛時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統一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薛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頁。

　　[171] 長江三峽西起重慶市的奉節的白帝城，東至湖北省的宜昌的南津關。自西長江三峽向東主要有三個大的峽谷地段：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三峽因而得名。三峽兩岸高山對峙，崖壁陡峭，山峰一般高出江面1000～1500米。最窄處不足百米。三峽是由于這一地區地殼不斷上升，長江水強烈下切而形成。

　　[172] 1962年1月12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由顧問鈴木茂三郎率領的訪華代表團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么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頁。

　　[173] 1949年10月1日，北平改稱北京，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中心，重慶、廣州、南京、沈陽、鞍山、西安、撫順、本溪、武漢被納入中央直轄城市。

　　[174] 公元755年，唐爆發了“安史之亂”。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于年底攻占東都洛陽，756年6月再陷潼關，危及長安，唐玄宗西逃并最終由馬嵬驛南下逃到成都。而太子李亨則從馬嵬驛率隊伍北上靈武(今寧夏靈武西南)。進入成都的玄宗如泥牛入海，只能被動地適應戰局的變化，而北上的太子李亨部則反敗為勝，迅速扭轉戰局并收復失地。

　　[175] 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頁。

　　[176] 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頁。

　　[177]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384頁。

　　[178]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頁。

[179]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頁。

　　[180]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181]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頁。

[182] “川北蘇區始終是被隔離著的。四川在中國地理形勢上，偏處一隅，而‘通南巴’地區更是全省偏僻的地方。”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頁。

[183]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184] 懋功，舊縣名，即今四川小金縣。

[185] 西康，舊省名，轄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區東部地區，1955年撤銷。

[186] 《應在川陜甘三省建立蘇維埃政權》(1936年6月16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頁。

　　[187] 兩河口，村名，位于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區東部地區。1955年撤銷。

　　[188] 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頁。

[189] 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頁。

　　[190]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頁。

[191] 左路軍，下轄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第九軍，紅軍第四方面軍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軍。

[192] 康瀘天蘆雅名邛大，指四川康定、瀘定、天全、蘆山、雅安、名山、邛崍、大邑。

[193] 懋，指懋功。撫，指撫邊，村名，位于今四川小金縣北部。

[194] 毛兒蓋，村名，位于四川松潘縣西部。

[195] 磨西面，村名，位于四川瀘定縣南部。

[196] 綏，指綏靖，舊縣名，即今四川金川縣。崇，指崇化，村名，位于四川金川縣南部。

　　[197] 卓克基，位于今四川馬克康縣南。

[198]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

[199]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頁。

[200] 《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頁。

[201]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頁。

[202]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5頁。

[203]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頁。

[204]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205] 肖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系史(1945～2002)》，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頁。

[206] 毛澤東：《戰爭準備要放在兩個可能上》(1965年10月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頁。

[207] 毛澤東：《要很好地分析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1962年10月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頁。

[208] 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軍委確定，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在北方一些地區要立足于頂住敵人，在南方一些地區同誘敵深入，把敵人放進來打。這一思想后來被概括為“北頂南放”。

[209] 毛澤東：《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1964年9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頁。

[210] 川漢鐵路是清朝末年計劃建設的一條鐵路線，最初計劃從成都起，經內江、重慶、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奉節、秭歸、宜昌、至漢口，全長3000公里。此條線最終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鐵路。

[211] 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建設工作匯報時的講話》(1964年11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頁。

　　[212] [宋]蘇洵著：《權書》，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頁。

[213] 湘黔鐵路是連接湖南和貴州的重要干線鐵路。早在1936年國民政府就與德國簽訂修建湘黔鐵路的借款協定，并進行初測，后因抗戰爆發被迫中止。建國后，于1958 年至1960年曾兩次復建又兩度停工，1970年9月再次復工，1972年10月建成通車,前后歷時37年。該路的建成增加了西南地區通往東部沿海地區的通道，縮短了云、貴、川三省到中南、華南、華東地區部分省市的距離。

[214]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215] 毛澤東：《在杭州聽取計劃工作匯報時的講話》(1965年6月1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頁。

　　[216]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頁。

[217]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156頁。

　　[218]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918頁。

　　[219]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頁。

[220]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083～2084頁。

　　[221] 陳光彥：《中國歷史的地理樞紐》，信陽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90頁。

[222] 施瑯：《靖海紀事》，載《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六輯，臺灣大通書局。

[223] 日本海軍曾將中國海南島視為“第二個臺灣”。參見重光葵著：《日本侵華內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動亂》)，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頁。

[224] 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頁。

　　[225]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頁。

　　[226]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頁。

　　[227]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頁。

[228]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229]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頁。

　　[230] 雙方約定：“一、英國約定不在是中長城以北，為自己或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爭求任何鐵路讓與權，并且不阻撓——直接的或間接的——為俄國政府所支持的對這一地區鐵路讓與權的要求。二、俄國方面約定不在揚子江流域為自己或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爭求任何鐵路讓與權，并不阻撓——直接的或間接的——為英國政府所支持的對這一地區鐵路讓與權的要求。”全文參見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頁。

[231]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516頁。

　　[232] 沔，即沔水，古代通稱漢水為沔水。據《水經注》，北源出自陜西留壩西一名沮水者為沔，西源出自今寧強北者為漢，二源合流后通稱沔水或漢水。北源長而西源短，《漢書·地理志》：“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即以西源為正源;《說文》：“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則以北源為為正源，《水經》同，而都稱西漢水(今嘉陵江及其上游西漢水)為漢。又沔水入江以后今湖北武漢市以下的長江，古人亦得通稱沔水。故《水經》敘沔水下游一直到入海為止?！掇o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頁。

[233]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2頁

[234]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

　　[235] 武漢，是中部唯一的副省級城市。世界第三大河長江及其最長支流漢江橫貫市區，將武漢一分為三，形成武昌、漢口、漢陽三鎮跨江鼎立的格局，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武漢，首次將漢口、武昌、漢陽合并為京兆區，總稱武漢，開三鎮合并先河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暫由中央直轄，成為新中國新設立的首個直轄市。1954年6月19日，中央會議決定將武漢由中央直轄改為湖北省省會。

　　[236] “武漢會戰的戰線之長，時間之久，兵員之多，規模之大，犧牲之重，是抗日戰爭中其他任何戰役所不能比擬的。在會戰過程中，中國軍隊動員120多個師，約100萬人，傷亡、散失約60萬人。日軍傷亡、失散、被俘人數20軍，染病15萬。以上數字，各家所說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即是抗戰以來，遭受損失、付出代價最大的一役。”江濤著：《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頁。

　　[237] 1938年6月蔣介石在給第三十九軍軍長劉和鼎的電文中作出批示：“為了阻敵西犯，確保武漢，依據馮副委員長建議，決于趙口和花園口兩處施行黃河決口，構成平漢路東側地區間的對東泛濫，該軍擔任趙口之決口，限兩日內完成。”江濤著：《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頁。

　　[238] 美國國務院編，張瑋英等譯：《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頁。

　　[239]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917頁。

　　[240]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頁。

　　[241] 饒勝文著：《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頁。

　　[242] “三藩之亂”， 三藩之亂是清朝康熙年間平西、靖南、平南三藩王發動的叛亂?？滴跏?1673年)下令撤藩。康熙二十年(1681年)，這場歷時8年，蔓延10省的三藩之亂才平定下來。

　　[243] 江濤著：《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199頁。

　　[244] 1949年3月22日，蔣介石在奉化約見宋希濂、關麟征等作軍事布署，蔣對關麟征說：“如果談不成，共軍必然過江，今后西南地區極為重要。現在湖南境內的幾個軍，于必要時，應叫他們退到湘西去，如共軍向宜昌、沙市進攻。你所指揮的部隊，可轉移到鄂西一帶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設在恩施為宜，因為那里有機場。陳明仁兵團將來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帶。這些部隊，應歸你統一指揮，以鞏固川東門戶。”6月21日上午蔣介石在福州南郊機場召開臨時軍事會議，會上表示：無福建即無臺灣，決心固守福建以鞏固臺灣外圍。他說：“臺灣將是黨國的復興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異尋常。比方臺灣是頭顱，福建就是手足，沒有福建即無以確保臺灣。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閩江以北，閩南也難以確保。”參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2期，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37～138頁。

　　8月，蔣介石攜蔣經國從廣州飛抵西南重慶27日，約宋希濂等聽取其對川、鄂、湘軍事報告。29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四川地廣人眾物豐，為我國西南之重鎮。而西南各省，又為我抗日戰爭時期之最后基地;沒有西南，抗戰不會成功的。因為西南各省關系重大，所以，父親對于川、滇問題的處理，亦特別重視與審慎。”9月6日，將蔣經國寫道“此時云南問題乃國家存亡，革命成敗之最后關鍵”。12月7日，蔣介石在重慶約張丘軍、閻百川面談，“對于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曾經數度研究，其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俟機反攻，收復失土。到此乃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矣。因于晚間作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臺灣臺北，大本營設置西昌，成都設防衛總司令部。此時胡宗南部隊已翻山越嶺，跋涉長途，轉到成都平原。”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228頁。

　　[245] 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頁。

　　[246] [明]陳建：《建都論》，載陳子壯撰：《昭代經濟言·卷九》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94頁。

　　[247] 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

[248] “五胡”指匈奴、鮮卑、羯、氐、羌;“十六國”指前涼、后涼、南涼、西涼、北涼、前趙、后趙、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漢。這個時期也被稱為“五胡亂華”時期。

[249]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083頁。

[250]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402頁。

　　[251] 《史記•卷四•周本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

　　[252] 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死后原廟號為“太宗”，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為“成祖”。

[253]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記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404頁。

[254] 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頁。

　　[255] 定軍山位于陜西省漢中市勉縣城南5公里，三國時期古戰場，有“得定軍山則得漢中，得漢中則定天下”之美譽。定軍山以三國時蜀漢大將黃忠于漢中之戰擊斃曹魏大將夏侯淵聞名。根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記載，諸葛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所以定軍山建有武侯墓。黃忠病逝之后也葬于定軍山下，在清代由劉源遷葬成都雞矢樹。

[256]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257] 長城是古代中國在不同時期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聯盟侵襲而修筑的規模浩大的軍事工程的統稱。長城東西綿延上萬華里，因此又稱作萬里長城?，F存的長城遺跡主要為始建于14世紀的明長城，它東起橫貫遼寧東虎山，經河北、天津、北京、內蒙古、山西、陜西、寧夏、至甘肅嘉峪關。全長8851.8公里，平均高6至7米、寬4至5米。

　　[258]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頁。

　　[259] 《史記》卷四《周本記》，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

　　[260] 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185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24頁。

　　[261] 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185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頁。

[262] [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263]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頁。

　　[264] [南宋]辛棄疾：《美芹十論·觀釁第三》，《中國兵書集成》(第7冊)，遼寧書社、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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