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派”(WarHawk)一詞源于美國，一直被用來形容主張采取強勢外交手段或積極軍事擴張的人士、團體或勢力。近年來，隨著南海、東海問題不斷升溫，中國一些以軍事學者為代表的，堅持在主權領土問題上保持強硬立場的中國“鷹派”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焦點，他們尤其受到要“重返亞太”的美國的關注。日前，西方媒體一篇題為“中國軍方鷹派開始進攻”的文章稱，“中國軍方官員的強硬姿態意味著，中國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出現了意義深遠的變化。”美國到底如何看這些中國“鷹派”?近日《環球時報》記者采訪了多位美國軍方以及戰略學者，在他們看來，中國“鷹派”的言論為美國研究中國增添了新視角，但同時也給判斷中國戰略意圖及未來走向增加了難度。
“中國鷹派言論不僅是個人觀點”
“先下手為強”、“為沖突做準備”、“殺雞儆猴”，這些是美國等西方媒體和學者眼中中國“鷹派”常用的詞匯。近來，西方媒體和戰略學者突然興起一股關注和研究中國“鷹派”的潮流。一方面是由于這些強硬的聲音，更重要的是這些強硬聲音發出者并不是普通人，而且這些中國“鷹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官方讓美國和西方困惑。
“顯然在這個時代，這些中國鷹派軍方學者有足夠的自由可以發表看法，但大多數美國分析家不會將此簡單視為他們的個人觀點，而是認為這些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某些政策圈內，想必也包括軍方的態度。”面對《環球時報》記者，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亞太研究部主席兼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喬納森•波拉克毫不諱言美國很關注這些聲音。他說，在他知道的許多中國“鷹派”代表人物中很多是軍方學者，其中不少是已經退役的軍官，但因為他們曾經或正在擔任的職位以及中國的輿論體制，美國戰略學界大多相信他們所表達的強硬觀點“或多或少獲得了中國政府或軍方的認同或授權”。但美方的最大難題是無法判斷這些言論是否確實與中國的軍事政策制定相關，或是對其有多大程度的影響。
波拉克的一位同行，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亞洲安全研究教授大衛•萊此前曾專門就中國“鷹派”發表研究論文稱，“鷹派”是中國崛起的自然結果，他們并不是普通人。許多“鷹派”人士是解放軍高級軍官或剛退役的解放軍軍官。他們以中國日漸增強的國力作后盾，而且在政府允許下作“個人評論”。他們的“鷹派”言論能輕而易舉成為重要新聞，而且聽眾無數——中國的3億網民。
其實，不少美國軍方學者也被中國媒體稱為美國“鷹派”。在這些美國“鷹派”眼中，中國“鷹派”似乎更“強硬”。美國國防及戰略問題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亞太安全部高級主任帕特里克•克羅寧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鷹派”各國都有，特別是軍方在討論國家利益問題時會顯得強硬，其中包括愛國和民族主義因素，但并不是所有“鷹派”言論都被解讀為“威脅”。中國“鷹派”的出現使中國制定政策的討論出現了多元化聲音。但他說，過激的“鷹派”言論，如針對較弱小國家的“好戰言論”會被美方解讀為“對抗性”態度，無利于復雜爭議的解決。
對于美國同行這樣的觀點，中國軍事戰略問題專家彭光謙并不認同。彭光謙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美國學者習慣用美國政治的概念來套中國的事情。中國沒有什么“鷹派”、“鴿派”，那些是美國人妄自猜測。“對美國說個不字就是‘鷹派’嗎?”彭光謙認為，首先“鷹派”并不是一個確切的概念，而且用西方的概念來套中國政治生態不合適。被美國認定的中國“鷹派”只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決心更堅定，對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反應更敏感，在言辭上更坦率一些。“不能只說美國人愛聽的話。那中國的輿論不會太單調嗎?”
“鷹派”與“和平發展”唱反調?
“中國領導人說‘和平發展’，這個詞很好聽。但是一些(中國鷹派)言論如此尖刻，無論是在中國國內說的，甚至還是中國現役將官出訪海外時說的，這樣的舉動完全沒有釋放任何令人安心的信號。”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學者波拉克說，中國“鷹派”的言論揭示了美國研究者不太了解的中國現有的一個新群體，但是一些“有關美國黑暗陰謀的極端觀點”令長期觀察中國的美國分析家“生氣”：“他們描述的美國不是我所知道的美國。”波拉克還說，中國“鷹派”的觀點在中國輿論環境中得到了一定肯定，這也是美國軍方反復提“不確定中國戰略意圖”的原因之一。
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克羅寧認為，美國對華政策不太可能根據某位中國軍事學者的某個觀點而改變，但“嚴肅的中國軍官對一些重大威脅的討論”肯定會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環境”。他說，“這些被中國以外的國家理解為威脅的言論，會變成美國政策制定會議中的討論內容或是向政策制定者簡報的內容。”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被美國學者和媒體認為是中國“鷹派”的代表之一的羅援，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表示，實際上美國人對中國“和平崛起”有誤讀。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意味著掛上免戰牌。和平崛起與保家衛國不矛盾。和平崛起不意味著拿土地換和平。他認為，陰謀論產生原因是中美互信基礎脆弱。美國人宣揚的“中國威脅論”其實就是美國版的中國陰謀論。而且在很多問題上，美國沒有給中國一個可信的答案，中國有理由懷疑。比如，當中國與其他國家發生矛盾時，美國總是站在其他國家一邊;美國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和戰略圍堵;美國違背自己的承諾，對臺軍售從未停止;美國法案限制與中國軍事技術交流，對中國進行技術禁運。美國對這些問題若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所謂“美國陰謀論”自然會煙消云散。
“鷹派”應不應該穿軍裝
在不少美國軍方人士看來，中國鷹派之所以更容易給人留下“威脅”的印象，很可能與他們大多是穿著軍裝在公共場合發表激烈言論有關。美國陸軍作戰學院戰略研究所教授大衛•萊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美國對中國走向的質疑及對中國崛起感到威脅是兩國國力變化的“結構性問題”，跟中國鷹派對美強硬沒有太直接關系。但他同時表示，“在美國，看不到與中國‘鷹派’人物同等軍銜的現役軍官出來講這樣的話，否則將違反規定。現役軍人是不能這樣發表言論的。”大衛•萊說，“(如果)作為哪個協會、智庫或以個人名義出來講話無可厚非，但不能穿軍裝。因為無論你如何否認，軍裝代表的就是軍隊和政府立場。”
大衛•萊所說的“不能穿軍裝”是指完全退役，從軍官變成文職，而不是在公開場合穿便裝，回到任職單位繼續穿軍裝。他說，在美國，將政府官員、軍官及學者分類成觀點較傳統、支持加強國防的“鷹派”或觀點較開放、傾向于外交協商的“鴿派”已有多年的傳統。但總體上說，軍人發表言論一貫謹慎，避免給公眾留下“軍方干政”的印象。除現役軍官未經允許不得公開發言外，退役高級將領講話也很小心。軍方人士提出爭議性的激烈觀點和言論僅限于閉門討論或軍事理論交流的范圍。
對于美國眼中的“中國鷹派”形象，羅援認為，首先，這是因為有些美國學者戴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看問題，有冷戰思維。其次是因為有些媒體不準確地、片面地引用和放大一些觀點，甚至為了吸引眼球把媒體人的一些觀點作標題，導致美國人對中國一些聲音產生誤讀誤判。第三，美國戰略學者與中國這些被他們定義為“鷹派”的人直接接觸少，缺乏全面客觀了解。第四，美國人對中國的輿論多元化還不太適應。“美國人是葉公好龍，希望我們多元化，又只想讓我們說他們喜歡聽的話”。羅援認為自己雖有硬話，但沒有過激言論。一些離譜的話是“被過激”。
羅援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美國不一樣。中國的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也是黨的軍隊。中國的憲法賦予軍人捍衛主權、維護穩定、反對分裂的職責，這不是軍人干政，而是軍人履職盡責。美軍一些現役將領也經常發表一些言論。他說：“我們是理性鷹派”，“我們尚武，但又崇和”。羅援既做過野戰部隊的軍人，甚至和美軍交過手，也當過外交官，還去美國做過訪問學者，他認為，中國鷹派不極端，他們對促進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能提出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歸根到底他們是“國家利益派”。
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克羅寧說，其實一些中國軍事學者的觀點對于他了解比如南海問題牽扯的各方利益有很大幫助，應該鼓勵中國軍方與外國展開更多、更坦誠的對話：“相對于說出一些直言不諱的觀點，如果他們不講話，大家反而會更緊張。”大衛•萊在其有關“中國鷹派”的論文中也稱，對于中美關系而言，中國鷹派的到來是福禍摻半。美國不必高估中國鷹派的重要性，但“倘若忽視他們的聲音，美國就危險了”。
(《環球視野》摘自《環球時報》)
鏈接一：將軍羅援用“微博”打筆仗
齊岳峰
當軍人學者在遇到重大熱點問題時，應該怎么辦?在電視、報紙上發言縱論國際關系、進行軍事分析的將軍們備受關注，當他們將言論場移到微博等新媒體平臺上后，等待他們的會是什么?、
這一個月來，羅援一直在戰斗。
這位備受關注和爭議的少將此前大多出現在電視鏡頭和報紙版面上，縱論中日關系、中美關系、南海問題。但自從2月22日開通新浪微博后，他把關于軍事外交的爭論從傳統媒體的陣地轉移到了社交媒體上。
“我是羅援，經批準我可以開微博了。”在發出的第一條微博里，公開認證身份為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的羅援少將直言不諱地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輿論陣地，你不發聲，別人就發聲，甚至冒充你的聲音發出一些噪聲。還有一些人趁機進行誹謗攻擊、造謠污蔑。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發。為了我們親愛的祖國、親愛的黨、親愛的軍隊、親愛的人民，我們應該戰斗!”
這條微博被轉發了40199次，而在這下面的評論多達36544條。
此前，羅援少將在電視里和報紙上，鮮有機會直接接觸到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現在，他們一擁而上，言辭犀利，互相攻擊。
軍人如何打“筆仗”
古語云：統軍之才謂之將。也就是說，將軍就是準備帶兵打仗的，能否上戰場指揮千軍萬馬，是區分“文”與“武”的標志。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羅援對記者稱，將軍的本職就是要天天想打仗、會打仗、敢打仗。打，就要打贏。帶兵打勝仗，是將軍的專利，沒這個專利就不能稱之為將軍;使用不好這個專利，就不是稱職的將軍。
羅援還有一個身份，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他所在的軍事科學院，是中央軍委的智囊機構，“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知兵謀勝’之道，許多事關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咨詢建議就是出自我們院，幾乎所有指導部隊作戰訓練的條令條例也是出自我們院。”
位于北京西北角的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環境幽雅寧靜，是中國軍方軍事科學研究頂尖機構。用羅援的話說——這里是沒有硝煙的戰場，“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出血斑斑”。
相比其他軍事研究人員，羅援的經歷顯得更加特殊一些。公開資料顯示，這位出身紅色家庭的軍人，其父是當年執掌國家情報部門的羅青長，而羅援本人更曾在抗美援老戰爭中奔赴前線參戰。1973年春，羅援作為軍工組成員，率自己所在的高炮部隊跨過邊境線，進入老撾戰場。羅援曾對媒體說，“部隊換上老撾人民軍軍服的時候，我的內心確確實實升起一種慷慨赴死的感覺。我很清楚，自己即將在戰場上接受生與死、血與火的考驗。”
在與一些國外學者或媒體接觸時，對方稱羅援為“中國軍方的強硬派代表人物”。羅援說：“我是長了一雙鷹的眼睛和爪子，又長了一顆鴿子的頭腦和心臟。”
但他強調，他的聲音并不代表中國軍方的正式表態，能代表中國軍方權威聲音的只有中央軍委領導的言論和國防部發言人的表態。“我不在乎國外媒體如何說三道四，也不在乎國內某些人品頭論足。詩經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曾經說過，我有‘六不’：一不反黨，二不欺民，三不怕死，四不愛財，五不貪腐，六不媚外，一心只想精忠報國，何懼之有!”
羅援可能無懼之有，但另一個人曾經的故事或許能提供另一面的情境。2010年，美韓針對天安號事件的后續發酵還在持續中，美國聲言要出動核動力航母進入黃海軍演。就在彼時，國防大學教授李大光在《環球時報》發表文章《切忌被別人拉進黃海“漩渦”》。文章批評中國有些國民對美國的所謂“過激言論”，李大光認為“國人也不必因美國航母參演而感到‘狼來了’”。
此文既出，不久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前所長楊毅在《解放軍報》上發文稱，針對美國執意要在東北亞地區特別是在靠近中國重要政治與經濟重鎮聚集地區的黃海海域進行軍事演習，中國政府進行了多次嚴正交涉，廣大民眾也表達了強烈的憤慨。美國不但不思己過，還反誣中國反應“過度”，說什么中國有著一種崛起大國的“傲慢”。這實在是顛倒是非，無端指責!
兩篇文章各有側重，但后來在網絡論壇中卻被篡改為針鋒相對的文章，更有好事者以“楊毅怒斥李大光”為標題，以訛傳訛，流傳甚廣。此事過后，諸多軍中人氏發言時都頗為謹慎。
擴音器中的“喊話”
當軍人學者在遇到重大熱點問題時，應該怎么辦?
這并非中國軍方學者才會遇到的問題。在羅援的觀察中，很多國家的軍方學者處理此類問題并不是噤若寒蟬，而是主動發聲，引導輿論。“一是通過國防部發言人表態;二是由有軍方背景的學者或學術機構撰文或接受媒體采訪表明觀點;三是主動邀請媒體嵌入到軍事行動當中去，由他們隨軍報道。”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國家軍方發聲是有策劃、有目的、有組織的。“誰出來說，誰不能出來說;什么問題可以說，什么問題不能說;誰唱白臉，誰唱紅臉，誰進行戰略欺騙，事先都有精準策劃。而我們剛剛說些具有自己語言風格的話，他們就感到不適應、不痛快，開始說三道四了，這不是典型的葉公好龍嗎?”
近些年中國軍人在媒介上公開點評時事(大多與軍事有關)或許始自2003年美伊戰爭之際。當時，國防大學教授張召忠被中央電視臺邀請參與節目直播，并對戰事進行相關解讀。根據資料梳理，剛剛開戰的時候，他認為美軍將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薩達姆在“誘敵深入”;當美軍很快兵臨巴格達城下的時候，他認為美國將面對一場艱苦的巷戰，傷亡將大于越戰;當美軍拿下巴格達之際，他認為薩達姆的精銳部隊撤退到了其家鄉提克里特，那里將發生最后的決戰;當提克里特不戰而降的時候，他猜測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一定躲藏到了地下掩體中。
關于那場戰爭的解讀曾經引發了諸多爭議。軍人通過媒介對外發聲，在近些年尤顯突出。而由于媒介的作用，很多軍事研究領域將官的話語被制作成醒目的大標題，成為媒介的一大賣點。當然，同時也會招致不小的爭議。不可否認，軍人通過媒介對外發聲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是信息化、網絡化時代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軍隊與國際接軌、對外增信釋疑的現實需要。“它體現了我軍在現代化建設方面更加成熟、更加自信。國際社會需要中國軍事透明，中國的民眾也需要對中國的國防現代化進程有一定的知情權。這就需要一些軍事專家出來解惑釋疑。這個陣地你不占領，別人就占領;真專家不出來說話，假專家就會出來冒牌。”
盡管如此，當軍人遇到媒介，也并不意味著劉備找到孔明，很多困惑依然存在，很多溝通依然會有周折，但有時候正是這些周折造就了當下一種特殊的媒體生態。雖然不能說當下的媒介與軍職人員的互動，達到了一個良性的狀態，但相比之前，總有很大進步。
或許，媒介與軍方的活動，只有在明確哪些可說哪些不可說的前提下，達成相互默契——“才能達成文化上的自覺。”
羅援稱，由于軍隊是一個特殊的團體，涉密程度高，一些問題過于敏感，不可能所有的軍人都出來發聲，因此，有選擇地組織一些專家學者就一些外界或大眾關注的問題進行解讀，就成為必要。當然，“這部分人員大多來自軍隊可以對外開放交流的軍事院校和學術單位，鮮有職能部門和作戰單位的指戰員。”
公開發聲的“十將軍”
2012年釣魚島之爭持續至今，軍中研究中日關系者公開發聲者甚多。
《環球時報》就曾以“十將軍談釣魚島，要做好對日軍事準備”的大幅報道引起海內外關注，一時間坊間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這十位將軍身上。
考量一下他們的身份，或供職于有爭議背景的研究團體，或為退役的前解放軍軍官，大多是近年在媒體上經常發聲的人士，例如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喬良少將，原南海艦隊政委趙英富中將，現任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原解放軍防化學院領導徐光裕少將……
當“將軍”們的聲音一次次出現在中國重大外交事件領域，人們該如何去解讀或者說“領會”呢?
上述諸人，一個共同的特點是，鮮有現役的作戰部隊或軍事指揮部門的軍官，大多為退役或供職于軍事院校或軍事研究部門的人員。或有人稱，他們的聲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讀為中國軍方的真實心理?
2005年，在香港，美軍的一個上校講到臺灣問題的時候，稱“中國不要誤判美國”，于是招來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朱成虎少將的針鋒相對。朱在回答提問時還同時指出：弱勢國家沒有能力在常規戰爭中戰勝強勢國家，只有通過非常規戰爭來贏得戰爭勝利。中國人會為西安以東所有城市的毀滅做好準備，當然美國人也必須準備數百座城市被中國人所毀滅。朱強調：這些僅僅是他個人觀點。
但是“核武反擊”的言論發布后，令美國輿論相當“震驚”。這畢竟是中國軍方人士鮮見的公開對外發聲。
關于這場爭論的是是非非，當年曾有諸多聲音，大多將焦點集中在朱成虎的言論上，并有相當多的聲音對此予以批駁。七年后，徐光裕對本刊記者稱，當年他也注意到了相關報道，并表示驚訝。徐光裕后來曾為此事專門詢問朱成虎，朱成虎對徐稱，當時他是在被挑釁的狀態下予以的回擊。
當時，在徐光裕的觀察中，朱成虎其實“很聰明，英語講得非常流利，戰略分析的能力相當強”。
徐光裕所在的軍控與裁軍協會，與外交部下屬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合署辦公，在徐看來，目前國內有很多這樣的協會，都有一定的軍方背景，有軍方專家和退役將領參加。這些組織在對外交流尤其是戰略安全領域的交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官方外交領域的不足。
2013年春天的全國兩會，這些將軍大多出現在鏡頭中，其發言也被媒體瘋狂追逐。現任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朱德之孫朱和平，作為政協委員對媒體稱，中國的軍費到目前為止是美國的六分之一，人均經費大概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屬于比較低的水平。而對于中日此前釣魚島爭執，朱和平更認為“我們會盡量避免擦槍走火的現象，維護好東海地區和平穩定。但是如果日本不改變態度，一再挑釁的話，那么這些擦槍走火的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
現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副部長的全國政協委員毛新宇在接受媒體關于朝核問題的提問時候稱，朝鮮應走無核化、和平發展的道路，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心愿——這樣的表態給了大洋彼岸不小的震動，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戴維斯就稱“毛主席的孫子、解放軍將領(毛新宇)呼吁朝鮮邁向無核化”。
面對媒體關于朝核問題的提問，人大代表、解放軍總后勤部政委劉源上將稱朝鮮“是為了自保所以才擺出一種好像好戰的姿態，他實際上也是對抗美國和韓國的這個動作”。劉源為劉少奇之子。
羅援則在新浪博客上與復旦大學教授馮瑋展開了關于中日關系的一場激辯。羅援說，要提倡“君子之辯，有理講理”。
這一次，他更多的利用新媒體的便捷性，在此之前，令他苦惱的是有人會偽造他的言論。“比如網上流傳羅援提出要‘轟炸東京’、‘要率團登島釣魚島’，這些都不是我本人的觀點。”
截至3月22日，羅援開通微博正好一個月，他前后共發出了45條微博，每一條都會引來上千條評論，而他的粉絲量達到了近30萬人。
在這個新的言論場上，還有更多的激烈辯論等著他。
(《環球視野》摘自《小康》)
鏈接二：中國鷹派既珍稀又孤獨
雪珥
鷹派將校進駐“虛擬”媒體并引發圍觀，或許是2013年極具中國特色的非虛擬事件，再度凸顯社交網絡在中國異化為公共媒體的非典型道路。在這個日趨多元，卻充斥著各類話語圈套及情緒陷阱的新戰場，鷹派將校的強硬、率直但顯然還缺乏精致“微”包裝的言論，遭到了有意無意的肢解、局部放大及誤讀，收獲了種種言不由衷、動機復雜的支持和反對。
沉溺于網絡口水游戲快感的各方，試圖將鷹派的呼嘯納入本就糾纏不清的“左右”之爭。盡管認真檢視鷹派那些并不精致的“微言論”，可以清晰地發現他們的話題核心是——并且僅僅是——新形勢下的國防安全，但這并不妨礙在線各方做出自己需要的各種解讀。而這類解讀的共同點，就是回避了鷹派言論的國防核心，而糾纏于只言片詞乃至語氣。
在各種有色眼鏡的解讀下，鷹派暴露了一個雖不致命卻很關鍵的軟肋：雖然他們對網絡時代的國防危機足夠敏感，并跟上了國際軍事的發展態勢，如對網戰的高度重視，卻顯然缺乏一套與時俱進的話語符號體系，而不得不借用相對陳舊的術語甚至口號。這些毛時代的話語遺產，在承載新時代信息方面，不堪重負，且因為其外在的符號與“左派”實在過于相似，而大大增加了被在線各方用“左右”思路各自解構、并解讀的風險。
相對來說，所謂的“右派”因為刻意地選用了不同的符號體系，因而在言詞上表現得更為新潮和自如，不過這也增加了其演出的難度。畢竟要穿西服打領帶，比“左”邊多扮短布衫朋友的本色上演，要費力不少，在忘情的時候也容易穿幫——比如某些公知公然宣稱對鷹派不需講理，上來開罵即可，卻忘了自己一貫高唱的“理性對話”。
其實，所謂“左右”之爭多是偽命題。在充斥著“姿勢分子”的“左右”紛爭中，骨子里的黨同伐異、不擇手段并無區別，技術層面上也都能毫無困難地實現從“出口成章”到“出口成臟”的無縫鏈接。
在這樣的一地雞毛里，鷹派其實是極為珍稀、也是極為孤獨的。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傳統，本就不容易誕生鷹派，在經歷了種種攔截和磨礪、好不容易出現了幾只鷹之后，鷹們卻發現，自己的身邊充斥的并非鴿子，而是雞鴨。
鷹派、鴿派并無高下之別，而只是對敵斗爭路徑和方式的不同，鷹、鴿的身份甚至在不停地轉化，古今中外不乏先例。但他們有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站在戰場上，以民族利益至上，區別僅僅是站在槍炮的熱戰場上，還是站在外交的冷戰場上。
人們容易忽略的是，林子大了，長翅膀的并非都是鷹或者鴿，或許僅僅是雞鴨。雞鴨雖有翅膀，卻不會飛翔，雖有嗓子，卻不會吶喊，既不如鷹勇猛頑強，也不如鴿身段靈活，卻絲毫不妨礙他們熱衷于左右互搏的地面游戲。
任何一個民族，無論內部有多么尖銳的左右之爭，都需要有超越左右的鷹派，捍衛民族的底線。中國鷹派雖想竭力高飛，卻因話語符號體系的陳舊，及長期與雞鴨一同圈養，而難以發出獨特的、清亮的嘯聲。鷹擊長空一聲嘯，從話語符號、思維方式到行為模式，全面超越雞鴨間的“左右”之爭，是鷹派最為基本的生存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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