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大學副教授 俞力工
一年以來，大陸學者陸續(xù)發(fā)表了幾篇支持琉球獨立的評論，尤其是3月16日中國外交部旗下刊物“世界知識”所刊發(fā)的“牡丹社事件與日本吞并琉球國”一文，更是引起日本朝野廣泛關注。
這一系列“攻勢”的具體結果便是，本月15日 “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正式成立。同日，該會核心成員還前往“琉球縣政府”遞交請愿聲明，要求全面撤除美軍基地，盡快讓琉球民族自決，建立一個和平，自由，平等的國家。
琉球于十二世紀已建立三個王國，1370年代相繼主動入貢中國，形成中、琉間的宗藩關系。1609年日本入侵琉球，占領奄美群島，自此琉球同時入貢中、日兩國。
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隨后便與清廷為琉球最終歸屬之事進行了多次談判。日方主張將琉球一分為二，中部、北部歸日本，南部(宮古，八重山)歸中國。中國則透過美國前總統(tǒng)格蘭特提出一分為三方案，即北方歸日本，中部維持獨立王國，南部歸中國。出于種種原因，中日兩方無法達成共識，隨之1895年中國戰(zhàn)敗，琉球一事成為中日、間的懸案。
二戰(zhàn)結束之前，中、美兩國元首商議戰(zhàn)后格局時，蔣總統(tǒng)曾向美國羅斯福總統(tǒng)提出“中美共同管理琉球”建議。嗣后隨著冷戰(zhàn)格局形成，國民政府繼而退守臺灣，美國便根據(jù)1951年《舊金山和約》托管琉球的規(guī)定，獨自對琉球進行管理。待1960年代末期美國深陷越戰(zhàn)、更加需要日本的協(xié)助時，便決定將琉球與釣魚島的管理權一并歸還日本。
問題在于，根據(jù)《聯(lián)合國憲章》第十二章、第七十六條的規(guī)定，“托管制度之基本目的應為：(子) 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丑) 增進托管領土居民之政治、經(jīng)濟、社會及教育之進展;并以適合各領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關系人民自由表示之愿望為原則，且按照各托管協(xié)定之條款，增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之逐漸發(fā)展。”
另據(jù)《聯(lián)合國憲章》第83條第一款規(guī)定：“聯(lián)合國關于戰(zhàn)略防區(qū)之各項職務，包括此項托管協(xié)定條款之核準及其更改或修正，應由安理會行使之。”美國固然有權結束托管，但無權擅自將托管地區(qū)給予任何一方，這種決定必須由安理會作出。
顯然，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之前，也沒有征求琉球人民的意見，更無視“自治或獨立”目標的存在。因此依據(jù)此國際最高大法，美國單方面處置琉球的決定，根本是違法行為。此外，把釣魚島與琉球捆綁一道的做法，更是挑撥中、日兩國的關系，而與“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目標背道而馳。因此，中國兩當局也從未對該行動給予承認。鑒于此，琉球群島的歸屬與地位，始終處于未定狀態(tài)。
如今，中方提出“琉球地位未定論”，既合乎聯(lián)合國所推動的托管地“自治或獨立”精神，又符合琉球近七百年的獨立事實。
一旦琉球擺脫日本的控制，中日之間便再度恢復了廣闊的緩沖區(qū)。這對緩和兩國間的摩擦俾有助益。一旦琉球走向獨立自主道路，漁權及釣魚島問題也隨之擺脫歷史糾結而可在和平、理性氛圍下獲得妥善解決 。2013/5/16
附文：日本的心態(tài)小議
俞力工
日本自安倍擔任首相之后，便與周邊國家鬧得不可開交。除了領土爭執(zhí)之外，還涉及對二戰(zhàn)侵略行為的態(tài)度，以及參拜靖國神社一事。
侵略行為而方面，安倍最近在國會談及前首相村山富市對朝鮮的殖民統(tǒng)治正式道歉時說道：“關于侵略的定義，不管是學術界還是國際上都尚無定論。其定義會因各國所處的立場而有所不同。”
此語一發(fā)之后，相關國家紛紛提出嚴厲譴責，但就安倍泰然自若的神情看來，他似乎沒有意識到，日本自十九世紀參與列強的“國際空間爭奪戰(zhàn)”以來，與其它強權之間的孰是孰非的確是可以有不同的定義與立場。然而就做為那場悲劇中的受害者、受侵略國，即韓國與中國而言，就只可能存在一種定義與立場，反之，便是十足的荒誕不經(jīng)。如若日本顛倒是非，甚至再次對他國領土進行侵犯，即便處于戰(zhàn)爭結束68年之后的今天，依然等同于否定二戰(zhàn)結束的投降條件，同時也就自動啟動《聯(lián)合國憲章》第53條條款，即受侵犯國可以不經(jīng)安理會的授權，對敵國(條款擬議時，具體指日本與德國)發(fā)動軍事制裁。
安倍之所以頻頻表示要修正過去若干領導人對戰(zhàn)爭罪責所表示的歉意，部分原因固然在于他個人始終認為戰(zhàn)爭是種合法行為，因此戰(zhàn)爭結束后至多涉及的是國家賠償與制裁，而不涉及賠禮與道歉;同時由于戰(zhàn)爭是屬國家行為，戰(zhàn)后尤其不得對個人加諸法律追究…。如此態(tài)度，不啻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日本戰(zhàn)敗后盡管個別領導人曾對受害國表示了歉意，但由于其歷屆政府并沒有采取像德國一樣的反法西斯教育，因此其賠禮行動至多可理解為毫無誠意的外交辭令，也因此隨時可讓右派政客修飾或推翻;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國際司法領域的最大建樹，就是跨越國家范圍，對個別領導人進行法律追究。其理論依據(jù)在于，任何個人都應當本著良知做出是否為虎作倀的決定，而不得以“執(zhí)行命令”或“合法行為”替自己的反人類行為掩飾或辯解。顯然，日本始終把自己扮演為戰(zhàn)爭的受害者，從來不對加害于人的行徑做深刻的檢討，因此便一貫地把外國加諸的司法追究當作“戰(zhàn)勝者的審判”。
就參拜靖國神社而言，日本自明治時代起，為表示對陣亡將士的尊敬與關懷，而特設此招魂社(后改名為靖國神社)。1978年甚至把甲級戰(zhàn)犯也納入招魂對象的名單。積極參拜者認為，日本具有對亡靈一視同仁、一概緬懷的文化特點，因此才不加避諱地將所有陣亡將士一概納入靖國神社。問題在于，該場所并非為所有刑事罪犯所設，而是特殊的具有戰(zhàn)員身份的社會群體。此外，遲至1978年才把甲級戰(zhàn)犯納入其中，于是便顯示出：這種“文化”并非沒有顧慮與爭議。
更加嚴重的是，日本并非世上唯一的孤島，而是處于一系列受害國的環(huán)抱中，因此便不得無視他國的文化與感情。換言之，當日本出現(xiàn)肯定軍國主義精神的同時，也必須注意到周邊國家更加關心日本是否借尸還魂，加促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一言以蔽之，日本盡管早已成為國際貿(mào)易大國，但政治上還沒擺脫“孤島的自閉心態(tài)”。更確切地說，他像是個背道而馳、“駕鬼車”的騎士，始終堅信自己的無辜，而所有迎面而來的都是“開錯道”的罪人。 201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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