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溫故可以知新——從2008年5月的“釣魚島撞船事件”看2013年5月的“菲海岸警衛隊槍殺臺灣漁民事件”

溫故可以知新——從2008年5月的“釣魚島撞船事件”看2013年5月的“菲海岸警衛隊槍殺臺灣漁民事件”

張文木

馬英九上臺不久的第一個重大“外交”方向出現在釣魚島，2008年5月在這里發生了“釣魚島撞船事件”，隨之而來的便是臺島與日本間開展所謂的“漁業協定”談判。這種涉及雙方“邊界劃定”的談判，其實質是一種變相的“主權”雙邊行為，因此，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授權和認可的情況下，臺灣馬英久當局擅自與日本開展涉及“邊界”的談判是一種非法因而是無效的買國行為。2013年5月10日所謂“臺日漁業協定”終于“生效”，至此，“臺獨”分子與日本右翼由偷偷摸摸的勾結變成公開的制度性勾結，由陳水扁時期的臺海兩岸的“外傷”變成“內傷”。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海上事端又從北而南轉菲律賓海：5月9日臺灣屏東琉球籍漁船“廣大興28號”在“重迭海域”遭菲國漁業局編號3001巡邏艇上的人員開槍射擊，造成臺灣船員洪石成不幸喪生。5月11日，臺灣當局向菲律賓政府提出“嚴正要求”的同時，馬英久似乎是舊戲重演，又要求與菲“盡速啟動‘臺菲漁業協議’談判”。溫故可以知新。筆者在此重提2008年“釣魚島撞船事件”及其結果，以期引起對臺菲今后動向的關注。

附文

“臺獨”分子與日本右翼在釣魚島日益契合[1]

——馬英九新臺海政策孕育新風險

張文木

選自張文木著《論中國海權》，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第214～225頁，刊發于《看世界》2008年11月號(上)

馬漢說：“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2]如果我們以臺灣北南劃線，從廣義上將中國整個東部和南部海面分為大東海（即渤海、黃海和東海）和大南海兩大海域的話，鑒于日本在臺灣問題上日益挑明的立場，那么，臺灣北面的渤海和黃海則是中國在東海安全鏈條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強——的環節。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擊敗中國艦隊后劫走臺灣的。今后臺灣的結局最終還要在這一海域敲定。釣魚島列嶼[3]是臺灣與日本之間的接榫點，也是“臺獨”勢力信心的支撐點。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臺灣，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邏輯結果。今天日本在中國釣魚島列嶼，進而在春曉油田與中國的爭奪，本質上是為了逼近中國臺灣。今天中國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碼的原則，那日本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臺灣，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與19世紀70-90年代歷史的重演即中國東海制海權的喪失。

這一點，“臺獨”大佬李登輝看得明白，2003年10月25日，他在為“李登輝學校”上課時表示，依照歷史，釣魚島既不是臺灣的，也不是大陸的。釣魚島的主權問題是從1971年開始的，以前沒有人說釣魚島是屬于中國大陸或是臺灣的，因為那一年大陸在海底發現了石油。他還批評臺“行政院長” 游錫堃指釣魚島屬于臺灣宜蘭縣，是不懂歷史。[4]李登輝是從“臺獨”政治的角度看待釣魚島主權問題，他否認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地位，是要將臺灣與日本從地緣政治上聯為一體。讀者不要忘記，關于臺灣的主權，日本在與中國三個文件中有實質性的承諾是《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立場，即《開羅宣言》中的“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5]

最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月5月馬英九就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后不久，他在“外交”上的重大行動就是處理“撞船事件”，地點恰好就是釣魚島。

6月10日，臺灣聯合號漁船在釣魚島海域遭到日本艦艇撞沉，六人落海后順利獲救，由臺灣“海巡署”艦接回返臺，但船長何鴻義則被日方滯留數日，接受“偵訊”。6月16日，臺灣保釣人員帶著大批媒體到釣魚島宣示“主權”，臺灣海巡警艇在釣魚島外海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對峙，臺當局“國防部”同意派出海軍最大、戰力最強的基德艦搭載“立委”到釣魚島宣示“主權”。6月17日，馬英九強調，釣魚島“是臺灣的屬島”，我們的漁船進入“領海”是很正常的行為，爭議應該通過和平的方式處理；他表示，日方光是口頭遺憾還不夠，應該要正式道歉。[6]同時馬英九親自下令，此次風波要以和平解決為最高指導原則。[7]6月20日，日本正式就撞沉臺灣漁船事件向臺船員道歉。日本交流協會副代表舟町志仁下午4時帶著日本海上保安廳第11支部本部長那須秀雄的道歉信，前往船長何鴻義的家中親自鞠躬致歉，并且同意進行賠償。

7月1日，5名日本國會議員搭機在釣魚島上空盤旋，挑釁意味濃厚，臺灣方面提出抗議，“立委”也揚言擇日將出其不意的搭軍艦出海保釣，若遇上日艦阻撓，不排除碰撞作為手段。一時間，臺灣當局與日本方面勢同水火，海內外華人反日情緒高漲。值得玩味的是李登輝對“撞船事件”的反應是高興的。7月2日，他說船沉了，日本賠償道歉，沒什么問題，雙方關系也沒有“打壞去”。 報道說，“好久不見的李登輝晚宴上心情‘這么好’”。[8]

只要讀過1999年出版的最能體現李登輝政治理念的《臺灣的主張》一書的人，都不會認為李登輝是在為在這次“撞船事件”中表現出的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和民族大團結精神而高興。[9]那么，李登輝為什么對這次事件有如此好的心情呢？因為這次事件以前所未有的聲勢變相地宣示并得到亞洲大國日本變相確認的臺灣“主權”。

我們如果抽象掉這次事件中那些慷慨激昂的情緒和繁蕪的細節，就會從中看到這次事件中三個關鍵環節：1.日本方面挑事；2.臺灣方面出船高調“宣誓主權”；3.日本政府隨即派日本交流協會副代表舟町志仁赴臺致歉，同意賠償；[10]4. 事態無損害平息。

與以往不同，臺灣這次“宣示主權”，得到了日本官方和軍方的正式“致歉”，這種關系是變相的主權對等的關系，這種“賠償”不是公司行為而是國家或準國家行為，質而言之，就是國家賠償。這是日本政府在繞開中國政府的前提下，對臺灣進行的正式公開，甚至是在世界面前高調的官方接觸。從法律上說，這是日本在向其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承諾的“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即《開羅宣言》規定的“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立場的首次公開實施。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李登輝為什么對“撞船事件”心情“這么好”的原因。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第二條即“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和第三條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的真實含義。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為什么馬英九上臺不久的第一個重大“外交”方向竟不經意地出現在釣魚島。

但這還不是這次事件的全部含義，日本和臺灣當局只是通過這次事件對大陸進行小步測試。如果測試有效，那順理成章的就是日臺各方以“周瑜打黃蓋”的方式在釣魚島“沖突”若干次后，終以“共同開發”的形式實行“和解”，其結果是日臺之間在釣魚島建立某種“主權”關系，“臺獨”分子與日本右翼由偷偷摸摸的勾結變成公開的制度性勾結，由陳水扁時期的臺海兩岸的“外傷”變成“內傷”。事實上，臺灣當局在2008年8月的“撞船事件”后已加快了與日本“擱置主權，共同管理、共同開發”釣魚島列嶼的“談判”。據報道：

臺灣和日本在今年（2008年——筆者注）歷經釣魚島“主權“糾紛后，臺“外交部”希望在9月重啟臺日之間的漁權談判，但是，日本方面希望臺灣能在談判之前，先答復日方所關心的海上劃界問題。

據臺灣媒體8日消息稱，臺灣“聯合號”漁船今年6月在釣魚島海域，遭到日本巡邏艦撞沉，這起海上意外，衍生為“主權”糾紛。由于臺日雙方都各自聲稱“擁有釣魚島主權”，所以在臺“外交部”和日方接洽希望在9月召開漁權談判時，日方要求臺灣先答復它們所關心的幾個核心問題，但是臺灣方面還沒有給予日方答復。

臺“東亞關系協會秘書長”蔡明耀說，漁權談判最棘手的部分，是經濟海域的劃界問題。他稱，“大概的方向就是劃界的問題，就是怎么樣來劃界，幾個問題，兩百海里經濟海域的問題，這個問題比較頭痛。”

臺日漁權談判之前已經舉行過15次，最近一次是3年前在東京的談判，會談沒有結果。談判的焦點都是放在釣魚島列嶼陸地領土，和它周邊12海里領海的“主權”，以及臺日雙方各自主張的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

臺“外交部”的立場是建議雙方“擱置主權，共同管理、共同開發”，甚至可采收取“入漁費”方式成立管理委員會，來解決漁權問題；但是日方的態度還不明確，所以在雙邊正式展開談判前，將先經過一段時間的幕僚作業。[11]

9月19日，馬英九在臺北會見日本媒體記者時表示，臺灣與日本“因為政治因素，沒有辦法建立正式‘外交關系’，雙方應該算是特殊的伙伴關系”，并希望通過簽訂投資保護協定及度假打工協定等促進雙方的交流，進一步發展與日本的關系。就臺灣主張擁有“主權”的釣魚島問題，馬英九表示日臺雙方應“從同時擱置‘主權’開始，然后在漁權的協議上達成共識”，呼吁盡快重啟談判。他曾將改善兩岸關系一事列為最優先課題，他表示，“過去我們和日本的關系是如此密切，但是如果和大陸關系不好，使得臺灣海峽變得不穩定，這對日本是不利的”。馬英九還稱，《日美安保條約》是“東亞和平的重要支柱”，強調將繼續推動日臺在安全保障問題上的合作。[12]對于臺日“漁業談判”，李登輝表示支持，9月23日，他在日本演講時說，“釣魚島以前就是日本的”，而想解決這塊魚場問題，臺灣應與日本農林水產省用談判解決。[13]

請注意，劃界談判只能是主權國家之間才能進行的事，可日本事實上正在與臺灣進行著這類“談判”。這意味著日本事實上已將臺灣列入“主權國家”范圍，不然，臺灣在法律上就不能在國家邊界談判中成為主體和對象。那么，人們不禁要問，日本這么做的法律依據何在呢？答案很簡單，就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第三條即“日本國政府“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開羅宣言》規定“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1932年初，日本政府策劃“滿洲國”出籠，并在3月召開內閣會議提出旨在促其連同蒙古獨立于中國的《處理滿蒙問題方針綱要》，凡七條，前五條都是促成滿蒙脫離中國，成立“新國家”的必要性和具體措施，第六條提出實現目標的策略，稱：“在實行以上各項措施時，竭力避免與國際法或國際條約相抵觸；其中，關于滿蒙政權問題的措施，由于《九國公約》等的關系，[14]盡量可以采取由新國家方面自動提議的形式”。現在這一策略在70多年后又開始用于中國臺灣，實屬賊心不死。關于此，1971年10月，周恩來總理在接見美國記者杰姆斯·萊斯頓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對臺灣有野心，日本想直接統治臺灣。所以，日本在聯合國支持臺灣，決非簡單之事。還可以進一步說，這不僅是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問題，他們想把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在美國的支持下，想實現所謂臺灣獨立。”[15]就在《中日聯合聲明》簽署后不久即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回答他提出的“你們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說的和平意圖”的問題時，毛澤東說：“在可能估計到的一段時間內是信的，將來很難說。”[16]

日本人曾在侵華戰爭中對中國造成深重的災難，對中國人民作孽多端，日本投降后中國又對日本懷柔之至，而日本到現在還在臺灣問題上搞這些小動作，這不由得使人想起1937年9月2日即“七七事變”不久，美國國務卿赫爾要求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轉告日本官員：

日本目前所奉行的政策正在毀滅世界的和諧，使自己逐漸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成為不信任的、猜疑、普遍憎惡并將被排斥的罪魁禍首。日本將不知要花費多少年的時間積德行善，才能洗清這一切。[17]

時隔近一個世紀后的今天，日本覬覦臺灣的目標并沒有本質改變，因此，筆者再次重復赫爾曾對日本的警告，意在提醒那些對自己在臺灣問題上用文字游戲耍小動作的日本政客們，對自己的行為后果有必要進行反省。

細觀馬英九治臺施政，會發現它很接近李登輝《臺灣的主張》中的思路。李登輝在這本書中說：“展望21世紀的亞洲發展，首先要考慮的，是臺灣與美國、日本的互動關系。在經濟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復如此。”[18]他希望日本與臺灣建立依托美國的反華戰略軸心聯盟。馬英九一上臺就與日本利用這次“撞船事件”向這個“聯盟”小跑前進，撞船不久，7月21日，馬英九允許臺“法院”對“憲法”重新解釋，允許臺灣民眾即日起可以公開籌組以支持共產主義為名，或以臺獨為號召的政黨和社團；當天，又在臺灣托出一個“與中共無關”[19]的“臺灣共產黨”。[20] 此舉則明顯有著李登輝1995年提出的用所謂“臺灣經驗”“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21]，“演變中國大陸，將中華民國所得到的成果帶到大陸”[22]思路的印跡。所有這些告訴我們，馬英九之后，中國政府的反“臺獨”斗爭面臨著一個與陳水扁時期不同的卻更加復雜的形勢和挑戰。

然而，應對這樣的挑戰也不難，我們只要將臺灣當局的假動作變成真動作就行了。如臺灣方面真要為中華民族爭回釣魚島的主權，我們只需要告訴馬英九先生：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從法理上說，要談也必須與擁有釣魚島主權的中國中央政府去談；如果真要為中華民族爭回失地，那好，“這就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舞！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23]從大陸方面說，我們應對其為中國爭取主權的行動予以堅決支持；如不便公開，那至少也要有當年毛澤東和蔣介石那樣默契行動。如果臺灣方面拒絕或回避中國大陸的支持，決意就中國領土與日本談判，那臺灣的所謂“宣示主權”，如果不是另有所圖，那至少就是媒體披露的“完全都是作秀”[24]。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只要過過真招，其向北“暗渡陳倉”的目的就會大白于天下，其“司馬昭之心”在全體華人面前就會落個“千夫所指”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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