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外交戰略之全球均勢
中國和平崛起(發展)的具體含義什么?什么樣的結果可以作為和平崛起的標志?回答這個問題，仍然要以中國美國關系為標桿。中國和平崛起不同于歷史上一個霸權衰落另一個替代的模式(美國對英國霸權的代替)，也不同于美蘇冷戰模式(全面對立直到一方垮臺)。中國和平崛起最終的標志是中國、美國、歐盟成為戰略盟友，這不是歷史上通常的國家間的結盟關系，因為結盟的目的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的國家，而是全球治理問題。歷史上中國美國的盟友關系(上世紀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也不是這樣的，當時有針對的國家。中國和平崛起的結果是中美歐合作共同治理這個世界，在這個結果中中國主要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完成國家和平統一、周邊地區和平友好穩定局勢、能源安全、國際經貿游戲規則的制定等。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美國會有一系列的對抗和博奕，在必要時我們要敢于而不是害怕對抗，但是最終的目的是合作，以平等的身份而不是被納入美國體系的合作。
上述全球戰略目的的實現，除了中國自身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發展外，還需要形成一種均勢制衡的全球格局。這樣一種均勢制衡的全球格局逐漸形成，部分依賴于中國的穩定的全球外交戰略：全球均勢政策。
全球均勢政策的要點：
1、堅持中國自主發展的定位：堅持哲學權利、基于中國自身內在的要求而建設政制和法治，發展經濟，制訂外交政策。中國不是基于對美國的崇拜而存在，也不是基于對美國的仇恨而存在。
2、中國要和美國、歐盟一道，成為全球格局中的第一級游戲參加者或者說是文明世界的主要支柱，不能滿足于僅僅做一個次級大國，如俄羅斯、印度、日本、巴西等。
3、中國不稱霸，全球均勢格局中的主要相互制衡力量也不同于歷史上的帝國主義列強。一級大國的榮譽、利益和對世界的義務要平衡。
4、絕對避免出現中國、美國或中美為首的兩個陣營對決的情況。
5、全球均勢格局的形成必須削弱美國的霸權，包括(1)降低所謂美國軟力量的魅力;(2)在全球各個區域使美國的力量受到牽制。
一個國家的軟力量包括它的歷史文化、自身成就和行事引起的羨慕、尊敬和它宣揚的政治哲學。各國都有各自的文化傳統、風土人情，對此不必多說。我們這里重點關注的是現實中一個國家在外交領域的行事和各自宣傳的政治哲學。不能把美國現有的成就等同于它推銷甚至強加給別國的政治哲學的正確性，也不能把中國現有的成就和中國奉行的政治哲學等同起來。中國需要思考和提煉她的政治哲學，不宜妄自菲薄，陷入失語的狀態。中國不是不能建立起她的軟力量，也不是只靠孔子和餃子來建立她的軟力量。試以中美兩國對比，現實的和潛在的優勢就可以發現：彼混淆普世和現實的區別，我則清醒于理想與現實的永恒對立;彼神化自身的政治制度，制造自由民主的政治神學，我則依靠實踐理性的政治科學;彼意識形態教條，我則實事求是;彼真理在握，我則追求有限范圍內的可能的知識;彼偏至，我則中庸;彼驕橫，我則謙遜;彼事先就有確定的答案，我則在具體中深思熟慮和審慎判斷;彼以牧師為包治百病的醫生，我則為不弄玄虛收費合理的醫生;彼無視大道理掩蓋下的不平等利益分配，我則設身處地考慮對方的利益格局。當然，我們不是要忽視美國政體的優點和來自美國的政治科學，我們要學習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卡多佐和霍姆斯的政治法律科學，也正如我們已經學習了和使用愛迪生和比爾 蓋茨的技術一樣。但是，我們不能把美國的中學公民讀本當作圣經和建國綱領。
各種國家如次級大國、有著獨特歷史傳統的國家都可能與美國有各種沖突，自由民主陣營的旗子不能掩蓋作為仆從的屈辱，也不能掩蓋利益的沖突。除非共同面臨外部現實的威脅，其實這樣的陣營在國際層面無法形成。促成這些國家成為在某個方面、某個區域成為美國的牽制力量，也使他們彼此相互牽制，中、美、歐在全球范圍內相互牽制，也制衡那些次級大國，就可能形成全球均勢。
所以，中國要努力做到相對超然于各種紛爭之外，促成各種均勢制衡局面的形成。我們要廣交朋友，成為擺脫冷戰意識形態最徹底的國家，冷戰意識的殘留對我們最不利。沙特的君主、古巴的共產黨、委內瑞拉民粹主義的查維斯、東歐的美國仆從國、伊朗都是我們的朋友。朋友沒有意識形態門檻，但不支持殘民以逞的政權，國內人民憎恨的，如薩達姆。美國的意識形態思維使他們不能分辨伊朗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區別。我們不和他國建立全面的盟友關系，并在這個意義堅持“光榮孤立”，我們只是根據事情的性質，一事一議地每個個案地和其他國家合作或介入國際事務。例如，我們不怕在某件事上行使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決權，阻止美國的行動;我們也可以在聯合國決議的前提條件下，強力制裁某些國家甚至在武力制裁中充當主力部隊以實際戰爭的洗禮，取得經驗練好兵，發現杰出的軍事指揮官;作為一個相比于伊拉克的正面例子，是中美兩國治理世界能力的一個對比;中美建設性合作伙伴關系的一次實地演練;繼續遏制日本的武裝化。
因此，要大力研究世界各國，以分門別類地確定針對各國的外交政策。
(二)中國要堅持普適自為
政治論述要注意兩個方面，一個是強調中國的主體性，否定依附性;第二個強調中國追求和中國實踐的普遍性，而不是強調中國的特殊性，中國自主發展、堅持走中國自己道路的論述應該避免變成特殊主義、價值相對主義的論述。不能說普遍正確不存在，通過機會主義、實用主義來論述。任何政治論述最終的邏輯說到最后就是兩句話，一個就是上帝存在，第二個是說我們才是上帝的選民。美國就是這樣的邏輯。即使我們知道中國和美國政治哲學的深層邏輯結構是一樣的，我們也要堅持說自家的話，以免自身被矮化，落入他人未必自覺設立的語詞陷阱中，利益被冠冕堂皇地損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現在看來也沒有突出中國主體性，強調了特殊性，甚至微有中國在社會主義體系中的劣等含義。毛澤東思想不包括在內，基礎太薄弱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意味著中國文明已經走出了歷史的三峽，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的基礎已然奠定。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5000年而沒有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古國的歷史，可分為三個時期：封建宗法時代、皇朝平民時代、人民共和或中國社會主義時代。秦朝開始大致是皇朝平民時代。在每個時代的末期，處于新舊轉換的時期，分別有一段舊時代的延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這件事的意義，正如公元前221年秦國完成統一，也許若干年后才為人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華文明第三期的開端，是新紀元。需要從中華文明的大格局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地位和意義，新中國是對前兩期中華文明的繼承、綜合和超越。新中華文明建立在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自主借鑒的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本身就是對西方現代性的超越。今天中國當理直氣壯地宣稱其道德哲學，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政治經濟基本制度。
古典與現代西方文明都不具備普適性。眾所公認，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隸制為基礎。本質上，西方推進的殖民化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奴隸制，造就了西方資本原始積累進程成本的對外轉嫁，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原來殖民主義制路徑的延續。古典和現代的西方文明形態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別人不能學，因為這個文明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慘為代價的。就道義而言，中國不該轉型為現代西方文明，就現實可能性而言，無法轉型為現代西方文明，強行轉型，只會菲律賓化甚至印第安化。中國社會主義作為新的文明形態，已經超越了所謂的西方現代文明。在不奴役或者剝削其他民族的條件下，能夠建立公平正義、和諧穩定的社會。普適性問題，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對中國的適宜性和民眾認同基礎，不是宣稱是絕對正確、終結歷史的;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是可以學習和效仿。
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都和西方不一樣。其道德哲學也不一樣，不是奠基于個人權利之上而是德性為本。和古代一樣，中西因此有一個不同的文明進路，西方走到奴隸制的時候中國是封建制，西方走到現代資本主義的時候，中國又找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原來不一樣，現在為什么就要一樣?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就是最優越的，中國不重復走一條西方現代性的道路，對人類文明具有最大的意義。中國社會主義文明將為人類展示某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與發展道路，從而開啟人類文明的新紀元。
需要強調新“華夷之辨”。“華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蠻與落后，“華”則代表文明與進步。新“華夷之辨”的實質是文明與野蠻之辨，重點在于防止西方現代性野蠻侵略文明導致的文明破壞、社會倒退悲劇的發生，并追求對落后野蠻地區文明的感化。
因此，各種說法，諸如補課論、轉型論、接軌論、現代性理論，皆不足取，唯有中國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與發展，盡管論述粗糙，但大本未失。
中國社會主義具有普遍的世界歷史意義。中國社會主義是當今世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被欺辱人民的希望所在;它促使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們對自身進行深刻的反思，一如1840年以來中國人所進行過的那樣，不同的是，這是憑道義的力量，而不僅是靠強力和財富。因為中國社會主義蘊含的人類普遍理想和實現理想的高明手段，目的和手段的統一，具有真正折服人心的力量。
(三)周邊經略與中國的世界責任
中國的世界責任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其實，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一直是中國政府的主張。在較長時期,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著國際經濟規則制定和包括G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在內的國際組織的話語權。這種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不能有效解決金融危機、環境危機等國際領域的深層次矛盾，并由此造成國際貿易沖突頻發，貧富差距加大、人與環境關系惡化等，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這些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日趨迫切。2003年5月，胡錦濤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中，提出了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五點主張，明確指出，“在過去幾十年里，人類社會在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創造出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產生了貧富愈加懸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態環境惡化等突出問題。國際社會應該共同努力，趨利避害，推動世界經濟朝著均衡、穩定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這是各國共同發展的需要，也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要求。”
但是，不容否認，主張歸主張，在采取堅強有力的行動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方面，我們明顯做得不夠，同文明大國、社會主義大國的崇高地位不相稱。同時，我們的主流媒體，鮮少這方面的討論，反而使“國際慣例”成為政治正確，似乎誰反對誰就是反對改革開放、反對普世價值，但“國際慣例”往往是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的組成部分。我們的言行，使得世界弱勢國家和人民感到失望，中國的經濟利益也受到損害，這也是我們在對外各種爭議中處處被動的重要原因。今天，我們應當反思中國在世界格局當中的定位，思考我們對于世界人民的責任。
中國怎么做才是對世界人民負責?要從義利關系的角度思考。古語云“義也，未嘗不利”“義也，利在其中矣”。如果決策者心中只有身家性命或只有狹隘的民族利益如所謂人民幣泄洪，心中沒有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那么最終不會獲得利益。我們深信，建設上述建議的合理中外經貿關系的步驟，不僅對中國人民有利，也是對世界人民負責，是中國切實改變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的行動。
中國的這些探索具有普遍的世界歷史意義。中國的發展因此將成為當今世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被欺辱人民的希望所在;它促使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們對自身進行深刻的反思，一如1840年以來中國人所進行過的那樣，不同的是，這是憑道義的力量，而不僅是靠強力和財富。
什么是中國經濟“全球化”
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在中國如何發展同外部世界的關系特別是經濟關系方面，今天這句話特別適用。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到難，我們需要擺脫“國際化”或“全球化”的浪漫想象或政治正確思維，需要批判主流經濟學狹窄偏執的視野，但是，建立什么樣的認識框架來理解中外經貿關系、采取哪些具體的政策步驟?這些問題，還只在逐步探索中，遠沒有取得共識，新主張的提出者也沒有系統全面的認識——需要綜合提煉一系列個別問題上的見解。
一系列問題剪不斷理還亂，只好嘗試在全局長遠視野中考慮具體問題。大問題不妨先提出來思考：中國如何定位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系?低勞動成本、低環境成本的世界工場，外資特別是美元資本的投資天堂且讓它們進出自由;還是周邊區域甚至整個亞非拉世界的技術研發與高端制造中心，人民幣資本起主導作用。中國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中國要對世界負責任，這個世界具體包括哪些部分——是華爾街嗎?孟加拉的童妓和尼泊爾的農民在其內嗎?不同的回答，決定中國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根本不同的內容。也許我們要修正原來意義上的國際化，而從事一種新的國際化。
當下的人民幣國際化是陷阱
《環球時報》代表了一些中國人的傾向。他們不是主流經濟學家，也不是金融部門，但他們主張堅定不移走人民幣國際化道路，理由是可以動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的奶酪。《環球時報》認為，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0%以上，各國儲備每一美元都意味著分給美國一點利益。人民幣一旦最終擠進國際儲備貨幣的行列，意味著真正動了美國的奶酪。中國為此需要變得更加不怕風險，敢于承擔責任，為了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大利益，勇于做一些國內輿論未必能理解的國際付出。他們很自信，認為人民幣國際化道路和歸宿不會與日元命運相同。日元上世紀80年代的國際化與日本經濟后來的衰退形成“巧合”，人民幣背后的經濟前景更宏大，政治因素更牢靠，我們的“運氣”也因此應當更好。
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當然人落入陷阱都是因為抵制不了誘惑，明白告訴是陷阱人掉不進去。為什么不可能是這種情況：人民幣國際化僅僅意味著放棄資本管制撤掉金融藩籬、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為高杠桿交易的投機資本決定，但是并沒有獲得國際儲備貨幣之利，超發人民幣也沒有可能向世界泄洪。
人民幣完全介入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無非是成為日元、英鎊那樣的角色，意味著同美元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陷入戰斗當中，到時怕連原有的中國地盤也可能喪失。日本、英國、巴西都遭遇金融危機，英國和日本、巴西也是美國國債的大額持有者，仍然累積巨額外匯儲備。民族國家、主權貨幣和資本自由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身有嚴重的無法克服的問題，因此不一定需要參與這樣一個壞游戲、愚蠢的游戲。為什么不能笑看國際貨幣體系風云變幻，做一個沉默的旁觀者?
美國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導致拉美的匯率大幅波動，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賴美國資本來穩定宏觀經濟。日本和韓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國資本對民族企業的控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外國資本在韓國排前10名的大企業中的股份不到10%，危機之后超過50%。日本在美國壓力下匯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發房地產和股市泡沫，導致20世紀90年代以后真實經濟增長率持續20年的停滯，至今未有起色。20世紀90年代在東歐和前蘇聯推行的休克療法，更導致東歐和前蘇聯的去工業化和經濟的大幅度倒退。
中國資本自由化后情況可能更嚴重。資金可以大進大出，導致人民幣基礎貨幣隨之大增大減，杠桿方式(倍增方式)導致商業信貸資金之成倍寬松與緊縮。設想一下資金運動之潮起潮落之情形，資金進來，發生資產泡沫，由于土地徹底資本化，商業銀行的土地金融機制根本上只能是制造而非防止金融風險，放貸的原因是已經放貸。資金潮退，則必然發生大規模壞賬，沙灘上充滿了裸泳者。無論是理論上還是日本、香港、東南亞、美國的實踐，都說明金融危機就是這么來的。
早在19世紀末期，韋伯就看到了經濟全球化對于民族國家的危險，韋伯寫道：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個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的另外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并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而斗爭變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斗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沖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起來反對民族的未來。針對當時德國東部的農民問題，即德國東部農民受到外來的波蘭勞工的競爭而不得不背井離鄉，波蘭農民在德國東部日益坐大，波蘭農民憑借著對物質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東部。韋伯提出的建議是關閉東部邊界、國有化東部土地。
作為歷史最悠久的中華文明共同體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規模最大的中華民族政治共同體，應該最先反思資本自由流動貨幣自由兌換的經濟全球化，反思其對民族國家政治能力和權威的根本危害。對國家來說，政治邏輯必須壓倒資本邏輯，人民主權必須駕馭資本。我們當不為浮言所惑，自主建立保護中華民族共同體之穩固團結、保護世界大多數人福祉的金融體制。
自成體系的人民幣經濟體
我們只能逐步探索正確的對外經貿關系制度與戰略。
2月初，伊朗石油部長訪問中國，其核心就是推動使用本幣(事實上就是人民幣，而不會是里亞爾)來結算中伊石油貿易。采用人民幣結算伊朗對華石油出口，可以大大緩解伊朗面臨的金融壓力。從2011年最新簽訂的進口協定看，中國目前已成為伊朗原油的最大買家，中國進口了伊朗石油出口20%的份額。青年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李巍認為，一旦伊朗改用人民幣結算石油款項，伊朗通過石油出口可以換回大量人民幣。由于中國盛產伊朗所需要的幾乎一切物品，這足以保障伊朗的外貿和經濟發展需要。而對中國而言，此舉也意味著人民幣開始打破美元和歐元在石油貿易中的聯合壟斷局面，是人民幣成為國際大宗商品結算貨幣的開始，給人民幣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機。
著名財經學者張捷認為，把朝鮮納入與中國合作的信用體系，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是有合作前景的。在朝鮮的國際貿易結算被美國監控的情況下，中國應當為朝鮮提供幫助，讓人民幣成為朝鮮國際貿易結算的手段，讓銀聯卡能夠在朝鮮使用，讓國民更多的到朝鮮旅游給朝鮮帶來外匯收入。朝鮮有中國需要的豐富的礦產資源，森林面積豐富，朝鮮還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朝鮮的這些資源本身可以作為他們國家信用的保障，與中國開展國家間的貨幣互換和人民幣借貸，與此同時朝鮮的經濟也可以融入到中國的產業鏈條當中，給朝鮮創造更高的收益。
著名學者丁寧寧同我交談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制定一項“周邊共同發展計劃”，對經濟欠發達的東南亞及周邊國家，以政府低息貸款、項目公開招標的方式對外投資，引導中國企業規范地參與國際競爭，還可以消化國內過剩的產能。因此，周邊共同發展計劃也有利于穩定中國當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
我同意他們的見解，人民幣國際化必須同中國的產業戰略、經濟安全、國家定位聯系起來考慮，要走一條獨立自主、自成體系之路。
中國在對外交除對西方堅決保持獨立自主之外(包括嚴厲限制美歐日資本，甚至擠出外資)，還應該進行周邊經營戰略，建設東亞經濟政治共同體。我們不是融入歐美人主導的世界，而是建立自己的世界。中國全方位發展同朝鮮、蒙古、中亞五國、尼泊爾、不丹、東巴、西巴、東南亞諸國的關系。在經濟上，中國對上述國家進行人民幣投資、人民幣貸款和人民幣援助，實現經濟互補，中國輸出工業品，輸入能源資源勞動密集型產品。在上述地區，建立人民幣的儲備和支付貨幣地位，此為人民幣國際化之根本要義。此種經濟關系，使我國國民就業更多在收入遞增行業中，維持內部和諧;而且保證我國的能源安全與糧食安全。此種經濟關系長期發展，我國必須給予周邊國家無償援助，此為國際間的轉移支付，轉移人民幣鑄幣稅和中國經濟上的一部分利潤，深化友誼并加深其依賴，以結成牢不可破的政治經濟共同體。
周邊經略不是結盟，是建立自己的后院，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包括經濟、文化、政治三方面的一體化。東亞(廣義)是東亞人的東亞，是中國領導下的東亞。我們不是融入歐美人主導的世界，而是建立自己的世界。
至于日本，彼已經脫亞入歐，就在外邊風涼吧。
俄國遠東地區，也是我周邊經營的對象，所以不同意中俄結盟的主張。和俄國只需具體事務配合就可以，其他國家也一樣。中國自身的體量已經足夠，無需結盟，結盟沒有實質意義，反而促成美歐日團結對我。中俄形成一極很難不失敗。俄羅斯的底蘊太差了，石頭地上種不出莊稼來，傳統、文明、人民素質、目前的工業能力，和它聯在一起會被敗壞。中國當下不盡如人意，經過整頓，不難再度輝煌，中華復興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大力發展高鐵建設也只有在上述發展思路中才顯出全部意義，因為只有高鐵才能將歐亞大陸在經濟上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有一天，陸上交通運輸的成本及效率，真的能與海運有一拼，中國的優勢，絕非美國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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