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哈佛在華人體研究黑幕

　　椰爸按：美國早在十年多年前就開展了對華人的基因研究，派遣人員來華以各種“科學研究”的名義大量非法采集中國人的血液標本，干這種傷天害理事情的負責人和具體干活的還都是中國人!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徐西平以“哮喘病的分子遺傳流行病學”的研究為幌子，在中國的安徽設立實驗室，未經主管部門的批準，私下招募受試者達16686人！抽取他們的血液樣本，徐希平作為首席科學家獲得該機構資助的項目卻有9項。這9個項目全部是在中國采集樣本，大部分現場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僅哮喘病一項，徐希平本人承認拿到美國的DNA樣本就有16400份;據他自己的一篇論文講，1993年他在安慶做的一個高血壓項目，就要在20多萬人中篩選樣本。除此之外，徐希平所領導的哈佛大學群體遺傳學研究計劃從1997年即開始與英國的雙子星座公司合作，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為其采集并提供5000對孿生子的血樣。中國方面正式批準的項目與他實際進行的項目數量相差甚多。

　　人民網文章《哈佛在華人體研究黑幕》：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787/5911/593221.html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徐西平設在安徽的實驗室。

　　3月28日，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下設的“人體研究保護辦公室”致函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等機構，通報其調查結果說，這些機構在中國農村進行的15個人類基因研究項目，在生命倫理、監督管理和確保參與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問題，違規操作。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承認，他們在人體醫學實驗的監督上，的確有改進的必要;該院已決定暫停在中國進行的一切研究，重新審查這些研究項目;并對項目負責人徐希平等進行了譴責。不過，由于調查暫時沒有發現有關研究危害到被研究者的健康，當局不會制裁哈佛大學。

　　研究違規“廣泛而嚴重”

　　美國政府機構的調查認為，這些涉及中國安徽農村成千上萬人的基因研究項目，有諸多違規之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項目開始之前，沒有按美國政府有關條例的規定，事先接受倫理機構的評議和審查。有若干美國學術機構參與的項目，都是在未經其審查部門評議的情況下開始進行的。

　　二、未充分讓參與者知情，并且不能確定他們是在充分知情的情況下，完全自愿地提供血樣等基因樣品。事實上，研究所用的同意書使用了中國農村家庭無法理解的語言，受測農民根本不知道自己“同意”了什么。這些項目采集基因樣本的現場，大都是在經濟欠發達的安徽農村地區，參與者是平均教育水平不夠高的農民。而有些知情同意書沒有列出一些測試項目可能引起的危險和不適;還有一些知情同意書，書寫日期的筆跡與參與者簽名的筆跡不符，日期書寫的筆跡似乎出自一個人之手，有事后補簽之嫌。

　　三、參與者是否能從研究中獲益，令人懷疑。美方調查者援引美國政府1979年4月18日發表的《貝爾蒙報告》說：“由公共資金支持的研究導致治療性發明的開發時，(社會)公眾要求這些發明不能僅僅有利于那些能夠付得起這些發明的人，這樣的研究不應過分依賴那些不可能從以后的研究應用中受益的人群。”美方的調查提出，參加哈佛研究項目的安徽群眾從這些項目的成果中受益的可能性很小。

　　四、實際情況與項目授權的出入較大。比如，對“哮喘病的分子遺傳流行病學”的研究，批準招募的受試者為2000人，但實際招募的達16686人。而且未經主管部門的批準，研究者們就把對每個受試者付給10美元的補償改為提供便餐、交通加誤工補助。

　　關于這一點，據調查，當地60歲的儲勉齋和妻子及兩個女兒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參加了兩次“體檢”。項目有心肺功能、血壓等，并抽了血，但“不知有多少”。“胳膊從一個小洞伸進布簾里，醫生在布簾后面，看不見”。兩次都給了誤工補助，頭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兩包方便面。第二次“體檢”是有選擇的，村里只有他們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兒子和外孫女，只要老兩口和兩個女兒去。他們愿意去，“因為大女兒的病情比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厲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療”。但是她并沒有得到治療，只給了一個美中生物醫學環境衛生研究所開的居民健康檢查報告單。另外說老儲有高血壓，給了兩瓶降壓藥。老儲一家都肯定地說，沒有人給他們看過、念過知情同意書，他們也不知道與哈佛的合作。至于血樣送到哪兒去了也不知道。老儲記得簽過字，不過是為了領誤工補助。

　　此外，批準每份血樣的采集量是2茶匙，但實際增加到6茶匙，所用的支氣管擴張劑也和報批的不一樣。在另一項關于紡織女工輪班制對生育的影響的研究中，報批的是在確認懷孕前，每個月抽7天采集尿樣。但在實際中，未經批準便擅自改為每天采集尿樣。

　　美方的調查認為，徐希平博士的違規是“廣泛而嚴重”的。

　　何以在華通行無阻

　　當人們就哈佛在安徽的基因合作項目是否做到符合生命倫理準則提出疑問的時候，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去年6月發表了一篇報道，說兩位中國國家人類遺傳資源辦公室官員告訴美國駐北京使館官員，中國的調查沒有發現反對這些項目的證據。但是，人類遺傳資源辦公室副主任王宇在2001年8月8日明確表示，該辦公室沒有任何官員被授權去見美國駐北京使館官員，并發表上述聲明。中國有關方面對哈佛在安徽項目的調查，“也還沒有得出任何正式的結論”。在哈佛大學這些項目的問題開始暴露出來以后，安徽省有關部門的領導對記者表示，這樣的項目“我們不歡迎”。作為徐希平主持的一個孿生子遺傳學研究的調查現場，安徽省霍丘縣的一位領導也指出，這個項目對當地“沒有任何好處”。因為貧窮，他們根本買不起美國藥。

　　截至2001年1月，中國國家遺傳資源辦公室批準的由徐希平領導的哈佛大學等美國機構在中國進行的國際合作項目只有3項，但是，美國國家衛生所(NIH)網站上列出的2000年財政年度，徐希平作為首席科學家獲得該機構資助的項目卻有9項。這9個項目全部是在中國采集樣本，大部分現場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僅哮喘病一項，徐希平本人承認拿到美國的DNA樣本就有16400份;據他自己的一篇論文講，1993年他在安慶做的一個高血壓項目，就要在20多萬人中篩選樣本。除此之外，徐希平所領導的哈佛大學群體遺傳學研究計劃從1997年即開始與英國的雙子星座公司合作，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為其采集并提供5000對孿生子的血樣。中國方面正式批準的項目與他實際進行的項目數量相差甚多。

　　讓人驚訝的還有這些項目的廉價。據美國《科學》雜志報道，在NIH2000年度資助的4萬多個科研項目中，在基因組研究方面獲資助最多的為6530萬美元;生物醫學基礎研究方面獲得資助最多的是1250萬美元;臨床、社會科學方面最多獲得資助1190萬美元。這些科學家獲資助的研究項目數量都少于徐希平。徐以9個項目在“獲得6個以上的資助項目的研究者”中排在第4位，但他獲得資助的總金額只有415.97萬美元，還不及基因組研究獲資助最多的項目的零頭。

　　徐希平1996年在向NIH申請資助他所領導的“氣管感應與肺功能的遺傳因素”研究的預算論證中寫道：“美國有1200多萬哮喘病人，他們中半數以上在18歲以下。美國每年花在治療哮喘病方面的費用估計在60億美元。”在美國，慢性阻礙性肺病患者很多都用過藥物，使研究受到影響，而在中國這“很罕見”。他在1997年3月給NIH的補充報告中，概括了中國內地特別是安慶地區作為“基因研究的理想現場”的幾點理由，其中包括：“哮喘病表型在臨床顯示上與西方世界的哮喘病一樣，因此保證了普遍性”;“哮喘病和慢性阻礙性肺病患者與西方國家相比，很少甚至不用藥，因此，與所有現行西方的研究形成鮮明對比，沒有因為用藥造成的混亂”;“現場操作的費用低，使我們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篩選幾百萬受試者”。對此，哈佛大學學院公關部主任赫爾曼補充：“中國農村人口眾多，血緣關系穩定，家族聚居多、遷移少，便于追蹤。”

　　捍衛自身知情權

　　盡管發生了哈佛大學這樣違規的事件，中國還是不能關上基因領域國際合作的大門。作為一個擁有巨大人口和基因資源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國外的資金和先進的人才及科學技術，來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同時也對國際人類基因組的研究作出應有的貢獻。關鍵是，這種合作應當規范，應當保護而不是損害公眾的利益，特別是項目參與者的利益;應當保護我們國家長遠的根本利益。為了規范基因領域的國際合作，中國在1998年開始施行《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使用中國遺傳資源的國際合作必須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進行，要有正式的協議或合同，要經過中國政府的批準，采集樣本要做到知情同意。這無疑為我們保護自身的權益提供了一個依據。但關鍵是要認真實施。

　　有些研究者通過把他的研究神秘化，來遮掩其中的不當之處，阻止甚至壓制批評。美國名牌大學和“愛國華人教授”的身份，能為一些人敲開一重又一重大門。誰若質疑他的研究，所謂“他的項目都是有來頭的”這種神秘感，就會使一些人噤若寒蟬。

　　根據有關國際機構的規定，知情同意不能僅憑一紙表格來證明，來取代。檢查、判斷一個項目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不能僅看參與者的簽字，更要看參與者是否“充分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資金的來源、任何可能的利益沖突、研究者所屬的機構、預期的受益、潛在的風險和研究可能引起的不適”，要看他們的同意是否在充分知情而且完全不受脅迫利誘的情況下給出的，還要看他們是否了解自己在參與過程中的權益。

　　鑒于一些研究者在欠發達地區做項目時，常常借助當地的行政領導或社區權威來謀求參與者簽字同意，有的國家特別規定，嚴禁依賴社區領導動員當地群眾參加需要他們提供血樣的科研項目，以免群眾出于對權威或領導的畏懼和服從而在不充分知情的情況下違心地或盲目地簽字同意。

　　根據國際通行的生命倫理原則，每個參與者提供的樣本的檢驗結果，屬于個人隱私，必須保密。但是項目本身則是公開的。要讓“每一名潛在的受試者(參與者)充分了解”，就是說，進行項目的社區里所有的成員都應當充分了解。如果查問在一個地方進行過的項目，當地絕大多數人都聲稱不了解情況，或者不敢談論，這個項目肯定有違規問題。大多數人是基因研究的外行，但是應該知道基因研究是涉及人類自身的研究，因此它不是個別人或者個別機構的禁地。社會成員有權知道它是否在符合生命倫理準則的情況下進行。根據生命倫理準則，來自發達國家的研究者，不能因為一些偏遠地方的群眾自我保護意識不強，就不尊重他們的知情權，更不允許在發達國家不可以做的事，在欠發達國家或地區違規操作。

　　資料來源：新華社

　　《京華時報》 (2002年4月7日第5版)

　　參加“體檢”的儲勉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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