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推行途徑

　　關于“普世價值”的爭論所體現的深層政治意蘊，是我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激化。它表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未松懈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普世價值”根本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完全割裂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內在聯系，企圖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入西方“民主化”陷阱。這種錯誤思潮對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文化軟實力建設中的統領作用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和破壞。厘清“普世價值”問題的要意，在于拒絕美國中心論的“普世價值”觀，揭穿其“西化”和“分化”中國的政治圖謀，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為此，抵御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是我國當前意識形態建設的緊迫任務。

　　一、關于“普世價值”爭論的相關研究評述

　　國內學術界關于“普世價值”的爭論中，部分學者提出了“價值絕對論”，認為存在時空上絕對永恒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人權和民主等理念就屬于這個范疇;大多數學者認可“價值相對論”，認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等理念都有階級性、歷史性、區域性;不同種群、國家的利益需求千差萬別，根本不可能產生對誰都適用的“普世價值”。折衷觀點是，既反對把西方價值當作“普世價值”，又反對中國特色與人類的“普遍價值”格格不入觀點。

　　“普世價值”概念遮蔽了價值問題的復雜性，具有把人們對價值的認識導入誤區的作用。價值與真理不同的根本之處在于真理總是一元的，而價值常是多元的。主體之間的差異決定了價值的各異性、特殊性和多元化。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體的、歷史的，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不可能有適用于一切時代與一切人的“普世價值”。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價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價值，這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價值“普世化”了。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永恒的價值，西方鼓吹“普世價值”是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制造輿論。

　　美國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鼓吹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勝利，美國模式是“人類普世價值和最終統治形式”。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認為，在新的世界中沖突的根源主要將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冷戰后的主要國際沖突都來自不同文明或文化交接的斷層地帶。這一觀點強調沖突多樣化以及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性。而且，他把我國所代表的儒教文明視為對西方文明的一種威脅。德國學者孔漢思倡導“全球倫理”，即在各種文化之間“通約”，求得“普世價值”。孔漢思1990年提出的通過對話建立世界普遍倫理的設想，試圖在世界的多元沖突中尋求某種普遍的、可供沖突各方共同遵循的東西。美國政府把“普世價值”作為其一直以來的對外戰略之一，奧巴馬執政后，認為比軍事實力甚至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實力、同情實力和希望實力，提出用“巧實力”實行美國的對外戰略，用美國的模式改造世界，包括人權、社會制度和開放經濟體制。美國2010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首度闡明現政府對美國安全利益的界定，即“安全、繁榮、普世價值、合作性的國際秩序”，其不可或缺的理念就是讓美國的文化、政策或價值觀念具有吸引力，使別的國家模仿、理解、認同美國在國際社會的主張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睹绹?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在國內和全世界尊重普世價值觀”作為一項重要的“美國的持久利益”。美國推行的“新帝國主義論”主張利用實力優勢，憑借軍事強力，用美國價值觀改造世界，向其他國家輸出所謂的民主和自由，企圖建立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對伊拉克戰爭和“拉美陷阱”就是美國推廣所謂“普世”的“現代社會價值和制度”造成的惡劣后果。

　　二、美國推行“普世價值”的實質

　　1.是美國在意識形態上話語霸權的表現。西方文明在人類現代文明成果中正處于強勢支配地位，所以在政治上甚至全球政治發展問題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張與聲調占了主流，導致在“普世價值”的爭論中表現為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發展道路上有著自己不同的理解、認同和實踐向度。美國堅持把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普世價值”向全球推廣，“普世價值”標榜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核心，無視文化具有多樣性，價值具有歷史性和階級性，讓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為美國無視民族國家主權在全球實施霸權提供理論辯護，這種追求自身國家戰略利益的霸權行為，卻被詮釋為維護國際正義的行為。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政黨制度的多黨制、三權分立的政體形式和領導人的普選制才算是民主，而實際上代議制只是實現民主的方式之一，如果把代議制與民主劃等號，就等于把民主模式之一的美式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這是用具體取代一般。這既混淆了視聽，更容易讓人們對民主的認識片面化，即在討論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時，只考慮社會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民主問題，并未把國家或社會的民主觀念問題、人們的民主行為與作風問題、國家賦予民眾的民主權利問題全面地納入討論范圍，結果是以偏概全。在美國所提倡的“普世民主價值”的背后，隱藏的是維護階級利益的狹隘心態。所以，美國宣揚“普世價值”的用心，不在乎“民主、自由、人權”本身，而只在乎“民主、自由、人權”背后的制度。

　　2.是美國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工具。“普世價值”是美國文化“傲慢與偏見”的最新版本。美國把自己的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加以推廣，把非本國文化看作是“普世價值”的對立面，極易導致極端民族主義的泛濫。美國首先鼓吹“普世價值”為壓制戰略競爭對手制造輿論氛圍，然后輸出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對它所不認同的文明和價值觀進行打壓，還用武力打擊、政治顛覆、外交封鎖、經濟制裁等手段來推進它的“普世價值”。這些做法并不是讓這些國家順利走上康莊大道，而是要削弱這些國家最高權力體系的主導能力，以強化美國控制這些國家權力結構的能力。作為美國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戰略工具，“普世價值”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表現為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將其霸權行徑美化為維護人類正義的行為、削弱它所針對國家的最高權力主導能力、通過“顏色革命”扶植傀儡政府上臺等方面。一些人宣揚“普世價值”的動機就是鼓吹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宣揚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在思想上廢除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干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在政治上企圖按西方的民主模式指導我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根本改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向。

　　3.是美國為推翻包括我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的手段。美國宣揚“普世價值”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把我國的發展方向引入資本主義的既有軌道，對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進行顛覆，來終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體系，是當前資本主義敵對勢力利用價值滲透對我國實施西化圖謀的集中表現。蘇東劇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教訓，充分揭示了戈爾巴喬夫鼓吹“普世價值”(即他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實質。戈爾巴喬夫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與階級觀點，為并不存在的“高于一切”的“全人類共同利益”搖旗吶喊，在客觀上解除了蘇共的思想武裝、并且迎合了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在他頌揚的所謂“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指導下，蘇聯逐漸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最終走上了一條亡黨亡國的不歸路。

　　總之，我們既要揭露西方宣揚“普世價值”的政治用心，還要肯定人類文明進步的積極成果，通過國際合作和文化交流達成一定范圍的價值共識。

　　三、“普世價值”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作用

　　美國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實際上就是為其推行霸權主義尋找借口，最終目的是確立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是要實現“全球美國化”而不是“全球民主化”。

　　1.美國確立“普世價值”戰略的歷史淵源。二戰以后，美國在國家博弈中，為了取得優勢，從自由貿易走向保守主義。強大以后，為了尋求世界霸權，又由保護主義走向自由貿易。20世紀80年代，為了擴大已經取得的霸權，美國把“普世價值”作為思想武器來爭奪全球文化領導權，力圖把全球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完成大力推行全球化的戰略部署。冷戰結束后，美國為了維護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戰略框架，即維護安全、拓展經濟和推進民主同時推進。為適應這一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需要，人權進一步成為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戰略的重要工具之一。新保守主義者認為“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可以推廣到全球，因此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在外交中的作用，通過“民主化”進程來創建一個“自由世界”。在小布什的第一任期里，政府把推行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的戰略優先置于美國價值觀的普世性和優越性之上，開始不僅強調要通過美國的榜樣，而且關鍵是要通過美國的力量，來重新塑造國際秩序。“9-11”事件的發生令美國產生了強烈的威脅感，宣告其主要依靠“硬實力”戰略的失敗，迫使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回歸到對“普世價值”等“軟實力”的重視，即通過在全球推廣美國民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推進民主改革以減少對美國安全的威脅。2008年奧巴馬執政后，采取的是通過建設更廣泛聯盟的方式，希望“通過榜樣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樣”來推進“普世價值”。

　　2.美國“普世價值”對外戰略的雙重標準。美國一方面把包裝起來的“普世價值”當作外交工具，無視當今世界多元價值觀并存的現實，篤信自己的價值觀可以凌駕于其他價值觀之上，不擇手段地向全球輸出其價值觀，以達到謀取本國私利和成為全球霸主的目的。更加惡劣的是，美國經常采用雙重標準，用“普世價值”打壓戰略競爭對手來維護本國的私利。比如，在面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政治動蕩時，美國對利比亞、敘利亞和對巴林、也門采取的政策自相矛盾，原因就在于，為了維護自己在中東的利益，其強權的本質顯現無疑。針對2011年4月8日美國發表的《2010年國別人權報告》對我國人權狀況的指責，我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年4月10日發表《2010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人權紀錄中所列舉的一系列事實表明，美國自身的人權紀錄十分糟糕，沒有資格冒充世界“人權法官”，卻年復一年地發表國別人權報告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評判和責難。美國無視自身存在的嚴重人權問題，卻熱衷于推行所謂“人權外交”，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和“普世價值”上實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以及借口人權和“普世價值”推行霸權主義的不良圖謀，將人權作為丑化別國形象和謀取自己戰略利益的政治工具。 3.美國“普世價值”對外戰略的階級功用。在當今世界依然存在階級對立與國家利益至上的情況下，“普世價值”根本不具備“普遍的現實性”。馬克思曾指出，任何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當前資產階級仍是國際社會的統治階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也是為資產階級利益與需要服務的，而這些冠冕堂皇的口號只能成為大國侵犯小國、強國欺壓弱國的借口。美國為了對全球進行思想和政治滲透，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等幌子，組織所謂“持不同政見者”搞街頭政治，通過“顏色革命”推翻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權，甚至打著推廣“普世價值”的幌子直接通過武力來達到目的，這就是“普世價值”的功用。冷戰之后，美國在烏克蘭、格魯吉亞等中亞國家策動“顏色革命”，并以武力為其大中東計劃掃平道路，借口人權問題、民主問題、西藏問題來干涉我國內政。這些事實都證明了美國大力推行“普世價值”是一個陷阱。因此，脫離實際抽象地談論“普世價值”是無意義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平等、博愛等抽象的價值理念只有與特定的國家和民族等主體相結合，通過具體的實現方式，才能真正產生具體的價值。

　　四、“普世價值”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推行途徑

　　當前，美國采取“軟實力”的方式把推廣“普世價值”納入其全球戰略，使“普世價值”的推廣成為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主要表現形式和自由主義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1.美國推行“普世價值”的戰略邏輯就是從全球化到美國化。全球化，意味著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實際上就是世界統一大市場逐漸形成的過程，美國認識到，在具有中心與邊緣權力結構的全球化時代，獲得話語霸權的國家才能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居于主導地位，成為規則的制定者，為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廣提供便利條件，最終實現政治全球化。因此，美國在繼續強化軍事、經濟的競爭的前提下，又把意識形態、文化以至核心價值的競爭提到了重要的戰略高度，全球化在“普世價值”的掩蓋下很大程度地美國化了。從經濟一體化到文化同質化再到政治“民主”化，這正是美國所謂“全球現代化”的途徑。

　　2.以“硬實力”為后盾，以“軟實力”為手段。美國為了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通過強大的物質和軍事保障，在“普世價值”的旗幟下推廣自由主義和美式民主，迫使各國采用美國式的民主制度，這是美國重要的“軟實力”。美國擁有傳播“普世價值”的物質基礎保障，包括語言、有線電視網絡、計算機互聯網、對支持國家的經濟援助等。有了這些基本實力的保障，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就可以通過開展強勢文化戰來傳播“普世價值”，具體推行途徑有：利用現代傳媒進行長期的、全球規模的廣播宣傳，宣傳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通過非政府組織、民間基金會的推廣，以文化交流為掩飾進行秘密文化滲透;通過國際貿易的方式對文化商品輸出，并通過全球貿易的文化“配售”來傳播美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通過有線電視網和計算機互聯網建立全球各種媒體網絡，進行媒體外交;通過大眾消費文化進行公共傳播等政治社會化渠道，對外推行其民主制度和政治價值。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1期，摘自2012年第38期《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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