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日關系因釣魚島主權之爭降至冰點。日本政府不負責任的言行是造成這一問題持續升溫的直接原因，但美國口頭中立和行動偏袒日方的態度也或明或暗起著一定的作用。從更深層次看，日美兩國之間越來越深的同盟關系，以及美國實行的重返亞太戰略都與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歷史與現實中的“鐵桿”盟友
日美同盟源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列島位于亞洲大陸東岸外的太平洋上，在西方學者眼中，日本扼守著東北亞陸權國家通向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是抵御陸權國家東擴的橋頭堡。
在現代地緣政治中，日本九州島、琉球群島是第一島鏈的組成部分，其北海道、本州島、小笠原群島又是第二島鏈的組成部分。因此，作為西太平洋地區舉足輕重的一顆“棋子”，日本天然地成為西太平洋地區陸權與海權國家對抗的焦點。
日本自明治維新后因“脫亞入歐”戰略取向所形成的侵略本性，造成了其與亞洲鄰國地緣政治關系的長期緊張，也使日本傾向于同域外的強國結盟。日本從近代開始先后締結了日英同盟、日俄協約和德意日三國同盟。三次結盟的共同特點是都與歐美強國結盟，而與亞洲國家為敵。
東亞地緣政治環境、日本地緣戰略取向、日本國力的結構性缺陷和日本文化的親歐美傾向等多種因素，使日本成為亞洲最具對外結盟“偏好”的國家。而從二戰結束后保持至今的日美同盟，也是這種政治傳統的延續。
日本對美戰略地位重要性的體現始于冷戰，尤其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凸現出了日本對美全球戰略在亞太地區的支撐作用。日本則是出于重建的需要確定了自己 “親美”的戰略取向。1951年，美日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日美同盟的序幕就此拉開。美國不但承擔了日本的安全與防務，更是將其作為在亞洲地區對抗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一翼。
1960年1月19日，美日重新簽訂了《日美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日本地位被抬升至“同盟”，開始分擔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防務責任，兩國正式聯手對抗蘇聯。日本此時對自身的定位也逐漸明晰，由最初的被動依靠美國逐步向主動投靠美國轉變，甚至提出充當西太平洋的“反共防波堤”。上世紀80年代初進一步提出成為防止蘇聯向西太平洋擴張的“不沉的航空母艦”。
蘇聯解體后，日美同盟關系一度進入“漂流”狀態。但在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面對中國的迅速發展，兩國又一次找到了新的共同目標——遏制中國。1996年4月17日，美日簽訂《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明確日美同盟的新作用是共同保衛日本和應付日本周邊事態。
從日美同盟形成的歷史可以看出，這種同盟是建立在穩固的雙向需求基礎上，兩國屬于相互利用的共同體。而在當前的現實環境中，這種需求就更為強烈了。
從全球戰略環境來看，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削弱了美國對歐洲事務的主導權和控制權，迫使美國將戰略重心由歐洲轉向亞太地區。2011年，美國開始高調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其主導亞太、應對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日本正是這一重心轉移最佳的落腳點，美國需要日本助其順利完成新的戰略部署。
同時，日本面對的現實環境也需要穩固的日美同盟作其強大的后盾。除了與中國的釣魚島主權之爭，日本當前還面臨著日俄北方四島、日韓獨島等諸多主權爭端。僅憑一己之力，日本難以應對。正是有了美國這個“靠山”，日本才能以“自衛”為名不斷擴軍增容，在近年的島嶼問題處理上態度也日趨強硬。
曾在今年4月至7月擔任日本防衛大臣助理的日本帝京大學教授，也是自民黨國家戰略本部成員的志方俊之在其撰寫的《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一文中對日美同盟的地位和方式有著透徹的分析。他認為，“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應以日美安全保障為基石，日本應發展以美日防務合作為前提的自衛力量，追求美軍為矛、自衛隊為盾的責任分擔，認清駐日美軍起著維護亞太地區穩定與繁榮的作用，支援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前沿部署。”
長期以來，駐日美軍雖然因個別官兵軍紀敗壞在日本民眾心目中造成了惡劣影響，并招致日本民眾強烈反對，甚至連日本地方政府也時不時在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和建設問題上表達強硬態度。但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些話題的炒作更多屬于日本民族情緒的宣泄和釋放，一旦觸及日美同盟的根本利益，這些就都不是問題了。
苦心經營的駐日美軍基地
美國對日本戰略地位的高度重視，最集中和具體的體現就是戰后駐日美軍基地的建設。
經過長期苦心經營，美軍在亞太地區構建了以東北亞基地群、東南亞基地群、關島基地群和澳大利亞基地群4大基地群為支撐的軍事基地體系。其中，東北亞基地群最為重要，而東北亞基地群又以駐日美軍基地為主體。
從總體上看，駐日美軍基地不但數量多、功能全，而且部署的兵力規模大、作戰能力強。2011年年底美國防部公布的《2011年度基地結構報告》顯示，駐日美軍有空軍基地35個、海軍基地38個、海軍陸戰隊基地21個、陸軍基地15個，基地總數為109個。其中，起骨干支撐作用的大中型基地有14 個，最具代表性的包括：部署“喬治·華盛頓”號核動力航母的橫須賀海軍基地、部署V-22“魚鷹”的普天間陸戰隊基地、可部署F-22“猛禽”的嘉手納空軍基地。
以形成體系的駐日美軍基地為依托，美日的軍事合作也越來越實。1997年9月，兩國重新修改了《防衛合作指針》，提出美日“平時合作、日本有事時合作和發生周邊事態時合作”的三大合作機制。其軍事合作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兩國共同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這也是宣示兩國密切同盟關系的最佳方式。
美日聯合軍事演習始于20世紀50年代，演習的類型和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增多，到現在已增至16種之多。如代號“山櫻”、“北風”和“東方盾牌”的美陸軍和日陸上自衛隊聯合演習，代號“森林之光”、“鐵拳”的美海軍陸戰隊與日陸上自衛隊聯合演習，代號“對抗北方”的美空軍與日航空自衛隊聯合防空演習，代號“利劍”的美日聯合演習。這些演習在內容上既有指揮所圖上演練、計算機模擬推演，也有實兵對抗。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美日聯合演習課目的進攻性越來越強、演習范圍越來越廣，針對中國的指向性也越來越明確。
近日備受關注的美日聯合演習就是年度例行的“利劍”演習，演習內容包括兩棲登陸、空中遠程對海攻擊、防空壓制等現代登陸作戰課目。此系列演習的目的是加強美日對“西南諸島”的攻防，向外界釋放了日本在“視為必要”的情況下可能使用武力解決島嶼爭端的危險信號。
“空海一體戰”中的日本角色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戰略準備方向和預設作戰對象都發生了較大變化，日本從昔日遏制蘇聯的次要戰場轉變為今日遏制中國的主要戰場，對美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得以大幅度提升。
2007年，美國蘭德公司曾發布過一份名為《中國的反進入戰略及其對美國影響》的報告，將中國視為未來妨礙美國在亞太地區利益的主要對手。2010 年5月18日，美“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在國會高調推出醞釀已久的“空海一體戰”理論。2011年8月，美國正式組建“空海一體戰”辦公室，該理論成為美軍在亞太地區進行戰爭準備的指導思想。美軍拿出了冷戰時期以“空地一體戰”理論對抗蘇聯的勁頭來應對中國，而日本這一次在其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
在“空海一體戰”理論中，日本被賦予了兩項重要職責：一是抗打，即扛住來自中國的“第一擊”，并且要保存盡可能多的有生力量;二是反擊，即作為美軍實施大規模海空反攻的前進基地。總攬美日近些年在日本本土進行的軍事建設，不難看出美日正是以此為出發點，加強了在太空、空中和海上的戰場建設。
空間戰場建設是近年日美關注的重點，被視作未來兩國實施反導作戰的基礎。自2006年美國在日本北部地區的日本航空自衛隊車力基地部署第一部探測距離達6000公里的AN/TPY-2 X波段導彈預警雷達后，美日兩國還要在日本南部地區為第二部該型雷達選址部署，以增強日本預防彈道導彈的能力，將日本打造成反導的第一道防線。
在空中戰場建設中，美軍駐沖繩嘉手納基地一直是其在本土以外快速反應作戰能力最強、規模最大的綜合性空軍基地，也是美海軍重要的航空站。該基地機場最多可容納100架飛機，美軍戰機從這里出發不到20分鐘即可飛抵中國大陸。
自2007年以來，美軍多次將F-22“猛禽”戰機“臨時部署”于該基地，以展現其對日本防務承擔的責任。而“臨時部署”的方法也用心良苦，既是為了讓“猛禽”熟悉戰場環境和保持基地對該型機的保障能力，在某種程度上講也是一種避免將這一最為寶貴的戰斗資源置于可能“威脅”之下的防護措施。
對于海上戰場的建設，美國雖然在日本已有佐世保、橫須賀和白灘等大型港口，足以滿足航空母艦、核潛艇等各型艦艇日常保障的需要，但在2012年1 月，根據日本《每日新聞》報道，美國海軍又將日本秋田、新、下關、博多、長崎等6個港口定位為“重要港口”，以作為后勤補給和發起攻擊的據點。
之所以確定這些“動員港”，意在彌補當前海軍基地布局的缺陷，以免支撐太平洋美海軍作戰的“重心”過重且數量太少而易遭打擊，形成冗余度更大、生存能力更強的海軍港口基地體系。同時，日美還要以P-3C反潛巡邏機、新型聲吶和近程魚雷構筑“亞太反潛鏈”，專門用于對抗中朝潛艇。
總的來看，近年美日戰場建設和軍事準備有兩個特點極為突出：一是針對東亞大陸的目的性很強。明為應對朝鮮威脅，實則與中國較勁;二是為大規模海空戰爭做準備的意圖很明顯。按照“空海一體戰”的思路，美國必須要以強大的海空力量全面壓制中國以常規導彈部隊、一體化防空系統為代表的“反進入”力量，才能在軍事對抗中取勝。
釣魚島之爭與日美同盟
此次中日釣魚島之爭持續升溫，美國的立場對日本很重要，這也是對日美同盟關系的一次考驗
美國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值得玩味。一方面，美國宣布采取“不持特定立場”的“中立”態度;另一方面美國又對日本單方面取消“利劍”演習的奪島內容，以避免刺激中國的做法表示不滿。這實際上表明了美國態度的兩面性，既不愿意站在前臺與中國發生正面沖突，但也不愿意中日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能夠息事寧人。
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釣魚島本身是日本的利益而非美國的利益;二是釣魚島問題從日本的角度講是主權歸屬問題，而在美國看來，釣魚島的位置則與封堵中國的海上島鏈密切相關，失去這一環節無疑是在鏈條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從地緣戰略的角度考慮，美國當然不愿意讓釣魚島歸于中國。因此，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雖然口頭中立，但在行動上毫無疑問支持和偏袒日本。
10月29日，印美日第三輪三邊會談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美國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在會談之前就曾表示，“近來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出現的摩擦清楚地提醒我們，民族主義正在迅速抬頭”。三方的接觸有助于“密切注意該地區的不良趨勢”。不言而喻，這就是美國的一種表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美國之所以在一開始就以默許的態度靜觀日本將釣魚島問題由發酵至爆發，再到持續升溫，目的在于讓日本民眾真切體會一下來自中國的“威脅”，這樣日本民眾才會發自內心地感受到美軍駐日的必要性。
11月9日，日本共同社報道，日美兩國政府磋商于12月修改1997年修訂的日美防務指針，內容將以強化沖繩西南諸島附近的警戒監視活動的“動態防衛合作”為主，重點把中國因素考慮在內。不難看出，日本對于釣魚島問題的解決仍寄希望于日美軍事同盟的加強上。這種思路和做法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爭端，只會進一步加深矛盾和惡化局勢。
今天的釣魚島問題實際上不但已經成為日本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的借口，也成為了美國加速實行重返亞洲戰略的一個著力點。而對于中日兩國之間歷史遺留下來的這個難題，妥善解決的關鍵在于雙方的誠意與理解，但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作者單位：空軍工程大學、空軍指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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