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中美相互依賴的加深，美國一些前政府官員和學者開始提出重新思考美國對臺政策問題。他們認為，需要在中美關系中拆除臺灣問題這個引線，《與臺灣關系法》已經過時，美國售臺武器的做法需要調整。他們的意見本身五花八門，在美國仍然屬于少數派。主流派的意見是主張維 持現行的美國對臺政策。保守派則把“中國威脅論”與美國對臺政策結合起來，強調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這種爭論還將繼續下去。
［關鍵詞］美國對臺政策 美國智庫 中美關系
［作者介紹］陶文釗，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主要研究美國外交、中美關系。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 30 多年來，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及售臺武器問題一直對中美關系形成干擾，是兩國關系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近年來，隨著中美關系涉及的范圍不斷拓展，兩國共 同利益不斷深化，美國一些知名人士和學者開始重新思考臺灣問題，引發了關于美國對臺政策的新爭論。
一
較早提出美應重新思考對臺政策的有影響的人物是退役海軍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比爾·歐文斯( Bill Owens) 。他在 2009 年 11 月撰文說，世界在迅速變化，中國經濟以相當于美國四到五倍的速度增長，不用三十年，世界將會有旗鼓相當的兩個大國。對美中兩國關系需要給予坦率和現實的評 估。“美中關系的出路不是兩面下注，不是相互競爭或者相互戒備，而是合作、公開化和信任”，“美國必須開始像朋友一樣對待中國”。《與臺灣關系法》是美國 向臺灣出售武器的依據，但這個法律“不是最符合我們的利益”，“對這個已經過時的法律進行徹底評估是名正言順的，這將被中國看作是美國為中美關系設置新議 程的真誠的嘗試”。他還對兩國關系，包括軍事交流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
歐文斯將軍的文章因為發表在英國報紙上，美國的民眾可能不是特別注意。2010 年和 2011 年發表在《外交》這本美國權威雜志上的文章引起了更大的關注。《外交》2010 年第 1 期刊登了波特蘭俄勒岡州立大學助理教授布魯斯·吉雷( Bruce Gil-ley) 的文章《海峽命運并非悲慘——臺灣的“芬蘭化”如何有益于安全》。他在文章中回顧了冷戰中芬蘭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對有關各方帶來的安全利益，并指出，現在 臺灣的地位與當時的芬蘭非常相似，都是處在兩個競爭的大國之間。他論證臺灣“芬蘭化”對美國的安全利益時指出，其一，當前中美兩國間最具爆炸性的問題是臺 灣，“芬蘭化”可以卸下這個問題的引線，從而消除中國對于臺灣成為它在本地區實現軍事和商業雄心的障礙的擔心； 其二，從 1949 年以來，臺灣一直服務于美國的戰略利益。“但這種政策的悲劇性后果是，這恰恰增加了北京被包圍和對其海軍劣勢的擔憂，反過來加速了中國的軍事建設。”“芬 蘭化”將使臺灣擺脫這個怪圈，使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這個安全困境得以緩解；其三，這些年來，華盛頓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擔心，臺灣是否正成為美國的戰略包袱。 臺灣“芬蘭化”也可以消除這種擔心； 其四，甚至從嚴格的現實主義觀點來說，美國也沒有必要把臺灣保持在自己的戰略軌道上。美國軍事上的安全可以通過亞洲別的基地得到保障。總之，“這將服務于 美國在亞洲和全球的長期的戰略目標”。談到臺灣“芬蘭化”的可能性時他說，現在中國大陸尋求與臺灣關系的和平發展，在臺灣也發展出一種傾向，即不是通過對 抗而是通過兩岸的整合來尋求安全，因而臺灣“芬蘭化”是有現實可能性的。
這篇文章引起了反響。在《外交》2010 年 5/6月號上刊出了兩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見。臺北駐華盛頓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萬斯·張( Vance Chang) 撰文強調，1949 年以后海峽兩岸關系與“芬蘭化”恰恰相反，“與美國的強固的安全伙伴關系”是臺灣取得各種成就，包括與大陸的經濟合作的“支持的基礎”，臺灣不能削弱與美 國的這種關系。丹麥學者、研究“芬蘭化”的專家穆里增( Hans Mouritzen ) 也對吉雷的建議提出異議，其主要論點是，夾在大國之間的小國不會選擇單方面的依靠。今天沒有一個小國會放棄合情合理的同盟選擇，而以“芬蘭化”的要求來限 制自己的操作空間。
二
進入 2011 年，對美國對臺政策的不同意見更多地表達出來。《外交》2011 年第 2 期刊登了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查爾斯·格萊澤( Charles Gla-ser) 的文章《中國的崛起會導致戰爭嗎？》。作者認為，中國的崛起無疑將是 21 世紀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事情，但不能確定的是，這個事件是否會有一個愉快的結果。因此國際關系學界一直就中國的崛起、就美中沖突是否不可避免進行辯論。格 萊澤認為，美中兩國間并非注定會發生沖突，關鍵是要破解安全困境： 一國增進自己安全的努力會導致另一國安全的削弱。他認為美國的軍事優勢，尤其是核力量優勢、太平洋的阻隔以及目前還算良好的政治關系使中美兩國的安全困境 得以大大緩解。由于中國把臺灣問題看得如此之重，由于美國與中國對于臺灣現狀合法性的看法有著如此之大的差異，臺灣問題對于兩國關系具有特別的危險，提出 了特別的挑戰。“一場因臺灣問題引起的危機極易升級為核戰爭”，“由于各方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觀點，由于華盛頓對于臺北的行為控制能力有限，一旦產生危機美 國實際上將處于一種被事態拖著走而不是引導事態的地位”。“因此，美國應當考慮收回其對臺灣的承諾。此舉將消除美中兩國間最明顯、爭議最大的爆發點，并為 今后數十年的兩國關系鋪平道路”。當然，如何降低對臺灣的承諾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種降低應該是一個漸進過程，而不是一種“劇烈的、高調的斷絕”。由于兩 岸關系過去幾年來得到改善，“美國應該有時間和空間來評估和調整其政策”。
格萊澤的文章引起了反響。2011 年 3 月 2 日，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卜大年( Dan Blumenthal) 在《外交政策》網站上發表文章，反駁格萊澤。他認為，第一，奧巴馬政府認為中美關系的最大障礙是“誤讀”，因此提出了“戰略再保障”政策； 第二，除了賣給臺灣布什政府售臺武器清單中剩余的那一半，奧巴馬政府并沒有做什么別的事情，“基本上放棄了對臺灣的承諾”； 第三，臺灣對中國大陸實行了和解政策，消除了任何可能的“獨立的威脅”。但中美關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差； 雖然海峽局勢是穩定的，美國在太平洋的軍力相對下降，但中國的軍力仍然在飛快發展，結果美國只好選擇抵制中國的“咄咄逼人的要求”，而“亞洲各國則武裝到 了牙齒來抵制中國崛起和美國對亞洲承諾的削弱”。
卜大年接著指出，臺灣是亞洲民主和平的重要部分，也是這個地區經濟起飛和政治轉型的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每當美國嘗試要放棄臺灣時——在( 20 世紀) 50 年代、70 年代和 90 年代——我們都發覺，臺灣太重要了，不能把它留給中國進行仁慈地照料。”他認為改變臺灣現在的地位是非常不利于穩定的。首先，臺灣大多數人不愿意改變現 狀； 其次，如果臺灣落入中國手中，中國就會把臺灣軍事化，日本將失去戰略縱深，中國將控制南中國海，并進一步推進到太平洋，“從珍珠港事變以來，美國將第一次 遇到對它控制太平洋的挑戰”，中美兩國間將大大增加沖突的危險； 第三，改變現行的政策將在美國掀起一場大辯論，對中國各種各樣的不滿都會乘機發泄出來，國會將會聚焦于中國帶來的種種危險，從而導致中美關系的惡化。
美臺商會會長韓儒伯( Rupert Hammond－Cham-bers) 在 2011 年 3 月 7 日的《華爾街日報》網站上發表短文指出，以放棄臺灣來交換中國在別的問題上“更順從美國的關切和要求”，從而避免兩國之間的戰爭，這樣一種觀點是“站不住 腳的”。臺灣是“第一島嶼鏈”的關鍵，喪失臺灣會導致日本和韓國重新調整本國的安全態勢，日本可能會研發核武器。這還會導致西太平洋地區向中國越來越強大 的深水海軍開放。
3 月 8 日，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網站上登載了該研究所研究員馬札( Michael Mazza) 《為什么臺灣是重要的》一文，文章著重論證了臺對美戰略重要性，指出“一個被吞并的臺灣無疑將成為軍事化的臺灣”，從而導致： ( 1) 在東亞發生沖突的情況下，“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將向中國大陸提供它現在所不具備的戰略縱深； ( 2) 很容易威脅日本的南部側翼；( 3) 使解放軍更容易控制呂宋海峽，由此得到更大的戰略縱深，進而威脅關島和夏威夷。他認為，“臺灣不是冷戰的遺產。它現在處于美中兩國 21 世紀戰略競爭的前沿。美國長久以來的政策是為亞洲提供安全并促進這里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只有繼續培植美臺之間的關系并繼續武裝臺灣抵制來自大陸的威脅， 美國才有希望繼續保證亞洲的和平”。得克薩斯大學( 奧斯汀) 國際安全與國際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威爾·英博登( Will Inbodent) 4 月 1日在《國家利益》雜志網站上發表題為《臺灣依然是重要的》一文。他認為兩岸的均勢現在相當脆弱，臺灣許多人對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承諾存在不確定感。“臺灣 的問題不僅僅是美臺關系和美中雙邊關系問題，它關乎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態勢和我們承諾的可靠性。諸如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美國的盟國，諸如印度、印尼和越 南等正在崛起的國家都在密切注意美國如何對待其朋友，尤其像臺灣這樣的民主伙伴。”他建議采取種種措施來加強美國與臺灣的關系，如同意臺灣關于購買 F－16C/D 戰斗機和潛艇的要求，派遣高級官員訪臺，支持臺灣參與更多的國際活動，國會應該增強對臺灣的支持，等等。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前任美國在臺協會駐臺北辦事處主任包道格( Douglas Paal) 在《外交》2011 年第 7/8 月號上發表題為《放棄臺灣無助兩岸和解》的文章，指出格萊澤的文章有一個沒有言明的前提，那就是臺灣人民對這一決定沒有發言權。他認為，以往八位美國總統 對臺灣奉行了相同的政策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它符合美國維持和平、繁榮和穩定的利益。美國對臺軍售是維護西太平洋和平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大陸和臺灣之間的 關系逐步緩和，北京卻仍在繼續增強針對臺北的軍事實力。這導致了惡性循環。要打破這個循環，必須從北京選擇增強或削弱其軍力部署做起，而不是從華盛頓把臺 灣讓給北京開始。
針對包道格的批評，格萊澤回應說，包道格認為臺灣人民在美國決策中應該有更大發言權，但在國際政治中鮮有這樣的運作。“尤其是在重要的國家利益受到 威脅時，各國會依據自身利益作出外交決策。朋友、盟國和敵人也許不喜歡這些決定，但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去適應。”支持世界上的自由和民主，包括臺灣在內， 確實是美國的利益，“但美國只應該在不會造成嚴重的安全利益風險的情況下來尋求這些其他的利益”。“鑒于美國對臺灣的承諾有潛在的可能造成其與中國關系的 緊張，甚至導致嚴重的危機，美國應該考慮收回這些承諾，雖然不一定終止承諾。”他還提出了減少承諾的幾種可能。
三
對美國對臺政策提出歧議的不止于一兩個學者。2011 年 1 月胡錦濤主席對美國進行了成功的國事訪問之后，1 月 22－23 日在弗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圓桌討論會，會議由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前總司令、前駐華大使普里赫( JosephPrueher) 主持，與會者包括退休軍人，除普里赫外還有前太總司令基廷( Timothy J． Keating) ，商界人士“聯邦快遞”( FedEx) 亞太區總裁克寧漢 ( DavidCunningham) 、國際部總裁達克( Michael Ducker) ，學者何漢理 ( Harry Harding) 、蘭普頓 ( David Lamp-ton) 、前外交官傅立民( Chas Freeman，III) 等。會議發表了題為《與中國關系的前景》的報告。報告認為，由于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一些不會很快發生變化的分歧，“兩國需要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分歧問題上進 行互相調適，而我們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自尼克松訪華以來的中美關系是“持久的談判”，對于這樣的談判，重要的是彼此都要了解“想要什么”和“應該要什 么”。報告列舉的中國“想要的”第一項就是美國停止售臺武器和促進臺灣與大陸和平統一。報告提出，“我們應當以新的眼光看待臺灣”，以兩岸都能接受的方式 解決久已存在的臺灣問題是對東亞穩定和中美關系的一項貢獻。不幸的是，現在美國售臺武器成了惡性循環的一部分，并使這個本來是政治性的問題，并且越來越具 經濟性的問題，總是在軍事領域進行討論。“臺灣問題的解決不是一個軍事問題，我們應該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來討論這個問題”。“《與臺灣關系法》所宣稱 的目的——‘保持并促進美國人民同臺灣人民，以及同中國大陸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區所有其他人民之間的廣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務、文化和其他關系’——應由有關 各方在一個比軍事更廣闊的背景中來重新加以思考”。當然，像對臺政策這樣敏感的問題，任何改變都必須經過深思熟慮。報告最后提出了六條建議，其中一條重要 建議就是要“以新的眼光看待臺灣”。報告稱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介入常常是美中兩國關系緊張的原因，尤其是在售臺武器方面。這是需要加以重新審視的。這種復 雜關系是政治的，需要在軍事關系以外來加以審視。報告主張美國官方采取認真的措施來打破在對臺提供武器問題上的惡性循環。
同年 5 月，傅立民在中國海洋研究所的一次討論會上也表示了他對美國對臺政策的憂慮。他指出，臺灣問題“是唯一可能在中美之間引起戰爭的問題”，兩國在臺灣問題上 充滿了感情色彩的分歧，這與兩國之間的合作關系格格不入。對于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美臺之間的項目是美國對中國復興懷有根本敵意的象征，美國繼續對臺軍 售、訓練臺灣軍隊，并向臺灣軍隊提供咨詢是對中國民族主義和上升的國力和軍事計劃的潛在挑戰。中國把美國對臺政策看作是其實現最終統一的“一個最后的有效 的障礙”。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一直是耐心的，但它現在正積極琢磨如何能最好地把我們在他們看來不起好作用的軍事角色從兩岸關系中排除掉，以便北京可以與臺北 談判解決臺灣問題。中國仍會繼續強調避免與美國的沖突，但民族自豪感的政治動力或遲或早會促使北京實行一種不如它現在奉行的政策那樣力求避免風險的政策。 “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時刻，不能再用一些手段把臺灣問題上的分歧糊弄過去。我們或者解決這些分歧，或者因為不能解決分歧而越來越感受到它們的負面影 響。”
四
2011 年 6 月，美國國家政策委員會舉辦了一場小型討論會。在會上作主旨演講的有美國國際與戰略中心的博斯科( Joseph Bosco) 、凱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副主任洛根( Justin Logan) 和美臺商會會長韓儒伯。博斯科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擔任國防部中國科科長。他認為，美國對臺灣的模糊戰略不能永遠繼續下去，現在美國、中國以及臺灣都需要“一 個戰略清晰的宣言”。“華盛頓必須清晰地、毫不含糊地和公開地宣布，它將保衛臺灣抵御中國的進攻，正如我們將援助日本和韓國一樣。”他認為美國拖延向臺灣 轉讓 F－16C/D 戰斗機，這向中國和其他國家發出了錯誤信息，而通過把美國對臺承諾清晰化、明確化，美國將向中國和本地區其他國家發出明確信息：美國將不會放棄或者被攆出 東亞，中國必須遵守二戰結束以來的國際規范。
博斯科代表了美國社會中最保守的一部分人的看法，其建議實質上是要使美臺關系重新回到中美建交之前的狀況，這只能是歷史的大倒退，與當前中美關系的現狀格格不入。洛根對這種意見表示強烈反對。他認為模糊戰略確有負面影響，但也不能用“正式承諾保衛臺灣”來解決問題，“這樣做風險過高”，這實際上是一項“可能在近期內將兩國拖入沖突的政策”。
韓儒伯在講話中突出了美國售臺武器問題。他認為美國對臺售武在過去三年有三個凍結期： 第一個凍結期從 2008年 2 月到 10 月，為期 8 個月； 第二個凍結期從 2008年 11 月到 2010 年 1 月，持續 15 個月； 第三個凍結期從 2010 年 2 月到 2011 年 6 月，共 17 個月。現在對臺售武的“進程被完全打斷了”，“我們甚至實際上是在說不準備接受臺灣( 購買 F－16C/D 戰斗機)的要求”。他認為，F－16C/D 戰斗機項目、柴油潛水艇項目等“對于我們的工業基地、對于我們的承諾、對于我們的戰略靈活性……都是重要的”。
2010 年 1 月奧巴馬政府把布什政府批準的武器大單中剩下的一半賣給了臺灣。此后，臺灣還一直在求購新的武器，尤其是 F－16C/D 型戰斗機。奧巴馬政府遲遲沒有作出決定，這引起了美國保守勢力的不滿。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 Walter Lohman) 2011 年 2 月 28 日在該基金會網站上發表文章抱怨說，“美臺關系今天是全面凍結了”，臺灣與大陸打交道是以牢固的美臺關系為基礎的，馬英九已經跨出去了，但美國卻沒有做它 該做的事情。這使臺灣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擔心。他認為美國政府在對臺關系方面有許多事情要做： 首先是要不顧中國方面可能的反對，向臺灣出售 F－16C/D型戰斗機； 另外還有： 加快與臺灣就貿易和投資框架協議( TIFA) 進行談判，就遣返條約進行談判，提高雙方互訪層次，加快關于互免簽證的談判，等等。總之，奧巴馬政府要盡快“解凍美臺關系”。
2011 年 8 月，美國智庫“2049 項目研究所”發表了一個由卜大年、薛瑞福( Randy Shriver) 、石明凱( Mark Stokes) 、羅素·蕭( Russell Hiao) 和馬札署名的題為《21 世紀的亞洲盟友》的報告。報告分析了美國的安全戰略與同盟體系，分析了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挑戰，強調臺灣在美國亞太地區安全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報告危言聳聽 地指出，“如果臺灣落入中國手中，亞洲就會被一分兩半，美國對太平洋的控制就會受到進一步的危害，南中國海就會成為中國的一個內湖，日本會失去戰略縱深， 臺灣的導彈和情報－偵察基地和港口，加上中國在海南的不斷完善的基地設施，將可以使中國開始控制南中國海”。報告還討論了“保衛臺灣的戰略與能力”，提出 美國要準備派航母編隊去臺灣海峽進行空中巡邏，派小規模的應急分隊去幫助臺灣的防衛，一旦大陸進攻臺灣，美日應該自愿成為兩者之間的阻隔，等等。總之，這 個報告旨在完全恢復臺灣作為美國安全盟國的地位，復活《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按照報告的建議，美國要大大加強與臺灣的安全關系。
五
2011 年秋季號《華盛頓季刊》發表了喬治敦大學教授唐耐心( Nancy Tucker) 和戰略與國際中心研究員葛萊儀( Bonnie Glaser) 合寫的文章《美國應該放棄臺灣嗎？》，這篇文章是對比爾·歐文斯、弗吉尼亞大學的圓桌會議和查爾斯·格萊澤等關于美國對臺政策意見一個比較綜合和系統的回 應，是對“美國為什么不能放棄臺灣”的一個全面闡述。文章為此列出了許多理由。第一，“放棄臺灣的決定，甚至大幅度減少美國對臺灣的支持，都會被越來越自 信的中國當作是美國衰落、動搖和不可靠的證據”，2009 年美中聯合聲明中提到了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就反映了北京的一種估計： 中國可以對美國施壓和進行誤導； 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國讓步不一定會使中國在其他對美國重要的問題上，如朝鮮和伊朗問題，對美國采取更順從的態度。第二，在臺灣問題上實行“綏靖”風險太高， 現行的對臺政策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支持，軍工集團從對臺售武中在金錢和就業崗位兩方面得到好處，F－16 生產線的關閉將使 43 個州喪失 11000 個就業崗位； 放棄臺灣后會發生什么事情也令人擔心，無論對于美國的自由派還是保守派來說，臺灣都是生氣勃勃的民主體，是亞洲政治發展的先驅，如果人們認為中國對臺灣施 壓、對臺灣不講道理、不公平，臺灣的命運將破壞美中關系，從而有違美國放棄臺灣的初衷。第三，盡管近年來海峽兩岸關系改善，但中國人民解放軍繼續在準備應 對臺灣海峽的緊急事態，并且發展出反進入和區域拒止的能力來阻遏美國的介入，在臺灣問題上的“綏靖”只會助長中國的“軍事民族主義”。第四，美臺之間的經 濟貿易關系是十分重要的，臺灣是美國第九大貿易伙伴，美國是臺灣第三大貿易伙伴，美國是臺灣最大的投資者，尤其在美國經濟不振的情況下，美國更不能損害美 臺經貿關系。第五，近年由于種種原因，美國社會對臺灣的支持削弱了。如果要改變對臺政策，行政當局就必須過國會這一關，包括由 29 名參議員和 145 名眾議員組成的臺灣連線。最近參眾兩院都再次表達了“臺灣是我們在亞洲最強大的盟友”的立場，2011 年 6 月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時隔 7 年舉行了“為什么臺灣是重要的”聽證會，委員會主席羅斯萊蒂能( Ileana Ros－Lehtinen) 表示要提出加強《與臺灣關系法》的議案，這是國會在臺灣問題上“重新積極起來”的一個標志。第六，美國對臺灣長期的支持對于美國的盟友和朋友來說也是重要 的，這“事關美國的信譽”，如果美國政策前后不一，那么美國的盟友和朋友就會感到“美國是靠不住的”，就會自己加強軍備，或者轉而投靠中國。最后，作者提 出了一系列加強美臺關系的建議，包括向臺灣出售 F－16C/D 戰斗機。
幾乎同時，美國企業研究所網站上刊登了戴維森學院教授任雪麗( Shelly Rigger) 的文章《為什么放棄臺灣幫不了美國與中國？》。任雪麗強調了臺灣在現存亞太安全結構中的重要性，指出，現存亞太安全結構符合許多國家的利益，“美國對臺灣 的行為顯示了它對對外援助的態度，包括它的同盟承諾、遵守其義務的意愿。美國如何對待其長期的朋友、包括臺灣的態度是衡量美國履行其領導角色的承諾的重要 尺度”。她援引海軍分析中心退休準將麥克維登( Eric McVadon) 的話說： “一旦美國放棄臺灣，美國作為同盟伙伴的信譽以及它在這一地區和全世界作為和平與穩定的堡壘的聲譽將會蕩然無存。”她還援引對布魯金斯學會的卜睿哲( Richard Bush，Jr． ) 的采訪說，“如何解決臺灣問題對于中國和美國都是重要的考驗。對于中國，它將表明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大國； 對于美國，它將表明美國如何發揮它作為國際體系衛士的作用”。她還強調了美國對臺灣政策中的道德因素，稱美臺之間幾十年來共享友誼和合作，為了共同目標作 出犧牲，美國對臺政策是對美國是否堅持外交政策核心價值——民主、自由和市場經濟——的嚴峻考驗。
六
2011 年 10 月，奧巴馬政府再次向臺灣出售武器，總金額達58．5億美元，其中最主要的是將140多架F－16A/B戰斗機升級。此次軍售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 臺灣也表示不滿，因為奧巴馬政府仍然沒有同意出售F－16C/D戰斗機。此次軍售也在美國學術界引起了關于售臺武器的新討論。卡內基基金會資深中國問題專 家史文(Michael Swaine) 認為，“美國應該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即便這意味著要修改六項保證。這些保證不是血寫的，不是美國的法律。它們是可以修改的，如果我們的國家利益相信，它 應該被修改的話。他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六項保證不是美國法律，只是政策。現在的問題是，在某種條件下修改這些政策是否更符合美國的利 益？ 在大的趨勢顯示應該這么做時，美國政府應對這些政策進行重新評估”。他認為，美中之間就臺海軍事與安全問題取得更多理解，有利于臺灣問題的解決或讓形勢穩 定。這不是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中國需要承認美國事實上已深深卷入臺灣問題，雙方應該面對現實。
同年 11 月 10 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前國際安全研究員、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保羅·凱恩( Paul V． Kane) 的文章《為了拯救我們的經濟，放棄臺灣吧》。他認為，美國的就業機會和財富如今比美國的軍事實力更重要。現在美國在臺灣已經沒有什么戰略利益，而海峽兩岸 正在實現經濟融合，臺灣最終將不可避免地并入大陸。既然如此，美國不妨與中國做一筆交易： 中國勾銷手中持有的 1． 14 萬億美元美國國債，美國則不再向臺灣提供軍事援助和出售武器，在 2015 年之前結束現有的美臺防務合作。這既能減少美國的債務，也可以使中國省下部分國防經費。
這個提議不同尋常，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是可想而知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馬札 11 月 18 日在企業研究所的網站上發表題為《不要拋棄臺灣》的文章，指出，把臺灣“賣”給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和經濟利益是有害的，對臺灣人民來說是災難性的。接著，他 基本重復了上述《21 世紀的亞洲盟友》報告中關于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的說法，并稱： “把亞太地區的戰略優勢讓給中國不是解決美國所面臨問題的方法”。
七
上文對近年來美國學者關于美國對臺灣政策的爭論的回顧大概是不完全的，但主要的觀點應該已經包括。筆者以為可以得出以下三點初步看法。
第一，提出要對美國對臺灣政策進行重新審議的學者和前政府官員，他們的建議雖各種各樣，但出發點是一致的，即都認為由于中國的崛起，美中兩國的實力 差距在縮小，都意識到臺灣問題的嚴重性，都認為美國現行的對臺政策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筆者也認為其中的有些建議是完全不現實，甚至是荒謬的，如讓臺灣“芬 蘭化”、以勾銷美國欠中國的債務來換取美停止對臺軍售等。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不再認可現行的政策，而認為應該重新思考、應該有所改變。
第二，批駁上述建議的學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分為兩類： 一類是所謂代表主流的，一類是偏向保守的。唐耐心、葛萊儀和任雪麗的文章大致可以看作是代表主流看法的，“2049 項目”的報告則是保守派的代表。這兩派之間有一些相仿的看法，如支持臺灣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對美國的信譽與聲譽的重要性，臺灣是美國的重要經濟伙伴，售臺 武器給美國帶來的經濟利益，等等。這兩派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 主流學者或者不強調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或者根本不認為臺灣對美國還有什么戰略價值，而偏向保守的學者和政界人士則強調這種價值，“2049項目”的報 告、博斯科的講話和韓儒伯的文章都把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
第三，從當前情況看，這場辯論的規模還不大，參加的學者和政界人士也還不多，但重要的是，辯論已經開始，而且筆者認為還會繼續下去。有的美國主流學 者認為，如格拉澤那樣的觀點不是美國的主流觀點，甚至不是接近主流的觀點。也許是這樣。但既然中國的發展、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是不可阻擋的，總有一天，美 國為對臺售武付出的戰略代價將超過其“收益”，到那時，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包括政界和學界人士認識到，《與臺灣關系法》是過時的，有害的，到那時， 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就該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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