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比利時一所大學的清潔女工舉行了罷工，并隨后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組織，名為“解放的掃帚”（Liberated Broom）。一部新電影展示了她們如何趕走老板，并開啟了一場持續14年的自我管理實驗。
訪談者：丹尼爾·科普（Daniel Kopp）
受訪者：科琳·格蘭多（Coline Grando）
翻譯：踏青
大學清潔工在舉行一場會議的劇照，來自科琳·格蘭多的紀錄片《解放的掃帚》（Le balai libéré）
1975年，在比利時成立不久的法語魯汶天主教大學（UCL）中的三十多名清潔女工舉行了為期三周的罷工，“解雇”了她們的老板，并決定成立一個自我管理的合作組織（cooperative）。這場激進的經濟民主實驗——她們將其命名為“解放的掃帚”（Le Balai Libéré）——使她們的工資增加了兩倍，也讓合作組織的規模擴大至一百名工人以上，并證明了工人可以管理好自己的事務。經過十四年的成功運營，僅僅因為公開招標制度的強制推行，讓私人競爭者得以削弱她們，也使得這一項目戛然而止。
到2010年代末，法國紀錄片導演科琳·格蘭多（Coline Grando）在這所大學學習時，“解放的掃帚”的故事幾乎已被遺忘。幸運的是，她從一位朋友那里聽說了這段歷史，并迅速決定開始恢復這段記憶。經過五年的檔案梳理、敲門去尋找這些合作組織的參與者的活動，以及與如今在這所大學中工作的清潔工對話，格蘭多于2023年發布了她的紀錄片《解放的掃帚》。
在《雅各賓》（Jacobin）雜志的采訪中，格蘭多向丹尼爾·科普談到了她的電影、自我管理的成功與挑戰，以及我們如今是否還能創造類似的政治想象力。
丹尼爾·科普：1975年，清潔女工為何舉行罷工——這樣一個將促成自我管理的合作組織成立的行動？
科琳·格蘭多：1970年代初，新魯汶（譯者注：為建立新大學開發的新城）與法語魯汶天主教大學剛剛建成。雇傭這些女性的公司ANIC是一家典型的分包商（subcontractor）——大學決定將清潔工作外包給它。但工會不同意。
隨著大學預算的削減，這一分包商想把其中一些工人調到比利時盧森堡地區的另一個工作地點，也沒有為工人提供交通工具。在比利時，每天通勤80英里上班根本不合理。她們無法接受這一點，于是其中有些人去找了工會。
清潔工們發起了為期三周的罷工。你可以想象，一所大學三周無人打掃會是什么樣子，尤其還是一個在建設中的大學。工人們告訴我，罷工期間，教授們和學生們甚至到大學廣場領取廁紙。斗爭的每一天都會有一些活動，比如焚燒老板的肖像并放入棺材的示威，總是會有一些東西在提醒大學中的人們：清潔工在罷工。
工會官員立即建議轉向工人的自我管理。他們受到了早些年法國貝桑松一所歷溥（LIP）手表廠自我管理倡議的啟發。一些去貝桑松考察的比利時工會成員在見到了歷溥工廠的自我管理如何運作后，帶回來了發起自我管理的愿望。“解放的掃帚”便是這段歷史的一部分。
丹尼爾·科普：所以，自我管理的想法是工會提出的？
科琳·格蘭多：是的，對于清潔工來說，她們要么留下來加入自我管理的熱潮，要么另謀高就。罷工時清潔工中有42人參與了，最后有38人接受了這一倡議。罷工期間還組織了工作坊，比如一個法律工作小組就提出了這一問題：我們想要什么樣的結構？也有與大學學生合作的小組們負責宣傳這場斗爭。每天都有工作小組們到現場。
重要的是，工會、大學和老板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三角關系。因此，一旦與分包商發生糾紛，大學校方就被拉入了討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說服大學校方去接受自我管理，因為這意味說服校方與分包商解除合同，并與一個新的非營利組織“解放的掃帚”簽約。但是，幸運的是由于基督教工會聯合會（CSC）的工會成員認識魯汶天主教大學董事會的人，這讓校方接受這一訴求變得順利了一些。
有一論點認為，如果支持這種不尋常的倡議，也就是嘗試一種新的管理形式，這可以提升大學的聲譽。事實上，這運行得很好——合同從幾個月延長到一年，再到三年，不斷更新直到1989年才終止。
丹尼爾·科普：清潔工們經常提到“解雇老板”。這種職場權力的倒轉是象征性的嗎？
科琳·格蘭多：是的，這實際上是一種象征性的“解雇”。我在檔案中找到了一封信，是一位工會成員寫給老板的，他也基本上可以說是創建合作組織的領頭人之一。在信中，他指責對方是一個糟糕的老板，缺乏對工人的考慮，也不遵守規則。工人們同意在信件上簽名，并把這封信寄給了老板。
丹尼爾·科普：信的開頭是這樣的：“先生，經過持續一周的在工作小組和全體會議上的碰頭，您的公司的工人們注意到以下問題：首先，經過對我們工作的深入研究，我們注意到我們自己可以完美地自行組織。因此，我們得出結論，您完全是多余且寄生的。”
科琳·格蘭多：是的，這封信很有趣。它在我的電影中被朗讀了兩次，因為它確實非常幽默。當然，這是象征性的，但也是激勵士氣的一種方式，這也表明工會正在擼起袖子加油干。但實際上，真正的解雇是大學校方決定與分包商解除合同，而分包商也沒有反抗。大學校方本可能因違約而被追究責任，（但實際上并沒有）。我相信，談判結果是校方保留了與該分包商在布魯塞爾另一個地點的部分合同。
丹尼爾·科普：清潔工們是如何處理“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也就是設備的？
科琳·格蘭多：罷工期間，她們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在工會的建議下沒收了設備，并稱之為“繳獲戰利品”。
罷工結束后，她們歸還了設備，因為這些顯然屬于公司。罷工期間，她們通過出售貼紙籌集資金，購買了基本設備，比如抹布和刮水器。實際上，清潔也只需要水桶、抹布和刮水器。后來與大學簽訂新合同后，她們用這筆錢購買了機器。
你應該要明白，在“解放的掃帚”，她們真的想要使用好的設備來工作。因為她們可以決定資金的使用，所以會發現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了，工人對設備沒有選擇權。由于分包商的合同可能只有五年，他們可能在那也就五年，所以他們不會繼續投資（來更新設備）。在電影中，有一個吸塵器無法吸塵的故事。而在“解放的掃帚”，她們擁有優質的設備。
丹尼爾·科普：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西歐興起了一波占領（occupations）的浪潮。但當我們想到這些的時候，通常想到的是制造業和工廠。這也是“解放的掃帚”之故事的獨特之處，它講述的是處于價值鏈條底部的清潔女工決定去自我管理她們的工作的故事，而非工廠工人的故事。你能詳細介紹一下實踐中這種自我管理的具體運作方式以及她們面臨的挑戰嗎？
科琳·格蘭多：她們已經相當自主。有許多小團隊知道如何工作和組織自己。每月舉行一次全體會議，每周一次管理委員會會議來處理更實踐的事務。她們建立了結構，例如每個團隊都有一位代表每周一參加管理委員會會議——并且必須有人員輪換以共享責任。
至于“解放的掃帚”的成功，重要的是知道利潤是非常可觀的。在全體會議上啟動自我管理后，她們決定怎么處理利潤：我們雇傭更多人是為了減輕工作量嗎？我們投資設備是因為這能讓人在不受傷的情況下更好地工作嗎？或者是否應該給她們自己發獎金，然后平分一筆錢？
因此，她們的工資比之前提高了。以前是每天36法郎，后來提高到95法郎以上。然后還有工作時間，她們確保工作時間調整得與開往大學的公交和火車相匹配——因為她們都不住那里。她們為工人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如果有一段時間她們雇傭了太多人，她們不會解雇任何人，而是讓所有人每周減少一天工作時間，直到達到平衡。當然，如果有人犯了嚴重錯誤，她們也會解雇。
丹尼爾·科普：那么，挑戰是什么？
科琳·格蘭多：主要的挑戰是保持自我管理的精神：組織全體會議與管理委員會。
她們還希望團隊能夠融合，避免在全體會議上形成對立的小團體。但這完全沒有奏效。工人們希望留在自己的建筑里，因為一旦熟悉了一棟建筑的清潔工作，就不想換地方。即使是今天，工人們也說，每當有人休假回來發現同事的清潔方式不同時，就會有很多沖突。
當她們繼續前行時，大學建筑也不斷擴建。工作量增加，她們不得不雇傭更多人。和許多公司一樣，她們從自己的家庭中雇傭。因此有時整個家庭都在公司工作，丈夫做窗戶清潔，姐妹、女兒和兒媳做清潔工。這讓自我管理變得更難，因為全體會議上仍然存在“家族”（clan）觀念。
工會一直通過派會計和主持會議的人介入公司事務。盡管她們希望工人們完全自主，但這并未實現。
丹尼爾·科普：你的電影還講述了“解放的掃帚”在1989年因公共采購規則加劇自由化而終結的故事。合作組織是如何以及為何結束的？
科琳·格蘭多：1989年，大學決定啟動之前從未實施過的公開招標，“解放的掃帚”參與了競標，并且仍然很有競爭力。但出于某種原因，大學重新招標，直到一家佛蘭德公司以極低的價格中標。
我們可以推測這是有預謀的，但有幾個因素：大學董事會對合作組織的支持不再有保障；工會官員也表示工人的斗爭意愿下降，工作質量似乎也不如從前。因此，一些因素意味著校方一度想要擺脫“解放的掃帚”。
最終，這家佛蘭德公司贏得了合同，并雇傭了合作組織的工人。這是一種招標制度，老板換了，但員工不變——至少保留六個月。后來老板保留了她們，因為重新培訓這么多人不現實。對我來說，顯然那種制度無法正常運作。
丹尼爾·科普：你的紀錄片不僅僅是檔案的工作。你決定讓1970年代合作組織的清潔工與如今在魯汶天主教大學從事相同工作的人對話。你為什么做出這個決定？
科琳·格蘭多：我想拍一部與當下共鳴的電影，這要求我們提出關于今天的問題。
我發現，前工人和現工人之間的對話是非常偉大且豐富的。她們像所有其他行業一樣，有具體的行業詞匯，老工人甚至能告訴你某棟建筑用的是油氈還是瓷磚。電影展示了這些維護建筑的人們所做的所有工作。甚至有如今的工人告訴我，看到曾經維護這些建筑的人，她們很感動。
這是一份支撐其他所有工作的職業。沒有它，一切無法運轉。但這些工人從未有機會發聲。我覺得這種代際交流會讓我們學到東西。今天的工作世界是什么樣的？雖然我開始研究的是“解放的掃帚”的歷史，但我意識到電影中的合作組織將成為討論我們今天的工作條件提供契機。
2020年8月，第一輪疫情封鎖剛結束，我就去大學見了清潔工團隊。這群工人被新冠疫情危機徹底卷入漩渦，她們在當時比任何時候都需要被關注。盡管我和她們素不相識，仍有十四人同意錄制訪談、講述自己的工作。在普遍對媒體（尤其是職場報道）充滿不信任的當下，這絕非小事。那一刻我意識到：“他們掌握著關于當下的真相。”
丹尼爾·科普：從近五十年的視角來看，你的電影還講述了清潔工作的演變。在法語中，這份工作的名稱甚至變了。她們不再被稱為“清潔工”，而是“表面操作員”（surface operatives）。紀錄片中的工人們甚至提到了“工廠式工作”（factory work）。例如，“解放的掃帚”一度曾雇傭了一百名工人，而如今五十名工人就要清潔面積達35萬平方米的大得多的校園。自合作組織時代以來，工作的本質發生了哪些變化？
科琳·格蘭多：我必須說，“解放的掃帚”的工作條件在1970年代也不是常態。但顯然，那時候的工作節奏與當今不同，其氛圍更像家庭。這并不意味著當時的工作條件很好，或者她們沒有在工作中受苦。
在招標制度下，老板唯一能調整的是工人數量。工資不能變，因為有集體協議；設備也無法被用來提高生產力了。雇傭的人越少，工作節奏越快，工人的負擔越重。在大學這種分散的建筑群中，工人整天獨自工作，幾乎見不到同事。
除了身體上的傷害，還有巨大的精神傷害：她們不再被允許合適地工作。這與“解放的掃帚”形成了鮮明對比，她們曾為使用好設備做好工作而自豪。她們說沒有一絲灰塵的地板和被清洗的墻壁閃閃發光。每年夏天，她們會搬空辦公室的所有家具，徹底清潔整個房間。
如今，她們不再被要求合適地清潔，被要求盡可能快地讓它“看上去”（look）干凈。
此外，外包讓工人在象征意義上被孤立。她們不穿與大學員工相同的衣服，理論上甚至不能在大學研究人員或行政人員專用的自助餐廳和他們一起喝咖啡。她們時時刻刻被提醒她們不是大學的一部分。但是，她們也實打實在大學工作了二十五年，當被問及職業時，她們不會說“我為一家三年后可能換掉的公司工作”，而是說“我在大學工作”。我覺得這種歸屬感的褫奪非常殘酷。她們的工作已經貶值，不再被允許成為這一相當有聲望的組織、這所大學的一份子。
丹尼爾·科普：工人們還表達了集體性、社區和團結不復存在的感受，更像是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但“解放的掃帚”的工人說，團結真的是他們的合作組織的基礎。電影給人的印象是，今天重復這種實驗會更加困難，因為工人們變得更加孤立和分散了。你怎么看？
科琳·格蘭多：關于“解放的掃帚”的團結，我想強調的是，人們并非相處得更好或更支持彼此。那里有很多人互相看不順眼。但公司的組織結構決定了大家是同舟共濟。即使你受不了同樓的人或隔壁的人，你也會去幫忙，因為未解決的問題意味著每個人的收入減少。這迫使人們表現出團結。
丹尼爾·科普：所以，公司的結構塑造了團結？
科琳·格蘭多：當我聽到人們說不再團結時，我感覺他們的潛臺詞是我們每個人都變了。但實際上是今天的結構（structures）在迫使我們變得個體化。
丹尼爾·科普：工人們看完電影后有什么反應？
科琳·格蘭多：電影完成后，在電視和影院上映前，我為她們組織了一場專場放映以讓她們能夠安靜地觀看。她們都真的非常高興。她們告訴我：“我沒想到會這樣。”我不知道她們原本期待什么。但或許她們不習慣這種要花時間傾聽人們的電影。相比之下，電視紀錄片通常影片節奏很快，并配有畫外音。
我還在一門大學課程中放映了這部電影。一些老師決定將其納入課程。在蘇格拉底講堂（Socrates lecture theater）——這所大學最大的禮堂——我們為350名必修課學生放映了這部電影。很多人并不真的在意，但討論環節有一些很棒的問題。一名學生問我：“我們能做些什么來幫助清潔工？”我認為這正是問題之一——階級間的團結和斗爭的匯聚。畢竟，這正是“解放的掃帚”得以存在的原因。
原文：
https://jacobin.com/2025/03/liberated-broom-documentary-cleaners-belgium
撰稿人：
科琳·格蘭多是一位電影制作人，也是《解放的掃帚》的導演。
丹尼爾·科普是一位工會成員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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