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年來，長時間加班在城市非公有制企業中非常普遍，實際的工作時間與中國勞動法規定的時間大相徑庭。高薪行業如互聯網也曾有大量從業者抗議996超時勞動，普通藍領工人更是早已被迫忍受加班加點不加薪的生活。即使這些對員工的加班要求大多都超過法律允許范圍，且為大眾所抵制，但其仍在勞動力市場中肆意蔓延而幾乎不受懲罰，這說明普遍加班的問題有結構性成因，需要從多角度去分析。我們選取這篇文章作為勞動實證論文翻譯系列的第一篇，因為其系統性地回顧整理了中國工時研究的主要成果：

　　（1）農民工工作時長在既往研究調查中普遍位于每周65小時左右，遠高于其它職業。（2）就業率和失業率是推動員工工作時間增長的首要因素，增加工作時間是個人避免失業壓力、確保生存需要被滿足的重要手段，大多數中國人對加班工作仍處于剛性需求階段。

　　由于該文章采用了量化分析，為了節省閱讀時間和減少過于專業內容的呈現，在不妨礙理解原文內容的基礎上，我們翻譯時僅翻譯了原文中摘要、部分結果、對結果的分析以及結論和啟示部分。全部內容可參閱原文，亦可根據文獻參考進一步閱讀。本文閱讀大約需要15分鐘。

為何加班？ 對于中國實際工時演變趨勢和其影響因素的系統性分析

　　Why Work Overtime?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evolutionary Tre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rk hours in China

　　作者：Bei Liu, Hong Chen , Xingxing Yang and Congmei Hou

　　出版時間：2019年

　　摘要：

　　目標：研究工作時長的變化規律對于理解中國工時的現狀和影響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大部分對于工時的研究依舊采用自我報告的問卷形式，因此缺乏研究的連續性和深度，并且不足以探究工時的演變趨勢及其運行機制。

　　方法：本研究采用跨時期(cross-temporal)綜合分析(meta-analysis)方法來考察中國員工工作時長的演變趨勢，并且采用熵權法來分析每個影響因素。在本論文中，中國知網、維普信息和萬方數據庫被用來搜索中文源同行評審的文獻，并且在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和Web of Science中搜索英文源的相關文獻。

　　結果：共篩選出36篇符合質量標準的文獻。結果表明，中國的工作時長表現出顯著的波動上升的趨勢。大多數近期對于中國工時的研究是跨省調查，且農民工的加班問題已經成為了當下研究的重點。大多數對于中國員工工時的研究是由學者主導，政府協助進行的。因此，需要開展政府主導、集中，且在全國范圍內的研究。

　　結論：中國工作時長的問題應該受到重視。主要的影響因素包括生存指標(survival indicators)，例如勞動市場條件和醫療保障水平；以及能力協助指標(power-assisted indicators)，例如個人收入和勞動分配，而勞動保護的影響最小。本研究將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中國員工工時變化的本質，并為對加班工作的進一步干預研究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

對于中國員工工時變化的洞察：加班工作與增長變化

　　原文圖2 中國員工工作時長調查的時間和地理分布。數據來自于作者收集的36篇論文。右圖中綠色代表農民工，紅色星代表教師，三角形代表其它職業員工，下方紅色虛線代表法定工時。

　　采用橫截面歷史研究方法所得的分析結果表明，近年來中國員工的工作時間演變趨勢并不樂觀，員工加班現象普遍存在。一方面來說，當前中國員工的工時起伏不定：例如，在2017年，樣本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長為60.73小時，這超過了中國勞動法規定的工作時間標準(每周44小時工時)的38%，甚至超過了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每周工作時間不應超過40小時的勞動準則。基于交叉剪輯的歷史研究方法(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of cross-cutting)的預測表明，中國員工的工作時間將繼續增長到2020年。另一方面，根據Cohen's criteria的統計學評估 (46)，中國勞工工時在近年的增長變化也是偏高的，應當引起重視。研究結果進一步表明，中國員工加班問題亟待解決。

　　上述段落中，原文使用了中等效果量來描述工時增長的變化程度，此處我們在翻譯時進行了簡化。

　　長工作時間是大多數正在經歷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的普遍特征之一。在某個階段，幾乎每個國家的工作時間都會呈現出從快速增長到逐漸減少的態勢 (94)。尤其在發達國家，如英國和美國，從高時長到低時長的趨勢更加明顯。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大量員工加班工作，于是減少工作時間成為工人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 (95)。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發達國家的工作時長開始下降并起伏不定 (96)。中國目前的工作時間仍處于增長階段，尚未達到峰值。因此，從工作時間的角度來看，雖然中國經濟近年來發展迅速，其國民生產總值不斷增長，但其發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質量仍遠遠落后于英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

　　中國工作時間典型研究對象的地理分布：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工

　　加班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尤其在廣東和浙江是普遍存在的。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 (97)，珠江三角洲以及長江三角洲經濟帶是中國的主要經濟區域。本研究中，廣東和浙江地區員工的加班時間也反映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與個體工作時長之間的正相關性。在加班頻次高發區域，中國的農民工加班問題尤為突出。農民工指的是擁有農村戶籍但在城市和城鎮工作的人。

　　與城市員工相比，中國的農民工工作高度流動并且勞動強度很大 (99,100)。農民工缺乏法律保護并且被邊緣化，這些正是“非正式工人”的典型特征 (101)。研究已經表明，中國當前的勞動力市場多元分割是農民工遭遇不公平就業的主要原因 (102)。由于這種分離，農村勞動者不能自由地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工資歧視和就業歧視非常普遍。因此，大多數農民工只能從事需要更多體力勞動的傳統產業，例如建筑業 (103)。此外，維護農民工勞動權益的相關制度在中國尚未完善，這導致農民工被雇主以增加工作時長的方式剝削。

　　原文表格三描述了對工作時長產生影響的因素。下方表格根據過往研究（包括針對西方國家的）整理出所有可能情況，不代表中國工人的狀況。

工作時長影響因素分析：生存需求和社會需求

　　中國員工工時影響因素的權重分析顯示，勞動力市場指標，如就業率和失業率，是推動員工工作時間增長的首要因素，其次是與醫療保障相關的因素，包括個人醫療支出和職業疾病成本。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位于個體需求的基礎層次，可以更有效地影響個體行為 (105)。在本研究中，基于就業率的勞動力市場指標和基于個人醫療支出的醫療保障因素代表了維持個體基本生存和安全需求的生存指標 (106,107)。

　　一方面，就業率和失業率與工作時間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增加工作時間是個人避免失業壓力、確保生存需要被滿足的重要手段。研究顯示，工作時間是調節就業壓力的一種隱性方式。員工通過減少或增加工作時間來選擇退出或進入某些勞動力市場 (108)。另一方面，醫療保障等因素對個體工作時間的重要影響，例如個人醫療的開支(該支出用以保證個人健康)對工作時長的影響，也表明增加工作時間是保證個人支付醫療費用、維護健康費用來源的有效途徑。因此，總體上來說，在這些生存指標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大多數中國人對加班工作仍處于剛性需求階段，即員工加班是為了保持就業和確保身體安全。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個人消費支出等因素也會導致工作時間的顯著增加。與勞動力市場和醫療保障等生存指標相比，個人消費和收入指標屬于更高層次的社會需求指標。當需求等級提高時，個人從生理需求向社會需求邁進，個人延長工作時間的主要原因從維持現有工作的愿望轉變為獲得更多的薪水和保障消費需求的愿望。Schor指出，個人過度工作的原因是“工作-消費循環”。她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個人心理的影響在比較自己的消費習慣與他人的消費習慣方面變得更加突出，以個人消費為中心的浪費型生活方式逐漸變得更為普遍。這種心理促使個人為了消費目的增加工作時間(109)。

　　反映國家科技創新水平的指標，如發明專利數量和專利申請數量，對工作時間具有正面影響，其影響次于勞動力市場和個人收入等因素。理論上，技術進步以及技術進步帶來的管理水平提高可以讓組織用比以前更少的生產要素生產相同數量的同質產品(110, 111)，從而促進組織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員工個人工作時間的減少。然而，本研究的結果卻呈現出它們之間存在正向關系。我們認為，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加速了商業的運作，加強了時間競爭 (112)，進一步模糊了個人工作空間和生活空間之間的界限 (113)，從而導致員工工作時間不確定地延長。因此，無論是在總體還是個體層面，工作時間都沒有減少。

　　研究表明，政府保護勞工的政策層面的限制是減少個人工作時間的重要手段 (15,16)。本研究同時發現社會保險因素對工時影響小。我們認為，這種發現有兩個可能的原因：一方面，中國勞動市場關系缺乏標準化，急需改進政府的勞工權益保護體系 (114)，一些組織并沒有遵守相應的工作時間規定，而是繼續要求員工加班 (115)。另一方面，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文化背景更傾向于集體主義 (116)，員工更容易受到領導權力的操控 (117)，這導致中國員工即使在沒有加班補償的情況下也會服從雇主的加班要求。這些因素意味著與勞動保護權利相關的措施不能對員工的工時產生顯著影響。因此，在使用熵權法計算影響權重時，權重系數會較低。

結論

　　中國員工工作時間變化呈上升趨勢，加班現象普遍存在。過去20年來這種趨勢的變化已達到“中度效應”的水平，需要引起關注。加班工作的現象在廣州和浙江等東部沿海地區的員工中很常見，在農民工中更為突出。促使中國員工加班的主要因素包括勞動力市場和醫療保障等生存需要指標，其次是個人收入和分配等社會需要指標，而社會保險等勞動保護因素對個人工作時間的影響最小。

政策建議和啟示

　　本研究揭示了近年來中國員工工時的演變趨勢。研究結果顯示，目前員工工時普遍高于法定標準，并且農民工加班現象最為嚴重。根據有效性進行的統計結果進一步強調了合理分配員工工作時間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影響因素的權重分析表明，就導致員工加班而言，就業率和其他勞動力市場指標是主要因素，而社會保險和勞動保護因素對個人工時的影響最小。基于本研究的結論和一些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提出以下關于合理分配個人工時的建議。

1.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市場一體化

　　農民工群體尤為嚴重的加班工作現象反映了當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多項研究表明，基于“戶籍”的就業歧視更為嚴重，同時戶籍制度也是城市勞動力市場割裂的主要原因 (118)。因此，未來應該重點關注戶籍制度改革，以消除勞動力市場分割，促進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從而擺脫市場的制度分離，轉向建立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動的統一勞動力市場。

2.制定合理的系統設計，推廣工作分擔

　　失業率、工資等因素對員工工作時長影響最大。此外，一些研究表明，避免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是員工加班的主要原因。而在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大環境下，急需解決如何確保個人收入水平穩定，緩解個人就業壓力的問題。實施工作分擔是緩解個人工作時間壓力的重要手段，同時可以有效地保持國家就業率，減少失業損失 (119)。因此，本研究認為，尋求合理的系統設計，推廣工作分擔機制，不僅可以解放一些長期被工作約束的員工，還可以為更多的失業人群提供就業機會。

3.建立以及完善關于工時和強化外部監管的信息公開系統

　　本研究的結果表明，社會保險覆蓋率、醫療保險等保護個人健康質量和員工就業權益的因素對個人工作時間的影響系數較低。一方面，目前政府對勞動權利保障體系有待完善，需要完善關于加班工作和非正式就業的法規 (120, 121)。另一方面，目前國內的勞動監管機構維權能力不足，并且缺少來自產業組織、工會、商會等團體的社會監管 (122)。鑒于以上情況，研究表明及時有效的信息公開系統不僅可以為有效監督提供基礎和重要的補充手段 (123)，而且還是推動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的重要驅動力 (124)。因此，本研究建議，建立和完善組織工作時間信息公開制度是一種重要手段，該手段可以有效促使用人單位合理安排工作時間，并加強單位工作時間的外部監督。這種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范員工的工作時間，從而提高個人生活質量。

研究資料來源

　　請參考原翻譯網頁：https://noxlink.net/lN99hG

參考文獻

　　請參考原文網頁：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7283172_Why_Work_Overtime_A_Systematic_Review_on_the_Evolutionary_Trend_and_Influencing_Factors_of_Work_Hours_in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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