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現實，與其去思考絕望或盲目樂觀，不如多去想想現實的當下，如何釋放那些被“原子化”壓制的“社會韌性”？
本文基于閆堃的《結成兄弟：情境性強關系與外賣專送騎手的勞動秩序》這篇文章，探討了平臺經濟下零工勞動者之間涌現的一種特殊社會關系——“情境性強關系”。以外賣專送騎手為例，探討了這種關系的內涵、形成機制、功能與局限。根據閆文的研究發現，相較于傳統科層制勞動關系和先賦性社會關系，“情境性強關系”是高度流動和異質性勞動背景下，特化于勞動過程而構建出的一種強連接。它雖具有不穩定性，卻在騎手群體中發揮著重要的互助、團結和對抗管理的作用。而平臺企業在規避勞動關系風險的同時，客觀上為“情境性強關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然而，這種關系在提升勞動者組織化程度、促進集體行動方面仍存在局限性。最后，從“情境性強關系”的視角反思了平臺勞動管理的特點，并探討了其對未來勞動關系和社會組織模式的啟示。
01引言：理解零工勞動的新視角——“情境性強關系”
“情境性強關系”是一個頗具洞察力的概念，它描述了一種高度“情境化”的強關系。所謂“情境”，在本文討論的騎手框架下，指的是高度異質和流動的勞動背景，以及特化于勞動過程而構建的關系。這種關系與勞動情境高度關聯，具有一旦退出勞動，關系可能隨之瓦解的特點，初看似乎缺乏穩定性，易于斷裂。然而，實際情況卻與這種想象有所不同。“情境性強關系”并非一種“弱”關系，相反，它是一種高度聯結的“強”關系。研究發現，騎手們在勞動過程中，彼此之間建立了高度的情感聯系，并在物質和精神層面形成歸屬感和團結。因此，理解“情境性強關系”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認識平臺經濟下零工勞動者的生存狀態和組織模式。
02傳統勞動關系的困境：科層制與先賦性關系的失效
(一) 科層制困境：激勵機制的失靈
在傳統勞動模式中，科層制往往被用來塑造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同意”。企業借助晉升機制制造勞動者之間的競爭關系，并將其美化為“激勵”。層級化體系和基于任職時間的收入提升，也被視為提升組織歸屬感的工具，這在工廠車間中尤為典型。然而，上述手段在外賣行業卻顯得格格不入。外賣行業不同于傳統生產車間，職業的高流動性和晉升空間的缺失，使得勞動者難以從傳統激勵中獲得動力。同時，強制的罰款和克扣容易引發勞動者的抵觸情緒。因此，如何獲得勞動者的“同意”仍然是平臺進行管理和控制的核心問題，并且時刻體現在專送站點的日常生產運作中。
(二) 先賦性關系的局限：社會流動性與陌生人社會的興起
社會關系有兩種基本類型，其一是“先賦性的社會關系”，建筑行業是其典型代表。“先賦性社會關系”區別于“情境性社會關系”，“先賦”指的是先于勞動過程或情境而存在的關系，例如同鄉、同學或親戚等傳統關系。一方面，這種關系為勞動者提供了就業渠道，另一方面，也容易成為掩蓋勞動關系、炮制忠誠和約束不滿的工具。欠薪是建筑業的普遍問題，而勞動者對此的容忍很大程度上源于“熟人”構建的包工隊。包工頭憑借“熟人”關系把持就業市場，并利用“熟人溫情”降低工人對欠薪的敏感度——因為人們傾向于相信熟人不會加害自己。
然而，隨著社會流動性日益增強，地域界限逐漸打破，來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涌入城市，原先的熟人社會結構日漸式微。以外賣行業為例，盡管“剛入行”時可能依賴熟人介紹，但高度的流動性導致專送站點內難以形成基于鄉緣和地緣的穩固關系，騎手之間多半始于陌生人。在此背景下，“情境性關系”便應運而生，成為維系勞動者“同意”的新機制。
03“情境性強關系”的興起：平臺勞動下的新型“同意”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同意”并非自上而下塑造的產物，而是自下而上涌現的。雖然站長和管理者試圖借助這種關系來引導騎手“同意”其生產安排，但“情境性關系”同時也成為勞動者抱團取暖、共同對抗不合理管理的有力武器。
(一) 個體戶身份：平等關系的基礎
閆文的研究表明，專送騎手相較于眾包騎手在組織化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除了基本待遇和管理模式之外，“組織度”是二者最大的區別之一。專送騎手因其固定的工作場域和全職管理模式，相較于彼此孤立的眾包騎手，更易于建立相對穩定和持久的強關系。此外，外賣行業的“全職”不同于傳統行業，即使是專送騎手，其真實身份仍然是“個體戶”，這也是平臺得以實施“高額罰款”的法律根源。由于獨立承包商的身份，騎手在法律上不被認定為勞動者，因此不受勞動法規中有關罰款的規定約束。這種對平臺而言低成本且能有效轉嫁風險的用工形式，一方面體現了平臺的規避策略，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加強了騎手彼此間情境性關系的構建，而其中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平等”。
個體戶身份使得站長和騎手之間并非傳統科層制關系中的上下級，而是權力關系相對扁平化的“合作”關系。因此，騎手在形式上擁有一種平等的權力地位，他們并不直接隸屬于站點或平臺。然而，這種身份也帶來了諸多限制，例如缺乏勞動保護和晉升機會。對于騎手而言，想要晉升到管理層，只能脫離現有的騎手領域進入新的體系。所謂“站長體系”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一切從零開始，不僅升職之路漫長，而且收入也會大幅縮水。更重要的是，“自由慣了”的騎手難以忍受科層制的嚴苛考核。因此，很少有騎手愿意轉換賽道去當站長。
(二) 算法邏輯：形式公平與實質剝削
盡管騎手受到平臺和站點的管理和控制，但算法的派單邏輯不同于科層制下“人為選擇”的任務分配模式。算法派單看上去更加公平，也更加有跡可循。平臺將自身操控隱藏在幕后，騎手直接面對的是算法的計算規則。從表面上看，計算規則似乎去除了人為干預因素，使得一切分配邏輯都有跡可循。勞動者可以明確地知曉自身收入或單量減少的原因，并明確知道如何通過調整行為讓情況恢復正常。這種機制讓人感到安心，因為它完全去除了傳統任務分配中的“不確定性”。騎手所面對的是一個根據數據來決定任務的“機器”，他們可以通過改變自身行為來獲得“機器”的認可，而不需要討好某個“管理者”，“機器”只看數據，不存在任何偏向。盡管騎手有時會抱怨“垃圾算法”，但站點騎手普遍認同算法的公平性，并認為可以通過“跑數據”的方式，讓自己能夠接到正常單或好單，反之，不跑就當然沒單。
然而，這種算法分配邏輯的背后，仍然是老生常談的“多勞多得”。干得多就有好單，干得不好就當然沒飯吃。規則似乎擺在那里，勞動者可以通過努力來改變自身生活——“勤勞致富”，聽起來很公平。游戲化的算法規則可謂是這一意識形態的絕佳載體，因為它能提供努力和收入的即時且明確的反饋。然而，正如計件工資的“光輝歷史”所揭示的那樣，算法規則的剝削性并不會因為其明面上看不到而消失。個別工人或許在短期內跑出足夠多的單，從而獲得超越常規的收入，但隨著時間推移，當大家都跑得越來越多時，單價也會隨之降低——隱藏在技術背后的，是與工廠并無二致的生產邏輯。
(三) 站點制度：強化情境性關系的推手
與眾包模式不同，站點制度在操縱和關系構建兩方面同時發力。首先，人工調度和申訴制度的引入，使得騎手彼此之間可以進行靈活的轉單和調單。這一過程極其依賴于人情往來，亦即“非正式的關系”——只有人緣好的騎手才能得到其他騎手的幫忙，將垃圾單轉出，并拿到好的順路單。
其次，申訴制度的建立，使得罰款不再是單向強制執行的，而且是“可撤銷”的。與眾包騎手的申訴對象——“平臺”這一抽象的龐然大物——不同，站點的申訴權力掌握在站長手中，而站長是一個明確的“人”，是騎手整日都能看到的“具體的人”。因此，申訴成為站長構建關系的工具，他可以借此和騎手之間形成一種“恩庇”聯系——通過撤銷懲罰來加強騎手的忠誠。在閆文內關于“好站長”黃的案例中，這一點就表現得尤為明顯。她正是借助申訴權來融入騎手團隊，進而獲得了強大的調度能力。
再次，工時制度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強制騎手在特定時間上線且不可拒絕派單，這為平臺提供了穩定的運力，但也意味著騎手喪失了對工作時間自主權的掌控。騎手被分為早中晚三組，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其“再組織化”。同一班組的騎手需要同時上線和下線，這種“共同性”活動的構建，與眾包騎手的隨意上線下線形成鮮明對比。而不同組騎手的交錯排班，也為跨組關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最后，固定的配送范圍和生活空間也至關重要。站點的配送幾乎被固定在周邊的方圓三公里區域內，而騎手的生活居住也多聚集在站點附近。因此，固定的工作和生活場域，也為騎手彼此溝通，構建“情境性”的關系打下了基礎。
04“兄弟情誼”的建構與功能：互助、對抗與平臺策略
(一) 自發性與對抗：情境性關系的雙刃劍
騎手彼此之間的這種情境性關系并非平臺所樂見其成的，它更多是自發興起而非有意塑造的私人關系。盡管這種關系可以加強調度能力，穩固勞動秩序，但這種“自發的抱團”也使得騎手具備了施加“集體壓力”的能力，尤其是基于這種關系而產生的反抗和制度化談判——騎手深諳站長對平臺考核的重視，并很會利用自身對跑單量的操作來進行對抗。
在站長之上的公司方，對此現象并不認同，甚至可以說是帶有敵意。某區域經理就曾傲慢地認為“兄弟義氣終歸是看錢，所以無關緊要”，并吝嗇于對維系騎手關系進行任何投入。曾經用來加強彼此聯系的日常團建活動被他大幅度減少，進而導致了騎手間的部分疏遠。而這種關系的損失，或許也是導致站點后來一蹶不振的原因。然而，即使情境性關系有助于提升調度效率，平臺公司仍然擔心騎手過度抱團，進而威脅到公司決策。平臺管理者認為，一旦騎手掌握了話語權，形成與公司討價還價的資本，那對公司來說將是長遠的損失——這遠比損失一個站點更可怕。因此，哪怕“情境性關系”是有效的，平臺也會忌憚其對勞動者組織力的提升，以及因此可能帶來的更大“隱患”，并將其視為“萬萬要不得”。
(二) 兄弟情誼的三個支柱：互助、互惠與情感
騎手日常關系的構建主要依賴于三個方面。首先是勞動之中的彼此互助，例如轉單調度和互相幫忙“掛方向”等日常行為。正如前文所述，站點的“單王”往往非常深諳此道。例如紅哥和潮神兩位“單王”的共同特征，就是特別會經營人脈。兄弟們的幫忙是他倆能接到大量好單肥單的關鍵。為了經營自身的人脈，他們還需要注重日常關系構建的第二個方面，即生存上的互助。在彼此之間借錢以緩解生活困頓的過程中，除了金錢往來之外，也構建了“人情往來”。
“欠了人情就得還”，因此日常在跑單時，欠錢者多半會給借錢者有意地幫幫忙，例如“掛個方向”或調點好單。小優之所以對紅哥死心塌地，就是因為紅哥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借錢幫過他。另一位紅哥幫過的朋友海濤也是如此。當然，基于金錢和人情的維系關系的確有效，但也存在局限。例如地位上的不對等，以及并非所有人都有足夠的錢來維持這種關系。如果欠錢的騎手長期在經濟利益上無法得到回報，那么他就會心生怨氣，從而不利于長遠關系的構建。
為了真正加強情境性關系，還需要第三個方面，即情感聯系。團隊微信群成為騎手日常發泄不滿的關鍵場域，人們在群里吐槽發泄，或者私人關系密切的騎手組成小群進行活動或情緒輸出。盡管日常跑單時大家還是秉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但群聊作為出氣筒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騎手的情緒壓力。而遇見什么事情時來自兄弟之間的關心和激勵，也為騎手注入了動力和信心。騎手之間互相鼓勵、在跑單技巧上的指導和幫助，相較于眾包騎手所經歷的“碎片化無助”，專送騎手穩固的兄弟圈子，讓無助有了傾訴的對象，也讓幫助不再碎片化，從而加強了彼此之間的關系。
在情感聯系方面更重要的一環是團建，其主要分為兩類：請客和聚會。請客本質上是一種“禮物交換”的社會儀式，人們借此增進感情，加大對群體和組織的認同與歸屬。有些請客要花費大錢，例如請十幾個人吃烤全羊；而有些則是日常的小錢，例如請個牛肉湯、喝喝奶茶或發點小紅包。相較于動輒巨大開銷的請客，這種日常且長期的維系顯得更為長遠——因為身份認同的維系本就是一個長期過程。“單王”之一的潮神曾多次想要離職，但牽絆他的恰恰是苦心經營的“兄弟情”，放不下兄弟成為了他留在站點組織內的原因。AA制的團建是一種更加平等和可持續的方式，“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平日里一起吃吃飯，喝喝酒，進行小小的娛樂放松。“一個人花這么多錢，五個人花也是這么多錢，為什么不一起呢？”
除了“好站長”之外，組織團建的核心人物還有組長。例如從喬哥組織的AA聚餐中可以看出，在團隊經歷各種波折——好的老站長內斗被調走，騎手離職，兄弟團隊四分五裂——之后，這個極有意義的聚餐仍然被喬哥組織起來了。他延續了過去老站長團建的傳統，將兄弟們聚在了一起。騎手彼此之間分享八卦，頒發自己編撰的“榮譽證書”，一起吐槽站點系統，炫耀單量，場面熱熱鬧鬧，愉快無比。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毫無疑問在這日常的聚餐中得到加強，平等且愉快的兄弟情義與認同也正是通過這一次次相聚而構成的。
(三) 關系區分與勞動對抗：不同角色的權力與局限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的“關系區分”。盡管站長會與騎手建立一種合作關系，但站長歸根結底是公司科層體系下的一員，因此其更多代表的是公司利益。即使“好站長”會通過融入騎手的關系來增強自身的調度能力，但當公司決策與騎手利益發生對抗時，站長處在中間，往往只有辭職走人或維護公司利益兩條路可選。相比之下，組長本身就是騎手，并且騎手彼此間的非科層制關系使得“組長”頂多只是一個名頭，其在收益上或許更多，卻不具備任何超越性的權力。維護關系對組長而言當然是有利的，而平等的地位讓組長有動機去通過強化“兄弟關系”去達成“同意”，而非通過自上而下的“控制”迫使騎手遵守規章。
而兄弟情誼是騎手進行對抗的關鍵力量源泉。一位好站長只需一通電話，就能讓騎手第一時間上線搶救爆單，甚至還能借助騎手的關系網拉來更多人。精明的站長善于操縱而非濫用權力，他們懂得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手中權力并借助恩惠拉攏人心，從而讓自己能夠做得長遠。反之，壞站長沒幾個能做得久的。如果站長真的拿著罰款的申訴權“雞毛當令箭”，那么他面臨的就是來自兄弟團隊的強烈抵抗。如果站長沒有成功地融入騎手的兄弟團隊，那么其任職時間基本上不會超過三個月。騎手完全可以拒絕上線救單，阻礙調度順利進行，或者故意拖時間提高超時率——要知道平臺考核可是站長收入來源的重要一環，調度受阻時間越久站長損失越大，最終迫使“強硬”站長要么離職要么妥協。
個體戶身份以及由此帶來的平等關系，與騎手的對抗行為也息息相關。傳統車間場域中因任務分配而起的橫向沖突與權力束縛在騎手群體中消失了，并且不存在晉升壓力和競爭威脅，這使得騎手根本不會參與科層控制體系。在騎手的勞動場域，管理者無法像車間那樣將工人與管理者之間的矛盾，轉化為工人彼此之間的橫向矛盾。因此，從利益和權力的角度來看，工廠車間的福特制在平臺勞動中已經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兄弟平等的“情境性關系”。
平臺經濟中的技術原子化手段在專送騎手這里失效了。盡管專送模式也是基于算法和派單制度，從純粹技術層面來看和眾包并沒有什么區別，但專送騎手卻并沒有因此成為一盤散沙。當平臺為了保證即時和穩定的配送運力調度而不得不建立起站點制度時，它就必然要對這些原子化的工人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再組織化”。這種做法，也使得原先在空間和生活上彼此分散的眾包騎手，被團結到了一個“半車間”的體系之下。與此同時，為了規避成本而采取的個體戶制度，也讓控制嚴密的科層權力關系瓦解，反而塑造出了騎手彼此之間的平等——這為他們構建平等的兄弟情誼提供了基礎。上述表明，平臺勞動背后不僅僅是原子化的個體，也存在著抱團的組織團隊。
05“情境性強關系”的局限與超越：通往社會韌性的路徑
(一) 集體抗爭的困境：異質性、流動性與局部性
然而，在集體抗爭層面，情境性的強關系也存在著局限性。與傳統的產業工人相比，騎手的異質性極強，而外賣行業的高度過渡性和流動性，不利于勞動者展開長期的組織化抗爭——這正是兄弟情高度情境性的原因之一。此外，這種互助也只是被局限在單個站點內部，而沒有突破到站點與站點之間，形成一個區域性的彼此聯系。更重要的是，兄弟情誼在一定程度上還化解了他們在面對平臺和管理者時的不滿。例如，個體戶身份使得騎手和站長之間不構成傳統的“上下關系”，因此站長實際上更多時候需要出面和騎手進行“協調”而非“控制”。正如前文所說，好站長必須融入騎手的兄弟情之中才能獲得良好的調度能力，這種互動實際上降低了專送騎手參與集體抗爭的可能性。當眼前的問題得到解決，那么涉及到整個騎手行業的更長遠的斗爭，他們反而可能不那么關心了。
(二) 從“情境性”到“社會性”：組織力量的重塑
從這種情境性關系的建構之中，我們也能看到一個有意思的吊詭。個體戶的制度設計，看似將騎手們拆散成一個個的獨立承包商，成為平臺轉嫁成本的武器，但卻反而使他們彼此之間構成了一種平等互助的關系。科層體系的瓦解，也讓傳統制造同意和激化勞資矛盾的手段失效。盡管這種情境性關系確實是高度局限性的，但其中所蘊含的“組織力”卻又是貨真價實的。這無疑是諷刺，一個竭力避免組織，不斷對勞動者進行原子化拆分的平臺，卻又自己一手打造了“組織”的土壤。
與百年的工人運動史一致，僅僅只將抵抗局限在生產和經濟過程中是遠遠不夠的，若只是依賴于這種情境性的兄弟情誼，反倒是對生產之外的抗爭構成了極其不利的結果。但是從對這種關系的考察中我們也能洞察到平等關系的重要性，以及它何以構建起那種兄弟情誼——這一點或許可以被合作運動所借鑒。
06傳統勞動關系的困境：科層制與先賦性關系的失效
閆文的實際調研也給了我們很多加強關系的有效、且可操作手段，例如統一的溝通場域，勞動過程上的相互配合，日常生活上的互相幫忙，互相的吐槽訴苦，固定的生活場域和工作場域，空間和時間上的聚集，還有定期的團建——例如“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甚至這種團建都不必是那種一次性花費很多的大聚會，完全可以是AA制的、平等的。此外，也可以用各種社會儀式來加強隊內的歸屬感，團建本身就是一種基于禮物互換的社會儀式，同時還有日常的請一些小的東西，救助關懷，以及同樣很重要的，看上去其實沒有什么經濟性質的，但是卻在感情上有效的“榮譽”等等。
然而，跳出這些具體手段，我們也能看到，這一切之所以能夠維持的基礎，還是在于物質上的底線，那就是騎手們至少能在收入上得到保障。一旦單價降得過多，騎手收入受到太多減損之后，兄弟性的情誼也會崩塌。因為這種情境性本質上是基于勞動過程的情境性，而人們之所以要在這里勞動，本身就是這里有著較高的收入。一旦收入無法再維持生活，或者說降低得太過厲害，那么隨著勞動過程的瓦解，情境性的關系自然也會消失。這也正是這種關系的另一層局限性之所在，不像地域或者同鄉關系，哪怕勞動過程瓦解，這種關系也仍然能夠維持下來，畢竟它所依賴的并非是特定且高度可變的情境，而是更加穩定的身份聯系。
不過，若是我們深入分析，情境性關系與先賦性關系其實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且本質上的差別，二者最顯著的不同無外乎是后者相對比較固定，前者則高度流動，這才造成關系的維持和穩固更加依賴于特定情境。而像同鄉這樣的身份，它依賴于難以改變的出身地域，以及背后的熟人社會和文化共同體，因此當然更加穩定。僅次于同鄉關系的非固定身份關系則是同學——可硬要說的話，同學與騎手的身份，真的有那么天差地別嗎？
基于學校這一情境所構建的關系，又何嘗不是一種“情境性”的關系？試想一下，學生若是突然退學，那和同學的關系當然也會瓦解，或至少不會那么強烈了。特化于工廠內部的關系交往，又真的不是情境性的嗎？顯然并非如此。所以情境性在這里是相較于先賦性的關系來說的——從廣義上講，任何基于特定情境所構建起的關系都是情境性的，工廠工人的這種關系也不例外。那么為什么有些關系脫離了情境也仍可存在，有些就不行？區別何在？
我認為，關鍵在于“時間”。騎手彼此之間的相處太過短暫，以至于他們很難構建起脫離了勞動過程還能長久存在的“非情境關系”。反觀同鄉、同學、工廠工人之間的情誼，其背后都有足夠長時間的相處作為支撐。同鄉關系依賴于自小長大的鄉土情結，跨度以十年計，同學至少也有三五年。至于工廠，情況可能最為特殊，介于兩者之間。
從當代的工廠生產來看，工廠體系中的流動性也是絲毫不低，大量從農村而來的流動人口，打工的過程其實也是在多個工廠中來回跳躍。其中有短期也有長期，并且在熟人介紹體系下，工友之間的認同很多都建立在同鄉關系之上——畢竟工人的轉移和來回跳槽多半也是借助熟人甚至是親緣，因此這里鞏固的與其說是工友關系，不如說是同鄉關系。但反過來也不能忘記，工人的同鄉十有八九也是工人，所以這種同鄉關系混同在工友與鄉緣之間，構成了一種“流動的固定”，即盡管工廠和工作環境在不斷改變，但熟人還是那個熟人。此外，除了這些流動工人之外，還存在著一批固定工人。臨時工之外的是固定的合同工，這些人能夠待在工廠的時間更是以年來計算了。
工廠工人與外賣騎手的最大差別，就是其高度的單一空間化、封閉聚集環境、出身相對同質以及勞動過程中的高密度配合。在遇到問題之時，工人之間有一個很明確的協作配合，乃至是老帶新的教學聯系。在遇到勞資問題時，科層體系之下的斗爭對象也非常明確，即管理者和公司。盡管舊有體系存在分化和瓦解工人團結的機制，也充斥著各種制造同意的“游戲”，但就像對布洛維《制造同意》的批判所指出的那樣，過度強調控制而忽略其反面是有失偏頗的。
工廠的勞動環境與科層制體系，使得工人相較于分散的騎手，更容易構成“我們/他們”的區分。工人們很明確地知道誰是自己人，誰是“敵人”，哪些人是和自己站在對立面的，哪些人又是導致自身問題的罪魁禍首。一旦工廠工人的利益被侵害，管控者想要瓦解這些潛在的集體行動也并非易事——只需要一個導火索，數千、數萬乃至是數十萬身處同一個工廠的工人就能團結起來。當他們直接把工廠的門都堵了，把整個生產都完全截斷之后，接下來就是比拼耐力了。
在身份認同的層面，工廠工人的組織歸屬要遠高于單獨跑單的騎手，這也是為什么騎手的這種聯系只在專送這里得以展現，而沒有在眾包那里出現的原因。正如眾包騎手因其低度的組織化而很容易被外援替代，連彼此連共同對敵都做不到那般。如果每個人都想著自己跑單，甚至還是兼職，連自身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千差萬別，經常性的抵抗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與之相對的則是專送騎手，他們成功地借助自身的組織化和兄弟情誼而讓站長妥協，高度的組織化、共同的處境、同樣的問題。就像工廠天然的組織維系機制，為工人團結抵抗管理者壓制提供了絕佳土壤一樣。對抗組織化壓迫的方法永遠是再組織化，而非是原子化。
最后，除了組織方面的因素，騎手勞動還有其另外的一面。從工作性質上來說，做騎手相較于做工人，是一個更加能被“跌落者”忍受的行當。例如白領以及創業失敗的人或許都會去做外賣，但他們不見得會去做工廠或者做建筑工人。畢竟工廠堪稱地獄，不是誰都能忍耐那種環境，騎手所能提供的自由度也遠遠超過工廠。騎手的來源囊括了各行各業，從兼職的中產、家里有房出來跑單的“高自由偏好”群體（即便專送其實一定程度上已經開始納入管理，但是其自由程度也仍然遠高于軍事化管理的工廠），到貧困出身的原工人，可謂是應有盡有。
可以說，恰恰是這種來源的多樣性，也使得騎手的集體行動邏輯不同于工廠工人。外賣行業仿佛成為這個社會各種階層的中轉站，每個階層都有他們自身的看法、態度、利益和立場差別。騎手行業的“過渡性”之所在，構成了這種瓦解抵抗的另一重原因。大家都來做一段時間，然后再離開這里走向遠方，連固定工作都做不到，構建起一致的行動就更是困難。只有當一個東西會長久地影響到自身利益時，人們才可能行動起來，否則沒誰會為了一個短期過渡而花費大量精力去反對什么。
進一步，這種過渡性又和騎手的高度“兼職性”牢牢相關，并且在彼此之間構成強化關系。兼職本就是臨時和不穩固的象征，也意味著勞動門檻的低下和高度可替代性。如果生產可以輕易地由兼職工人替代，那么停止生產便會極為困難——這種困難會同時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替代”，其二則是“沒必要”。前文所說的外援替代眾包就是一例，而后者，對兼職人員來說，遇到問題大不了不做，為什么還要浪費精力去反對呢？
所以回到正題，“情境性關系”歸根結底是宏大社會結構的微觀體現，也是當代“不穩定勞動”的體現。在這樣的不穩定勞動過程中，人們再難以構建起穩固的“非情境關系”，而只能不斷地介入再退出，介入再退出，就和自身不穩定的勞動一樣，如飄蕩的小船那般起起伏伏，找不到落腳點。這種原子化的現狀似乎傳導出一個極其絕望的未來，一個各自為政，漠不關心彼此的未來。
但我卻從“情境性關系”中看到了一絲希望。
哪怕是如此高度的流動性職業，僅僅是短期的聚合，居然還能讓人們在彼此的相互配合與勞作中構建出一種“強關系”。這意味著“組織化”的相對力量，并不如一些人設想的那么微弱。他們顯然并未因“原子化”而消失，反而具備著極高的韌性。人類需要社會聯系，而我們的生產也必然是要建立在社會聯系之下的。只要社會生產仍舊需要“組織”——就像平臺被迫在市場壓力下再次構建站點制這種“半車間”一樣——純粹個體的、去社會化的“原子社會”終究只是幻夢。在個體主義者那里它體現為烏托邦，而在悲觀者那里則是透徹著絕望的末世學。但更加現實的結果恐怕是兩者皆非。
與其去思考絕望或盲目樂觀，不如多去想想現實的當下，如何釋放那些被“原子化”壓制的“社會韌性”？
恐怕這才是更有價值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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