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工廠大火：146人，紐約，真相與變革》是美國暢銷書作家大衛·馮·德萊爾的歷史紀實作品。雖然書名著重強調了大火，但本書的內容早已超出了三角工廠的大火。描繪了20世紀初美國進步主義的時代精神與紐約坦慕尼社保守主義的獨立王國，高潮迭起，波瀾壯闊的工人罷工運動，吞噬一切并奪走生命的大火，對兩位工廠老板馬克斯·布蘭克和埃塞克·哈里斯的審判，但因為訴棍和更同情被告的法官而讓程序正義蒙羞。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沒有忘記大火中失去生命的女工，在資料稀缺的前提下多方查考，將羅西·弗里德曼和米凱拉·馬西亞諾這兩位飄洋過海移民美國的女工的個人生命歷程娓娓道來。以及通過三角工廠大火的痛定思痛，查爾斯·墨菲帶領坦慕尼社面對新移民的大勢擁抱左翼與進步的浪潮，實現了民主黨的轉型。
二十世紀早期是美國進步主義攻城拔寨的年代，人們向城市中的種種弊病宣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反對壟斷，得到了“托拉斯馴獸師”的美名，紐約州也在進步主義的春風中迎來了銳意改革的州長查爾斯·埃文斯·休斯，但紐約州有著自己的政治傳統，民主黨選舉機器坦慕尼社堅持保守主義以維持現存秩序，紐約州就此成了進步主義漫卷全國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作為美國兩黨選舉政治下民主黨的選舉機器，坦慕尼社為了獲得選票無所不用其極。深入基層的治理體系讓坦慕尼社在選舉日可以控制選區內的人民投票，他們用小恩小惠讓初來乍到的新移民為之傾倒，坦慕尼社用人情和強有力的社會關系為選民們解憂，把這些選民凝聚在一起，只要他們愿意投票。坦慕尼社有黑手黨相勾結以獲取維系現存秩序的暴力服務。本書對坦慕尼社下的治理有絕佳的總結：“在選戰激烈時坦慕尼社愿為一張選票出價2美元，但更多時候，他們是用工作機會和其他好處來換取，而不是直接用錢……地方領導很樂見選民有所求，能幫他們出頭那是求之不得的事。”（第29頁）就像是電影《教父》中的老教父柯里昂一樣，唯一不同的是，老教父維護的是意大利裔人的利益，而坦慕尼社更厲害，為了選票用小恩小惠將選民組織起來。坦慕尼社在人情方面的花銷都在當選后的貪腐榨取回來了，“一邊給窮人小恩小惠，一邊花大錢養肥了保守派政府”。（第30-31頁）坦慕尼社也出現了自己的問題：他們在廣大城市貧民移民中喪失了群眾基礎，新移民主要是東歐的猶太人與意大利人。猶太人為逃避原先殘酷的統治秩序而來到美國，激進主義深入人心。而意大利移民的農民們則安土重遷，希望有一天能回到意大利，因此自我去政治化，不參與政治而投票率很低。
憑借著源源不斷廉價的移民勞動力，血汗工廠賺的盆滿缽滿，而工人則在超長工時下艱難求生。工業革命帶來了摩天大樓，工廈登山了歷史舞臺，用電力帶來的巨大生產力將血汗工廠取代，但也同時帶來了兩個問題：第一是高樓層的工廠讓消防救援工作望高莫及，第二是大量工人的集聚讓工人的組織和凝聚力增強。第一個問題最終讓三角工廠的大火奪走了146人的生命，第二個問題最終讓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取得了一定的勝利。
三角工廠老板通過各種方式打擊工人的罷工運動，用“內部承包制”引入包工頭以減少工人和老板的直接沖突，成立冒牌的工會，解雇鬧事者以威懾工人，刺探工會行動以先下手為強，雇傭惡棍打手毆打工會領導，讓妓女擾亂抗議集會，坦慕尼社警察下場拉偏架，法官處罰甚至將被捕的罷工者送去勞改，成立廠商協會共同打擊罷工，給剩下的工人以一定的放松，在工人中間挑撥種族關系。工人們并沒有被這些嚇到，工會領袖在后臺指揮全局，以躲避惡棍的襲擊和被警察在現場逮捕，工會重視輿論的宣傳和博取同情，“要讓彬彬有禮的女工站到第一線，示威行動要井然有序”。（第76頁）工會尋找到了同盟軍，“鼓動衣食無憂的進步主義者們加入示威的前線”（第67頁），進步主義者的加盟打擊了警察對罷工者的抓捕，“進步主義女性被坦慕尼社操縱下的警察抓進了監獄。這件事很影響坦慕尼社的形象。隨著負面消息越傳越廣，警察抓捕罷工運動分子的力度也開始明顯減弱。” （第68頁）在長時間的罷工中即將告罄的資金被進步主義富家女所填補，罷工者與進步主義的聯盟達到了高潮，但雙方的理念與罷工目標并不一致，各方爭奪罷工的領導權，聯盟開始解體。進步主義者希望通過罷工而為婦女爭取選舉權，罷工者中的工人對爭取婦女選舉權態度冷漠，畢竟工人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生存問題，工會則認為“爭取選舉權并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優先考量，婦女權益運動被視為分散了階級斗爭的注意力。”(第88頁)在工會與廠商協會的談判中，工會堅持要求閉關式工廠，只雇用工會成員，這可以讓工會在工廠中處于公開合法狀態，并吸引工人的參加并打壓了工賊進入工廠，破壞罷工的活動。而閉關式工廠的要求被進步主義者視為激進，工會最終和一部分進步主義者貌合神離，最終分道揚鑣。工會對閉關式工廠的談判要求最終沒有變成現實，工人們獲得了工資提高，工資縮短，工廠不再禁止工會成員的成果。
1911年3月25日，一根火柴或煙頭點燃了八樓的廢料箱，易燃物的大量堆積讓滅火徒勞無功，信息不暢讓十樓快速得到了消息，九樓很晚得到消息，并且通往華盛頓巷一側的樓梯們上鎖而讓大量的人失去了逃生的機會，最終146名工人失去了生命。作者提到了三角工廠運營的恐怖細節，兩位工廠老板“對火災的防范并不是通過安全措施……而是通過購買越來越高的保險”。（第213頁）在1911年的大火之前，三角工廠已經發生了四次火災，但時間都是在旺季剛剛過去，員工還沒有來上班的時候，但保險公司支付了大量的賠償。憑借著超高的保險，三角工廠對組織消防訓練毫無興趣。
在三角工廠的大火之后，國際女裝制衣工會發展成了有數萬會員的組織，并成了美國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政治人物對火災的責任互相推諉。面臨公眾對大后續處理的持續關注，進步主義立場的紐約地方檢察官查爾斯·S·惠特曼將之視為迎合民眾，贏得選舉的大事，推動了對三角工廠兩位老板的審判。坦慕尼社領軍人物查爾斯·墨菲面對進步主義的大潮，拋離了坦慕尼社將近半個世紀的保守主義，提拔羅伯特·F·瓦格納和阿爾弗雷德·史密斯以促進改革。進步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們出于維護工人的利益而不計前嫌地再次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安全委員會。獨立于兩黨政治的理性主義委員會最終不得不與尋求改革的坦慕尼社達成了合作，坦慕尼社將對三角工廠大火的處理視為紐約民主黨重整旗鼓的絕佳契機。坦慕尼社并不是良心發現，領頭人查爾斯·墨菲也不是同情底層人民，但是“在罷工工人、工會領袖、社會主義作家和演說家、進步主義大亨和大學生、研究者及救助站的義工等這些人的鞭策下，被動地加入這場斗爭中來”，除此之外還有“票箱”。(第279頁)坦慕尼社迅速完成了從工人罷工的鎮壓者到工廠調查委員會的華麗轉身，通過了25項提案，徹底改寫了紐約州的勞動法。美國兩黨政治生態之下選票意味著一切，源源不斷來到美國的移民勞工，除了進步主義所許諾的工人權益，還有什么能打動他們呢？對移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選舉投票，只有這樣他們才不是原子化，沒有任何統戰價值的一盤散沙。
在進步主義高歌猛進，終于突破紐約州的時候，對三角工廠老板馬克斯·布蘭克和埃塞克·哈里斯的審判也就如期而至了。兩位老板聘請了職業生涯幾乎未嘗敗績的訴棍馬克斯·斯德沃，三角工廠工人的律師是博斯特韋克和他的助手羅伯特·魯賓，法官是明顯偏向被告的科雷恩。原告將重點放在了九樓緊縮的逃生大門，斯德沃力圖淡化證人死里逃生證詞的生動性，防止他們調動陪審團的情緒。斯德沃惡意揣測和質疑控方證人的動機，甚至讓一位控方證人將自己的故事重復了四次之多，因為四次證詞內容相差無幾，斯德沃暗示證人的證詞有編排修飾過，質疑證詞的真實性，如果證詞相差過大，斯德沃又會暗示證詞作假，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最后的結果是陪審團一致表決被告無罪，程序正義在這一刻黯然失色。“三角工廠事件實在是激起民憤……它本可以防患于未然，但由于工廠主的自以為是和貪婪，它還是難以挽回地發生了。”（第273-274頁）可遇難者家屬連最基本的正義都沒有得到。
一場慘絕人寰的災難，從傳播的角度來看最牽動人心的是遇難者的人數，而不是災難本身，一串冷冰冰的數字可以決定人們對災難的關注程度，某種程度上遇難者失去的不僅僅是肉體上的生命，除了他們的親朋好友以外，他們就只是遇難者名單中的幾個字符，他們的所思所想都隨著災難隨風而且了。大衛·馮·德萊爾不愿意看到這樣的結局，他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要讓這些遇難的女工在書中復活，她們和所有的工人一樣為生計而奔波操勞，除此之外她們的生活還有夜校和舞蹈，作為移民，她們往往還有悲慘的身世，每月節衣縮食把為數不多的工資寄回大洋彼岸，那里還有牽掛她們的人。作者詳細描寫了兩位三角工廠女工的生命歷程，羅西·弗里德曼是沙俄的猶太人，沙皇和受到煽動的集體狂熱的東正教徒堅持沙皇專制制度而對激進主義恨之入骨，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而對俄國的猶太人進行了數次大屠殺，在屢次三番的屠殺后，妄圖在沙俄茍且過活的猶太人大量選擇離開故鄉，羅西·弗里德曼就是這批東歐猶太人移民潮的一員。歐洲反猶史往往將重點放在納粹德國時期的大屠殺與集中營，大衛·馮·德萊爾這次將沙俄時期宗教狂熱和集體歇斯底里的情況呈現在我們眼前。在忍受完埃利斯島對移民的屈辱儀式后她終于踏上了美利堅的土地，一切似乎都好了起來，但她最終死在了九樓的廠房里，在熊熊烈火面前逃無可逃，被活活燒死。米凱拉·馬西亞諾是意大利裔移民，維蘇威火山的爆發吞沒了她所在的村子，為了逃避自然災害，劫后余生的她和絕大多數意大利南部農民一樣背井離鄉，最終在美國落腳。在三角工廠的這次大火中，在火焰已經燒到身上之時別無選擇而從高樓上一躍而下。大衛·馮·德萊爾查閱大量資料，只為重現三角工廠女工的日常生活，在宏大敘事面前，普通人往往被裹挾其中而淹沒在宏大敘事的話語中，遇難者永遠不應該是報紙頭條新聞上觸目驚心的數字，她們應該是146個個人的相加，對她們生命歷程的回顧與重訪就是普通人對她們最好的紀念。對遇難者的紀念一方面是為了不要重蹈覆轍，更重要的是要意識到他們和我們一樣是活生生的人，都有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可以是進步的催化劑。
按照組織社會學，三角工廠罷工這樣的群體性事件領導權和強制力是最為重要的。在罷工資金告罄之時當然可以拉來富家女提供資金與幫助，但罷工的方向和目標是絕對不可撼動的。當富家女力圖將罷工轉向爭取婦女選舉權益的時候，罷工分裂與危機的種子就已埋下。強制力是捍衛罷工原本方向和目標的最后保障，當資本家雇傭其他工人上班，將工賊趕走是唯一的出路。英美法系程序正義的魅力在于裁判過程和法律程序的公平正義，尤其尊重被告的權利。但在本案中，有偏見的法官科雷恩對陪審團施壓，在幾輪投票下來最終得到了法官想要的結果，法官早年的房管會主席應當對本案回避，偏見與有色眼鏡最終毀了這場審判。
這個世界點滴尺寸的進步都不是天賜的和理所當然的，背后是無數的鮮血和眼淚，除了奮力抗爭，我們別無選擇。組織起來的公眾意志可以影響決定大量的社會議題，所以我們都要勇敢地發聲，原子化的個人對改變世界除了望洋興嘆外別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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