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他們從未被看見；死后，他們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經歷都被反復咂摸。
無數人借他們的死抒發自己的見解，寄托自己的感情，卻沒有人能勘破他們決絕赴死的真正原因。
01 死者的共性
天門山跳崖事件發生后，某媒體深入調查了4位死者的生活經歷，總結道：
如果要尋找四個年輕人身上的共同點，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或許是他們的共性。
彭志軍，33歲。農民家庭，初中沒畢業就外出打工。在村里普遍蓋起二層小樓的時候，他家還住著沒有冰箱彩電和柜子的平房，因為沒做吊頂，屋頂還會漏水。曾經做過刮膩子的建筑工，每天工作10小時。21年的秋天，去了理發店，染了藍色的殺馬特發型，一個月收入3000左右。沉默寡言，多年未曾與家人聯系。
陳婷，23歲。農民家庭，個子小膽子也小。初中時，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將成績不佳的她退學處理。16歲外出打工，輾轉多個城市，最后一份工作在美容院，月入5000，后來被砍掉了保底工資，收入銳減。父親患癌，靠微薄的收入和母親一起支撐家庭。
張財睿，23歲。農民家庭。初中畢業后外出打工。因家境貧寒，兩位四十多歲的叔叔尚未婚娶。村子里的人陸陸續續搬到鎮上的集資房，他家卻仍住在山里幾兄弟湊錢蓋起的房子中，一人住一間，磚頭都露在外面。
劉志永，34歲。農民家庭。母親早年去世，中風多年的父親和90多歲高齡的奶奶共同居住，靠種半畝地維生。16歲外出打工，曾經結婚育有一子，離婚后孩子判給前妻，最后一份工作是保安，每個月會給孩子送撫養費。
在不同的社會新聞中，貼在他們身上的身份標簽也會變化。
他們時而是焦慮的年輕人，時而是城市中的底層工人，曾經是山區村鎮的留守兒童，也是21世紀后第一批輟學進城務工的農民工。
一位媒體人這樣形容他們的處境：
貧窮，但不至于餓死，有工作，但看不到希望，永遠身處社會末端，而前路漫漫一眼看不到頭。
“一眼看不到頭”，這句話很有意思。
什么頭？
肯定不是指人生盡頭。人固有一死，每個人的人生盡頭都一樣，可以預見。
這里的“頭”，我想，是指奔頭。
出身農村，年少輟學，外出打工，他們在暗無天日的環境中成長至今，看不到生活的奔頭。
02 關于農村青年自殺的社會學研究
在社會學研究中，我國農民工群體按出生時間被分為三代。
第一代出生于50-60年代，第二代出生于60-70年代。
此次自殺的四位青年農民工，出生于70年代末及以后，屬于第三代，也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
據國家統計局2022年發布的數據，“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工群體的主流，占比48.2%，總人數達1.41億。
如果說前兩代農民工的主體身份仍是農民，打工只是他們謀生賺錢的暫時性手段；那么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則更偏重于產業工人——他們將打工視為暫時性過渡，最終目的是獲得城市身份，在城市中扎根生存。
清華大學的汪暉教授將這種代際變化描述為：
“……從未從事過農業生產、也并不準備回鄉的新一代打工者。
伴隨著土地流轉政策的實施，打工者群體正在從擁有一點農村土地的半無產階級化的工人群體向無產階級化的工人群體過渡。
他們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鄉又不能擁有平等的城市居民地位的群體。”
在成長過程中，他們通過電視媒體和同鄉打工者了解到大城市的繁華和富有。
在他們的想象中，大城市遍地都是賺錢的機會，這讓他們對外面世界的廣闊和新潮充滿好奇和向往，年紀輕輕便厭倦了讀書考學。據統計，有70.5%的農民工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
然而，直到進入工廠，他們才發現，大城市并未給他們分配太多的空間和資源。
一位90后農民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那些對大城市的希望和憧憬，在他進廠幾年內全部破滅了。一直站在流水線上，穿著大同小異、顏色不同的工服，重復著機械勞作，他形容：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將自己吸了進去，整個人非常頹廢，很難擺脫那種氛圍。
導演李一凡在拍攝一部農民工主題紀錄片后表示：
“我過去一直自以為是相當了解農民工的，但是和他們相處的時候才明白，他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一個月休息一到兩天，收入卻只有三四千塊錢。
這三四千塊錢不僅是冷漠的數字，還是工人所經歷的極度的疲勞和生命的貧乏，以及面對階級固化后的無望。”
在他的鏡頭下，不止一個90后農民工不經意間提到有過“自殺”念頭。通過深入的采訪和調查，他說，“我覺得很多工人都有抑郁癥。”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紀錄片中，有12秒寂靜無聲的鏡頭拍攝了各個流水線工廠的宿舍樓底下，加裝的防自殺防護網。
據說，這些防護網加裝于2010年之后。在那一年，發生過13位富士康工人半年內接連跳樓自殺事件，震驚全國。
其中一位名叫許立志的工人，自殺時年僅24歲，生前以工人經歷為素材創作多首詩歌。
在題為《我就那樣站著入睡》的詩中，他寫道：
車間，流水線，機臺，上崗證，加班，薪水……我被它們治得服服帖帖。我不會吶喊，不會反抗，不會埋怨，只默默地承受著疲憊。
華東理工大學的陳榮武教授在分析富士康N連跳事件時，用“社會角色失調”來解釋前文說過的“留不下又回不去”的矛盾。
陳榮武教授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身上存在兩重社會角色。
第一重，是出身農村、少年輟學、家境貧困、缺乏教育和關愛等經歷編織出的“先賦角色”。
第二重，是通過暫時性的打工過渡，獲得市民身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等理想編織出的“自致角色”。
新生代農民工懷抱著希望和夢想來到城市之中，卻發現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要么是和幾萬乃至幾十萬人擠在同一個大工廠里，拿著微薄的薪水糊口；要么是生活在城市的夾縫中，做著毫無尊嚴的低價值感工作，被其他城市成員另眼相待。
與此同時，城市的生活成本肉體可感地節節攀升，面對現實收入和理想生活之間的巨大差距，他們最初進城的夢想逐漸破滅。
他們被牢牢封鎖在“先賦角色”中，與享受城市生活、成為市民的“自致角色”之間存在牢不可破的壁壘。
就業、戶籍、社保、教育、醫療、婚戀障礙、社會偏見……年輕的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成員面臨著多重實質上的權利不平等，籠罩在制度性排斥的陰影里，當他們發現這種是無法靠人為的努力和抗爭打破的時候，就容易陷入彷徨、失望、自暴自棄，乃至走上反社會或自殺的道路。
“社會角色扮演過程中出現角色失調現象，是‘80、90后’新生代農民工在現實生活中多少和會、對自我、對夢想的一次又一次否定，如果不在這種否定中實現一次新的自我超越，就很容易陷入無望的泥潭不能自拔。”陳榮武教授如是寫道。
前文說過，出身農村，年少輟學，外出打工，他們在暗無天日的環境中成長至今，看不到生活的奔頭。
那么，到底什么是奔頭？
武大社會學教授劉燕舞，在題為《論“奔頭”——理解冀村農民自殺的一個本土概念》的論文中概括：
“奔頭”，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通過人的努力奮斗可以實現的愿望和價值，是支撐人一生的日常生活過程持續運行的動力機制，它包含了人活著的合法性和人活好的合理性兩個基本層面。
劉燕舞教授的研究結論是：農民的自殺行為，是在“奔頭”無法實現后的一種無奈選擇。
03 解法
很多人說，與從前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條件和權益保障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和提高，物質匱乏不是他們自我毀滅的理由。
此話不假。
但人更多時候，并非生活在縱向的歷史中，而是生活在橫向的社群中。
絕大多數普通人，不可能從社會關系中掙脫出來。
大家都要在與周遭人群的比較中獲得身份認同、取得生活意義。
在劉燕舞教授的調查中，有一位曾經嘗試自殺的婦女談到放棄自殺的原因，她說：“人比人活著，貨比貨留著。”
既然在比較后，有人選擇了活著，那么，就一定有人選擇死亡。
對這些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怕的不僅是生活比別人困苦，而是這種居于人下的困苦茫茫陌陌，看不到邊際和盡頭。
迪爾凱姆在自殺學研究中，提出了預防自殺的三個命題：
1.社會的人需要一個高于個人的社會目標；2.對這個目標所附的義務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3.他的欲望應受到社會秩序給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制。
以此來指導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殺問題，解法就是：
新生代農民工需要一個通過奮斗能夠實現的“奔頭”；
為了實現這個“奔頭”所付出的努力不能沉重到讓人迷失自我。
對此，陳榮武教授提出：幫助符合條件的新生代農民工實現或逐步實現“市民夢”，真正實現農民市民化或真正享受市民待遇（或主要待遇）減少新生代農民工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自殺在內）的根本路徑。
在一次采訪中，李一凡導演談及拍攝90后農民工紀錄片的動機時說：
我不敢說啟發誰。在今天，人們都喜歡爭論誰對誰錯，誰更能啟發誰。但更重要的事情，應該是祛魅，讓遮蔽的東西被看見。
有些人可能重新看到了工人，有些人看到了自己，有些人知道“異端”是怎么回事，有些人看到了知識分子缺乏實證性。這都有可能，我沒有帶有啟示性的企圖。
更重要的是，讓沒被看見的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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