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襄樊市準備搞“雙退出”，即國營企業退出競爭機制，國有職工退出國有身份。職工們不答應了。
“舞龍”計劃把軸承廠搞得骨瘦如柴。但還要不要生存？怎么生存？董事長張德炳決定把襄陽汽車軸承集團改為襄陽汽車軸承集團股份公司，他想到股市上去募集資金。
那時還沒有上交所，深交所門口天天排著長隊等著上市，要上市就要做公關。張德炳讓當時的他的秘書——后來成為襄樊市“十大惡人”之首的毛XX——帶著人去公關。白天他們在武漢市辦研討會，給大家發點禮品。晚上，張德炳的秘書毛XX帶著四個美女去攻關時任湖北省副省長的李大強。李大強后來是最大的煤礦——神華集團的董事長，也因為作風問題被搞下臺了。
在湖北省公關以后，他們又到北京去了。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橋牌邀請賽，邀請國家幾個大部委和北京幾個大廠礦的橋牌隊到人民大會堂打牌。北京的幾家媒體也為襄軸做廣告。與此同時，他們還登門給北京城里湖北籍的政壇領袖、軍界要人和社會名流、文化顯達贈襄軸的原始股。為了股票早點上市，張德炳不惜血本地拋售襄軸的原始股。他堅信只要股票上了市，以后送股、配股，再送股、再配股，投資的本錢再大也能收回來。其實不然，春天他播下20多畝的種子，后頭一顆籽兒也沒收回來。
對企業家來說，生產經營的環境是很重要的。計劃經濟的生產環境是天堂，市場經濟就是地獄。表現最突出的，就是三角債。當時三角債弄得全國很多工礦企業奄奄一息。當時國務院總理決定拿出300個億在東北做試點，清理三角債，結果失敗了。襄軸當時也受三角債的折磨，但是襄軸是債權大于債務。欠襄軸錢的主要是汽車制造廠和全國的一些零售商。當時汽車制造廠還懂一點規矩，他們采取兩種方式還債：一種是滾動式，你給他發第二批貨，他給你第一批的貨款；你給他發第三批貨，他給你第二批貨的貨款。總之要壓一批貨。還有一種方式是抹賬式，抹賬式就是他拿他的產品，比如汽車，來抵債，說難聽點就是強買強賣。至于零售商那是一點規矩都沒有，一點誠信都沒有。他們知道欠債不還，時間過長了就變成了呆賬，再拖長了就變成了死賬。
而且零售商跟當地政府、當地的黑社會勾結在一起，所以襄軸要走法律程序維權很難。當時，張德炳也采取了幾項措施，組織了專門的班子出去要債，取消了銷售員的固定工資，將他們的收入與績效掛鉤。但是很難奏效。但也不是說襄軸一點錢也沒有要回來，也要回來了一些。
我們廠里電視臺轉播了一段新聞。廠里多年的勞動模范、金牌銷售員李某某，在表彰大會上說：“交給廠里的那些錢，是我給老板無償干了幾天家務，給老板使勁地磕了幾個響頭才要回來的。”說到這里，李某某嚎啕大哭。小李的父親是從洛陽來的老工人，也是我的老師傅。看到我們的子弟在外面受人欺負，襄軸建廠的元老們心里是很難受的。
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就是效益不好就裁員。1993年，裁了200多名老工人，這批老工人都來自洛陽的農村，青年的時候1958年進洛陽軸承廠當工人，洛陽軸承廠是當時蘇聯援建我們國家的156項工程之一。1970年他們又舉家來到襄陽，援建襄軸。
這批人下崗的時候一般都是55歲左右，職務不是技術工人就是管理干部。這樣一批老工人還有余熱，怎么辦？廠里有資本的人動起了腦筋。襄軸建廠時的老廠長，想利用廠里一些退庫的舊設備辦一家五七工廠掙點錢，給這批下崗的老工人發點兒補差。廠長張德炳同意，覺得這是個善舉。可時間一長，他發現不是這么回事。小工廠的調度跟大廠的調度暗中勾結，鍛工分廠和車削分廠將“不合格”的——實際是合格的——產品按斤賣給小工廠，小工廠轉個手又按件賣給大廠。這樣挖墻腳的事，惹怒了張德炳，他把那個小工廠關了。這是建廠初期的老廠長干的挖墻腳的事。
建廠初期的老書記就更出格了。他在萬山腳下創辦了一家私營的特種軸承廠。后來張德炳發現，我們廠剛剛完成臺架試驗的新產品還沒投產，老書記的產品已經上市了。一氣之下張德炳把老書記的兩個兒子趕出了軸承研究所，并發誓永不重用。
2002年襄軸股票上市以后，連續兩年ST。張德炳又因為各種罪名被雙規了。張德炳的主要罪名是幫人貸款收回扣，總金額大概是200多萬，張德炳被判了無期徒刑。2021年百年大慶時，張德炳被特赦放出來了。張德炳在拘留所曾和襄樊電視臺的記者對話，這一番對話在電視臺轉播了，記者問他你怎么干這種傻事？張德炳當時是怎樣回答記者的？他說，在大氣候、大環境下，你不貪是個“苕貨”，“苕貨”就是傻子的意思。
張德炳對他那200萬的承包獎，一直耿耿于懷。他想貪夠了200萬就金盆洗手。2003年2月22日，廠里第二次減員增效。一千多名建廠的元老——老知青和轉業軍人，被迫下崗。每個人每個月發400塊錢生活費。我就是2003年下崗的那一批。
第二次減員增效以后，熱衷于搞私有化的省委書記急著給襄軸找婆家。有好幾家大型國企他不賣，他非要賣給著名的私營企業萬向集團。可能省委書記不知道魯冠球是襄軸的冤家對頭。魯冠球當年曾經帶人溜進襄陽軸承廠學做軸承的技術。魯冠球早就是上市公司了，他配股、送股搞了幾次，他的資產已經上十億了，比襄軸多一倍，他有這個能力吞并襄軸。
2003年11月，襄樊市準備搞“雙退出”，即國營企業退出競爭機制，國有職工退出國有身份。職工退出國有身份，就要買斷工齡。當時買斷工齡的時候，因為那時候老工人都退休了，都辦理了內退，所以廠領導就和在職的青年工人發生了矛盾。但是青年工人又是我們的后代，所以很多房改的事、醫改的事都跟廠里的老工人有很大的關系。
這件事情跟廠領導達不成協議，當時襄軸工人一聲怒吼就上街了。襄軸幾代人，老老少少上萬人，把廠門口的316國道堵了，把襄樊市的一橋、二橋這兩個主要的交通橋給堵了，把一橋上面通往大西南的鐵路也給堵了。
堵鐵路是要上報國務院的，所以當時的市委書記阮成發很著急，堵橋的第一天，他搞了兩手——他一邊與襄軸工人在襄陽最大的襄陽劇院對話，一邊又調了200多名武警在橋上跟工人干仗，在鐵路上跟工人干仗。結果會談沒搞成，打架他又是一敗涂地。200多名武警根本不是上萬工人的對手，他們被打得丟盔棄甲，第一天算是失敗了。
第一天晚上，阮成發給他所管轄的周邊的棗陽、宜城、南漳、保康、老河口等幾個地縣打招呼，要他們所有的警察連夜趕到襄樊。襄樊的武警、襄樊的所有的消防車都準備好了。他想趁天色已黑，圍觀的群眾少了，就開始新的行動。但是襄軸工人料到了這一點，下午五點鐘就主動撤回軸承廠了。
第二天，阮成發又到親自襄軸跟工人對話。對話時他沒有一點誠意，沒談出什么。工人又去堵橋，又去堵路了。但是橋上他已經嚴陣以待了，他把周圍的周邊縣市的警察都調來了。幾千名警察在橋兩邊的人行道上，黑壓壓地站了幾十米。汽車道上和鐵路上是襄軸的工人，都是襄軸的精兵強將。在開戰之前，雙方都在做對方的思想工作，都希望對方繳械投降。就在雙方劍拔弩張，非常緊張的時候，老天爺下雨了。真是“好雨知時節”！警察渾身上下濕透了，中午12點，一聲令下，他們走下橋，不知道到哪個地方吃飯去了。
襄軸的工人不一樣，因為那幾天天陰的厲害，大家都有所準備。我那時候是帶了個小板凳，想著打架時也是個武器，帶了一個傘，帶著塑料袋里頭裝了兩個大餅，一個瓶子里頭裝了白開水，吃的喝的都有了。結果那天也沒打成。到下午五點多鐘，襄軸的工人又回到根據地——軸承廠去了。
第三天，副省長周堅衛率領省公安廳廳長、省工會主席到襄軸來，在襄軸的文化宮跟襄軸工人對話。襄軸的文化宮，也是湖北省比較有名的，蓋得富麗堂皇。那一場對話很有趣。我只講幾個比較重要的點。
對話一開始，省公安廳廳長就宣讀治安管理條例。他說，現在是文明世界，不管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破壞交通都是違法的，都是要鎮壓的。有一個人走上舞臺，接過話筒，氣宇軒昂地說：“請問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堵了鐵路，算不算違法？反動軍閥吳佩孚用大刀砍死了‘二·七’大罷工的領袖施洋和林祥謙，是不是反革命的行為？”他說得省公安廳廳長啞口無言，把他的氣焰打下去了。襄軸老工人中一位有名的戲迷走上臺，他說：“我襄軸人堵鐵路各個英雄，堵公路人人好漢。在這里我就不多說了，我來一段京劇。”他就唱了一段，是《紅燈記》里的：“休看我戴鐵鐐裹鐵鏈，鎖住我雙腳和雙手，鎖不住我雄心壯志沖云天。”唱了這樣一段戲，得到了工人的熱烈掌聲。當時省公安廳廳長還說：“你們堵橋堵路的有十個領導人，我們都把他們錄了像，希望他們會后到公安局去自首。”那時鬧得很厲害。
最后，周堅衛臨走之前，跟阮成發說了，誰不在買斷工齡的合同上簽字，就下誰的崗。他們當時承諾三天之內給工人答復。三天內阮成發做了很多工作，最后他很有把握地召開了職工代表大會，因為職工代表大會是廠里的最高權力機構。為什么他敢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因為老工人，包括我們這些建廠的元老工人，都下崗了，都和廠里沒有一點關系了。在職的工人里，領導干部都是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那種人。職工代表大會里占多數的，都是什么班組長那種有一官半職的，生產模范、勞動標兵這些人。像我們這種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路見不平就敢吼兩聲的工人沒有了。職代會里沒有我們這種人，就像四川的川味里沒有辣椒，就不起作用了。結果他們都舉手投票了，都贊成賣廠。那次堵橋堵路最后就以失敗而告終了。但是給工人的買斷工齡的錢加了一塊錢，由914塊錢加到915塊錢，象征性地加了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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