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魯愛國，是武漢市21中69屆初中畢業生，1970年2月到湖北棗陽插隊落戶，1971年10月調到襄陽軸承廠當工人，在襄陽軸承廠干了一輩子。
奮斗與輝煌
襄陽軸承廠是我們國家第四個五年計劃的重點工程之一，主要為第二汽車制造廠生產配套產品。我廠是一個三線工廠，與所有的三線工廠一樣，建廠初期的生活都異常艱苦。一沒有廠房，二沒有宿舍。當時廠里的領導干部和洛陽軸承廠援建襄軸的老師傅，住在干打壘的草屋子里。我們招工進廠的知青和部隊復員轉業軍人住蘆席棚子，兩個人發一張蘆席睡地鋪。當時沒有自來水，只能吃堰塘里的水，洗衣服都是用山溝里流出來的水。開山、炸石、架線、蓋房子，我們老工人都干過。
那時的干部和工人是一條心地干革命。那時的口號是“先生產，后生活”“與帝修反搶時間”“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讓毛主席睡安穩覺”。1981年，襄陽軸承廠正式投產了。投產以后與哈爾濱軸承廠、洛陽軸承廠、瓦房店軸承廠形成了我們國家的四大軸承生產基地，共享“哈瓦洛襄”的盛名。1990年我們廠生產的產品已達到400多種，其中兩個還獲得了國家級銀質獎。
改制前，我們襄軸的生活區已達到了相當的規模。我們有廠幼兒園，有學前班，有子弟小學、子弟中學，有技校，有電視大學，有職工大學，還辦了黨校。我們廠的人均住房面積在襄樊市是最高的，住房是排隊分，越分越大。比如廠里今年蓋了200套房子，老工人先搬進去住；明年又蓋了兩百套新房子，老工人又搬到更大的新房子里，年輕工人就搬到老工人那個房子里，總之老工人是優先的，按工齡排隊。
分房是很講究的，那時候走后門行不通。同一年進廠，看月份；同月進廠，看日子。都打好分了，按分排隊。整個過程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做不了假。
我們廠里有一個跟我們同年進廠的，按說他的分應該是跟我們一樣。但他是中層干部，中層干部加半分，他又有職稱，又加半分，他就多了一分，多一分就能壓一批人。后來他在競選廠長的時候說：“我們廠里工人都沒住大房子之前我不搬進大房子里，我要搬我也最后一個搬。”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要做好事讓大家先搬。
后來別人跟他算了一筆賬，他確實加了一分——這兒加了半分，那兒加了半分。但是他有一項東西有問題，他生了兩個孩子。他第一個孩子有殘疾，所以國家允許他生第二個。生了第二個就是二胎，二胎就要扣兩分。所以他加了一分，又扣了兩分，反而排到我們后頭去了。那時候是很公開，你憑什么加分，憑什么減分，都是公開的。我們同年同月進廠，我早一天比你報到，你就排在我后頭。
我們廠的醫院門類齊全，技術條件和設備都相當的齊備。醫院的建筑面積達5800平方米，病床有132張。我們還有全套的生活設施，如石油液化氣站、煤廠、浴室、電影院、燈光球場、足球場、老年宮、青年活動中心，等等。
改制前，襄軸工人看病、住房、受教育是不花一分錢的，那時候的幸福指數非常高。那時同年參加工作，在我們襄軸當工人，工資比在市政府當公務員還要高一倍。市政府的很多領導都走后門，將他們的子弟送到我們襄軸當工人。
我在上海實習的時候，經常在禮拜天早晨穿著我們油膩的工作服，跑到上海國際飯店去吃早飯。點一杯牛奶，來兩個蛋糕，二郎腿一翹在那坐著。服務員呢？看到我們穿工作服的，熱情的很。高鼻子深眼的洋人他不理，西裝革履的公務員他也不理，都得往后排，首先要照顧我們工人階級。國際飯店先照顧我們！
我到上海市區玩也喜歡到四川飯店。幾個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在這里點兩個菜喝一瓶酒，什么麻辣豆腐才一毛多錢，炒雞丁也就3、5毛錢一盤，再來一瓶一塊錢的“綠豆大曲”，兩三個人喝一瓶酒，蠻高興。上海人也看欣賞我們，看到我們年紀輕輕的劃個拳，打個杠子，熱鬧的不得了，上海人都看得稀奇。
過了許多年以后，我去上海出差，這時我當工程師。國際飯店衣冠不整的不讓進，我說我這衣冠還可以，就往里走，被人家攔住了不讓進。中午吃飯，我在一個小餐館買了一盒飯，人家都不讓我坐在那吃。我說我在你的餐館里買的盒飯，為啥不讓我吃？人家說，點炒菜的可以坐餐館里吃，你買盒飯就在馬路邊上去蹲著吃。這個落差太大了。工人階級地位是一落千丈。
我進軸承廠的時候滿頭黑發，下崗的時候滿頭白發，我真是一生都獻給了軸承廠。我66年小學畢業，69年初中畢業。初中的文化課一點都沒上，ABC也沒學過，其實就是個小學畢業生。我初中、高中的文化全部是自學的。1979年我考上了我們廠辦的第一屆電視大學，是帶工資、帶獎金的，全日脫產的三年制的電視大學。
但是分廠領導不放我過去，因為我開的機床是全廠最貴的機床，是1970年從意大利進口的，又銑又刨又磨，這個機床全國只有三臺，周總理親自批了一臺到我們廠，就是我在開。因為我是生產骨干，他不讓我去，我也理解，所以我就沒去。等到1982年，我第二次又考上了電視大學，他還是不放我去，他把我徒弟放去了。他說你這個機床又銑又刨又磨太復雜了，一般人掌握不了，所以他不放我去。等到1984年我又考上了，那時候我都30多歲了，我就想到這是我圓大學夢、受高等教育的最后一次機會了，不去不行。但是領導還是不放，分廠領導還是不放我去。
我就去找總廠領導，找到了總廠的副廠長。他原來是省辦公廳的主任，因為他是造反派，所以被貶到我們廠里當副廠長。我爸原來在省委工作的時候認識他，關系蠻好，所以我就去找他了。我跟他把這個情況一說，他說那不行，怎么能耽誤人家的美好前程呢？他說我去跟孫廠長說一聲。孫廠長就住在他們對面的干部樓，他跟孫廠長說了。孫廠長第二天就一個電話打了我們分廠，他跟分廠領導說：“魯愛國一次又一次地放棄個人上大學的機會，你們一次又一次地刁難別人、卡著別人，不行！上午讓魯愛國辦完手續，下午到廠教育處報到。”這樣我才圓了我的大學夢，以后才有機會當工程師。
下崗后我也打過工，我是工程師，搞設計什么都可以。私企老板的廠房是鐵皮房子，不透氣，夏天簡直跟蒸籠一樣，老板坐在樓上辦公室里開空調，樓下工人干活都是汗流浹背。可以說，我在國營企業干了30多年，流的汗沒有在私企老板那里一年流的汗多。
我們是一心撲在工作上，把襄軸當作我們的兒子一樣。看看襄陽軸承廠的滄海桑田，我們這些當年住蘆席棚子，喝田溝里的水的建廠元老心里充滿了悲哀！充滿了憤恨！怎么說呢？我既淚奔，又想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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