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經常有媒體報道指出許多企業正在實行所謂的“共享員工”制度，這一做法減少了企業的人力成本，但卻忽略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障，凸顯了這些網絡媒體完全站在私有制、資本家的立場上看待問題。
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常常喜歡創造新名詞，所謂“共享員工”只是“靈活就業”、“地攤經濟”的又一個新稱謂而已，旨在掩蓋失業、臨時工作的真實本質，是種逃避現實的行為。這些資本家傾向于使用新名詞來掩蓋客觀實際上存在的問題，更有些“專家”甚至將經濟下滑說成“高質量”發展，這背后的荒謬事情都源于他們無法解決私有制根本矛盾的問題。
隨著疫情后的經濟困難，資產階級內部競爭壓力不斷加大，這導致資本家為了盈利不惜增加對無產階級的剝削程度，從996工作制到共享員工，資本家逐步挑戰著無產者的底線。這則報道最后還“溫馨提醒”共享員工要自行繳納社保，顯得極度傲慢！難道社保、五險一金等不是企業最基本應該提供的保障嗎？原來企業減少的人力成本正是由此節省！報道稱整體收入增加40%至50%，但實際上視頻顯示只有少部分人獲得了漲薪，卻未報道出背后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崗位。
許多資本家最初認為“共享員工”是一種分攤用人成本的好方法，樂觀的員工可能期望能通過這種方式增加收入，而掌握公司關鍵技術的員工則可能擔心給其他企業打工可能涉及保密風險，意識到自己可能無法從這份“外快”中獲益。
但事實上，“共享員工”這個概念是如何產生的呢？
如果追溯國內情況，至少在3年前，這種模式已經在餐飲服務行業開始運作。據《經濟日報》于2020年的報道，從2月3日起，盒馬與云海肴、西貝、探魚、青年餐廳等餐飲品牌達成了“共享員工”的合作協議，隨后陸續有餐飲、酒店、影院、百貨商場、出租、汽車租賃等32家企業紛紛加入。截至目前，已有超過2500名“共享員工”加入盒馬上崗的工作隊伍中。
由于“共享員工”這種用工形式與勞動合同法規定的標準勞動關系存在差異，包括工資支付、用工責任承擔、社保問題等都需要由企業和勞動者之間以協議形式明確。然而，勞資關系中存在的天然強弱不平衡狀態導致這種協商形式并不能很好地體現雙方的真實訴求，特別是勞動者的訴求往往受到忽視。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共享員工這一模式實際上是資本家為了進一步剝削無產階級所采取的一種手段。在私有制社會中，勞動力是商品化的，而勞動者只能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由于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和對勞動力的控制權，勞動者處于相對弱勢地位。
對于那些被稱為共享員工的人來說，他們實際上只是在承擔多份工作而已。盡管他們可能從事臨時工、外包或勞務派遣等“二等工作”，但明明做了兩份工作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待遇。甚至在一些情況下，他們連勞動合同都無法簽訂。當公司需要“優化員工”或向社會輸送人才時，這些共享員工往往成為最容易受到影響的群體。由于沒有簽署正式的勞動合同，資本家可以規避向共享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和個人所得稅的義務，從而直接剝奪了員工應得的一大部分收入，同時也非法占有了員工創造的價值。
因此，這種情況導致共享員工不僅無法獲得應有的勞動報酬，反而成為資本家免費勞動的對象，使利益天平再次嚴重傾向于資本家。對于那些被稱為共享員工的人來說，他們實際上只是在承擔多份工作而已。盡管他們可能從事臨時工、外包或勞務派遣等“二等工作”，但明明做了兩份工作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待遇。甚至在一些情況下，他們連勞動合同都無法簽訂。當公司需要“優化員工”或向社會輸送人才時，這些共享員工往往成為最容易受到影響的群體。由于沒有簽署正式的勞動合同，資本家可以規避向共享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和個人所得稅的義務，從而直接剝奪了員工應得的一大部分收入，同時也非法占有了員工創造的價值。因此，這種情況導致共享員工不僅無法獲得應有的勞動報酬，反而成為資本家免費勞動的對象，使利益天平再次嚴重傾向于資本家。
在共享員工模式中，企業利用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系，讓勞動者接受更加靈活、不穩定且缺乏保障的工作條件，以實現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目的。這種模式實際上加劇了勞動者的剝削，因為勞動者面臨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失去了傳統雇傭關系下的穩定性和保障性。
勞動者們應當意識到這種模式實質上是資本家對其利益的侵蝕，應當團結起來，通過集體行動爭取自身權益，促進勞資關系的均衡和公正。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有可能改變這種不公正的勞動關系，推動社會朝著更加公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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