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有一件事非常值得關注：過年前夕，11位某多多離職員工在網上集體實名爆料，稱前司涉嫌濫用競業限制協議，在員工離職后起訴要求高額競業賠償金（數十萬到數百萬元不等）。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競業限制的起源。最開始，它實際上是通過限制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自主擇業權來保護企業在技術研發、管理運作、銷售宣傳和人力資源等方面利益的一個法律手段。換句話說，企業為了留住種種看似無形的知識、文化和關系資產，以維持自己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而希望設置這樣一條“護城河”。現有法律也確實通過限制勞動者的權利滿足了企業的要求，同時規定企業必須對失去自主就業權的勞動者給予一定補償。毫無疑問，這一規定本身就是傾向企業利益的。
不過到這件事上，競業限制已經完全升到了另一個剝削的層級上。我看了看實名舉報的信息，在被某多多起訴的幾位前員工里，甚至有多名初入職場、只是在公司擔任基層員工的應屆生。離職后，他們大多僅僅收到來自公司的幾千塊競業補償金，卻被索賠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這些索賠金額可能超過了員工在職時的工資總額。一旦某多多勝訴，勞動者將因此吐出所有工資收入，甚至背上沉重的債務。入職時那些不起眼、沒有被充分解釋的競業協議和條款，竟成為離職后前司剝削和營收的手段。
還有一部分離職員工則掉進了公司設計好的法律陷阱，在補償金為0元的情況下被巨額索賠，或者不得不待業在家，失去工作收入。
然而吊詭的是什么呢？這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仗勢欺人、剝削員工的行為，實際上卻是合乎現有勞動法律的。這也是在過往的訴訟案例當中，許多企業只要按照競業協議給予了補償金，就能獲得法庭支持進行索賠的原因。法律條文上的隨意和不確定性實際上也為企業這樣的行為提供了空間。
這種行徑相當于什么呢？你花了一個白菜的價格買斷了一匹牛馬在幾年內的使用權，但你放著不用它，只是為了讓任何人也不要想用上它——這么說顯得非常物化勞動者，但現實確實就是這么物化勞動者的。更糟糕的是，一旦哪一天這匹牛馬重新找到下家了，公司就會派專業打手把這匹牛馬圖掉，而且手里還握有它“先背叛了自己”的視頻證據。歸根結底，競業禁止已經演變成這樣一種延長勞動者對企業人身依附關系的協議。勞動者似乎必須通過向企業賠一筆贖金的方式來為自己“贖身”。
這是封建莊園主對農奴的關系，不像是資本主義經濟學教科書里所宣揚的自由市場中資本家對工人的關系，更不像是社會主義企業對工人的關系。所以我不主張在這里講究什么契約精神。因為企業和工人連資本主義所聲張的那種形式平等都沒有——不然為什么當企業要求工人保守秘密的時候，企業自己卻可以泄露工人的隱私，并將偷拍視頻作為證據呢？為什么企業屢屢抓住勞動法條的豁口來擴大自己的利益，而勞動者卻不能鉆空子呢？
我們不妨假設我們處在前文所提到的那種莊園里。我們想一想，對于一匹牛馬來說，如果離開這家莊園就意味著食不果腹，還面臨被主人追殺的風險，它還敢不敢逃出這個莊園。既然不敢，那么莊園主讓牛馬干再重再累的活兒，它也不敢逃跑。因為逃跑的后果可能更加無法承擔。長此以往，這個莊園里的牛馬就都變得異常地馴服，要殺要剮聽便。而其它莊園的主人參觀了這家模范莊園以后，也就紛紛學了起來。結果是，即便有一兩匹膽子大點的牛馬跑了出去，也會發現沒有什么好的莊園了。這就是我們常提到的“逐底競爭”。
競業限制最可怕的地方正在于，它在當下的環境里，可能成為將我們囚禁在公司而無法脫身的一道鐵柵欄。
為什么這11名員工站出來發聲和曝光很重要？因為這不光涉及到11名員工的公正，也涉及到在不斷擴大濫用范圍的競業協議陰影下膽戰心驚的無數基層勞動者的公正。實際上自2018年以來這樣的濫用就已經開始從互聯網行業擴散開去，并有不斷下沉、走向全員競業的趨勢。
2020年網傳某份競業協議的競業名單
考慮到現實情況，必須要求對現有的相關勞動法條進行修改和解釋。例如《勞動合同法》第24條所規定的競業限制人員范圍，“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具體指誰，到底由誰來定奪？如果員工缺乏發言權，那么企業無疑可以將這一范圍無限擴大。再例如，《勞動爭議司法解釋四》中也對競業補償金的標準給出了月均工資30%的指導性意見，而各地具體執行標準則往往更低（例如上海允許按工資20%支付）。試問這么低的補償金標準，如何保障被競業限制的低工資員工的生存權？與動輒上百萬的賠償金相比則更是少得可憐。
來源：當事人微博（碼代碼的喵2018）
同時，這11名員工的行動提醒我們，甚至連法律本身也不是不容挑戰的。法律從來不是一紙死文字，而是通過立法、修訂、解釋和裁決等方式反映著不同力量斗爭的一個階段性結果。法律是一個變動的過程，應該是我們意志的體現，而不是我們意志的主人。具體到勞動法上，類似競業限制濫用的漏洞其實還不少。例如，企業違法加班現象仍然非常普遍，從法條上來說，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勞動法缺乏對超時加班企業的明確懲戒性條文，導致企業違法成本過低。而勞務派遣規定濫用至今，也是因為對勞動法所規定的適用派遣的“臨時性”“輔助性”和“替代性”工作崗位的界定不清晰、容易滑入主觀。等等。
也許問題恰恰在于，我們的勞動者的意志總是無法很好地被體現在我們的勞動法體系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1名勞動者抱團硬剛企業的行動，除了指向企業剝削，也指向勞動法本身并不合理的種種問題。這就是我們必須盡全力去支持他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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