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就好在真，好就好在假”

　　《年會不能停》是部好電影。

　　《新周刊》作者騰宇評論道，“好就好在真，好就好在假”，一語中的。正如古典名著《水滸》一樣，好在上梁山，也好在招安。

　　編劇導演們拍電影，我們看電影。拍的和看的，何嘗不都是這場時代大劇中的演員？

　　真的部分不用多說。語言遠比不上這部二倍速節奏喜劇本身的沖擊力。它描述了某個不可考年代的種種職場問題，或者說社會問題。在那個年代，打工人卷無可卷，“屎上雕花”忽成流行成語，在裁員、降薪潮的加持下，原本尚可勉強忍受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職場權斗、弄虛作假和分配不公，突然變得忍無可忍，最終，打工人的情緒通過這部電影爆發了出來。成功引爆打工人的情緒后，這部電影就出乎意外地、合乎情理地成為年度黑馬，豆瓣評分高達8.2。

　　順理成章地，或稱狗尾續貂地，就有了電影的高潮。影片的最后部分，主人公三人組上臺表演逆天的rap，吐槽公司的種種不堪，甚至揭露集團副總徐云峰銷售偽劣產品攫取巨額回扣的丑事，并成功觸動集團最高領導胡董事長。于是上下同心，向著中間的貪腐勢力開炮，形勢發生驚天“逆轉”。以負能量開始并貫穿全劇的電影，終于以“正能量”收場。

　　于是就俗套了。于是就由真過渡到假了。

　　在這段rap視頻的評論區，一位高贊讀者評論道：

　　“這是電視劇、出來平息眾怒的、算是給你一個心理安慰”。

　　群眾的眼晴果然賊亮。電影可以這么拍，現實中，一個能砸六千萬辦場年會的大企業集團，讓三個人在臺上如此蹦跶好幾分鐘，董事長還表現出容忍甚至贊許之意，發生這種事情的概率基本為零。不說別的，這么大的活動，總得有應急處理預案吧？恐怕逆天三人組的表演還未開始，在胡董事長和廣大觀眾發現異樣之前，這種“事故”早就消弭于無形了。

　　所謂年會，本就不是為打工人準備的。年會，是某些社會團體一年一度舉行的集會，為的是營造組織氣氛、深化內部溝通、促進戰略分享、增進目標認同，為新一年度的工作奏響序曲。

　　打工人既無真正屬于自己的團體，更無法集會，何來年會？

　　打工人既然沒有年會，又如何能表達自己的意志，乃至影響公司的走向？

　　再說了，這樣的“逆轉”真的“逆轉”了什么？無非是讓肉貼著資本更近一些，又關打工人啥事呢？

公元一九九八

　　電影中還有一場年代可考的年會，更是假得離譜。那是標準件廠1998年的新年聯歡會。只是那會兒還不興“年會”這詞。

　　在這場聯歡會上，當年的胡廠長，即現在的胡董事長，在國企改制浪潮中，在標準件廠陷入困境的情況下，為鼓舞士氣，喊出了“年會不能停”的豪言壯語，并發誓不開除任何一個工人，感動了全廠職工。我們的主人公，傻小子胡建林在晚會中十分應景地唱了一首《我的未來不是夢》。

　　你的未來的確不是夢，這件事非常清楚明了。當年可供職工選擇的路大約是這么幾條：一，幸運點的，留在原單位，置換身份，由職工變成打工人，老實聽話干活；二，下崗，創業（一般是擺地攤的代名詞）；三，下崗，給私企老板打工，而老板極可能是過去的廠領導；四，提前退休，或內退。

　　1998，是個極特殊的年份。

　　1998，是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攻堅開局之年。此前，是國企改革“抓大放小”階段，盡管國企職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但大部分職工尚未傷筋動骨，矛盾尚未集中爆發。這年的兩會上，朱總理發出著名的誓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

　　刺刀即將見紅，血路即將殺出。1998，沒有那么多溫情脈脈。

　　1998，是房改正式施行元年。199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規定，停止住房分配，培育住房交易市場，發展住房金融。房地產自此大火二十年，直到許皮帶們紛紛暴雷。

　　1998，是醫療制度改革的重要里程碑。1998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決定要求在全國普遍建立統一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由國家包攬的職工醫療問題正式推向市場。

　　1998，是退休金改革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要求，在1998年底之前，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由國家包攬的職工退休問題正式推向市場。

　　1998，是大學全面取消免費的第二年，所有大學生上學都要交學費。

　　以上幾條，就是后來人們議論紛紛的“新四座大山”，集中在1998年（或1997年）開始形成。

　　如果說1992年是市場經濟元年，1998年就是改革的刀子全面落地之年，改革的每一項代價，都要由當年的職工來承擔。

　　1998，是那個年代城市職工刻骨銘心的一年。

　　如果這一年標準件廠有聯歡晚會，那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節目，應該是廠工會主席慷慨激昂演唱的新歌《從頭再來》。臺上唱的人慷慨激昂，臺下聽的人心有戚戚，紛紛盤算自己的下半生怎樣從頭再來。而唱歌的工會主席，因幫助企業“脫困”有功，極可能不需要從頭再來，搖身一變成為主管人力的行政副總，薪水連翻數番，正如電影中莫名其妙進了省城總部的胡建林那樣。

　　公元一九九八年的聯歡晚會，絕不是打工人的年會。

兩場年會，兩個時代

　　電影中的兩場年會，象征著兩個時代。兩個時代的共同點，是打工人遭遇到了深重的危機。

　　第一個時代，是打工人大規模誕生的時代。城里的職工置換身份，由主人翁變為打工人。鄉下的農民也在置換身份，由農民而農民工（新工人）。從數量上講，打工人的主體，是鄉下進城的新工人。陸續下崗的數千萬職工，被湮沒在數以億計的新工人群體之中。他們的痛，雖然痛徹心扉，但在時代的車輪面前，顯得十分無力。隨之而來的入世和房地產繁榮帶來的經濟熱潮，似乎能夠消化一切，似乎也消化了一切。

　　第二個時代跟第一個時代相比，首先是規模上的巨大變化。第一個時代是城市傳統職工的危機，第二個時代則是全體打工人的危機。在這個時代，不分體制內外，無論藍領白領，都感受到了某個節點的到來。體制內做表格的，寫字樓里敲代碼的，流水線上打螺絲的，工地上搬磚的，概莫能外。在這個節點之前，打工人原本指望蛋糕做大能夠抵消各種不平等帶來的痛苦。現在，他們只是祈求未來的不要壞得太快。

　　在兩個年代之間，橫亙著一個巨大的房地產周期，即一個完整的“興起—繁榮—衰退—蕭條”過程。這個周期中的起伏，可以視為我國經濟的晴雨表。這個巨大的房地產周期，與打工人的命運息息相關。打工人無產者化的進程，以及由此導致的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和增長的逐漸停滯，是這個周期最顯著的特征。

　　市場之下，沒有人能夠逃脫歷史的周期。但是，打工人卻在這個周期中成長、壯大并成熟起來，這是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打工人面臨危機，有兩重作用，一重是經濟上的壞處，使打工人在市場中的談判能力降低，福利待遇降低，勞動力價格降低；另一重是精神上的好處，使打工人擺脫能夠永久改良的幻想，使打工人擺脫資本拜物教、擺脫國家拜物教，使打工人知道真實世界是如何運行的。

　　兩個時代之間的變化是深刻且偉大的。打工人由人口的少數變為多數，由彼此隔絕分離變為命運相通，由盲目崇拜轉為放棄崇拜，由充滿幻想變為更加現實。

　　在過去的兩個時代里，打工人沒有年會。

　　新的時代大門正在開啟，打工人終將舉辦自己的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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