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線上，每個人都是固定的螺絲釘，每個工位，都被清晰而準確地規定好身體應該采取的姿勢。工人們僅僅被訓練成某道程序的專家，而很少能掌握整個工藝流程。一個人，只要足夠細心和遵守紀律，那么他所需要的，便是機械地重復、重復、再重復。每個身體都被訓練成沒有思想的身體。每個人都是有用的，但卻并非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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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琴，蔡琴的琴
在烏蒙山下，在珠江源頭，有一座三山環抱、四水環繞、五湖相擁的美麗城市，這就是我的家鄉——曲靖。
1997年6月份，我在曲靖的會澤縣出生了。我是家里的第三個孩子，我大姐叫周紅，二姐叫周燕。說起來，我的名字取的有點隨意，我老爸特別喜歡蔡琴，所以在我出生后就索性給我取名周琴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何嘗不是反應出老爸對我的愛和期望，希望我將來像蔡琴一樣活的多姿多彩。
我和我二姐長的特別像，讀五年級的時候，我二姐是在二樓、我在一樓，經常有同學把我兩搞混。不過我比我二姐調皮，每天放學我都不會準時回家，而是四處跑，或去池塘邊、或去山上、或去田地間。有一次我在池塘邊抓蝌蚪給我老爸看到，他從樹上扭下一條樹枝就對著我一頓亂抽，他邊抽我邊哭，就這樣被他從池塘抽到家里了。 ?
我們家三姐妹都是只讀了初中，大姐讀到初二就輟學了，我和二姐都是讀完初中就出來打工了。其實大多數農村的女孩都是初中文化水平，一方面是家里窮，另一方面是我父母覺得讀書也沒有那么重要。
不光是我父母有這種想法，我們這邊很多人都認為讀書沒什么用。一個最直觀的現象是，村里有很多沒有上過學的人，靠打工或者做一些小生意，逐漸過上了好日子。每當過完年村里人就會拿讀書人和這些沒上過學的人做比較。
農村人算的賬是，供一個孩子上學，從初高中六年再加大學四年，整整十年時間都要花錢；而年輕人如果從初中退學開始打工賺錢，這十年就能賺很多。一者花錢，一者賺錢，這樣一算，從投資回報的角度來看，自然就會形成讀書無用論的看法?！ ?
即使大學畢業后，一開始工資也不會太高，要到三四年后，工資才會慢慢多起來。而且現在大學生越來越多，競爭也比較大，要知道每年有幾百萬的大學生同時找工作，這導致大學生的工資普遍也不高。這樣一來，大家覺得讀書更不一定有用了?！ ?
初來深圳
15年3月份，剛過完元宵，我跟著二姐來到了深圳。一下火車，我就被深圳的繁華震撼住了。這里高樓林立，縱橫交錯的交通設施，構成了城市的血脈和骨架，推動著深圳經濟的飛速增長。下午我們坐汽車來到寶安西鄉，這里已經遠離了市中心的繁華，宏偉的高樓大廈已經給林立的廠房所代替。在晚上八、九點的時候我們找到了一個小旅館，我剛到就趴在床上睡下去了，因為我太累了。在十點鐘左右，二姐把我叫醒，說帶我去逛逛附近的夜市，順便吃飯。
還沒到夜市，就傳來了小攤小販的吆喝聲。這里充斥著煙火氣、食物的香氣和人潮涌動的樂趣。各色各樣的小攤、各色各樣的話語，嘈雜不絕于耳，卻又很動聽。
我對于深圳的初次印像還是不錯的，但是沒過幾天，殘酷的現實就讓我必須直視真正的深圳。
第二天，二姐就帶著我找工作，我們找到了一家半成品加工的小廠，總共才三十幾號人，這是家黑廠，不滿十八歲也可以進入。廠里包住不包吃，一個月放兩天，每天十二個小時。
我和我二姐的工作是QC，即對產品進行質量檢查，和IPQC不一樣的是，我們對每個貨物都要進行檢查，而不是抽檢?！ ?
在工廠，和多姿多彩的外界完全不同。廠里沒有孕婦，沒有老人，也沒有背包的學生，只有整齊劃一的工人。這里所有人都一樣，一樣的表情、一樣的步伐、去一樣的地方、做一樣的事。
四方樓房，一幢挨著一幢，像層層疊疊的灰色監獄，工人保持著勞作的姿態，緊縛在這個鋼與鐵的世界里，鎖住了青春，也鎖住了向往自由的靈魂。
流水線不會停止，只會按照固定速度向前滾動，線上的事項一旦有任何一個出現延遲，都會導致后續事項的積壓，打亂整個過程，最后讓事項越積越多，讓你越忙越亂。
拉線就像一條條鞭子，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它鞭撻著工人們盡可能迅速的干活。干活，干活，這是工人唯一的想法。伴隨著機器運轉，換來的只是工人們日益疲憊的身軀和空蕩蕩的頭腦?！ ?
進入工廠剛一個月，我們就和老板發生了沖突。前面已經說了，我和二姐的工作是QC，是對汽車遙控器外殼的檢查，檢查上面是否有灰塵。
為了提高效率，我們這條拉負責檢查的位置都有一個鐵盤，這個鐵盤可以放16個遙控器外殼，這樣工人就不需要一個個的檢查，可以一次性檢查16個，大大的節省了時間和成本。但是，鐵盤是需要工人托著的，兩只手托著一兩個小時就會感覺到很累了，何況十二個小時。
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遙控器外殼都是噴過漆的，很容易照成反光。我們在檢查產品時就會感覺到刺眼，由于一直受到光線的折射，到下班我們基本上都會流眼淚。
我們廠是一家小廠，設備都比較陳舊，所以退貨率也比較高。但是老板總是將問題歸于我們，一旦退貨，就會找到我們發脾氣。
我們和老板吵起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天，老板又來到車間，要我們對退貨的產品進行返工。
老板：“這樣的產品怎么能夠放下去呢？我請你們來不是讓你們在這里玩的，全部都給我拿回去返工。”
本來就累了一天了，我二姐就回應道：
“你總要給個標準和樣板，經理也說這種規格的可以放進去，退貨了怎么就怪在我們身上了。”
老板：“客人現在只是退貨，如果是要求公司退款，我可不是跟你們開玩笑的，也要扣你們工資。”
我二姐也是個暴脾氣，說到：“我也不是和你開玩笑的。”
老板瞪著我二姐，說到：“你走吧，三天后過來拿工資。”
我二姐就拉著我走，老板又說到：“我是讓你走，沒有讓她走。”
“她是我妹妹，我帶她進來的，為什么我不可以帶她走。”
“如果我們廠有二十號人是你親戚，是不是你就可以全部帶走，那我還開什么廠啊。”
然后我姐就走了，當天晚上，我就去向工廠辭工了，不過我要干完這個月才可以走。
三天后，我跟著我姐去辦公室結工資，但是公司少算了我姐1000多塊錢，出門的時候，我姐拉著我說：“走，我們去勞動局告他。”
沒過多久，經理就追上了我們，說是少算了工資，將那1000多塊錢還給了我二姐。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勞動局，并意識到我們工人只有斗爭才能拿回屬于自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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