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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師的外賣員經歷:誰在阻礙我們過上有最低體面水準的生活?

邢斌 · 2023-09-06 · 來源:昆侖策網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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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介紹

  今年8月下旬的一次講座中,山東臨沂大學文學院教師邢斌以《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為題(后附全文),分享了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期間,當外賣員的經歷。

  他從送外賣的基本情況、個人體驗與觀察、底層民眾的生存成本,講到當代知識分子的信息繭房。

  體驗外賣員生活的一個月時間里,邢斌注冊了多個外送平臺的賬戶,以兼職騎手為主,一共送了2000多單。

  邢斌計算,平均每單外賣能掙3.5元,一般要騎車2公里取貨,然后再騎車3公里送貨,取貨平均等5分鐘,騎車8分鐘,送貨進小區上門平均7分鐘,共20分鐘。一小時能完成3單,就差不多是10.5元。

  如果一次帶上3份訂單,排好次序能節省不少時間,一小時收入能增加到15.75元,但容易被客戶催單。

  至于一次送5份訂單,在邢斌看來已是極限,很難不被催單,但收入能進一步提升至每小時19.25元。

  邢斌記錄的賬單顯示,那一個月里,他幾乎每天都會從事10多個小時的外賣工作,最多的一天從早上6時13分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時41分,累計送了19個小時,單日收入400多元。

  邢斌還向北青報記者總結了他眼中的“壞單”和“好單”:不建議送蛋糕和鮮花,冬天不要送燒烤。不建議送醫院的訂單,不建議送代買訂單,啤酒最好不送。送超市物品比送餐好,文具、藥品最佳。其他輕便而不易損壞的特殊用品也建議接單。長途、加急類的訂單則要謹慎判斷。

  邢斌表示,希望未來再去體驗建筑工、快遞分揀工等職業,“給自己油頭粉面的內心減減肥”。

  花9000多元買輛摩托,送外賣一個月掙了7000

  北青報記者:你怎么想到要體驗當外賣員的?

  邢斌:去年曾有報道說有的外賣員一天能掙1000多元,但此前北京一位人社局官員曾體驗送外賣,辛苦一天掙了41元錢,算下來一個月也就掙1000多元。我和家人聊天就想,自己如果親自去當一下外賣員,就能知道答案了。

  我的生日在12月,去年12月我孩子給我送了生日禮物,我想我也給自己送一個生日禮物吧,就決定啟動這個當外賣員的計劃。我覺得只當幾天外賣員沒辦法真正去了解這個行業,就決定要去體驗一個月。

  北青報記者:為此你都做了哪些準備呢?

  邢斌:我在相關的外送平臺上進行了登記,因為還要工作,就只能報名兼職的外送員。我按照規定去醫院做了體檢,有的平臺需要培訓,有的平臺不需要。

  最主要的準備是交通工具。決定送外賣之后,我想著買一輛電動自行車,但店家說電動自行車續航少,充滿電也跑不了100公里,不適合我送外賣。最后我花9000多元買了一輛摩托車,加滿油可以跑220公里,后來我送外賣時,幾乎每天晚上油都接近耗光,我就加滿油再回家休息,由此計算,那期間我每天幾乎都要跑200多公里。最后我跑外賣一共掙了7000多元,還沒填補上買摩托車的錢。

  平均每天走3萬步,爬110層樓,瘦了6公斤

  北青報記者:剛開始送外賣時,會有不適應的地方么?

  邢斌:我今年49歲,臨沂這邊有很多五六層的老樓,沒有電梯,需要爬樓梯上去給人送餐。有一次我接到一個燒烤訂單,到店之后,商家說訂單里還包括兩箱啤酒。我到了之后發現客戶住6樓,沒有電梯,我只能先把燒烤放在其中一箱啤酒上,先搬上樓,然后下樓再把第二箱啤酒搬上去。

  此外,一些小區非常大,里面可能有40多棟樓,從中找出顧客所在的樓非常困難。還有的小區,樓號不是按前后的順序排列,是按照八卦的順序來排的,這就進一步增加了找樓的難度,感覺幾乎要崩潰了。由于不少樓的樓牌號掛在四五層樓的高度,到了夜里更加難以辨認,我后來又給自己買了一個強光手電,就用來確認樓牌號。

  多數小區都不允許摩托車進小區,此時我就需要下車步行送餐,一天下來我的微信步數基本都超過3萬步,手機數據顯示我平均每天爬110層樓。一個月時間里,我瘦了6公斤。

  相比之下,取送外賣操作本身倒還好,我只有兩次取錯過餐,有一次我發現后趕緊回餐廳換回來了。還有一次店老板立即就發現了,然后提醒了我。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當時正值寒冬,送餐會很冷。有一次我被派了一個郊外的訂單,來回有幾十公里,當天很冷,我回來路上實在冷得受不了,就把車停到邊上,下車繞著農田跑了好幾分鐘,用這種方式給自己驅寒。

  北青報記者:送餐時你的壓力大么?

  邢斌:主要是怕送餐遲到,有時送餐比規定時間慢1秒鐘就要扣20%的收入,如果遲到超過20分鐘,就還要倒貼錢。這個時間是從接單就開始計算了,有時外賣員到了餐廳,飯卻遲遲沒做好,留給送餐的時間就更少了。

  做好了會被罵的心理準備,但一些事還是超出了預料

  北青報記者:送餐期間有遇到過一些讓你不開心的事么?

  邢斌:其實我決定體驗送外賣的時候,就做好了會被罵的心理準備,但一些事情還是超過了我的預料。

  在前幾天的講座中,有聽眾問我,聽說有顧客會給外賣員2元錢,讓外賣員幫忙扔垃圾,是否真有這種情況。我說給2元錢就算很好了,有的顧客會讓我把走廊里的兩大包垃圾帶走扔掉,根本沒提給錢。我表示這并不是我的任務,對方就問我想不想要好評,如果我被人差評是要扣錢的,沒辦法只能幫他扔了垃圾。這樣的事情我其實經常遇到。

  有一天夜里,我送了一單燒烤訂單,15分鐘就送到了,取餐的一位女士接過餐,就說餐冷了,讓我拿走。這就意味著這一單需要我自己埋單了,我給對方解釋,天氣冷,我15分鐘就送到了,菜冷了實在不是我的責任。最后旁邊一個人站出來,說怎么能這么欺負外賣員,這才結束了這場糾紛。

  最讓我寒心的一次是,有一天我同時接了兩單,先按照平臺要求給一家送去,然后將一份果盤送到一個學校的家屬樓,開門的是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一下子把我推到了墻上,問我為何在小區繞了一大圈才送過來,說的話很難聽。這個年輕人的父母也站出來罵我。我本身從事教育工作,看到這個年輕人的情況,我感到非常難過。

  北青報記者:在送餐過程中是否也會遇到一些讓你感到溫暖的事呢?

  邢斌:有一天晚上10點多,我將一份餛飩送到郊區一處住在五六層樓的人家里,一位女士開門接過餐。當時疫情還比較嚴重,她向我表示感謝,我戴著口罩不說話,向對方揮了揮手。我下樓之后,就發現對方給我發了2元錢紅包,并留言說她的孩子在讀中學,晚上忽然想吃餛飩,辛苦我送來,她發給我2元表達謝意。

  還有一次,我到一個挺遠的鄉鎮送餐,我到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凌晨了,接外賣的夫妻看到我,說回去的路在修路,走不通。兩人騎著電動車在前面走,把我送到了鄉間公路才回家。

  另外一次,訂單地址是個醫院,讓我送一份餃子去。但路上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餃子撒了一部分。我到醫院后跟對方說,讓他們先吃沒撒的餃子,我重新回店里再補送一份,他們不用再給錢。我送完第二份餃子后,顧客追到電梯口,非讓我把第二份餃子的錢收下,那一刻我也感動極了。

  有人66歲仍在送外賣,外賣員維權時會遇到困難

  北青報記者:你在體驗期間會和其他的外賣員交流么?

  邢斌:其實我們接觸的時間很有限,大部分時候大家都忙著各自跑各自的訂單。只有在燒烤店取餐時大家會聊一會兒,燒烤店的餐品怕冷,一般外賣員到店之后店家才會開始做,此時外賣員就會趁著等餐時聊聊天。

  之前我看有些人說,外賣員之間競爭很激烈,但我接觸下來感覺大家都很實在,會主動給我講送餐的小竅門,分享一些送餐更快的路線。送外賣的一個月里,我見到了3位女性外賣員,見到了幾位年齡很大的外賣騎手,最大的一位對我說,他今年66歲了。他們承擔不了每天14小時、全年無休的高強度勞動,我估計他們每個月也就能賺個三四千元。

  北青報記者:你曾提到過,感覺外賣員維權時會遇到困難?

  邢斌:是的,有一次我送一個跑腿單,貨及時送到了,顧客也很滿意。但顧客不擅長手機操作,不知道怎么點來完成最后的付款程序,導致我配送超時。

  還有一次,我到餐廳等了半小時,菜還沒有做,期間我和各方保持溝通。等了75分鐘后,我趕緊和顧客商量,顧客非常理解,先點了收貨,讓我慢慢送。雖然如此,第二天我還是被平臺發了警告。我一級一級申訴,但都顯示申訴無效,最后到第五級申訴時,主管人員還是說無法通過申訴,反問我:“你申訴了快一整天了,有這時間,你跑一天外賣,也快賺200塊錢了,干嘛這么軸?”

  我當時回答說:“你應該看過一部電影,叫《秋菊打官司》,這不是錢的問題。”過了一會兒,他說給我發了一個紅包,我打開一看里面有15元,對方留言說理解我的經歷,但罰款不能取消,15元錢算是他個人的人道主義補償。

  曾在送餐時遇到學校同事,怕尷尬沒有相認

  北青報記者:體驗當外賣員期間,你會擔心被熟悉的人認出來么?

  邢斌:其實有過幾次。有一次送餐,顧客一開門,我就發現他是我們學校另一個學院的老師,大家平時都認識。但我戴著口罩、頭盔,他沒認出我,我也沒多說什么。其實我不怕被人認出來,就是覺得會有些尷尬。

  還有一次,我在取餐的時候,聽到旁邊有年輕人說話:“這個送外賣的好像邢老師啊。”我覺得這一定是愛聽我課的學生了。

  北青報記者:你的家人支持你的這次體驗么?

  邢斌:我的家人都很了解我,對我的做法也非常支持。這次體驗的最后幾天正好趕上大年三十,我想著送餐過程中如果能夠經過家附近,就回家吃一口團圓飯,但當天我送餐的行程都離家很遠,到大年初一凌晨才回家。這期間就和家里通了個電話,即使如此,他們也很理解我的做法。我孩子現在有時看到路上的外賣員,還會和我說“看見你的前同事了”。

  對于我的家人來說,他們最擔心的是我的安全,因為有時送餐要到深夜,這應該是所有外賣員家屬最擔心的事情了。

  如果對生活沒有切膚之痛,寫出來的東西都是輕飄飄的

  北青報記者:為什么時隔半年多你才和公眾分享這段經歷,這段經歷對你有哪些影響?

  邢斌:我父親經營著一家企業,我家并不缺錢,沒想用這個機會去掙錢。我體驗的本意只是想去經歷一下這樣的生活,這段經歷會被我消化掉,在我未來創作文學作品的時候幫助到我。

  在我看來,我做的只是一件小事,我沒有告訴過我的父母,也沒有跟學生們說過。這次是主辦講座的王兆軍老師邀請我,我才決定和大家分享這段經歷。

  我希望借助這次經歷,增加我的人生體驗,接觸大千社會的人生百態。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如果對生活沒有切膚之痛的話,寫出來的東西都是輕飄飄的。

  這次體驗過后,我更加理解了外賣員,知道他們掙錢有多么辛苦。以前我在寫作時,看到是外賣員來的電話可能會晚一些才接聽,現在我一定會第一時間接聽,因為我知道他們可能是邊騎車邊打電話,這樣是非常危險的。我也希望社會能夠更加理解外賣員的不容易,對他們多一些共情,讓這個社會能夠更加美好。

 ?。▓D源:美團外賣)

邢斌: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

(全文)

一、外賣的基本情況

  說干就干。

  最簡單的是跑“美團眾包”: 不用培訓,注冊就行,不限時間,不規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結。還有“蜂鳥眾包(以前是餓了嗎)?;就?。

  后來又注冊了“閃送”(據說這家最規范最人性化)。去齊魯園培訓了半天,花了50塊錢買了工牌、馬甲、文件袋。

  “順豐同城”,和“閃送”差不多,就不再體驗了,否則還得花一份錢。

  這幾家相比較,美團最狠,市場占有率最高。蜂鳥次之,閃送和順豐相對溫和但生意不多。

  美團把騎手分三個等級。

  核心是美團專送,職業騎手。每天九點打卡上班,晚上九點下班。埋頭跑系統推送的單子,每單3-4元。都是優化過的好單。取餐處集中,比如說上萬達四樓,一圈拿5-6個餐。派送處集中,比如說送到某銀行前臺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離短,不超過3公里。派送時間短,因為取餐省時間、放餐可以直接放前臺,不用進小區、上電梯、爬樓、給顧客反復打電話確認。

  他們相對輕松一些。但不好處是不準請假,每個月允許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報備,越是刮風下雨下雪越要求準時派送。接到差評罰款200-500,一般罰500。

  送餐遲到不罰款因為是系統計算出來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說是早九點干到晚九點,實際上還要長。上午八點半開早會,遲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點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點半還會繼續派單,多數都是九點半才能打卡回家)。在臨沂城,專送每天必須干12-14小時,一個月必須干26-28天,平均能掙6000。特別拼命的能掙8000多,都是市區60碼逆行闖紅燈拿命換的。

  專送很苦,但業余送外賣的眾包騎手更苦,處于最低的第三級。送一趟單價低30%,單子都是專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遠,要么就是要去沒有電梯的搬遷小區爬六樓送上門。好單很難搶到 (上兩層有60-30秒的提前搶單優先權)。眾包工作時間更長,更危險,掙的更少,不聽話就被“針對性”禮送到沒有訂單的邊緣地區。好處是不想干就回家躺著,沒人強迫你掙錢。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個月能掙7000 (每天干15-16個小時,一個月一天不歇)。

  我有本職工作,只能干業余的眾包。這些天我假日就從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兩小時,晚飯后再跑到夜里一兩點,或者兩三點。夜里給錢多一些,能掙到錢的都是偏遠地方。半夜里我跑到過相公鎮東邊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蘭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鄉間小路。都是騎摩托。太黑,燈書院照不遠,有時候就騎到了溝里。一過長春路,夜里都是大貨車,擦身而過,心里也打怵。送完貨,騎車回來,才覺得手麻覺得凍得不行。有一次我實在太冷了,就把車停在田里,繞著跑了一陣,看看高德地圖,在臨沂大學正北九公里,回家還很漫長。

  一個月,我送了2000多單,接觸了幾百個商家,敲響了2000多個房門。平均下來每天騎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層樓。所以我那個月微信運動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這個月綜合算下來,每小時收入10元是常態,每小時收入20元是極限。

  平均每單3.5元,要取貨送貨2+3公里,取貨平均等5分鐘,騎車8分鐘,送貨進小區上門平均7分鐘,共20分鐘。一小時3單,10.5元。

  一次送3單,排列好次序,能節省1/3時間。但會被催。一小時能送4-5單,15.75元。一次送5單,適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時間。很難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極限值。略微提升單位時間的收入,一小時還是送5-6單,19.25元。好處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

  關于送的貨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議: 蛋糕不建議送。鮮花,不建議送。冬天不要送燒烤。萬達、泰盛,不建議取貨。醫院,不建議送。代買,不建議送。菜市場代買,堅決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轉單,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藥品,最佳。輕便而不易損壞的特殊用品,建議送。長途,加急,謹慎判斷。

二、痛苦,是一件事實,還是一種體驗?

  詩歌只有一種現實: 痛苦——帕切科《詩人之戀》

  我無心于調查,就是想體驗體驗。

  2022年很特殊。一份報道里講,在上海騎手送外賣每天能賺1000多。另一份報道又說,北京人社局一位副處長,王林,親身體驗當外賣騎手,送餐12小時賺了41元。究竟哪個說真的?我想,應該親身試試才知道真偽。

  干了一周,我覺得王林處長那篇報道更真實。大家有時間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體講述。不過,我覺得12小時賺41元,這根本不能維持生活,何況在北京。王林處長體驗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個把月,我估計每個月能賺個三四千塊錢。要不,他怎么活?

  我體驗了一個月。這張紙上是我每天記錄的收入情況 (沒有去除每天3元保險費和25元摩托車油費)。跑到第20天的時候,我上升到了眾包騎手的最高級別,路也很熟了(臨沂市區的小區和周邊的鄉鎮都牢記了,不需要看導航。經常去的小區,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陣具體樓號編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練的騎手了。勞動強度和具體收入情況,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關注的是外賣員這個“身份”究竟是怎樣的處境。體驗這個工作過程中人是如何感受、應對、反芻這些遭遇的。肉體受罪是一方面,雖然很久沒有這種體驗了;主要的還是受人辱罵。

  沒有人拿正眼看送外賣的,商家,顧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這個,只有我們小區的保安知道。他們天天見我早出晚歸半夜回來,不讓我進。我說我是業主;他們騎車跟著我到樓下看我上樓,說你送外賣都能在這兒買起房,是個人物。很多顧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飯的。有的顧客就是披著人皮的畜生。我曾經痛恨過這些人,后來慢慢都忘了。

  有幾次,差點就被人認出來了。一次是在萬達。我取餐的時候,旁邊有一對小情侶說那個送外賣的說話好像邢老師啊。我心想肯定是愛聽我課的好孩子。還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獅粉到寶德新領域,開門的男士穿著內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認出了他,他肯定沒認出我。我戴著頭盔。

  我更愿意回憶起溫暖的瞬間。這一個月,我送了兩千多單,有三個人真誠地感謝過我。一個是搬遷小區古城社區的一位女士。她說半夜里孩子想吃餛飩,天這么冷謝謝我專程送來。后來我發現她又打賞了我2塊錢。還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鎮東北那個村里的。他們夫妻倆怕我半夜里找不著路,打著手電把我送到了路口。還有一對夫妻,老人住在人民醫院五號樓,心腦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們給老人定的餐灑了一些,后來我又買了一份送去。他們倆把第二份餐的錢退給我,又打賞了我10塊錢。

  真的很感謝他們。祝愿他們事事順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們體面地存在于社會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棲息的孤獨中有充裕的時間

  來思考希望的問題:

  能否有一天

  我們的生命

  不再像霍布斯所說

  只是污穢、野蠻與短暫的?

  ——帕切科《約拿報告》

  我們看一下中國這幾家外賣公司的隱形控制結構:

  外賣公司總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給每個城區的運營商,然后運營商再次分包。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結構,很多國家是不允許這樣操作的。肯德基、麥當勞它們都有自己的外賣隊伍: 無論專職還是業余,都有正式簽約.有五險一金,受傷有公司保險,從不設置送餐倒計時催促你飛馬趕到否則虧款罰款。

  ——我們這幾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說它們的名字),實際情況就是,騎手出車禍了,每天扣的3元保險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給保險公司) 提供最高6000塊錢的傷亡保險。不夠了,縣區運營商承擔。還不夠治病,縣區運營商直接跑路,你起訴都找不到人。起訴城市的運營商都起訴不了,外賣公司總部根本起訴不著,因為都是“勞動外包”,它把自己早隔離出去了。這種重大傷亡事故,據了解城區每個月都有。

  猝死,外賣公司總部所有階層的管理都不會——按照他們的條款,這與外賣公司理睬,總部毫無關系,起訴都是白花錢。全國起訴的都沒一個贏的。

  罰款的問題。——顧客投訴,會被重罰。這個網上討論很多,我就不贅述了。我說下另個關于罰款的問題。

  比如說:案例一。

  這一單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繼續送的過程中,軟件提示說上一個訂單沒有點擊送達。你只好停下了點擊。第二天就會被罰款:異地點擊送達,或者超時點擊送達??梢酝对V說,沒有超時,而且當時已經點擊了送達,這是軟件又跳出來的問題。投訴無效。還有一次申訴機會。再次申訴也秒回,無效。打人工客服電話,一個小時內能聯系上就是幸運的。聯系上了,還是同樣的回復。

  這樣的情況我一個月遇到兩次,程序完全一樣,三次申訴機會沒一點點用,完全是擺設。我最后對人工客服(是個活人) 說,你們可以直接聯系顧客看真實情況是怎樣的。沒用,依舊扣錢。而且扣的錢也不返還顧客,都進了外賣公司總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單。

  送達過程順利,顧客非常滿意。但是顧客不會在手機上完成“墊付款。顧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墊付的頁面,騎手就得在門外等著,也不好大聲催促。(大聲催促是態度不好,是要被頂格罰款的,罰500) 。一家人在屋內找墊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統提示說送達已經超時。超時一秒鐘,扣跑腿費用40%。超時五分鐘,扣跑腿費60%。昨天我在樓梯上等了快十分鐘,顧客才完成支付。今天顯示那一單扣款80%白送了,從大學城附近到羅莊,11公里。

  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顧客代付餐費后等餐(四菜一湯),等了半小時第一份菜還沒做,打電話給經理報備,回復說繼續等待等到45分鐘還沒出菜,再打電話給經理報備,回復說倒計時寬限15分鐘;等到倒計時都快走完了,我已經等了75分鐘,再打電話給經理報備,回復說和顧客商量,盡量讓顧客滿意別投訴。

  顧客很體諒,說: 既然已經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節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貨確認了,你安心送來就行。

  結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紅色警告: 嚴重違規,罰款200元!怎么辦,開始申訴唄。從第一級開始申訴,填單、錄音、截圖上報。被打回,申訴無效。第二級申訴....第三級申訴....第四級申訴,到總部了,有人電話錄音取證;最后還是申訴無效。最后到第五級,最高級,總部市場部總經理,上海,.....還是申訴無效,答復說系統顯示顧客填寫好評的時間,我的定位還在飯店。

  我說剛才發給你的顧客專門錄音的情況說明、大堂經理的錄音情況說明、顧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經把事實講清楚了。回復說不行。同時反問我,你申訴了快一整天了,有這時間,你跑一天外賣,也快賺200塊錢了,干嘛這么軸?

  我在電話里對這位總經理說,你應該看過一部電影,叫《秋菊打官司》;這不是錢的問題。

  過了一會兒,他打電話過來,說發了一個紅包給我,請接收。我點開,15元紅包,留言說我個人理解你的經歷,但罰款不能取消這15塊錢算是我個人的一個人道主義補償。

  ——這幾家全球知名的外賣公司,盈利能力真有這么緊張嗎?

  這家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有嚴格的季度財報和年度財報。我們打開看一下。它自創辦以來,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虧損1155億,21年虧損235億,22年虧損67億。

  我看到這個財報,心里和大家一樣,非常驚訝。因為每一單外賣,商家需要額外支付貨品價格30%的送貨費用,顧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貨費用。舉個例子,午餐定一個20元的飯,3公里,顧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遞員拿到3元,外賣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這樣。它究竟為何虧損如此之大呢?

  我們還是看財報。21年,它行政開支88億、研發開支167億。22年,它行政開支98億、研發開支208億。錢都從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總部平臺需要多少行政人員大家可以統計一下。它的平臺,就是一個手機APP,每年需要多少研發費用來支撐,大家也可以統計一下。

  有時候,精心修訂過的數字會誤導世界。還不如我們日常的體驗。這些騎手干著全世界強度最大的外賣工作,拿著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東們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轉移資產……和這些財報數據顯示的完全不符。

  送外賣的一個月里,我見到了3個女性外賣員,見到了幾位年齡很大的外賣騎手,最大的一位對我說今年66歲了。他們承擔不了每天14小時、全年無休這么大強度的勞動,我估計他們每個月能賺個3、4000塊錢。春節過后,我離開了外賣隊伍,但在路上我還是首先注意到他們的身影。最近幾個月,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騎手風馳電掣爭分奪秒。可能再危險再苦再累,他們也離不開這3、4000塊錢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銀行發來的房貸還款短信……都在提醒著他們: 跑起來,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邊上一家燒烤店門口蹲著,等老板出餐。旁邊還蹲著好幾個美團騎手。

  我問他,現如今啥活最苦? 他說,送外賣掙錢最苦,還有快遞中心搞分揀也苦,搬家搬貨也苦,扛地板磚上樓也苦。

  我問他,比老家種地苦不? 他說,當然比種地苦了,種地清閑,又不來錢,種屁的地。我問他,這幾樣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說,當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錢不? 半年有活,半年沒活,干到年底工頭跑了,過年,過屁年。我準備把這幾樣都干一遍。每一樣干幾個月。給自己油頭粉面的內心減減肥。

  是否有一種公司,不僅能讓我賺錢糊口,還能教我們學點好的東西?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問。

  我們這種極度內卷源自哪里,誰能告訴我?

  我查證了國外快遞業的具體情況。日本送一單起價是32元 (人民幣),北美送一單起價是6美元。所以國外讓外賣送到家是很貴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國內的2-3倍,北美也是國內的2-3倍。但底層勞動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國內的8-12倍,北美是國內的10-15倍。) 而且,國外的通例是雙方都可以差評投訴:騎手被差評五次,要暫停工作重新培訓。顧客被騎手差評五次,會被系統封號一年,不能再點外賣,必須自己去取。雙方如果投訴,系統提供的都是真人接聽電話,2-6小時反饋意見。調解不了,騎手和顧客都可以拿著證據去法院起訴,也可以起訴公司。像起訴公司“違規罰款”、“歧視”這種官司,打贏了一輩子就財務自由了 (一般都會收到公司錢庭外和解) 。因為那些工會,不是一般的厲害,是非常非常厲害。

  而我們這些外賣總部的管理系統,與剛才說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較,內核完全不同。

  我們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們這個“大系統”的具體而微,基因完全一樣。它的一切設計,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變得更精密、更準確,“恰好”能獲取適量的勞動者,“恰好”能讓騎手們維持最基本的生活,讓他們積累不下休養生息、以錢養錢的些微資本,像驢一樣,被牢牢拴在這臺磨上。

  這不就是齊格蒙特-鮑曼在《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里寫的那樣嗎?“新的工廠系統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處復雜機器之中,如同沒有靈魂的小齒輪一樣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無用的部分,比如興趣和雄心,還有天性中對自由的渴望,不僅與生產力無關,還會干擾生產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這是關于后現代狀況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們遭遇的,是加強版,更令人揪心。

  究竟誰在阻礙我們過上有最低體面水準的生活?

四、知識分子的“信息繭房

  復仇是世界的主旋律

  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

  我們永續這無盡循環

  ——帕切科《牢籠》

  我不覺得知識分子是一個多么美好的詞。——它就是個中性詞,既不好,也不壞。

  我讀了很多年書,讀了很多書,結識了很多讀書人。但我覺得讀書越多,盲區越大,反而會生成一種鄙視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負。

  底層人生活在底層的信息繭房;知識分子生活在知識分子的信息繭房。兩者經常是不相通的。

  我從另一個角度談談這個問題。

  我來自于一個天主教家庭。讀高中的時候,我頂著巨大壓力,離開了教會的鉗制。母親經常嘆息說,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還認真,為什么不回到教會里?

  為什么呢? 我覺得“精華已盡皆堪棄”。

  這是圍棋世界里的一句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這個信念是最關鍵的。我見過很多自稱嚴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們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歡: 被動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內心卻充滿了私欲,這不是買櫝還珠嗎?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應該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財富是流動不居的。最起碼,得理解世界各階層必須平衡發展,竭澤而漁必將雞飛蛋打。說他們之所以慷韋伯談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僅僅因為道德追求,主要是認識到必須讓渡一部分利潤給他人,才能維持系統的穩定運行。

  說得遠一點,世界的終點是“空”(空不是無)。我所理解的“空”,是生滅滅生,循環往復,不為某人某姓永遠獨存。獲取大量金錢,有點意思,但也沒太大意思。

  以前古人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老百姓愛說,人就是懶骨頭,能上不能下。

  確實是這樣的。年近半百,我感覺自己越來越嬌氣,越來越矯情,越來越脾氣壞,越來越沒耐心。這樣發展下去,是要下地獄的。

  張愛玲說,有年元宵節,胡蘭成陪著她到上海郊區閑轉悠,鉆進一個棚子里聽流浪劇團唱野戲。寒冬,那些女演員凍得紅彤彤的,嗓子都凍啞了,就在幕布后面土堆上描眉換裝。看了一會兒,胡蘭成說走吧。張愛玲說,你走吧,我再看會兒。

  后來,張愛玲在美國回憶這件事。她說,我感到震撼,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女人,再苦再窮,大世界天崩地裂,也擋不住她們活下去,就像野草一樣。

  確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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