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困難時期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就需要人民有一種奮發圖強的精神。大寨的經驗應運而生，馬上受到上級重視，輿論界更是抓住了宣傳的熱門。歷史沒有忘記那幾位打開大寨之門的記者，是他們首先把這一束鮮花插向人間。新華社記者宋莎蔭和范迎懷于1964年2月24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大寨之路》的長篇通訊，還專配了《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社論；張麗泉、郝占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寨精神大寨人》一書，用很大篇幅介紹了陳永貴的戰斗生涯。在大寨采訪頻繁的還有新華社記者馮東書。這個時期，《山西日報》為宣傳大寨精神是花費了心血的。1964年10月19日，《山西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上發表文章，標題是《大寨人奮力回天，畝產糧破浪過江》。標題的前頭還有副標題：《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大災之后特大豐收》。標題下面還加了一段很長的導語：
英雄的大寨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自力更生方針，奮戰一年，終于戰勝了去年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災害，奪得特大豐收，糧食產量達到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長江以南地區的指標。全大隊糧食平均畝產826斤，是歷史上產量最多的一年，總產62萬多斤，比去年增產6萬多斤；向國家交售余糧30萬斤，比包購任務多6萬斤，也是交售余糧最多的一年，集體儲備糧食10萬斤，社員每人平均分配口糧460斤。
在整篇報道中，文章公布了這樣幾個數字：今年春播結束前，他們共恢復土地130畝；整修土地500多畝。一年來修補房屋，窯洞62間（孔），新建瓦房72間，瓦窯洞36孔。一年干了幾年的活。并且還告訴讀者：當時已有8萬人參觀訪問。
在報紙頭版的下端，記者用較大的版面發表了大寨人在工地上的集體照片。陳永貴站在中間，其他社員們排成兩列隊伍，他們手持工具，個個滿面笑容，都聚攏在一起。
大寨和陳永貴的驚人業績不僅和輿論界的宣傳分不開，而且更不能忘記各級領導人的有力支持。作為大寨的所在省——山西，是根本不會把自己發現、培養、樹立起來的典型輕易丟掉。作為省委書記的陶魯笳，副書記王謙，省長衛恒，對大寨愛不擇手，對陳永貴的每一步工作都精心觀察。為了能夠把大寨經驗推廣出去，陶魯笳費盡腦汁，和常委們廣泛交換意見，對大寨經驗總結為一條紅線，五個要點。一條紅線是：從毛澤東思想指導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五個要點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愛憎分明，一心向黨的堅定立場；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堅強意志；藐視困難，改天換地的英雄氣概；以國為懷，助人為樂的高尚風格。這一巧妙的總結一經報紙和文件宣傳，立即形成了六十年代山西農業史上的交響樂。
除此之外，使大寨一舉成名，引導陳永貴走向高層次的又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一個出生于昔陽的外地高級領導人的推波助瀾。大寨的社會檔案里還儲存著這一活動的真實歷史。
一場特大洪災之后，中共昔陽縣委副書記，縣委組織部長趙滿倉在縣招待所接待者一位外地高級干部，他就是當時的中共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昔陽縣最早的一位共產黨員李一清。
那是1963年11月間的事情。
當時，李一清赴北京參加了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盡管已經度過了三年過渡時期，但中南地區也和全國其它地區一樣，經濟基礎還十分薄弱。那時的中南局委書記陶鑄就打算向中央要錢，以解無米之炊，但又不便直說，就利用分管計劃工作的李一清趁計劃會議的機會向中央提出。當李一清向中央提出這一要求以后，周恩來總理就批評說：“李一清同志，南方不能再要錢了，難道南方比北方的經濟還困難嗎？”李一清受到了周總理的批評，但會后周總理已經答復了李一清的請求，批給中南局一部分資金。就在這個時候，中共華北局委書記李雪峰向李一清提供了一個信息，說你的家鄉出了一個遭災不要錢的典型，這就是大寨。大寨對李一清來說是很熟悉的，離他的老家——縣城南關只有十里之遙，那是一個很窮的地方。那么窮的村，遭災以后不向國家要錢，他們怎么生活？
李一清感到這是個謎，著意要回老家看一看。
李一清回老家之前，先經陽泉到達太原，和省委書記陶魯笳見面。陶魯笳熱情地接待了李一清，并把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情況詳細地作了介紹。在陶魯笳的具體安排下，李一清由省計委副主任，他的侄子李進軍陪同，乘專車回到了昔陽。
聽說李一清當時的身體也不太好，回來走一趟也真不容易。這么大的人物親自回家探望，這對昔陽來說無疑是一件大喜事。老家的黨政領導對他也格外關照。根據李一清愛吃昔陽家常飯的特點，招待所專門為他安排了食譜。昔陽民間有一種特產的食品叫煎餅，就是把面用水稀釋后往餅鏊里鋪上薄薄的一層，吃的時候拌上辣湯，真是味美可口。不管是白面、玉米面、還是豆面，都可以制成這種食品。李一清從幾千里之外的廣州回來，招待所就為他做了煎餅叫他開開口味。進餐期間他回顧了戰爭年代如何走出學校參加革命，回昔陽開辟工作的情況。也談到了革命初期昔陽的幾位優秀人物，比如東冶頭靜陽村的馬興元，趙壁西鳳稔的趙武成，還有在昔陽打過仗的一些八路軍將領。而李一清那一次探親的調查議題主要是看看大寨的情況。因為他已經知道昔陽四級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情況，又從華北局和山西省委的領導口里聽到大寨這幾年的發展和變化。他輕輕地抿一口酒，十分感慨地說：“戰爭年代，咱們昔陽就很聞名了，今天的昔陽，更有內容。昔陽的干部真好啊，大寨人也很不錯嘛！外面的人都在議論嘛！”李一清回南關以后，一些基層干部和縣里的老干部們就向他反映了大寨遭災以后不要錢的情況，他再也坐不住了：“家鄉的人真好啊，這么樸實！大寨我還是去看看，過了城南河就是嘛，不坐車也行！”縣里的同志正希望他在昔陽多走走，多看看，怎么忍心讓他步行呢？于是，李一清就在趙滿倉的陪同下奔赴到大寨，進行實地考察。當陳永貴得知這位中南局的領導人登門看望，理所當然地要熱情接待，組織一個小型的歡迎儀式。當李一清一握陳永貴這雙松樹皮般的手，立即產生一種特殊感覺，當即就問他：“你也經常參加勞動嗎？”陳永貴笑著說：“勞動模范不勞動就沒資格當模范。一天不干、一天心里就沒有底子！”
李一清說：“好！好！應該是這樣！”
李一清品嘗了陳永貴送來的蘋果和紅薯以后，提出要看看大寨的災情和恢復家園的情況，陳永貴領著他一邊看一邊談。在后底溝地里，鐵姑娘們正在整修土地，李一清惋惜地說：“真可惜啊，沖壞了這么好的土地！”陳永貴說：“不要緊，壞了就修，減了產還不讓他哩！”陳永貴領著他路過石窩，賈進才咚咚咚的打錘聲引起了李一清的注意。他和賈進才握一握手，又奪過賈進才的大錘舉了舉，說：“人這么小，錘這么大，石頭又這么硬，就這么幾錘，打開了！嘿嘿嘿！”
陳永貴說：“看他那手！”
李一清“呀”了一聲：“這手還能打錘，兩手都破了！該休息呀！”
賈進才說：“慣了！也不疼！”
陳永貴說：“三戰狼窩掌，有人就說給他立個碑，進才說壘起壩就是一面好碑！”
李一清說：“啊，還有個狼窩掌，去看看！”
陳永貴領著李一清參觀了狼窩掌。這么大的洪災，狼窩掌的大壩卻巍然屹立，只是土地被洪水淤了一下。李一清看了很吃驚：“怎么這道溝沖不了？”
陳永貴說：“下了三次功夫，下面的壩基又寬又深，看來還是人比水厲害。狼是治住了，今年要治虎，今年的工作量更大！”
李一清看了，好像見了另一番天地，說：“遭了這么大災不向國家要錢，難能可貴！像大寨人的這種干勁，這種戰天斗地的毅力，在當今中國還是少見的。對大寨，也應該像主席批示昔陽四級干部那樣去對待。”他自認為這次探家的收獲不小，臨走時決定專程到太原，和山西的領導同志再交換一下意見。
省城太原車水馬龍，喜氣洋洋，好像也抱著一種歡迎李—清的姿態。李一清和陶魯笳握過手之后，也就笑容滿面地介紹他回去看望老鄉的情景，這些省委的領導同志免不了和他附和那么一句：“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李一清既然要和陶魯笳談老鄉，自然要把他探親時見過老鄉的情景一一傾吐出來，說看了老鄉真是要下淚的。他談到昔陽的各級干部如何和群眾生活在一起戰斗在一起，他談到昔陽的文化縣，他和陶魯笳反映的主要事情還是大寨，特別是大寨的領導人陳永貴。講他一個農民如何從政治家的風度去看待國家與集體的利益，講他如何能說能干，在多種復雜的環境下表現出來的指揮才能，講他如何嚴格要求自己，始終保持無產階級的樸素作風，他講的這些無疑和陶魯笳所認識的陳永貴是那么合拍。所以，陶魯笳也要積極主張李一清在他方便的時候，把大寨和陳永貴的情況向中央反映一下。
李一清返回北京以后，十分感慨地向李雪峰暢談了他的這次大寨之行。接著，他又和薄一波、李富春以及在北京的老同學、老同事、老戰友滔滔不絕地介紹了大寨人戰勝災害，克服困難，做到三不要、三不少的事跡，在北京震動很大。他又借請示工作的機會，專門到中南海向周總理反映了這個情況，初次把大寨的情況向中央上層人物進行了通報。
出于一種特殊的感受，李一清把戰勝洪災的消息又通報給中南局的諸多領導。他從北京回到廣州以后，恰遇中南局的書記處書記們和有關方面領導在崇化療養區開會。那次參加會議的有陶鑄、李瑞山、華國鋒、王任重、張平化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王光偉等。在會上，李一清把大寨十年來的發展，特別是自力更生戰勝洪災的情況很系統地介紹了一下，在會上引起了轟動。李瑞山、張平化幾位領導搶著發言，針對大寨情況和中國農業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具體討論大寨時，陶鑄發表的意見最多，大寨人戰天斗地的業績也使他十分感動。而最受感動的還是國家計委副主任王光偉。王光偉來廣州視察以后，原準備去四川視察，一聽到大寨在大災之年大變的消息，執意改變主意，一定要到大寨去看看。在大寨，王光偉同陳永貴進行過多次接觸，對陳永貴的一生進行過詳細的了解，看了大寨以后很受感動。王光偉回到北京以后，先向周恩來總理作了口頭匯報，又分別用書面形式向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寫了報告。這個報告引起了鄧小平、彭真的重視，連連稱好，大寨和陳永貴的名聲就逐漸在共產黨中央的高層領導層中傳開了。
那時，中國共產黨正集中精力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并在公開的宣傳工具上提出學雷鋒，學習人民解放軍，堅持三八作風，四個第一的口號。在具體措施上，大膽地依靠科技專家繪制了十年內在中國造出原子彈、氫彈以至人造衛星的宏偉藍圖；組成了由余秋里、康世恩、宋振明為領導的大慶石油會戰總指揮部，在黑龍江省的松遼平原上開采了石油，甩掉了外國人系在我國脖子上的“貧油”枷鎖。但是，在中國億萬人民普遍餓肚子的問題上，農業有什么廣闊前景，如何從全國農業合作化的諸多老典型中選擇一個有代表性的典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提請全黨來討論這個問題，來物色這樣的典型。大寨的成長史正好反映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民族精神，它擺正了國家和集體的關系，也擺正了集體和個人的關系，具有一種代表黨風、國風的特殊意義，引起了全黨的重視。客觀地說，沒有六十年代的困難，沒有中國特定的農業環境，大寨由一個省級先進單位走向全國先進行列也是不可能的。而正是這樣，陳永貴也就成了中國高層人物的無價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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