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文集的作者來自于新工人文學小組。2014年，因偶然的契機，我成為文學小組的志愿者，與一群喜歡文學、愛好寫作的工友們相識，有一段時間，每周末我們都相聚在北京東五環外皮村的工友之家，一起討論文學、寫作相關的話題。這些喜歡文學的工友朋友大多住在皮村和皮村附近，在城里工作，業余從事寫作。文學小組的出現，使大家在陌生城市找到了文學之家。后來，陸陸續續又有新朋友加入，也有老朋友離開北京，即便很久不見面，也會時常通過微信聯系。我想以好朋友的身份談談他們的文學故事和新工人文學的意義。
范雨素來自于湖北襄陽，因為小時候哥哥有文學夢，使得家里有很多文學期刊，這讓范雨素養成了文學閱讀的好習慣。哥哥沒有當成文學家，又想當造飛機的發明家，也沒有實現，這是《大哥哥的夢想》里的故事。范姐做過保姆、小學老師、打過零工，從《“北漂”們的日子》中能看到她90年代在北京漂泊的生活。范姐一直住在皮村，參加文學小組之后，開始寫作。2017年《我是范雨素》在移動媒體“正午”發表，讓更多人關注到范雨素和皮村文學小組。范姐是一個通透的人，嘗遍了人生的磨難，孤身養育兩個女兒，不怕苦、不怕累，樂觀而積極。成名后，她偶爾參加一些“高大上”的活動，也始終如我，保持本色。有記者來參訪她，看到記者的艱辛，她也采訪記者，寫記者的故事作為回報。范姐的文字中既有生活的磨礪，也有靈動的美感，她閱遍古今春秋，又保有純真的赤誠。她經常說，文學為她營造了一個顛沛生活之外的異度空間，讓她的生命擁有了多維時空，幫助她渡過漫長的、難捱的歲月。范姐敏感又勇敢，是個有大智慧的人。疫情期間，她完成了自己的小說《久別重逢》，范姐常說“相遇就是緣分”，前世與今生、古人與今人、父母與子女都是命中注定的有緣人。
范雨素
郭福來
為了提高家里收入，40歲后，郭福來從河北吳橋到北京打工，也住在皮村。他從小喜歡文學，在來北京之前就在家鄉的報紙發過不少文章?！度齻€人·一棵樹·四十年》是一篇自傳體散文，圍繞著家鄉河堤上的一棵樹，講述了少年友誼、成家后的艱辛和友誼的破碎，家人、土地和樹是遠在他鄉打工的郭福來的精神寄托。福來大哥從事的是布展工作，長年東奔西走，經常晚上加班布展。有一次，我們到深圳參加一個活動，會后去參觀某個大型展覽，福來大哥給我講了很多布展的材質、方法和技巧，使我了解了很多展覽背后“搭建”的秘密?！豆づ镉浌贰泛汀豆づ镉浭蟆穬善恼驴雌饋硐裢捁适?，講述的卻是打工過程中遇到的苦與樂，住在簡陋工棚里的工友們，模仿城里人養一條流浪狗，小狗的叫聲使“本來沉悶的空氣，輕快地流動起來”。一只老鼠闖進工棚，被工友捉住，放在籠子里當寵物，這成為室友們每天下班后的牽掛，因為老鼠的到來，大家經常你一言我一語地開起關于老鼠多“神仙會”，“我”講起吳橋雜技里的老鼠表演，有的講起老鼠成精的“聊齋”故事等等。故事的結局是悲慘的，小老鼠、流浪狗最后都因為工友們去外地出差而夭亡。我想郭福來之所以會寫它們，是因為這些闖入他們生活的小動物反襯出背井離鄉、過著集體生活的工友們“苦中作樂”的生存境遇。
李若在工友之家從事公益工作，參加過幾次文學小組的活動，嘗試寫作，很快就在“網易人間”發表作品。李若的文章很受歡迎，閱讀量非常大，有的達到幾十萬，成了名副其實的“流量女王”。2017年文學小組編過一本小冊子《布谷鳥的啼叫聲——李若作品選》，里面的文章都是李若兩三年完成的幾十篇作品，有詩歌，更多的是非虛構文學，把她打工十幾年遇到的人和事，還有家鄉發生的各種變故，都用文學表現出來。李若性格干練、倔強，也體現在她的文字風格上，不藏著掖著，寥寥數筆就把人物寫的活靈活現。城鄉經驗是新工人文學中最常見的主題，李若也不例外，她經常寫的兩類故事，一類是故鄉以及生活在故鄉的父母、親戚和老家人，在她筆下，家鄉、故鄉是逐漸衰敗、凋零的“變了樣的故鄉”，這是一個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的“惡”故鄉。李若擅長寫農村女性的悲苦、悲催的命運，一個無法掌握自己命運，隨時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女性，這其中也有她個人生命的印記。《窮孩子的學費》是寫小時候李若交不起學費變成失學兒童的故事，《紅薯粉條》是12歲的“我”幫爸媽做紅薯粉條、賣錢的往事；第二類是城市以及在他鄉遇到的打工者的故事。李若寫了很多打工中遇到的小人物，如向父母以死抗爭才獲得愛情的打工妹燕子、美食城里保安隊與小姐的故事。還有一篇《我的老板們》，寫的是打工過程中遇到幾位小老板，這些老板都是做小生意的，比較摳門，想盡辦法節約開支，讓工人多干活，這種看老板的視角也只有從被雇傭者的位置上才能體會。2017年底，李若遇到愛人，離開打工十幾年的北京，回到河南老家生活。
（1圖：徐克鐸、2圖：李文麗、3圖：施洪麗、4圖：王成秀）
徐克鐸也是一位“神人”，因為同在皮村居住，徐大哥早就認識范雨素，2017年范姐帶著也徐大哥來參加文學小組。徐大哥是50后，當過兵，復員后種過地、干過保安，也做過頂棚裝修工作，年齡大了就在北京幫子女看孩子。徐大哥之前從來沒有寫過東西，范姐出名之后，他也嘗試寫作，結果一發不可收拾。徐大哥寫了很多過去的事情，有當兵的生活，也有復員回家后農村的故事。篇幅不長，語言簡短直接，不拖泥帶水，有速寫的特征，草草幾筆就把一個人物、一個小故事敘述得有聲有色。比如《棗紅烈馬》、《想臥地的棗紅烈馬》寫的是生產隊里一頭脾氣暴躁、難以馴服的棗紅馬，一天夜里，棗紅馬掙脫韁繩逃脫，卻意外跌進六米深的壕溝，天亮后，棗紅馬卻沒有摔死，“呆呆弓著背站在溝壕里”。還有《先代會上的尷尬》，一位魏師長竟向當班長的徐克鐸敬禮，弄得徐大哥措手不及，原來很久以前在教導隊，徐大哥當過魏師長的班長。還有戰友王興凱的系列故事，如入伍前與妹妹相依分別的場景等。這些故事像老照片一樣，帶出一個又一個鮮活的歷史剪影。徐大哥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擅長寫鄉村里的各種奇聞逸事。《媒人段鋼嘴》就是一篇鄉村媒人“歪打正著”亂點鴛鴦譜的故事，使用了大量民間俗語，人物形象鮮活，有地域特色。疫情之后，徐大哥沒有來北京，他在今日頭條有一個叫“頂棚匠”的頭條號，可以從那里經常讀到他的文章。
李文麗、施洪麗、王成秀和范雨素一樣，都是從事家政工作，她們是文學小組的“半邊天”，也是文學創作的骨干。李文麗是個才女，2017年從甘肅來北京打工的女性，這些年她在北京換了很多工作，主要是從事照顧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務。工作之余，文麗積極參與鴻雁之家、新工人文學小組的活動，表現出很高的文藝、文學才能，能歌善舞，也能做晚會主持，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有才華的女性。文麗認為城市釋放了自己的天性和才華，但也在家政工作中遭受歧視、苛刻和心酸。在她的文字中，城市仿佛分成了雙重空間，一邊是不自主、不自由的雇主家，一邊是與家政姐妹周末聚會的暢快和放松。2020 年的“三八”婦女節期間，文學小組舉辦了一場題為“百年畫卷里的中國女人”線上征文活動，來慶祝婦女節，號召工友們寫寫身邊平凡而偉大的女性家人、朋友。文麗的《我的母親》就是這次征文的稿件，寫了勤勞持家、有愛心和正義感的母親，也千千萬萬農村婦女的典范。施洪麗是另一位經常參加文學小組活動的大姐，不幸的是，這兩年施大姐得了大病、做了手術，把自己描述為“按下暫停鍵的人”，即便如此，她依然堅韌不拔，用文學書寫生命的堅硬和不屈。《一個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是一篇帶有自傳色彩的作品，借個人的視角，展現了民間社會的眾生相。記得每次在新工人文學小組遇到施大姐，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爽朗的笑聲，從笑聲中能感受到經歷苦難的施大姐對人生“舉重若輕”的灑脫和自信。王成秀也是一位喜歡寫作的家政工，文字成熟，《高樓之下》以保姆的視角展現了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以及保姆與雇主之間的界線。從她們的文章中總能看到家政勞動的特殊性，一是很難量化工作量，勞動過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最大和最難的心力成本是獲得雇主的信任；二是沒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家對雇主來說是從社會、工作中回到自由的私人領域，而家對家政工來說卻是工作場所，隨時隨地處在雇主的注視和挑剔之下。家政工是都市里的“隱身人”，是雇主家中看不見的人。她們的文字表達了一種想獲得城里人理解的渴望，不再遭受雇主的懷疑和歧視。
苑偉是我的山東老鄉，很早就是工友之家工會的會員，經常來機構幫忙，瘦瘦的他，每次見面都樂呵呵的。苑偉早年在皮村做木匠活，家具廠都外遷后，他又在吉他工廠學習制造吉他的手藝，這兩年在一個高檔社區當維修員。他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微塵”，他覺得自己很渺小，像一顆微不足道的沙粒，可大地正是由千千萬萬的微塵組成。苑偉的文學創作已經非常成熟，形成了自己的寫作風格。他的文學寫作有幾個特點，一是，有現代主義小說的感覺，雖然寫的都是打工過程中遇到的人和事，但他敘述的很有張力，心理活動很豐富，如《北京隨想》講述了“我”跟隨表哥來北京打工的故事，把初入北京、剛剛開始打工的戰戰兢兢和謹小慎微都刻畫的很細致；二是，苑偉的寫作有一種身體感，小說中的主人公用單薄的身體來感受、體驗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尤其是面臨隨時失業、朝不保夕的狀態。他寫過一篇《曾經睡過的地方》，記述第一次出遠門打工，就像余華的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與后者相對抽象和象征化地書寫“我”在路上的奇遇不同，苑偉用簡潔生動的語言表現了離開家的興奮和膽怯。他們蜷縮在小貨車的車廂里，感受著野外的寒冷和對未來的不安。為了躲避檢查，小貨車經過檢查站時一路狂奔，文中寫道“苫布由噼啪響變成了吱吱長音，風穿過被子，我像裸體飄在空中似的”。這是一次“驚心動魄”的冒險，也預示著以后顛沛流離的打工生活。車廂里，“我們只有擠的更緊才能抵抗寒風，保住體溫”。如果用90年代流行的批評語言，這也是一種“日常生活”和“身體寫作”。只是苑偉所經歷的一次難忘的“出門遠行”，代表著80年代末期以來成千上萬名農民工進城打工的大歷史，“身體”成為感受時代饑寒的外衣；三是，苑偉的作品帶有自覺的工人意識，這也是不多見的現象，我非常喜歡他寫的《路》，講“我”和表哥在三年木工學徒結束后想當老板、自己創業的故事。這部作品帶有成長小說、殘酷青春的味道，兩個人買了輛二手摩托車就上路了，“在路上”經歷各種困難，陷入絕望、失望、自我鼓勵等情緒之中，最終只能認命，放棄當小老板的夢想，接受做一個打工仔的宿命；四是，苑偉的作品具有豐富的社會性，他善于貼著某個人物，沿著人物的邏輯走到極端，最后實現反轉，如《得寸進尺》講的是電話卡詐騙的故事，受害者如何一步步上鉤，又一步步被誘導為施害者?！哆m得其反》呈現了想早點睡覺的“我”與做網絡直播的出租房鄰居之間的一場沖突，這種“亭子間”式的空間分布很容易想起30年代的左翼電影，一位從事體力勞動的“我”和數字直播行業的打工者比鄰而居，處于相似的社會位置上。而《暗夜前行》是一位“我”的鄰居老徐，在北京打工很多年，年齡大了就收廢品，最終還是選擇離開北京的故事。
苑偉
萬華山
萬華山是個才子，也是與命運抗爭的90后。從他的朋友圈了解到他青年時代遭受老師、父親的暴力，很早就離家到南方打工。2017年萬華山跟著詩人小海來到皮村，參加了文學小組。華山做過圖書編輯，曾在一個食品文創企業工作，待遇非常好，領導也很看重，正打算提拔華山當小頭目的時候，華山拒絕了，他不喜歡競爭的環境，也不喜歡商場的爾虞我詐，他還是想寫作和從事文化方面的工作。華山也參加了“我們”劇團的演出，那段時間，他們每天都排練到很晚。華山讀的書很多，也很有文學鑒賞力，他喜歡先鋒文學，寫的作品也最像小說。有一次，我問華山，生活壓力大不大，華山笑笑說，習慣了，他想以后能有一個自己的小團隊，可以編編書、寫寫劇本，對未來充滿了憧憬。華山參與了《新工人文學》電子雜志的創辦過程，因為他有豐富的編輯經驗，這本電子刊物能夠持續下來，和華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這篇《我在東莞演壞人》講述了華山早年在廣東打工時當主持人、走穴演員的故事。疫情期間，華山離開了皮村，和幾個朋友在北京郊區做農業和民宿工作。我想華山的才華不會被埋沒，會寫出厚重作品。
最后，我想談談新工人文學的意義。一是，嘗試重建文學與生活、文學與社會的關系，這里的生活指是日常化的、現實的生活，因為勞動者有著豐富的生活閱歷，這使得新工人文學作品中充裕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生活細節；二是，發揮文學的媒體功能，文學是相對低成本、廉價的文化媒介，每一位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勞動者只要掌握基本的文字能力就能創作文學，這使得在社會資源處于弱勢的新工人有可能挪用和借用文學的語言來表現自己的所思所想，再加上自媒體時代，也使得文學發表和閱讀更為便利；三是，新工人文學帶有民間性、業余性和人民性的特征，我的這些朋友都不是專業化的作家，甚至也不奢談能變成職業作家，他們的寫作大多來自于自己生命中的所見所聞，每一次書寫都是生活的齒輪刻下的印痕。
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普通勞動者借文學之名，創作出更多有個人生命溫度和時代感受力的作品。這些以文學之名留下的“星辰”，既見證了大多數人的生活，又留下了豐富的時代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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