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歷史的車輪正在曲折中滾滾向前。當地時間2022年4月1日，在紐約市斯塔滕島的亞馬遜JFK8倉儲中心，數千名倉儲工人投票成立了亞馬遜公司歷史上的第一家工會。在美國工會數量和影響力陷入低谷的大背景下，在美國社會的階級斗爭隨著經濟危機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亞馬遜JFK8工會的成功無疑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對于工人和社會主義者來說，如何從亞馬遜JFK8工會的階段性成功中借鑒和總結有關斗爭經驗，如何在階級力量對比處于弱勢的條件下促進有組織工人運動的發展，如何推動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合，這是必須予以回應的時代課題。
一、亞馬遜工會運動的意義和經驗
一百多年來，美國勞工運動也曾擁有十分光榮的斗爭。然后，自新自由主義席卷全球以來，絕大多數工會卻都陷入了低谷：成員數量顯見地逐年下滑，對勞工政策的政治影響衰退殆盡，代表職工集體協商這一基本職能也往往只能在極其有限的尺度上進行。許多地方工會已然成了一門生意。身著西裝的工會領袖們手中攥著千百萬工人的會費、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給自己開出巨額工資，對上敲雇主竹杠、同政治機器勾結，對下則罔顧工人的真實訴求，只關注發展了多少會員、收到了多少會費。這一概括或許有夸張之處，但在當今依舊根深蒂固的傳統全國性大工會中，仍然能找到不少這些弊病的蹤影。因此，美國社會中對工人運動存在著濃厚的悲觀主義和懷疑主義氛圍，不認為當下的工會運動能夠對改善工人狀況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ALU在斯塔頓島的勝利不僅為改善jfk8倉庫工人的境況提供了基礎，同時也證明了悲觀主義者的錯誤。
在傳統工會的襯托之下，如今如草根般頑強地從地里生長出來的新一代工會顯得格外振奮人心。ALU是不附屬于任何傳統工會的獨立組織，新一代的工人與組織者們挑戰了官僚化的甚至已然被吸納進體制的傳統工會機器在工作場所的壟斷地位，找回了在美國丟失了半個多世紀之久的工人階級自主性。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危機時代的工人們其實渴望新的、更具斗爭性的組織方式，希望從根本上重新認識自己的工作生活并推動改變。ALU的勝利證明了悲觀主義者和懷疑主義者的錯誤，并帶動了其他服務業工人工會運動的開展。近來，星巴克、蘋果等公司的工人也在積極推進組建工會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進展。
伯尼·桑德斯說，ALU這個草根組織在斯塔頓島的歷史性投票中獲勝，意味著全國各地的工人都有可能發展出集體對抗他們的企業雇主的能力，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在這個國家，人們都在說，‘哇！如果亞馬遜的這些人可以打敗那家公司，我們也可以做到！’”“我們現在的要求是（亞馬遜的億萬富翁執行主席杰夫·貝佐斯）和亞馬遜工人坐下來開始談判一份合同。我們的要求他們停止花費數百萬美元試圖阻止工人行使組建工會的憲法權利。”
ALU的做法與美國主流勞工運動中的許多常識相悖。ALU幾乎沒有帶薪員工，他們只有一名律師來對抗亞馬遜的法律專家大軍，而且他們沒有集體談判的經驗。ALU堅持認為，考慮到公司將工會“第三方化”的斗爭方法，這些特點反而成為了優勢。“工會第三方化”是指老板把工會描繪成一個外部實體，而不是一個完全由工人自己組成的組織。亞馬遜反工會運動為了攻擊工會運動，往往聲稱工會是由“外部煽動者”組成，試圖借此來動搖普通工人的信任。但是，ALU的特點使JFK8的工人們完全避開了老板的論點，他們無法在斯塔頓島有效復制這一曾在其他地方產生效果的戰略。ALU領導層的所有成員目前或以前都是亞馬遜的工人，他們對公司內部設施和生產關系的實際情況有著第一手經驗。
ALU在組織模式上也突破了傳統工會的窠臼。傳統工會向工人們征收大筆會費，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把打官司、法律援助以及同雇主談判等實際事物外包給專業人士，剩下的要么在無盡的“行政工作”中損耗掉，要么就被工人領袖們笑納入自己的腰包。這種運作模式就是微縮版的美國政府，工人們像納稅人，工會則像政府一樣征稅，但只有一部分財富才會用在納稅人們期望的公共事業上，多數則成了官僚機器和利益集團自行瓜分的油水。與之相比，ALU的領導人克里斯·斯莫爾斯（Chris Smalls）從中總結的教訓則是：傳統工會靠不住，只有基層工人自己組織、自己參與運動才更具有活力和韌性。斯莫爾斯曾在采訪中說，“倘若傳統工會果真有用，亞馬遜早就該成立工會組織了。”
雖然，我們無法預知前路，但ALU的成功可以說明，至少在斯塔滕島，至少在這個四月，美國工人開始擺脫了“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的狀況。在新的世紀，工人階級主體性并非一句空洞的理論說辭。只有置身事外的觀察者才會唉聲嘆氣，引用傳統工會的曲折歷史和種種弊病來論證他們對當下工人運動的悲觀判斷。我們相信，只要和那些沒領多少工資也愿意夜以繼日地開展基層工作的新一代組織者們聊上幾句，只要認真翻閱一下他們的社交帳號，人們便會直觀地感受到一種新的朝氣蓬勃的生命力。
二、面臨的挑戰
雖然ALU在贏得亞馬遜第一個工會是歷史性的，但這場斗爭遠未結束。從很多方面來說，艱苦的工作從現在開始。雖然ALU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對于工人階級的長遠目標而言，ALU等工人組織依然面臨著外部和內部的巨大挑戰。
外部的挑戰首先來自于公司的反向宣傳和反向動員。在投票之前，公司的電視屏幕會大量顯示有關工會的信息，聲稱“工會是一門生意”，而關于亞馬遜給予員工的“特殊福利”的信息變得無處不在。在休息區，每張桌子上都有工會問題相關的宣傳信息表，洗手間的每個隔間都掛著用多種語言寫的標語，指出工會的影響都是負面的。公共空間張貼的標語譴責工會會費是昂貴的費用，并警告工人福利可能會因此遭到削減。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文件顯示，亞馬遜在雇用工會破壞顧問方面花費了430萬美元，這對任何公司來說都是驚人的數額。許多主持“俘虜觀眾會議”（在員工工作時間組織的會議，旨在教育員工反對工會）或者策劃亞馬遜反工會組織戰爭的顧問的每日報酬達到了3200美元。在亞馬遜等雇主看來，相比成立工會后可能帶來的金錢和權力的向下分配，反工會行動的成本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公司往往會采取開除積極分子的方式來試圖瓦解工會運動，ALU的主要骨干目前就已經被亞馬遜公司開除——這對工會的發展無疑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零售巨頭沃爾瑪的手段同樣厲害。無論哪個超市出現了工會的宣傳材料，沃爾瑪總部的特別工作小組一定會在24小時內抵達這個超市，進行反工會的宣傳活動。工作小組會專門展開培訓，教育工人如何“看穿工會的本質”。沃爾瑪甚至不惜采用鐵血政策來對抗工會。2000年的時候，沃爾瑪德州Jacksonville一個超市的生鮮肉部門員工決定加入食品行業工會，成為迄今唯一一個加入工會的沃爾瑪美國超市。半個月后，沃爾瑪直接砍掉了周邊179個超市的生鮮肉業務，理由是因為業務調整，只賣預包裝肉類。
公司老板們之所以愿意為了反工會付出如此大的成本——有時候甚至是“傷敵八百，自損一千”——這并不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權衡利益。資本家們真正看重的是在工作場所不受約束的“獨裁”權力和工人的絕對服從，為此他們愿意為此付出暫時的經濟代價。在他們看來，破壞工會還能夠防止以后可能產生的長期支出，因此，在前端投資破壞工會而產生的開支是值得的。
從社會大環境來說，工會運動必須為自身正名。目前，許多人借口工會導致公司成本上升經營不善、工會自身腐敗來攻擊工會，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用汽車和UAW。2019年，由于與通用汽車的勞資談判陷入僵局，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組織5萬通用汽車工人進行了長達40天的大罷工。通用汽車因此承受了超過20億美元的停產損失，最后被迫與UAW達成協議。UAW批準通用汽車關閉四家工廠，而通用汽車同意給工會成員每年加薪。不少人認為，底特律汽車三強之所以在與日系汽車的對抗中處于下風，始終受制于UAW絕對是一個重要因素：不僅人力成本比日系車企高出一大截，重要的企業決策都需要與工會討價還價甚至做出妥協。這也是馬斯克堅決反對UAW進入特斯拉的重要原因。同時，在強勢工會組織的背后，也存在著腐敗的空間。過去五年時間，美國政府起訴了11名UAW的工會領袖，包括了兩名UAW主席。他們累計收取了克萊斯勒公司350萬美元，在勞資談判中偏向這家車企，并施壓克萊斯勒的競爭對手。
盡管工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從工人的角度來看，工會組織是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手段。只有通過政治影響力和談判能力強大的工會組織，普通工人才能在與企業巨頭的博弈中爭取到盡可能多的利益。沒有UAW的強勢談判，底特律汽車工人就不可能享受到遠高于其他產業工人的待遇與福利。我們先不談“工人工資上升導致公司經營不善”的欺騙性，但公司的確可以通過主動關廠或者轉移產業來破壞工人運動。然而，這一事實并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說明公司與工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公司和工人是利益共同體，而恰恰說明工人如果只針對自己所在工廠的老板并不能真正戰勝資本捍衛自身利益，工人階級只有徹底推翻整個資產階級才能真正維護自己。工人的斗爭不應當局限于一時一地一個工廠，工人的敵人也不只是自己的老板，而是整個資產階級及作為資產階級代理人的國家。如果工人階級不能突破自身利益視野的局限，那就必然會被資產階級分裂為原子化的個體，就會被資產階級各個擊破。即便通過一時的妥協維持住了眼前的利益，但是，一旦危機到來，工人階級獲得的利益就會被資產階級通過各種方式奪走，幾百年來的歷史無數次證明了這一點。
從內部來說，ALU面臨的第一個迫在眉睫的挑戰是，確保亞馬遜不會推翻選舉的結果，并贏得一份能夠激勵所有亞馬遜工人的強有力的合同，而亞馬遜必將竭盡全力拒絕給新加入工會的工人一份體面的合同。在美國，雇主在談判桌上拖延時間是常態。一些研究表明，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能在成立工會后一年內達成第一份合同。亞馬遜是反工會主義和雇主獨裁主義的先鋒，因此它進行這種抵抗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臨時工和外包派遣工人也是工會組織需要處理的一個難題。在阿拉巴馬州貝塞默的工會活動中，亞馬遜堅持在選舉中包括季節性臨時工人，并夸大了工會需要的工人數量。雖然臨時工也應該有代表權，但亞馬遜充分意識到，由于這些工人不是長期工，因此他們經常會被用來作為反對組織工會的手段。為此，工會必須突破傳統，創造新的談判方式，以將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囊括進集體談判之中。工會應該要求，除了允許工人與他們的直接雇主談判（這是目前美國國家勞動關系法的要求）外，他們還可以與從他們的勞動中獲利并決定其勞動條件的巨型公司談判。為了以這種方法取勝，工人們必須在不同的直接雇主之間形成組織。例如，將一個地區的所有送貨司機都組織起來（因為亞馬遜可能隨時會解雇該地區任一的送貨服務伙伴）。在這種談判方式中，人們甚至可以想象工人與雇用他們的承包商以及臨時工機構形成聯盟，因為這些小企業主也受到了亞馬遜的擠壓。如果這種方法獲得了支持，它將為建立有意義的團結提供新的可能性。團結將不再局限于同一工作領域的工人之間，而是在整個亞馬遜公司的工人之間形成連結。倉庫工人、卡車司機、碼頭工人和制造業工人都可以聯合起來，與他們共同的“最終獲利者”進行談判。
三、下一步需要怎么做
要應對以上挑戰，工人們就必須捍衛、重塑和擴大集體談判，聯合其他工會，擴展到更大的范圍，并和其他社會運動尤其是左翼運動結合起來。工人們要想取得對公司的根本性勝利，就必須走出單個工廠、公司的局限，凝聚成階級的隊伍。
首先，面對亞馬遜的打壓報復，ALU以及其他社會進步力量要做好推動運動往更廣、更深方向發展的準備。ALU要做好罷工的準備，以便迫使亞馬遜盡快進入談判桌。與此同時，ALU要致力于推動更廣泛的勞工運動，推動亞馬遜各地的工人聯合起來，并與他們取得組織聯系。當然，他們無法獨自做到這一點，這需要吸引其他有意在亞馬遜建立組織的工會，如卡車司機工會、國際機械師協會等等。在鄰近的LDJ5倉庫失利后，如果ALU失去了擴展的動力，而不是將戰斗擴大，這對亞馬遜工會的發展將產生消極影響。亞馬遜公司恰恰希望能夠孤立ALU的勝利，并把它所有破壞工會的火力集中在一個地方上。為了取得成功，這場運動需要迅速擴大。亞馬遜太大了，除非工人運動比現在更加強大，否則無法對付亞馬遜。同樣，資本家階級在全國和全球范圍內都形成了聯合，工人階級也必須在全國和全球范圍內團結起來，這有這樣才能形成可與資本家階級戰斗的力量。
其次，ALU為代表的工會需要總結和發展自身的組織優勢，重塑工會組織模式，使其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工會要堅持其基層特色，強調基層組織和基層領導的重要性，并積極探索如何建立一個健康、有力的工會聯盟。新的工會聯盟必須在專業化和草根化之間做好平衡，既避免重蹈現有工黨領導層的覆轍，同時又能保持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比如，ALU對于招聘專職員工和財務專業化的問題上產生了猶豫，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組織，ALU及有關工會的發展將受到巨大的限制。
最后，需要給勞工運動重新刷上“紅色”底色。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在美國政府和大企業共同推動的去政治化宣傳和暴力打壓之下，工人運動和左翼運動日漸疏離，二者在這種疏離之中都陷入了低谷，無法獲得強大的力量。1947年的《塔夫脫-哈特利法案》和“紅色恐慌”引發了對左翼的殘酷政治迫害，尤其是美國共產黨，他們后來被逐出了工會組織。新自由資本主義進一步改變了勞工運動的格局。傳統產業衰落，服務業擴張，就業變得高度不安全，工會組織受到重大打擊。1980年，工會成員總數約占勞動力的23%，工會中有2000多萬工人。2021年，工會會員人數創歷史新低，只占總人數的10.3%。對于年齡在16歲到24歲之間的年輕工人來說，這個數字甚至更糟，工會會員占比僅略高于4%。
在左翼方面來說，雖然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和2020年的競選活動對美國政治帶來了一定影響和改變，但社會主義者或者說左派并未能實現真正的變革或取得長期收益，甚至許多所謂的中左翼已經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導的現實，而只是尋求改良。同時，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激進左翼長期在美國處于極其弱勢的地位，社會影響力極其微弱，其真正的問題則是它無法重建與工會、與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政治聯系。盡管偶爾會出現桑德斯這樣的選舉潮流，但由于馬克思主義左翼在有組織的勞工中缺乏堅實的基礎，因而并不能改變現實的政治格局。
今天，工人運動似乎正在重新獲得其政治屬性，工人階級有希望從僅僅意識到自身經濟訴求和相似處境的“自在階級”，轉變為在政治上被動員起來、擁有主動進行集體斗爭的意愿與能力的“自為階級”。一個明顯的信號是，在4月1日ALU成立的現場，組織者們不再忌憚一些傳統工會中少見的象征符號：ALU的標志使用了代表勞工斗爭的拳頭，統一印制的文化衫底色是顯眼的紅色，現場出現的標語中也包含了“階級斗爭”的字樣。在聲明和社交媒體上，新的工會也并不避諱“99%”“工人與大企業的對抗”等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修辭。ALU的領導人之一布雷特說：“如果你能在亞馬遜建立工會，那么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工會。因此，所有權力都歸工人階級所有。這是勞工運動的巨大勝利，工人們為自己的工作場所建立工會，組織并把權力放回工人手中。”
令人欣喜的是，我們在ALU斗爭過程中看到了美國左翼的積極參與，并發揮了重要作用，ALU的兩個骨干成員Maddie Wesley和Justine Medina就是此次左翼力量參與工會運動的典型代表。Wesley 2020年畢業于康涅狄格州的衛斯理大學，在校期間就曾參與過維護校園后勤工人權益的工作。在勞工律師戈德斯坦（他在推特回應了斯莫爾斯的求助）的邀請和勸說下，她放棄了和大型工會合作的機會，應聘到亞馬遜倉庫成為一名工人，以“salt”（指專門幫助工會和工會工作的人）的角色參與到工會工作中，并承擔了核心的組織工作。她說：“這是一場以工人為主導的運動。這是像我們這樣的人夢寐以求的事情——一場真正以工人為主導的運動，反對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之一。”Medina是美國共產黨黨員、紐約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的聯合主席，她于2021年4月主動加入亞馬遜成為一名包裝員，并作為“salt”參與了亞馬遜工會組織委員會。她承擔了大量的組織工作，推動志愿者進行與工人一對一的當面交談和電話聯絡，借此對倉庫工人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動員。同時，全國各地的許多美共基層俱樂部都動員起來進行電話聯絡工作，數百名美共黨員、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的成員自愿代表 ALU 幫助接觸工人。Medina還推動組織委員會的其他人討論了著名勞工領袖、共產黨員威廉·Z·福斯特的《鋼鐵行業工作組織方法》一書，并將其分發給工人閱讀，試圖借鑒左翼運動的組織策略，利用已有的歷史資源推動當代運動的發展。
由此可以看出，左翼積極分子的深度參與在ALU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對工會和左翼運動來說都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標志性事件。近年來，美國社會愈發極化的政治境況接連不斷地為工人運動的政治化提供著契機?？梢韵胂?，未來新一代工會運動的發展將是工人運動與政治斗爭合流、進而被重新刷上紅色底色的過程。與此同時，ALU的勝利也再次提醒美國左翼，要想獲得真正的權力和影響力，就必須扎根基層，在工作場所把工人組織起來，并充分利用自身的歷史資源去支持工人運動的發展。左翼的復興必須建立在修復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脆弱聯系基礎之上，ALU的勝利為如何以新的條件與工人打交道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站在歷史的當口，我們無從得知自2020年疫情、2016年大選甚至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新興左翼工會運動是否會成為美國勞工史上的一道分水嶺。但毫無疑問的是，在半個多世紀的低潮后，新一代基層組織者們面前再次出現了那個遙遠的可能性：他們能夠贏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正如克里斯·斯莫爾斯所說：“我們仍處于起步階段，所以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去學習。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學到的是，沒有什么是我們不能做和克服的。我們希望有組織的勞工了解的是，新一代。與過去的方式相比，我們想要以一種新的方式做事。我們會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我們的方式可能不會一直看起來很漂亮，但它是有效的。”
參考資料：
《強勢工會是企業噩夢》
《舊面具，新斗爭：美國工會運動的死與生》
《一個失業工人對亞馬遜的兩年“復仇”》
《伯尼•桑德斯:ALU的勝利引發了一場全國性運動》
《大衛與歌利亞之戰：亞馬遜工人成立工會后將迎來怎樣的挑戰？》
《工會運動初顯成效：亞馬遜工人運動將迎來怎樣的前景？》
《How Can We Unionize Amazon Everywhere?》
《The Amazon Union Success Shows Why the Left Needs to Focus on Labor》
《How We Did It》https://www.cpusa.org/authors/justine-me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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